张宏杰：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关心自己

　　林喦，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渤海大学，教授。

　　张宏杰简介：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博士后，正高级职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明清及近代史、国民性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共发表论文四十多篇，其中CSSCI收录5篇，国内核心期刊25篇。出版《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学术泛学术类专著7部，有多部作品在韩国及港台出版。在《当代》、《天涯》、《钟山》等文学刊物发表大量文学及历史类作品。在《当代》开设《史纪》专栏。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辽宁文学奖”等文学奖项，并获得2006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散文家奖”提名。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在全国多地讲坛做过百余场学术报告。

　　我是从一部名叫《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历史文化散文专著开始认识张宏杰的，因为他与我同龄，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生人，看到他的这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品，使我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横生敬佩之心，于是，我成为了他的义务广告推销员，当有人让我推荐一些可以阅读的书籍时，我会在历史方面的作品中推荐两部作品，一部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部就是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后来，我陆续读到了张宏杰的几部作品，包括《读史与论人——千年悖论》《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做天下很累》等等。他的诸多作品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与国民性的问题，他会用张宏杰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去书写历史上的诸多所谓大人物、大事件，更显得鲜活、生动，更赋予一种新鲜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与我们接触到的历史书上常规性记载的所谓真实的历史相比更具有了真实感与真诚感。我不能说张宏杰还原了历史，但至少在读其作品的时候，让读者更加感觉到了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历史，“历史”在他的笔下更具有了一种复活性的合理性，更富于启迪性。我们不能一味地赞扬什么，也不能一味地贬低和否定什么，每一阶段的历史和每一个在历史上存在的人物都有其特定时期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作家莫言在张宏杰的《读史与论人—千年悖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一书的序言《当历史扑面而来》中曾这样评价过：“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性、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这样评价中肯而深刻。

　　有幸认识张宏杰是因为他曾经在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短暂工作过，后来他去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去清华大学做了博士后，我们同事过，有过几次面对面的交流，在与他的交流之中，我感觉到这位聪明绝顶的家伙内心干净而纯洁，不圆滑、不世故、甚至有些不谙世事;但他做事坚定而执著，甚至有一股子轴劲儿，在他的脸上，常常镌刻着一种叫做沧桑和深刻的东西，因为有这样的一尊面容也就有了上面我所说的诸多作品。在这里推荐他的一篇抒写青涩与艰辛、执著与激情的文学青年心路历程的文章，题目为《我的文学青年生涯》，值得一读。

　　林喦：宏杰，你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七张面孔，也就是七个人物：一个皇帝朱元璋;一个篡位者朱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太监魏忠贤;一个造反者张献忠;一个叛徒吴三桂;一个忠臣郑成功。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里的七个角色，每一个都演得活灵活现而又身心交瘁。你是怎样在你当初作为一个银行职员的工作环境中想写这部作品的?为什么选择了明代和明代这几位人物?

　　张宏杰：因为明代是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出了很多特别复杂，特别好玩的人物。我发现，大汉奸大叛徒吴三桂其实是个一个美男子，血性男儿，一个英武绝人的性情中人。吴三桂不仅外貌俊美，还是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视荣誉如生命的忠臣孝子;魏忠贤是个憨厚粗朴待人真诚的“傻子”，这个“傻子”原本胸无大志，到52岁了还满足于做一个“伙食管理员”;所以我起初的动机是写人性。不管好人坏人，他首先是人。中国的传统是把一个人神化和鬼化，就是不能做为一个活生生的生活中的人去看。有人说，中国历史与其说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涂饰都会留下痕迹，沿着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复原为人的面孔，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同时这个朝代也是中国历史性格的典型代表，所以也有一些内容是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思考，比如对朱元璋、张献忠的评价就不只停留在个人性格的分析。“写朱元璋，分析了中国专制主义社会的性格，写张献忠，有不少篇幅在重新评价中国农民起义的作用。”

　　林喦：历史是一面镜子，你写了诸多的历史人物，肯定不是为了整理国故，你想表达什么呢?或者说你的创作观念是什么呢?

　　张宏杰：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思想性和批判性。可以说，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工作，思想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已经几乎取代了文学的作用。

　　“历史吸引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是人性展示的广阔舞台。在历史里，人性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历史比小说更好看。

　　另一点原因，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由历史塑造的。今天社会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果不读懂中国历史，你永远不会懂得中国现实。

　　目前的大众历史热潮中，存在以下几类作品：一是我和吴思先生这一类。在目前的大众历史热中，我想我和吴思先生的共同之处可能会多一些，那就是我们都更多的关注历史的“启蒙作用”。 大众历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埋藏在图书馆和学者书斋中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可供大众享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它应该带给公众一种新的观察历史的角度，激发起公众对历史的关注，并在一个广大的、比较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中国的现实。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成果通过历史类作品传达给大众。二是当年明月、易中天先生这一样。他们在轻松愉悦中普及历史，功不可没。这一类读者极其庞大。三是借历史热传达负面文化价值的作品。这很令人警惕。比如一系列帝王戏，历史剧，都是将当前现实中百姓关心的各种社会热点问题改头换面移植到剧情中，然后借用明君贤臣的力量将这些问题一一解决。这些作品明显表现出对人治的好感，对权力的崇拜，对帝王权力的信任。希望康熙"再活五百年"说汉武帝"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这是毫不掩饰的“文化献媚”，我为这些人感到羞耻。

　　有些读者称我的作品为“翻案文章”，称我的写作是“颠覆历史”。我想，他们不过是借用了这个熟悉的名词而已。事实是，愚蠢的、不近人情的叙述方式过于泛滥，因此，一个稍稍正常的声音听起来也许就更引人注意一些。如果说“颠覆”，我想，我颠覆的是接近历史的心态。我接近历史中那些“鬼”或者“神”时，并没有心怀恐惧，我坚信他们不过是“人”。

　　林喦：现在，你的诸多这品很有影响力，也有自己的读者群，在学界很多人认为你的这品无法用现代的小说、散文等规范的文体进行总结和概括，因此，就有的说是“跨文体写作”或者称为“历史散文”“历史文化散文”，我个人觉得用“历史文化随笔”更好，是不是这样的方式更灵活，更易于你自己对历史的认知、个人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更利于你的语言风格的表现?

　　张宏杰：我的写作风格是没有任何预设，完全是随心所欲，自然形成的。我想，我的文学青年阶段形成的比一般历史写作者更多的文学气质，但与此同时，又有叫真态度，对真相对细节准确的叫真，结合起来，就成了这样的一个风格。

　　有人说这种写作是所谓“合金体”，指的是我的写作跨文体写作，掺杂了大量小说式、历史报告文学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写法。有的评论说，“在叙述中，他表现了一个高超的小说家的技巧，有意识地强调了情节的设置。张宏杰史论文字叙述的流畅、情节的开合、语言的力度，所带给人的，是小说式的阅读快感。”“他的作品在纪实与虚构、文学与历史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支点，语言丰盈而鲜活，深刻而精当，张宏杰的跨文体风格，在艺术上有所创新。”

　　读者们对我的诧异集中在两点：一是年龄，二是职业。许多人都说，一直以为你至少是中年人。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学财经的我把笔伸向了历史。

　　他们的表情说明，历史是一个年深日久堆得下不去脚的旧仓库，缺乏耐心的年轻人和没有专用工具的非历史专业者应该被挡在门外。

　　确乎如此。上中学的时候，历史是我最讨厌的课程之一。这门本来可以写得和教得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从头到尾罗列着重大事件的概述、意义、年份、地名。这些干巴巴的内容被用来做填鸭的饲料。这种教育方式，就象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地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而大部分学术著作也好不到哪去。我认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好玩”。常常使我奇怪的一件事是，为什么学问到了某些中国学者手里，就单调呆板，变成了概念、意义、材料的集合。而洋鬼子们的那些学术名著，却大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甚至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中国式的学术研究包含了比西方多得多的目的：政治、意识形态、职称，可是往往唯独缺少了一项：兴趣。

　　因为如此，绝大部分读者眼中的历史面目可憎，或者是《二十四史》式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并且佶屈聱牙。一提起历史，许多人都敬而远之。不过，我碰巧遇到了几本好书，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

　　在我高考的时候，财经是热门，所以报了自己并不特别感兴趣的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大学四年我基本上是在学校图书馆和大连市图书馆渡过的。白云山路幽静山谷里那座巨大而优雅的米黄色建筑在我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大约一九九一年前后，我在那里读到了这样几本书：格鲁塞的《草原帝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这几本书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伟大的学者们讲述历史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那样迷人，看看《草原帝国》的作者是怎样开始他的序言吧：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化为废墟……

　　还有《万历十五年》那洋洋洒洒的开头。这种散文式的叙述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这四年对我的写作关系重大。如果你机缘巧合，踏进了历史这座旧仓库，你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有人说，中国历史与其说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抽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但是，再高明的修改和涂饰都会留下痕迹，沿着这些痕迹探索，把那些被神化或者鬼化的人物复原为人的面孔，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事实上，在我眼里，历史是个好玩的、多姿多彩的、甚至迷人的东西。

　　甚至，我要说，我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个活着的海洋，而不是一片干枯的标本;是一位性感的姑娘，而不是干瘪的老太婆。历史是戏剧，是诗，是音乐。

　　做为一个曾经被历史教课书折磨的学生，我经常站在“普通读者”的立场去考虑我的写作能否在传达见解的同时，给读者带去阅读快感。因此，我的写作过程既是坚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过程，又是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讨好我的读者的过程。我坚信，面对“普通读者”，并不妨碍我写出有份量的好东西，或者说，更有助于我写出好东西。

　　我一直十分尊重读者们把历史讲得轻松、好玩、有趣的要求。打个比方，历史事件在史书中已经被风干，成了脱水食品。我的努力就是给这些食品浇了一壶清水，让它们又一次翠绿可人。

　　林喦：随着纸质阅读的人数下滑，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传统意义上纸质表述的文体(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所投入的热情越来越少，而你的作品却在这种情况下有如一股子清泉，渗开人们的阅读心扉。富于个性的文笔与极为流畅语言，尤其是在行文中透射了你个人的智慧和对历史的具有非一般意义上的个性化思考，给人以启迪和“换了脑筋”的感觉?是这样吧?

　　张宏杰：在很多国家，历史热是一直存在的，历史类图书经常会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在美国，可以让公众完整地了解过去，但又没有因迎合大众而丧失史学写作的品质和品味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美国有两个奖项在历史学家圈中影响很大，一个是著名的普利策历史类奖，另一个就是历史悠久的Bancroft奖。美国有一种“公共历史学者” ，英文称谓是“public historians”。公共历史学者本身也是学院派出身，受过严格和良好的专业学术训练。只不过他们面对的对象是大众和其它专业人士，他们讲的不是所谓的Popular History (大众史学)，还是正经的、严肃的历史知识。我想，中国以后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目前，中国社会的这种需要，多是被“百家讲坛”和科班的或者自学成才的大众历史作者代替了。

　　我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大众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阅读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我们这个民族的坐标，更清楚地判明民族的前途。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为我们生活的共同体出谋划策了。自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以来，我平均每天都要收到两到三封普通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中，不乏认真、成熟的思考，有的思考成果让我深受启发。由此我认识到，因为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思想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由我们这些“业余写史者”用通俗的方式来传达“史识”就更加重要。我十分愿意做这样的事，也期待着读者与我进行认真的交流。

　　林喦：很多人喜欢挖掘历史，中国绵长的历史也给后人提供了无限挖掘的可能，无论对历史上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的事件。影视喜欢戏说历史，小说家喜欢翻新历史，散文家也不例外，比如余秋雨，比如王充闾。而你也同样在挖历史的古，但你的挖古确实与众不同，你是如何阅读和搜集历史资料的，并这样在历史的资料库里梳理和选择、提取想写的人物和事件呢?

　　张宏杰：虽然从事的是通俗历史作品的写作，但是你的写作一定要，或者说要竭尽全力做到提供史料的真实可靠。我的作品，结论也许让人感觉新鲜、另类、富于颠覆性，但我所依靠的是其可信度被经过严格考验的历史材料。

　　作为“非专业”的历史类读物写作者，许多探索当然是站在他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的，幸运的是，这几年来，我能越来越多地看到有性情、有风骨、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作品。许多优秀的作品对我都有帮助。同时，别人消化过的史料毕竟不能完全适合我的需要，我还不得不大量搜寻使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中国历史史料的丰富是世界罕有其匹的。特别是大量野史的存在，给作者们使用史料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我在使用史料时分外小心。我每写一个人，会尽量收集到所有与他有关的史料，并把多种资料进行对比，从来不会使用那些涉嫌夸张、穿凿的小说化的野史，虽然也许他们对我塑造人物很有用处。

　　林喦：你说过，“历史比小说更有趣”，其实，我认为，小说是文学的小说，而历史是人类的小说，你把历史讲的很有趣，也很好玩，你与自己的写作标准。

　　张宏杰：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 追根溯源是每个人的本能，讲古叙旧是一种滋味浓厚的娱乐。当下的“历史热”的兴起，其主要原因是“写史者”的非历史专业背景，通过他们的写作“大众”首次得到“历史写作者”的尊重。而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写史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

　　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我这样的“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我尽力去表达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我试图通过一些重要的面孔去“勘测历史的乖张与诡异”，用现代意识来还原历史深处的人性奥秘，凸现生命个体在历史文化困境中的无奈、尴尬和妥协。我试图展示了历史——这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恶作剧的超级爱好者、视万物为刍狗的麻木不仁之辈——为人性设置的千奇百怪的困境，以及人性在这些境遇下表现出的复杂。

　　林喦：《中国人的性格历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是你的几部“历史”专著以外比较特殊的一部，应该说，这本书从世界、中国的大世界观和历史观角度，对中国人与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以及犹太人民族性格，历史与现代的发展脉络，梳理了中国人国民性的问题，文中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质疑、探寻和反思。

　　张宏杰：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如果你不信，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的“注”中就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 ·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这样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象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的光芒最灿烂的时代。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两个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春秋时代的侠客们天马行空，无视法律规范，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而《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却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四十五回钻天鼠卢方初次见到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春秋时的侠客傲视王侯，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而《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类宠物式的命名，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我们来看一看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的原创力不再，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者高昂明朗，或者雄浑壮大，或者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和生活化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宋代以后，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以诗写得象唐或者象宋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明清五百年的诗坛，没有一点激情和冲动，没有一点真性情，甚至没有一个真表情，除了纳兰容若外，居然没再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了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和一个变质罐头的差别，或者说是石墨与钻石的差别：虽然同是由炭原子构成，性状却已经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这个变化的过程，为什么如此?因为专制制度的演进。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种制度。为了让这一家一姓能够千秋万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尽最大可能地压缩社会其他人群的权利和利益，尽最大可能地消灭一切对专有权力的觊觎和挑战，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稳定，保持现状，防止社会发展变化。套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

　　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

　　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停滞”“僵化”，正是专制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正反映了专制技术不断发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因此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柏杨、龙应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认定中国人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治愈的“过滤性病毒”。报刊杂志上，关于“国民性”的案例和报导每每引起全体中国人的热烈讨论。当然，也有人说，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是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对中国人“精神殖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不论如何，“国民性”已经成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词汇，殆无疑义。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国民性深恶痛绝。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坚信，只有彻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国人才能浴火重生。鲁迅、柏杨、龙应台，一代代精英杜鹃啼血，反思、批判、痛骂甚至诅咒国人的劣根性;从梁启超、陈独秀到胡适，各派知识分子们苦心积虑，提出种种国民性改造方案;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一代代掌权者更发起多次运动，或者“训练民众”，或者强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闪念”，试图塑造一代全新的中国人。可惜，迄今为止，梁启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国民性缺点，大部分还鲜活地扎根在社会深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事实上，这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成功，或者说现代化的久而无功。

　　从梁启超到鲁迅，国民性问题仍然被简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个人与社会本来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个人的行为固然会影响社会，社会环境更有力地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然而，从严复、梁启超直到鲁迅、陈独秀，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单向决定论”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实是中国传统“心学”的另一个变种。当1916年到来之际，陈独秀仍然满腔热忱地向国人呼吁，人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进而“以新国家，以新社会”，而使“民族更新”。几个月后，李大钊也向中国青年发出了自觉再造自我的呼吁：

　　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

　　毛泽东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毛泽东用心之良苦。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今天为止，国民性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某些方面似乎还有所退步。梁启超说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

　　人性是不变的，或者说人性中有无限的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会趋向不同的发展。恶的制度纵容人性中的恶。用胡适研究者邵建的话来说：“很显然，一个说谎成性的体制肯定养成国民说谎至少是不说真话的习惯，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一个‘萨达姆’+‘萨哈夫’式的体制，反说自己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那么，你怎么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中的一般人会说真话呢?他不用计算，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这时,‘卑怯’之类的国民性批判再尖锐再深刻也没用，要紧的就是要改变这个‘卑劣’的游戏规则。”

　　把所有的事情都混到“人性”里谈，没有意义。从制度和文化角度思考才有意义。胡适说，好的制度最大功用，就是能约束人性中的恶：“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为恶”。“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胡适这一思想的源头显然来自西方。胡克尔说过：“除非假定人的劣根性比野兽好不了多少，并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以规范人的外部行动，使它们不致妨碍所以要组成社会的公共福利，除非法律做到这种地步，它们便不是完美的。”

　　林喦：对于当下的作家而言，写作实在是一件清苦的事情，出书也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情，很多作家都拘囿于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之中，但一位作家的作品一旦被影视剧所用，就感觉有了出头之日，所以很多作家也就触电做了编剧。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你在2012年5月份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也让你触电火了一把，谈谈你上百家讲坛的感受?

　　张宏杰：首先我不愿意用“上”这个词，就是一档传播节目。而且做《百家讲坛》和“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几年这个节目已经不那么“火”了，印象中这几年没再出过什么影响特别大的人吧。

　　不过应该说我录制这个节目是很认真的。我很重视大众传播，我没有书斋情绪，似乎一面对大众就降低自己似的。我愿意面对大众，尽可能地传播自己的思考，用大家喜欢的方式给他们讲我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我感觉这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好事。

　　《百家讲坛》编导打来电话，我讲的《成败论乾隆》(上部)的收视率超过钱文忠先生的《百家姓》和阎崇年先生的《大故宫》，居今年上半年收视率第一。说实话，没想到会获得这样高的收视。

　　录制百家讲坛，心情谈不上什么激动，因为八年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柴静就建议我录百家讲坛，但是因为与那时的编导思路不合，我拒绝了那次机会。录百家讲坛和出书一样，都是为了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读者。在《百家讲坛》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传播我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这是做一切事情的前提，我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我的想法来讲，都要有一个取舍。但是我是有一些坚持的，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林喦：写作现在成了你的职业，我感觉你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

　　张宏杰：我的生活一直很简单，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跑一圈步后回到家里，洗个澡，听一楼人都走空了，泡一壶茶，揿开电脑，看着茶雾升起，听着电脑“沙沙”的启动声，整个房间就像坐在古墓中那样安静。每当这时，我就深深地感谢世界，感谢世界对我这样宽容。

　　我一直想写一个关于近代史的东西，比如重点反思义和团的思维方式，但是什么时候能写出来，能不能出版，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