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明事理拒张扬的慈祥老人

　　一

　　杨绛先生走了，按说寿高百零五福终，在民间称为喜丧，但内心还是无限伤感。近几年老人听力极度衰退，每逢她生日或新年，我都是通过服伺她的梅月阿姨，转达我的祝福。今年春节，电话中得知老人身体依然康健，我备感欣慰。入春后，时常关照她的傅研医生(已故施咸荣儿子施亮之妻)发现老人饮食欠佳，就将她接到自己主管的泰康老人公寓休养，情况一度好转。但不久出现肺部及肠道异常，随即转送协和医院。此病虽非绝症，但毕竟年迈器官衰竭，终至不治。

　　杨绛去世后，对她的人品和学识，学界无不交口赞誉和深深怀念。但网上也出现一些杂音，如说她的与世无争，是“隐秘的利己”。还说她的低调，是什么“回避现实的自保意识”。我与杨绛相识三十多年了，彼此既是翻译界的同行，因为我上过清华大学经济系，所以她又是我的前辈校友，有时也常同她回忆清华园中的往事。在我的心目中，杨绛无疑是我由衷崇敬的良师益友。我与杨绛交往的经历，有些虽年代已久，但仍历历在目。她饱学广识,但名人也会有偏见：她有过人独到之处，但也有常人的某些不足;她注重克己自律，但有时也难免会有凡人的俗习。所以对她盲目膜拜，或刻意抹黑，都不是对逝者应有的尊敬与怀念。我觉得，杨绛身上有种难得的高尚情操，表现在：与人为善，绝非不讲原则：是非明白，只是无意张扬。几十年来，她同我一直保持函电来往，我受过她夸奖，也挨过她的批评。本文只就我的记忆，回顾几桩与杨绛交往的故事。

　　二

　　1979年我奉命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期刊。我前半生跟文学从不沾边，在外语界更毫无人脉，所以极力想延聘名家当编委，好得到专家的指点。经戈宝权先生介绍和力劝，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均破例接受出任《译林》杂志的编委。当我把拟请编委名单送给我的顶头上司审批时，此人长期搞政治宣传，根本不了解钱钟书夫妇在学界的成就。他问我：“杨绛是什么人?”我答：“是钱钟书夫人。”他说：“这不是开夫妻老婆店。”随手就把杨绛名字删掉了。在那个年代，上司的决定，我只能照办，无奈自编个理由，说《译林》刚创办，编委想分批聘请，等下一次再请杨绛。谁知不久就收到钱钟书退回的聘书，说他们夫妇“才疏学浅，难当重任。”这一下我那位顶头上司又急了，要我再去聘请钱杨夫妇。这可把我为难煞了。没办法，只好写封认错检讨的长信，托戈宝权务必亲自上门，替我再请钱杨夫妇。算我运气好，这二次请驾居然成功了。事后我问戈宝权，你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他们二老再次同意受聘，他答称，是杨绛看了你的长信说，这事就别为难李景端了。也许正是出于“别为难我”这样的慈心善意，杨绛不仅为《译林》的发展出了很多力，我自己更是从她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教益。

　　已经为文化界许多人熟知的“译林事件”，就是明显一例。1979年末，《译林》创刊号，因刊登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被冯至先生写信向胡乔木同志告状，批评《译林》“趋时媚俗”、“五四以来出版界从未有过的堕落”、“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这种极左的不实指责，遭到我们以及文化界许多人的抵制。后来在胡耀邦和王任重同志的干预下，江苏省委对《译林》没有追究，冯至先生也把江苏出版局副局长陈立人和我，请到他家里向我们表示了歉意。但是他对《译林》译介西方当代通俗文学的偏见并未改变。在他的影响下，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外国文学圈子里不少人，形成了对《译林》封杀的态势。

　　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对冯至先生这种做法十分不满，认为《译林》介绍反映社会现实的通俗文学没有错。他们俩不仅破例接受出任《译林》编委，并在给我的信件中，多次表达对冯至不满的态度。如说“没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还有人搞大国主义”、“那些权威根本不懂什么是文艺社会学”等。为了表明与这股封杀《译林》的势力有别，《译林》在扬州召开编委扩大会之际，钱钟书和杨绛还极为罕见地联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支持《译林》的贺信。

　　到了1999年，我在出版《波涛上的足迹》书中提到这桩往事时，考虑到冯至先生已经作古，因此没有埋怨他，反而写了一些为他辩解和敬仰的话。哪知杨

　　绛读到后特意用毛笔字给我写信，指出我在书中所说，实乃 “皮里阳秋”。起初我还不懂这句成语的含义，查了词典之后，才明白杨绛是说我在书中所说是言不由衷。由此可见，对于冯至“告状信”这一旧案的是非，我确有心里明白装糊涂之嫌，反而是杨绛，是非之别，几十年也没变。

　　三

　　许多人都知道，钱钟书有点清高自负。在他给我的信件中，确实对陈冰夷、卞之琳、吴晓铃等人有批评的话。并叮嘱过我，不可对他人言。在社会上出现“《围城》热”之时，有人出高价想买我收藏的多封钱钟书信件，均被我拒绝。杨绛获知后，对我肯定说：“你做得对!这是钟书对你说的私房话，是他对你的信任，不能拿它卖钱，这是做人的原则。”这话我记住了，杨绛生前我也坚守了对她的承诺，至今从未予以披露……

　　钱、杨二老远离沽名钓誉的事例很多。有一阵，出版界刮起“傍名人凤”，出书常尽量与名家挂钩。有一次，有出版界朋友想出版一套《优秀女作家作品选》，知道我与杨绛熟悉，就托我向杨绛请求，希望得到她作品的授权。杨绛问我都有哪些女作家，我说大概有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人吧。她立刻回绝说：“我既不是优秀作家，也不是书香淑女，更不想引发争议，这事别找我吧。”我知道她有自己的原则，多讲也没用，只好作罢了。

　　四

　　有一次我去看杨绛，正好那时市面上出现好多种署名季羡林主编的套书。她对季老自然很了解，对我说，季羡林乐意帮助人，现在年纪大了，太好说话，经不住别人缠说，就容易答应当这种主编。也有人找过我，都被我拒绝，我不做这种只挂名的事。那天我还问她，别人向清华捐钱设立奖学金，都署自己的名字。钱先生和你也向清华捐了那么多版税稿费，为什么没署你们的名字，只用“好读书奖学金”这个名称?她答，我们希望学生们要记住的是“好读书”，而不是我们的名字。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一直反对无锡建立“钱钟书故居”。不料当地还是执意建立起来了。杨绛一直未予承认，并拒绝向他们提供钱钟书遗物。她曾对我说，无锡的那所房子，是钱钟书叔父家的，不是钱钟书的故居，里面摆的什么床，根本不是我们睡过的。更令杨绛反感的是，有一年社科院有个单位，要在无锡“钱钟书故居”举办一次有关钱钟书的研讨会。杨绛得知后不但不支持，还较真起来，特意写信给院领导，表示“故居不实，开会不当”。有次在她家说起这件事，我说：“你白写信了，人家故居照办，会议照开。”她显得无奈地说：“我无力反对，但我不能自己骗自己。我的态度表明了，别人听不听，我就管不了了。”

　　我还知道，曾有人想出版《钱钟书藏画集》。杨绛说，出版藏画可以，但别挂钱钟书之名。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钱钟书传》，杨绛当即写信给我，说该社出版此书，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后经我了解，此书内容系钱钟书堂弟提供，内容基本真实。我如实禀告杨绛后，她坚持说，钟书不想为自己立传，要我转告该社别再印了。他们家一直住在三里河旧房的四层，领导上考虑老人上下楼梯不便，几次提出给他们换个有电梯的新房，也都被杨绛婉言谢绝。梅月阿姨告斥我，杨绛资助过好多位穷学生和阿姨老家有困难的乡亲，对此老太也从不让留名。

　　五

　　杨绛宽厚待人的品格，在对待《堂吉诃德》中译本的争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她从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中译本，而且获得西班牙政府授予的国王大十字勋章。但在九十年代，一度刮起了批评杨译《堂吉诃德》之风。先是批评她，把一个形容雄壮无比的女汉子形象译为“胸上长毛”，是明显误译。随后更有一位西语教授批评杨绛译本“任意删节”，是翻译的“反面教材”。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有点过分，曾电话向杨先生求教。她先是叫我不要去辩解，但在我多次请求之后，她才函复我。大意是：译成“胸上长毛”，是考虑到作者对这个人物带有调侃的语气。至于她的译本字数比别人少，是她参照了唐朝刘知己对文字的“点烦”，在保留原意前提下，删去了多余的赘文。

　　得到杨绛的解释后，我立即发表了《学术批评切忌扣帽子》一文，替杨绛辩解。随后有好多位翻译家，也在报上对杨绛表示支持。联系那时有文章对傅雷、朱生豪、董乐山等名家译本的批判，提出要抵制“刻意挑名家之错”这股歪风。就在许多人以为，这场争论大有扩大趋势之际，杨绛突然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不要小题大做》一文。文章写道：“董燕生先生对我的批评，完金正确，说不上‘歪风’。世间许多争端，往往出于误会。董先生在西语方面完全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我生得太早，已成了他的前辈。他‘不畏前辈权威’，勇于指出错误，恰恰是译界的正风，不是歪风。”同时文章指出，是我主动向报界透露了她的一些看法，并非她要为自己申辩。表示欢迎大家对自己译文的错误提出批评，希望不要再为此事争论。杨绛如此高姿态，果然没人再提这件事了。后来我上北京去看望杨绛时，她还笑骂我：“就你多管闲事!” 尽管我不认为我这是多事，但我领会老人家与世无争的宽厚态度，自然也默然接受了她的批评。评论译本的争议，这本来是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可贵的是杨绛面对批评的谦逊态度，这一点，值得译界敬重与弘扬。

　　六

　　通常人们常以为，像杨绛这样有学问的学者，总是不苟言笑，整天一本正经的模样。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施咸荣的儿子施亮对我说过，前几年他患耳疾，听力下降。有年春节，他和妻子上杨绛家拜年。因为杨绛也有听力障碍，就热情地教施亮做改善听力的保健操。老人不但口授，并亲自做示范动作，还要施亮妻子监督丈夫坚持做。施亮说，老人那副随和神态，就跟邻居大妈毫无两样。

　　这一点我也有同感。2007年国庆前后，白先勇邀请影星林青霞、以及香港金圣华和我等友人，到北京新开张的国家歌剧院，观赏他策划演出的新编昆曲《牡丹亭》。青霞仰慕杨绛和季羡林两位大师的学术造诣，意欲前去拜访。她得知我与这二老均熟悉，就托我代为引荐。后来青霞与季老的会见，成了文坛一桩佳话。遗憾的是，当时杨绛被她侄女陪送大连休养，使青霞与她失之交臂。事后我上杨绛家，转达了青霞对她的问候，并代送给她一盘青霞演出的光碟。交谈中，杨绛问我：“林青霞是不是就是跟孙连仲儿子谈过恋爱的明星?”我答是呀。”心里奇怪，老人竟连秦汉的父亲都知道。随后又聊起了台湾文化圈里一些人的话题。杨绛对我说，以前她也看一些通俗文学，像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周瘦鹃的小说都看过一些。但对琼瑶小说不大爱看，觉得太煽情。还说她以前也听邓丽君的一些歌，后来因耳背就不听了。那次聊天给我的印象是，老人虽然深居寡出，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其实她不仅涉猎广泛，而且兴趣也是多方面的，她就跟普通人一样，同样有着相同的喜怒哀乐。

　　上述种种，虽不能勾勒出杨绛为人的全貌，但足以说明，她不愧是一位明事理、拒张扬的慈祥老人。她的优秀品德和高尚风范，必将永远留在后人的怀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