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袁世凯的问题在于没有确定国家根本方向
来源：共识网
作者：马勇
主持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马勇老师，很多人很熟悉，他在晚清民国方面著述颇丰，在很多话题上属于权威。掌声欢迎马勇老师。
一、袁世凯这代人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引领者
1.现在的中国仍然处于大转型时期
马勇：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关于袁世凯和民国初年的政治走向，这些年我也做这方面的研究，一个月前我在河南大学讲过一次，当时给的题目是《袁世凯和清末民初的政治架构》，一晚上讲了大概不到三个小时，但是只讲了晚清部分。河南大学有好多老师是研究袁世凯的，《袁世凯全集》也是他们出版的，他们说我讲得比较细，讲了两个多小时，后来还有互动，但是只讲了晚清部分。这次讲民国初年，正好和我原来讲的有一个上下篇了，上次讲的前半部分，这次讲后半部分。
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今天的历史是过去历史的结果，又是未来历史的前提。历史没有办法截然分开，今天之果来自昨天之因。我们还知道，人类历史数千年、数万年并不一直发生质变。质的变化并不多，更多时候都是因循。人们常说，历史并没有多少新鲜事，今天的历史的不过是在重复往昔的故事，大意就是历史的进步、进化并不发生在每时每刻。人类历史在社会性质、人类生活方式没有发生质变的时候，就是在同一历史框架中重复昨天的故事。这是历史的常态。许多人所说的历史创造，其实只是给历史增加了许多新的名词、概念，并不总是促动质的变化。
过去几十年，许多历史学家都在反思严复等人所传播的进化论，怀疑进化论所讲的许多道理可能有问题。其实严复讲了之后不久，中国的思想家也并不认为进化论绝对正确，像章太炎就反对，后来鲁迅也反对，鲁迅就认为年轻人并不一定比老年人更好。这是很重要的看法，历史也并不是后面一定比前面进步了，其实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着。
民国初年和我们现在，从大的问题上看都是处在中国历史的大转型时期。也许我们今天并没有感觉到转型，好象还和过去的几十年差不多，但实际上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脉络当中来看，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就是处在大的转型期。如果再放开来看的话，大概有五百年历史，从传统中国中走出来。这里面本质性的东西我们原来研究过，就是从原来的农业文明到西方的工业文明之后，能不能在中国原来农业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一个工业化的东西。那么工业化一定伴随着财产的私有，一定有私权的确立。这一系列导致我们讲的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也包括传统的帝制时代向现代公天下的转型。这是一个整盘的转化，这个转化不是指鸦片战争之后的170年，也不是指辛亥革命之后的100年，实际上当我们在15世纪面对西方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这点在早期中西交流历史的时候看得很明白，我们最近这几年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会发现可能原来对中国古史的判断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原来讲一个封闭的中国，但现在回想的话，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完全封闭的状态，只有大概在“文化大革命”几年是处在封闭状态，但是也不能说对外界一点都不了解，毕竟通过一个“广交会”的体制也能知道外部的东西，只不过对国民而言是一个封闭的状态。这样来看近代中国的转型到今天并没有走完，这个趋势就是要把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一百多年。
2.袁世凯这一代人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引领者
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这一代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近代化的转型引领者。当然他最后想复辟，因此过去一百多年了还处在被污名化的状态。最近二十年来的研究，逐步把具体的东西剥离出来，可以看到袁世凯在近代中国转型当中，像他的老师和太老师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也是中国近代转型中最重要的引领者。清朝的体制是满汉双轨体制，满大臣早期的有像恭亲王，后面像荣禄、庆亲王等等，汉大臣当中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都是汉大臣当中的第一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显然给这个国家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比较早介入国际事务的大臣，1882年，袁世凯受命到朝鲜负责管理和开发，1882年到1894年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他都是朝鲜的太上皇，朝鲜国际事务的交往都归袁世凯负责。当时整个中国外交都在北洋大臣手里，在李鸿章手里，北洋大臣除了几个大国外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东北亚问题。为什么袁世凯在近代中国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因为他很早就介入到了外交活动中。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从朝鲜回到国内，很快就介入到维新运动和练兵中。北洋新军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军队，在这之前是北洋海军，之后就是袁世凯小站练兵，这就使得袁世凯从晚清政治脉络当中慢慢地脱颖而出。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袁世凯是当时少数几个比较明白的督抚之一，当时他是山东巡抚嘛，主张尽早平定动荡，而且他是最早提出要坚定地和列强合作，最大限度减少中国损失，也就是东南互保的几个督抚之一。在经过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一系列事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在晚清政治变革当中属于比较早的君主立宪倡导者和推动者。最后十几年，袁世凯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君主立宪，最后也死在君主立宪上，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并没有把君主立宪一直坚持到底。他从最早推动君主立宪，到最后重归君主立宪，在重归的时候出了大问题。他是清末民初比较早认识到中国可能还是要走君主立宪道路的人。
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君主立宪，1900年梁启超讲得很明白。根据梁的看法，人类历史发展到1901年的时候，世界上的政体有这么几种状况，一个是美国这种共和立宪架构，另外就是中国当时正在实行的君主专制架构。比较新颖的就是最流行的君主立宪。当时在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像英国、日本，这就是君主立宪的架构。君主立宪就是君主仍然是国民的向心力，也是国家的领袖，但是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他要有一个备咨询的议会机构，有一个运行国家日常事务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这就是君主立宪的架构。在转型过程中，1896年中国开始知道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因为日本在1890年就进入宪政架构，1891年日本国会就开议了。后来中国经过甲午战争一系列动荡后，觉得日本的架构很值得学习。之后中国1895年到1898年政治改革就是想走到君主立宪这一步，但是后来因为发生政变就把政治变革给阻止了，到了1900年义和团又把这个事情给阻止了。
这样到了1901年时，义和团事件平息了，要签《辛丑条约》，中国在还没签订之前，清政府主动发现中国的问题可能还是要走政治变革。从《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到《北京条约》的全面开放，到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之后的维新变革，中国的问题在哪？中国和世界太隔膜。我们看《辛丑条约》，看列强对中国的要求和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因为民粹主义和一种不恰当的民族主义太过分，因此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前清政府就发布了一个新政的动议。清政府发布这么一个变革的期待，希望各省督抚能够就中国怎么改革提出建议，袁世凯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合在一起给朝廷上了几个奏折。这几个奏折都在强调什么？强调变革。袁世凯他们一拨人想的是，由于前面1898年政治变革的教训，因此在1901年的变革当中他们很谨慎地不去触动清政府的政治基础，而是在社会层面、司法层面、教育层面去改革。
我们看1901年的中国改革主要就在这几个方面用力气：一个是教育。近代以来教育方面很大的问题就是科举制给改得不伦不类了。科举制不是一个教育制度，却给改成教育制度，最后改得不伦不类。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重建现代教育体制，中国这一点比日本大概晚了四十年，人为耽搁到改科举上去了。第二个政治改造上我们可以看到1901年之后清政府的所谓改革最重要就是地方自治。第三个就是司法改革，要使司法重新建构。在重建司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近代以来怎么解决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就很难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不被突破。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在这个时间段里一直在推动着改革。
3.列强绕过中国处理东三省问题，促使清廷改革
中国缓慢进步到1905年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其中主要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遗留下来的东三省问题，东三省在义和团发动起来之后就被俄国人占了，占了之后中国回头解决，解决了之后俄国仍然没有完全撤军。日本从甲午战争之后向大陆到西伯利亚到欧洲去，这样日俄之间的矛盾渐渐体现出来。日俄在这过程当中发生一次很重要的战争，就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政治精英以很重要的启发，那就是究竟是君主专制还是君主立宪呢？1904年战争进行过程中，朝野之间的区分有点像我们今天朝野的看法，朝廷总认为专制有力量，有效率，你看民主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几百米的高铁修多少年修不完。我们到台湾去访问，知道台北火车站到市内去的那条高架路修了十八年都没修通，没效率，我们京沪高铁说通就通了。确实当时在1904年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精英对于民主和效率、专制和效率的选择也有今天一样的困难，知识分子认为民主是根本，效率可以慢慢去解决。但是朝廷会认为，效率是第一位的，只要有效率其他事情可以慢慢做。
紧接着到了1905年战争的结果出来了，庞大的欧洲帝国俄罗斯败在一个立宪小国手下，更重要的是给了中国知识精英很大启发：日本这个岛国在十年时间内连败欧亚两个大帝国，1894年一个庞大的清帝国被日本打败，1904年一个庞大的俄罗斯被日本打败。事实教育了中国，在这之后中国的变革就比较顺畅。我们总以为中国的变革很难，但实际上不论朝廷还是民间，在事实面前转型还是比较快的。但没有这个事实的时候，想推动改革就很难。所谓事实就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不到一个星期，朝廷就说变革，而且还没反对的声音，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使他看到只有变革才有活路。《北京条约》也是，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签订完了之后朝廷就马上变革，因为事实教育了你。1904年到1905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就是专制帝国打不过立宪帝国。
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精英又遇到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虽然从我们今天去看，可能只是偶然性。因为本来东三省主权属于中国，任何人到东三省去打，打完以后善后安排应该和中国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是当事国嘛，就像我们今天讲南海问题，中国是当事国，但是别的国家却可以绕过当事国把事给办了。当时1904年战争打完之后，外国在处理东三省问题上绕开了中国，因为没法和中国去谈。这种状况也使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外交精英觉得很尴尬，为什么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日本、美国不愿意和中国谈呢？因为体制性差距太大，说不清楚。外交官们就分析他们瞧不起中国的最重要原因，就因为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体制性的障碍，没有体制性的优越嘛，只能自信但是不能他信，你的体制要他信才行。那么在1904年底的时候，中国的外交官建议：哪怕我们纯粹因为东三省主权的问题，也应该进行政治改革。本来这是个很机会主义的建议，朝廷想这个事情也对，不改革好多问题没法介入讨论。
由于那时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机会主义的判断，清政府派大臣出洋考察的时候就大张旗鼓地宣传，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要变革了，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下就惊动了革命者。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我们觉得革命者就应该推动改革嘛，但是当清政府真的主动说我要改革了，革命者马上就反对，这个好像是我们今天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吴樾在前门火车站炸出洋五大臣，这一炸之后吴樾当然是牺牲了，但是它造成的结果也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吴樾是希望通过炸弹来阻止清廷的改革，但是清廷的官僚阶层就分析，原来革命者也害怕清廷改革。因为这么一种状态，五大臣出洋考察使中国的政治变革在1905年时快步往前走。前面耽搁了几十年说不变，但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回来以后，1906年的8月份，清廷就开会说要变革，中国有时候觉得变革很难很难，其实到关键时候非常快，8月25号开会决定要变革，等到9月1号清廷就正式执行。当然正式执行时有很多问题，当时袁世凯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应该确定一个12年的立宪体制，看看能否用12年的时间把国家带到立宪国家上去。当然我们现在马上120年了都没有走到立宪体制上去，但当时提出12年都已经觉得很漫长了。但今天想想，可能当时慢慢地按规划往前走，只要方向对就会不一样。从06年开始推动中国往前走，走到1908年的时候中国真的就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了，清廷在1908年八月份的时候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一个现代国家好像呼之欲出了。
二、武昌起义发生，袁世凯获得新的政治机会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十几个小时之内相继去世。这就导致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出现，清廷出现了一个比较弱势的班底。这个班底本来也是和四十多年前一样的叔嫂结构，摄政王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太后加上小皇帝溥仪，那和1861年中国的政治架构是一样的，当时是慈禧太后、恭亲王和同治皇帝，而且从年龄上来看这个班底比四十多年前的年龄还要大好多，当时慈禧太后才26岁，现在隆裕太后已经41岁了，但仍然是显得很弱的一个班底。这个弱的班底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好的规划在这没有走好，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以后，新班底接班不久，国丧没有结束就把袁世凯开缺回籍了。这里面涉及到很多问题，但总体上来讲不是我们过去渲染的那样，说他杀了光绪皇帝也就是摄政王载沣的哥哥。历史的真相可能不是这个样子。我这几年也对此进行了一点新的研究，有点心得，因为游离主题，我这儿就不展开了。但不管怎么讲，袁世凯在1909年1月份，就回到河南老家去了。
1.日韩合邦，引发国内加快立宪的呼声
也许这一回永远就在家乡了此终生，但历史的发展没有多久就给了他一个机会。袁世凯在老家第三年也就是1911年的时候，清廷政治改革本来按规划走着，突然发生了大问题。本来按照那个规划从12年改为9年，1906年宣布的9年政治立宪规划，中国宪政架构要到1915年正式实行，开国会，建责任政府，皇权开始有边界，地方开始有省议会。但是1910年，中国的外部环境又在发生变化。我们过去二十年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苏联亡党亡国，这点对于内部的影响非常大。1910年中国的外部环境也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朝鲜和日本合并，这是1910年远东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朝鲜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完全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不再是中国的藩属，事实上日本开始成为朝鲜的保护国，但并不构成殖民地的状态，这种状况从1895年到1910年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到1910年日本和朝鲜合邦。当时中国把合邦看成朝鲜亡国的标志，从东三省开始，从督抚到立宪阶层都要求朝廷加快立宪步伐，要提前开国会。
2.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廷偏离立宪方向
另外中国内部也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以后，清政府政治偏离了原来的立宪方向。之前不管怎么讲，从1895年中国的民主资产阶级开始发生之后，清政府在政策导向里一直鼓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当时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发生，《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在政策上给了民族资本很多优惠。这个时候开始释放民间投资，到了1903年也允许民族资本向一些基础产业投资，比如像铁路、矿产资源的开采，民族资本家可以投资赚钱了。但是等到1909年的时候清政府的政策开始有所调整。这种调整分成两方面，一方面侵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宣布铁路国有，这是1911年上半年清廷最重要的一个政策，被解读为是对民族资本阶级的伤害。但根据我个人研究，这个东西也不能完全讲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伤害。因为从盛宣怀的角度讲，他当时是财经大臣，确实之前清政府把铁路建设的权力释放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之后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存在好多问题。我专门就这些问题写过一篇长文章，几年前发表过。这里面一个是潜在的金融危机，潜在的社会动荡危机，事实也证明盛宣怀的预估是对的，因为大清王朝被颠覆，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铁路私有化所导致的金融危机，进而导致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么看，大清王朝的结束、之后的保路运动都和这有关。
这时政治上有个很大的问题，本来立宪到这时候，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早点开国会，早点建立宪政架构的政府，1911年在外部压力下清廷确实宣布提前了，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后宣布国会提前，1911年5月8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这是晚清政治史、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件。甲午战争前后这段时间，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就意识到中国走向宪政架构下的可能性，提出废军机处建立责任政府，把权力从皇权当中剥离出来。1895年到96年的时候康有为提出这些改革的时候，即便是清廷当中最开明的大臣都视为谋我军机夺我大清，认为康有为这个想法是要推翻清廷。但是1911年宪政改革到这时候，责任政府出台之后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军机处不废而废，因为军机处大臣都调到内阁当大臣了，没有军机处了，直接就是责任政府。这是晚清政治改革，也是中国政治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呢？就是出台的名单大家不满意。大家觉得怎么能够出台一个十三个人的政府班底，一个皇族的庆亲王做内阁总理大臣，另外有三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我们今天讲就是高干子弟，改革改革，结果改革之后政府出台了一个责任政府，都是高干子弟。其实高干子弟毕竟从小就接受这种训练，他们职业就是当官，跟有些美国人说的一样，什么都不会干当总统去嘛，走职业路线，他们当然可以优先获得政治上的任命，我个人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当时那种气氛下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不对，把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一个权贵政府，这时候也就是1911年的5月份，就出问题了。
其实袁世凯在河南养病的三年当中，他对清廷的政治改革是持支持态度，包括这两件事情，责任政府的建立和铁路国有的政策，袁世凯都是支持的。但是恰恰这两件事情导致了清廷的政治危机，拖了几个月以后也就是九月份在四川总督府门口发生流血事件，之后就发生武昌起义，这一下就使得事情复杂化，进到新的政治上周期去了。
3.武昌起义使得袁世凯重新获得政治机会
就因为武昌起义发生，袁世凯获得了新的政治机会。武昌起义其实不是革命党起义，因为不论是武昌新军还是紧接着响应的各省新军都是体制内的，都是体制内的军队。革命党等到一个月之后都没起来，孙中山两个月后才从国外赶回来，他们还觉得赶回来干嘛呢？这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认为这是体制内的狗咬狗，所以武昌起义并不是原来讲的体制外的抗争，而是体制内的抗争。诉求很简单，就是讲好的君主立宪，怎么能搞成一个皇族内阁呢？讲好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怎么搞成都是国进民退呢？所以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武昌的新军起来了，要求清政府重回宪政轨道上去。清政府在这时候第一反应是你怎么能造反呢？有话好好说嘛，怎么能够用军队造反呢？他就不能接受。等到起义的第三天，北京就开始派军队去镇压自己的军队，这事我们今天想也是很好笑的，北方的军队去镇压南方的军队，仍然镇压不下来，这就为袁世凯出山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第二天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最早也没有想到会让他去处理这个事情。清廷没有力量去处理，这个时候袁世凯的重量就凸显了。
过去很多研究和很多说法认为袁世凯出山以后开始在遥控南北，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制清廷，用清廷的力量去压制南方。但是我们这些年研究，把袁世凯从这儿开始就与阴谋挂钩，看作是一个耍阴谋的政治家可能也不一定准确。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袁世凯确实觉得清廷政治改革有问题，他希望借着外部的冲击让改革重启，让改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应该说从袁世凯这个时候身边一些人日记的记录来看，他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成为革命者，说到底他还只能算是支持君主立宪制。他大概14号出来，作为湖广总督兼顾着和南方、北方去谈。他确实希望朝廷能够尊重南方这些军人的要求，改革的同时承诺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不去处罚这些闹事的军人。袁世凯主动跟政府提出这些要求，同时又跟南方交涉，说咱们还是要扶持大清啊，要坚持在大家认同的君主立宪的原则下面谈。黎元洪和袁世凯细致地交涉之后，也认定大概这才是条正路。黎元洪也认为只要不处罚我这些起事的兄弟，那么可以重回立宪主张。在武昌前线的谈判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清廷毕竟是两百多年打下来的天下，从这一下转到分权立宪的立场，难度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从两个省独立到四个省独立，到六个省、八个省一直到十个省独立，清廷内部矛盾、冲突、分歧、利益解决不了了，时机就耽搁下去，从武昌谈判到了上海谈判，到南北之间谈判，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清廷内部没有办法妥协。清廷不愿意走向君主立宪，因为立宪了皇帝就没有权力，皇权之外的满洲贵族都不再是贵族了。从摄政王的角度看，你们认为是皇权内阁，他不认为是这样。我们知道真正到了宪政状态下，只有皇室能享受这种尊严，就没有什么贵族了，就像现在英国皇位继承人排了很多，可以排几十个，但真正有机会去继承皇位的很少。
由于武昌起义之后清廷内部的协调很难，因此到了1911年底，大概从10月10号开始到12月的时候，两个月时间军队的哗变、起义一拨接着一拨，全国差不多都产生了这样一种抗争的心理。除了满洲人控制的东三省和袁世凯控制的自己的老家河南省和他亲戚亲家控制的山东省，其他省都独立了，那么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就没有办法了。等到12月20号南方的新军将领段祺瑞和以黄兴为代表结合到一起的革命党就达成了妥协，这个妥协使我们看到一个大的脉络，那就是中国不再搞君主立宪，直接转为共和，要把满洲贵族甩开了，他们既然不同意，那就不要了。第二就是能不能够让袁世凯当总统？先负大清者为总统，和当年刘邦项羽他们约定的一样，谁先打到咸阳谁当皇帝。这时候袁世凯就呼之欲出了。
12月的20号达成的这个妥协，为袁世凯增加了一个很有分量的筹码。袁世凯期待，拿着这个妥协再去压清廷，效果就比较好了，他在北京信誓旦旦地承诺有办法说服清廷，也许从这种更高远的立场能够退回到一个可以妥协的境地，这是他在段祺瑞派员要他同意转向共和时依然相信的结果。但是恰恰在这时候，清廷的不妥协导致了很复杂的问题：革命党孙中山回来了。孙中山从1894年11月份开始成立兴中会一直到现在17年了，后来我说孙中山那都不是奋斗而是一直被迫地等待，其实孙中山有几次机会可以回来，但是清廷改革不够意思，老是让他流亡。改革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改革就应该是一个全民和解。
1906年宣布宪政改革了，并没有宣布和解，政治犯怎么能够老是关呢？政治犯老是关着一定成为敌对力量，而且政治犯不希望流亡，因为流亡了之后没有政治权利，没法政治参与。所以我几次都觉得，孙中山也好、康有为也好、梁启超也好，包括保皇党、立宪党和革命党，每一个造反者都是不时地往回张望，你有没有喊我回来？喊回来立马就回来了，因为他都是为了国家好嘛。
孙中山从1894年开始成立兴中会，清廷就把他看作政治犯和刑事犯，几次政治变革都没有宣布赦免，而且1896年在伦敦抓到了以后，差点就残忍地把他弄死了。等到1911年12月底，也就在段祺瑞和黄兴谈判之后两天时间，孙中山回来了。12月22号，孙中山从国外回到香港，从香港到广州再到上海，我们可以看到形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也给后面的问题留下伏笔：北方不妥协，孙中山回来了，那今后怎么办呢？东南的立宪党、最有力量的这一拨人，就是赵凤昌、张謇他们。这拨立宪党人是中国民族资本阶级最重要的政治代表，他们突然发现尽管满洲贵族不愿妥协，但孙中山的归来，造成了山未穷水未尽的新格局，他们还可以帮袁世凯。怎么帮袁世凯呢？难道要孙中山帮吗？孙中山到了上海之后拜码头拜到赵凤昌家里，赵凤昌讲你开府建基，建立新政府去。孙中山根本就没想这回事，他在香港的时候还在犹豫，陪着他的胡汉民说咱们到广东当个都督去，咱们到那宣布独立当个都督总可以吧。孙中山说我都流亡那么多年了，我想到国内看看去，因为当时上海成为政治中心，南北之间谈判，国际各种力量都集结在上海，孙中山喜欢热闹，说我们还是到上海看看去，到了上海之后赵凤昌讲你可以开府建基，从22号到1月1号也就是七八天的时间，孙中山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
我们一直没弄明白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但我看到赵凤昌的资料就理解了，他是把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一个棋子，是立宪党人大的棋局当中的一个因素。等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一下子就使得问题就复杂化了，本来袁世凯在中间，南方力量正跟清政府谈呢，突然出现一个新政府，成为第三者了。后来慢慢的南北之间的谈判成为革命党与清政府之间的谈判。这就等于出现了南北两个政府，中国人就很难接受了。南京政府出现之后，袁世凯相当的恼火，但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确实促进了清廷让步。1912年出现了谈判的结果，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解散。
4.袁世凯的机会主义选择导致民国法统存在问题
这里面问题在哪呢？清帝发了一个退位诏，发给袁世凯，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负责组织新政府和南方革命军去谈构建一个临时政府。这就等于袁世凯把大清国的疆域、主权、人民都拿到自己手里面了，但这个时候南京有一个临时政府，因此南北之间又达成一个妥协，孙中山解散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退出，支持袁世凯在北京成立政府。当然这里面很复杂，一开始让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不去。但后面确实发生了大问题，那就是民国法统有问题。
现在“中华民国在台湾”100多年了，他们的解读其实和历史的真实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认为民国的法统从1912年1月1号南京临时政府开始，其实民国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认同这个法统的，怎么能这样说呢？中华民国是从大清手里接下的天下，那只能从1912年2月12号开始算起，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接盘嘛，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但现在把南京临时政府算进来，孙中山算进来，民国法统就给后来的十几年留下了很大问题。这当然是后面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由于当时的中国要重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想分裂，在这个过程当中，袁世凯确实做了一个机会主义选择，我们过去的研究当中没有人敢那么去指责袁世凯。其实这些年来我在想，袁世凯在1912年初的机会主义选择也是导致后来他政治悲剧和中国转型困难的重要原因。什么意思呢？因为袁世凯那代人有一个基本共识，中国最适宜建立的政治架构是君主立宪而不是共和。但人们到那个时候就不敢坚持了，因为如果坚持可能导致南北分裂，就会有一个南京政府有一个北方政府，这时候袁世凯就屈从外部的条件，放弃了自己坚信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制，这就导致了后来很大的问题。两年之后袁世凯发现共和不行，他认为共和不行我就回到君宪嘛，而且我们原来就信君宪的，但是外面人看着就不对了，怎么又转回来了？所以我们后来研究这问题，从辛亥走过的政治家十年之后反思，都觉得1911年和1912年转折过程当中中国的选择太草率了，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家太不成熟了，为什么不坚持原则呢？
严复这时候也提过很多建议，他跟袁世凯走得很近。他写给泰晤士报信里面讲的是，如果我们发现清朝小皇帝不行，那么就选一个成年皇帝。1911年政治风波当中很重要的东西，立宪党人在1910年不断发动国会请愿时很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1908年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是宪政架构，但是君主仍然享有至上权力，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有议会，但是天皇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议会只是咨询机构，责任政府只是专业知识人经理人团队。皇权是至上的，这是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的。后来很多研究认为清廷政治改革不彻底，怎么能够皇权至上呢？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环境中去，就会发现这个决策当然是对的，1908年光绪皇帝38岁，正当盛年，而且光绪皇帝也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描写弱不吧叽，没有理想，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描述，这都是后来被污名化的描述。大概几年前我们一个有才华的女历史学家叶晓青教授研究，她看到光绪皇帝生命的最后几年所读的书都是宪政改革的西方典籍。这就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在1908年的时候，中国建筑在皇权之上的架构是有正当性、合理性的。但是这个正当性、合理性在他死了之后发生变化，清政府突然推出一个三岁小孩，这个三岁小孩享有至上的权利，民族资本主义就认为我的财产应该在我手中，由我支配，清廷推出一个如此小儿，太不把我的财产当回事了。这个时候国会请愿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清廷政治接班人不满意。这样去理解的话，才能够明白清廷最后时刻变化的意义。
因此严复在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时讲，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小皇帝不行，我们就“选择”一个，他用的“选举”，我们就选举一个成年的皇帝。我分析严复心目当中理想的皇帝就是光绪皇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载沣是晚清王爷当中第一个出国访问的。1901年他到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死亡赔礼道歉，但是他确实到了德国访问，之后也有在欧洲其他国家访问，是晚清王爷当中享有“知道世界”美誉的人，而且摄政王本身也是以开明政治家自我期许的。如果不是以懂宪政的开明政治家自我期许，就不会对国会请愿组织者说，假如你们说服了资政院，只要资政院同意，我就同意提前开国会。他自己觉得自己可能有资格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你们一而再请愿，摄政王说那我也不反对。当时严复讲如果小皇帝不好，就换成一个成年皇帝，他的心目中是这样想的。
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选择了放弃君主立宪，走到共和，导致后来当共和发生了几年以后发现不对。这样我们反思在经和权，即原则与灵活性的问题上，实际上两千年来儒家所坚持的原则问题可能还是不能妥协，形式上可以变化，那么君主立宪制就是原则问题。1911年武昌起义十年之后辛亥老人反思，如果当时14个独立省份督抚代表好好在一起谈未来国家建构，谈宪法，究竟我们应该建构一个什么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像美国一样通过独立各省的谈判，重建一个全新的，更合乎中国长远利益的政治架构？假如当时独立各省督抚的代表这样做了，哪怕用一年两年时间，起草一个可以传之久远的新宪法，也是值得的，中国的问题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可能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不是说袁世凯都很伟大，但确实有很多问题可以反思。[page]
三、最好的时代：袁世凯接受共和，建立民国
当时袁世凯这么让了一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接受了共和的原则，然后顺顺畅畅建构了一个中华民国。当然这改写了中国历史，终结了帝制，构建了一个公天下的民国，这一点应该说袁世凯的功劳很大，而且在最初的时候也感觉不到我们刚才讲的种种问题，其实民国元年中国的气象是我们今天没法想象的那么好，那么和谐。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且当时世界上共和国家加起来大概都不超过十个。一百多年前袁世凯的自我期许和外部世界对他的期许真的是不得了，中国的华盛顿非袁莫属。中国历史上有这种感觉的，我这个年龄的人只有一个印象，就是邓小平重新出山，就觉得当时只有他能够从头来收拾旧河山，袁世凯在1912年的时候就达到这么一种状态。而且当时在中华民国的架构下，你可以看到民国元年真的是他最好的时代，也是国家最好的时代。
1.孙中山可能与立宪派存在权力私下相授，袁世凯不明所以，双方产生嫌隙
袁世凯地位比较稳定以后，中华民国比较稳定以后，袁世凯就请孙中山、黄兴革命党那拨人分别到北京来，参与国家新的政治架构建设。后来我们也可以讲，如果真的把孙中山、黄兴纳入到一个体制内，可能后来很多麻烦都没有。但是孙中山那时候怎么纳入体制内？那时候民国有议会了，不加入政府可以加入议会，可以竞选。但孙中山毕竟是前总统，大概也不能够像宋教仁一样放下架子去竞选。所以孙中山到北京来谈，基本上就是想走出一个新的路径，而且这个路径我觉得可能和立宪党人的权力私下相授有关。因为从他1912年到北京来与袁世凯交涉可以感觉到，孙中山一个劲在暗示十年之后我要修多少公里铁路，十年之后中国应该怎么样，他一直强调十年之后。后来我就分析这个材料，当时这个材料有很多机密，研究历史就这样，有很多最机密的材料都被毁掉了，我们看到的档案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时立宪党人为了劝孙中山下来一定有一个许诺。就是你现在先下来，你也没有办法治理这个复杂的国家，让袁世凯先做起来，但是共和了之后没有永久的总统，十年之后我们推你，你现在积累一下经验，什么经验？共和国家最重要还是经济建设，你去搞经济建设，孙中山就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孙中山1912年初的演讲都在强调，民主革命完成了，中国剩下的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因此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国家，我要去修铁路，自己解决交通问题。孙中山这个想法应该说也是很好的，他想的是十年之后我是职业政治家，我干十年之后再竞选。因此孙中山到北京来以后，他跟袁世凯的交涉当中都在暗示十年之后我要修多少铁路。后来我一想可能立宪党人许给了孙中山这个条件，但是并没有跟袁世凯真正沟通明白，所以袁世凯在这问题上就不接话。袁世凯就讲很好啊，根本没有讲十年之后我一定推你做总统。这样在内心深层大概都很不愉快，当然这是我的猜测。黄兴也觉得中国走到这个阶段，也开始想开矿山，孙中山去建铁路，黄兴在开矿山，大家都在做经济发展。
另外这个时候大家开始觉得，未来共和架构下和平可期，内乱不会发生，外部由于共和之后和世界主流国家也存在体制认同了，对外也不会发生问题，因此为了安置军队转业就有了善后大借款。其实大借款的最初一笔钱就是为了解决南京临时政府遣散军队问题，因为南方革命过程中很快征集了一大批军队，近代军人征集了以后遣散很难。我们研究义和团的时候发现，义和团很多大师兄二师兄就来自于甲午战争结束之后遣散的官兵，战争结束后人很难再回到土地上去。当时黄兴就提出来，向国际社会四国银行团借钱。
2.中国政治架构的变化带来周边问题的困扰
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国家气象是非常好的。但这里面也有问题，民国元年最大的问题就是周边。这也是我刚才讲严复这一代人后来都认同君主立宪而不能认同共和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共和了周边就要破裂。要知道新疆不是臣服于汉人，新疆是臣服于满洲贵族、满洲皇帝的，因此当时武昌起义发生之后，蒙古人最高兴，新疆人最高兴，我们都可以从满洲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结果南京临时政府还没成立，蒙古就独立了。我们今天看没错啊，你从满洲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凭什么不让别人也解放出来呢？因此当时严复就提出应该保留皇权，只有皇权才能够使周边有向心力，周边的新疆、蒙古和西藏三个地方很可能会因为建构共和国以后脱离中国。这是严复当年的预计，一百年之后这些都会构成中国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就不幸言中，过去了一百多年，中国的周边不安宁跟这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蒙古经过几十年的变化，已经很难改变了，但是蒙古恰恰是民国初年袁世凯折腾来折腾去最重要的因素。一直到1920年代，究竟让不让蒙古独立都是一个大问题。1913年就有人说老袁你就当皇帝吧，章太炎当面对袁世凯讲，你当皇帝不是不可以啊，踏平蒙古，把蒙古给弄回来，你不当皇帝人家也要当皇帝啊。当时皇帝不皇帝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不是大问题，不像今天讲的你怎么还能当皇帝呢？因为当时确实有更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收复周边。
新政府建构之前也有一个讨论，假如整个中国都建构一个共和体制，那么能不能实行双轨体制？就是中国本土汉人的地方实行共和体制，能不能在周边的地方实行君主体制？这是袁克定提的，他当时跟汪精卫有个讨论，因为汪精卫觉得如果中国总体上走向共和的话，我们怎么治边？那时人们认为边疆可能还得皇帝，不是皇帝没办法交涉，当然这个事情最后都没能够往下走。
民国初年，新的体制使得中国一方面有了新气象，另外一方面也有了新问题。周边问题。因为新疆归顺已经一两百年了，西藏更是几百年了，蒙古更不要说，而且大清帝国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中国本土，这些年各位可能注意到新清史的研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认同新清史的解释，中国历史叙事就要重新建构了，我们现在讲清代历史就和我们讲元代历史一样的，我们讲的是蒙古人对中原统治的元朝，我们没讲大元帝国，清史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讲的是满洲人对中国本土的统治，回到哪？回到朱元璋划定的长城以南，但是人家清朝统治到哪了？内亚。整个是更庞大的范围。究竟进入民国之后怎么继承清朝的遗产？因为清朝把疆域、人民、土地、外交都移交给民国了，他保留了紫禁城，他可没保留疆土，他没说满洲我不给你，新疆不给你，当时没有这个谈判，如果有这个谈判的话可能中国就回到朱元璋那个中国。那种状况下，中国的政治架构也是后来导致问题很直接的原因。
3.《临时约法》：导致后期民国若干年动乱的重要原因
另外，民国初年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孙中山在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同时制订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临时约法》。这个法律是后来导致民国若干年动乱很重要的原因。大概30年前我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写《临时约法》是民国的象征，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一直都认为，他要保卫民国就要保卫《临时约法》。后来在1917年护法战争时护什么法？就护《临时约法》。但是《临时约法》是民国时期乱局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典型的因人制法。依法治国只能是先有法再有人，但是《临时约法》是因为要制约袁世凯才制订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孙中山改变了之前在这么一段时间当中，中国对未来政治架构的期许。因为武昌起义之后，中国讨论废除帝制走向共和时，当时理想的目标就是美利坚的合众国体制，后来建立体制都在模仿美利坚，美利坚的体制是怎样的？他的行政是最高的，总统应该是最高的，总统是通过选举产生，选举来源是合法的，几个权力分工制衡，但是总统的权力是至上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制约。本来南京临时政府实际操作的也是这个体制，就是总统制。但是孙中山说我们现在不得不把总统交给袁世凯，袁世凯不是咱们的人，那要怎么制约他？这样南京就制订了一个《临时约法》，改成了内阁制，把袁世凯用这套法律框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临时约法》对总统权限有强烈的约束，总统不仅要对国会负责，最重要的是总统发布的命令，要接受国务委员的副署。国务委员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国务总理之外还有各部的部长，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对总统形成了行政上的困扰。但是袁世凯又是个老好人，《临时约法》出来之后，袁世凯觉得算了不跟他们计较了，反正就是一年的时间。因为临时约法的有效期就是一年，十个月之后就要按照临时约法选举议会，重新制订《中华民国宪法》。
事实上我们知道《临时约法》实行了好多年，一直结束不了，一个《临时约法》成了一个长时期的约法，实际上就是因为袁世凯不负责任，不是先小人后君子，而是先君子后小人，没有在最初的时候进行抗争，等到后来出问题了就很忙乱。当时南京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的时候，还是有修改的可能性的。但是袁世凯宣誓就职的时候，他仍然说我在《临时约法》的约束下工作。所以很快袁世凯执政第一年就面临问题，那就是总统权力的有限性。这个麻烦后来很快就彰显出来。民元民二的时候，总统权力有限，内阁倒台、内阁重建，跟走马灯一样的。因为这时候，总统和国务院、国务总理之间的关系在《临时约法》的框架下是权力分享，是双首长制，这个架构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到今天都没有解决。我几年前在台湾教书的时候，就跟台湾的一些政治学者讲实际上民国以来就没解决这问题。总统和内阁之间究竟什么关系？如果两个人政治认同高度一致，就导致要么国务总理只是跟班，要么国务院就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后来果然赵秉钧就很难独立拿出意见来，完全听袁世凯的。但是唐绍仪是民国第一任总理，他想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思，很快就导致府院之间的冲突，后来唐绍仪辞职离开，我们今天看到他辞职的材料，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做事。总统和总理之间发生冲突在《临时约法》这个体制内就没办法解决，民国的宪法架构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袁世凯在民国元年时候的基本认识是《临时约法》是一个很短暂的事情，因此等到十个月的时候，中国就开始重新选举。我们今天没有选举经验，但从历史史料里看，民国元年的中国选举确实很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向往，政治家们很像政治家的样子，毕竟有晚清几年资政院的选举经验，各省谘议局选举经验，而且这一拨政治家大都曾在日本接受过法政训练的，他们的竞选经验、演说能力、拉票能力都是我们今天不可想象的，我们今天讲中国人没有选举能力，或者一选举马上就开始拿钱说话。晚清民国的时候其实也贿选，史料当中无论江苏还是我们所崇敬的宋教仁在湖南，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地方都会有个别的贿选，但是法律会很严格地制裁他。如果不发生大的偏差，十个月之后选举，等到1913年的春天国会就可以正式开会制订宪法替换《临时约法》，这个时候大家就比较从容了，应该能够想到一个根本的改革方向。
4.宋教仁遇刺：袁世凯扩大追究面使得国会瘫痪
但是历史对中国不幸的是什么呢？就在关键时刻，就在选举都完成了，就要开国会了，结果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案子：宋教仁被暗杀。宋教仁不是一般的国会议员，如果当时是一般的国会议员被暗杀了，我个人觉得可能就不会这样了，因为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国民党在这次国会竞选中占了绝大多数，宋教仁下面就是宋总理了。这个时候宋教仁被暗杀了，一下就引发了政治上的危机，这个危机实际上困扰了中国一个世纪，而且宋教仁之死的争论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束。
去年北大历史系尚小明教授发表了两篇关于宋教仁之死的考订文章，我看了，宋教仁之死的考订基本上有定论了，这两篇文章是很值得一看的。从政治影响上来看，宋教仁之死给之后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大在哪呢，大在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感。宋教仁死的当天，他仍然跟身边的人说给袁总统打个电报，一定要他坚持共和的原则走下去，临终前的宋教仁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对袁总统也充满了希望，希望袁总统领导中国。3月20号去世前，宋教仁这样评估他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
三天之后，从日本赶回来的孙中山心情就变了。这已经是1913年的3月份，孙中山就不像半年前跟袁世凯蜜月期时，对他那般推崇了。本来孙中山到北京跟袁世凯会面回到南方后，对袁世凯的推崇非常厉害。国民党内部高层讲你不能这样吹袁世凯，孙中山则一再在演讲当中解释他为什么吹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太伟大了，他不仅有新思想，他还有治国的旧手段。但几个月之后，孙中山认为宋教仁案就是袁世凯干的，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判断不好解释，因此极力主张武力讨袁。这就使得本来可以司法处理的事件上升为一个政治事件。所以宋教仁之死有很多未解之谜，给当时中国政治转折带来很大的问题。
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紧接着发动四个省的督抚起义，但是孙他没有注意到这个时候是民国了，已经有议会了，而且国民党已经获得议会的多数。黄兴这一派人本来就主张司法解决，而且国民党又是议会多数，司法如果追究到谁那就谁负责，追到袁世凯，袁世凯负责。袁世凯也一再承诺如果这个事情查到他，他也不会回避责任。司法部门最后追寻到和赵秉均有关，法院传赵秉均到庭，当然他可以利用政治特权不到庭，但是司法仍然可以去调查。但是这件事情正在做的时候，武装起义就发生了，而且这个武装起义在后来的叙事当中，一直被我们定位为二次革命。前年我就讲你是二次革命，那别人就是二次反革命了？这显然不对。宋教仁之死引发政治冲突该怎么定位可能还需要讨论，但是不能用二次革命。
当然孙中山策动武装讨袁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也要反思袁世凯有没有问题？袁世凯也有问题，袁世凯的问题在哪？袁世凯的最大问题就是扩大了追究面，不论是四省督抚起义还是国会中的个别议员跟南方起义叛军有沟通，但是刺杀事件仍然是一个个案，但袁世凯把它看成是整个政党的错失，以为政党就是密不可分的铁板一块。今天我们超越性地去看袁世凯这个判断是绝对错误的。国民党经过几十年整合，都是散沙一堆，怎么能在1913年时把凡是国民党的议员都给驱逐出去？这时候民国宪政危机就发生了，当时很多人建议这是个个案，是谁就抓谁，不能把国民党总体都驱逐出去，而且国民党当中像吴景濂之类的都还是不错的，国民党高层当中并不都是乱来的人，都这么驱逐出去那就扩大追究面了。
这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会瘫痪，因为国民党是议会多数，你把国民党议员驱逐出去那就没有办法开会，国会一瘫痪，袁世凯就只能在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时国会开会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制定宪法取代临时约法。这个宪法就是我们讲的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一百年之后看这部宪法有很大的问题，制宪如果不是站在一个超越性的立场，不是个中立价值观，就很难保持宪法中立。近代以来的宪法，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到我们今天的《宪法》，真正超越意识形态的宪法非常非常少。不论是已经通过执行的，还是私人写的宪法草案超越意识形态的宪法草案都非常少，原因很值得寻味。
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议会对总统权力的约束。制宪过程当中袁世凯遇到的一个最重要问题，就是他作为总统不能表达他的建议，国会根本不理。我们以前认为这样是有问题的，但现在来看制宪会议关键是要有一个中立的环境，从长远立场看，应该脱离政治，不仅总统不能表态，政治家也不能表态。近代以来国家层面的宪法可能好的不多，但是我们省宪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的，那就是1920年湖南省的《宪法》。由一个独立的制宪机构受湖南省政府委托，一个月左右就把《宪法》写出来了，然后把文本交给全省公民，逐条表决，这个湖南省宪法就是价值中立的体现，后来一直执行到北伐打到湖南才终止。这个制宪经验是很值得重视的。包括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它的宪法问题也有很多，而且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天坛宪法草案》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想保持中立，但是袁世凯不能接受，再加上他后来把国民党议员驱逐出去，产生了宪政危机。这就导致中国进入共和但是没有议会机构。
5.袁世凯被充分授权，个人独裁危机浮现
袁世凯就想了一个办法，成立小组（政治会议）来发挥议会的功能，这是一个很意外的想法。当时国务院要开各省的行政会议，各省的行政长官派代表到北京来开行政会议处理经济问题，袁世凯就想：按照这个架构来开政治会议不也是很好吗？就这样用政治会议代替了原来的议会，之后由政治会议制定约法，由政治会议成立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再制订新的约法，这个约法会议我们叫做制宪会议，权力来源于袁世凯。因此1914年发布的这个约法架构和主导思想都是按照袁世凯的意思来的，政治架构纯粹是美国体制，总统负责制，元首独裁，所以后来就被讲是袁氏约法。废掉了国务院，设立了国务卿，总统府下面设立政事堂，政事堂下面像我们现在改革架构当中设立的财经领导小组，农业领导小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一样，都在政事堂的架构下设立一个个小组。那么这个体制大的问题在哪？在于如何提供国家常态治理架构？非常态能不能解决常态问题？这是研究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中华民国约法》还没制定完的时候，又衍生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先制宪还是先选总统的问题，最后得出来的结果还是先选总统，再制宪。当时还是外国学者给提供的建议，有贺长雄讲把总统确定了之后再制订宪法。于是《大总统选举法》就制定出来了。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威信开始有点下降，但是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和他竞争，包括孙中山。因为二次革命，孙中山的威望相当低了，基本上算是政治上出局了，他又流亡到日本去，之后不久就开始和宋庆龄谈恋爱了。这时候如果不是等待别人失误，孙中山大概就没机会了。中国政治发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别人做错了什么，别人做错了你就有机会，这是中国政治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所以此时《大总统选举法》制订的时候一再倾向于袁世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觉得如何解决中国的稳定性呢？当时国内外政治学家都在思考，如果我们觉得袁世凯可取，就应该给他充分授权，不仅要给他充分授权而且要给他长期授权，任期越长，政治就越稳定。这时《大总统选举法》制订的总统任期从五年到十年，从十年到终身，不仅终身还可以选择接班人。这时候大家就困惑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共和？那还搞什么辛亥革命，皇帝也不过如此。皇帝死了让儿子接班还要选，现在总统直接确定未来的总统，而且还是连任。但当时制宪会议居然通过了这个法案，没有觉得这个选举法有问题，反而认为它会使得中国未来稳定政治可期。胡适此时对这个东西究竟是皇帝还是总统、中国现在是共和还是帝制很也困惑。他在美国很活跃，但当时还不是能够影响全国的政治家。
就和我们这几年讲权威主义一样，建立了新权威就是要给政治领导人充分授权，梁启超的解读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讲的问题。梁启超讲我们现在给袁世凯十年充分授权，让他组建有力量的中央政府，好好把这个国家带入到稳定状态。如果十年之后没带到好的位置上去，那这个法律就是有问题的，十年之后如果带到这上面去就证明这法律是好的。总而言之梁启超认为既然信任袁世凯就应该给他充分授权。实际上这里潜藏了一个大的危机，就是个人独裁，权力的边际在哪？我们应该是对人信任还是对制度信任？
但是中国当时通过13、14年几次法律调整，如《临时约法》的修订，《中华民国约法》的出现，《大总统选举法》的出现，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一直到参政院这个政治架构出现，两年时间基本完成了整个政治关系的梳理。从1914年下半年开始，参政院确实代行了立法院的权力，关系理顺了，总统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就协调了，效率也就在提升。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1914年中国法律建构速度非常快，好多重要的工商类的法律都出现了。北洋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很好的发展，最重要的司法基础大概都在1914年建立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去注意的一个现象。
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即权力的满足和适可而止。袁世凯在1914年的时候，已经处在权力的最高层，再走一步就是皇帝，但是又走不出这一步。实际上袁世凯最后很后悔，之后一百年政府领导人大概没有一个人再傻到要当皇帝，要皇帝的权力都不要当皇帝。当然袁世凯当时不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党这个力量。党这个力量是孙中山提出的，袁世凯政府还没有觉悟到这个。孙中山在1915年的时候开始有这个觉醒，当然他也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体会出来的。孙中山本身很重要的觉醒，就是二次革命为什么失败？他认为是因为没有党，没有一个至上的领袖和铁的纪律，这是孙中山自己总结出来的。到后来孙中山又接纳了苏联共产国际的这一套，可以以党治国，就不用当皇帝了。党是一个集团，这和家族产业不一样，相当于把家族产业进行股份化上市了。但是袁世凯如果在1914年适可而止，就是满足于现状，无论别人怎么推都不走称帝这一步，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改写，梁启超所期待的一个有力量的总统把中国带到稳定的发展轨道上去，应该是可期的。
四、复辟闹剧：根源在于没有解决国家根本方向问题
1.袁世凯利用外交煽动民粹主义，解决内部权力问题
但是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又出了乱子，一百多年来中国总是走着走着就出现问题。1914年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还不叫第一次世界大战，叫欧战。理论上来讲和中国不构成关系，在远东不应该有什么反响，但是因为交战方有德国，德国恰恰在十几年前租了中国的青岛，租的时候叫胶州湾，现在叫青岛。这时候青岛在德国人手里，德国和英国开战，英国当时跟日本是盟国，开战之后英国向日本要求：如果打起来之后，我在远东的威海、长江流域的利益你要帮我照看一下。日本近代从明治维新开始，一再想证明他在国际上很负责任，一定要证明国际正义中有他一份。因此欧战一打起来，日本马上宣布如果你们跟英国打的话，英国是我的盟友，我必须要帮。结果日本这样表态之后，中国就没法应对。而且日本对中国讲：如果要打起来的话，我会攻打德国在胶州的利益，你不要介入。这就很复杂，所以1914年7月份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就打到胶州来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袁世凯召集开会，从这个会议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毕竟有这方面的经验，十年前他参与过日俄战争，所以这次会议袁世凯就讲当年慈禧太后怎么决策，在日俄战争当中中国如何选择的历史经验。当时慈禧太后的决定就是宣布中立，战后再算帐。袁世凯当时就选择了中立的政策，日本就去打胶州湾，之后中国政府给他清出一个交通线。当年东三省打日俄战争也是这样，我们划了一个地盘。当然后来我们研究历史，说地盘里政府都撤走了，但老百姓还在里面。所以中日战争的时候批评沦陷区的人当了汉奸，问题是政府撤退的时候没有把老百姓带走。所以战争时期政府究竟应该怎么做？人民究竟应该怎样在沦陷区生活，沦陷区的人当然不可能都自杀，也不可能完全不工作，因此如果深究战争与人民的关系，可能真的不能苛求人民。
袁世凯决策之后，日本就和德国在胶州象征性地打了一下，胶州就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经过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改造，认为实际控制胶州还不行，希望能够和中国政府正式签订租界转让协议，用正规的协议确认日本获得的权益。十月份战争一结束，日本就向中国提交了一份外交文书，这就是困扰了我们多年的国耻21条。
21条今天不展开讲，其实我过去说过好多次，21条实际上就是日本这样的近代国家要求做一个确权，实际占领不够，要把德国的权益合法地转让过来。因为当年中国跟德国签了99年租借的条约嘛，21条第一号文件条款主要就是解决胶州问题。第二个条款是关于满洲问题。然后是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就五号文件。当然第五号文件是真的伤害了中国主权。这个主权是指内政当中可干预事情，中国的警察制度改革、医疗改革要请日本的顾问。站在今天立场要说好的时候别说一个顾问，你来帮我们干就可以，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客卿传统，并不那么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递交第五条的时候，日本人讲第五条可以不讨论，讨论前面就行了。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事情越交涉越复杂呢？我在研究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内政和外交错综复杂的问题。袁世凯真的是绝顶聪明，他想利用外交来解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本来日本人讲得很明白，第五条你觉得不舒服可以不谈，但是袁世凯称第五条是欺负我。日本外交官说了这事能谈成什么样谈成什么样，别让英国人知道就行。袁世凯当天就让我们的外交官把这个消息渗透出去，袁世凯是第一个调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人，而且拖了几个月的谈判，让中国成为一个被欺负的角色，谈了二十多次，最后逼得国际舆论一边倒说日本不好。日本最后到1915年4月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9号之前给个准确答复，不成就拉倒。调整之后就签了，民四条约不利于我们的部分也改了很多，因为当时中国的外交官都非常专业，耗了几十个轮回的谈判，这是晚清给民国留下的外交遗产。
这种状况下袁世凯仍然宣布这是国耻，说我们要发奋，就像蒋介石后来写日记，一说到九一八就是国耻，其实这些都是政治表态，实际目的都是调动民族情绪。之后袁世凯就想利用外交解决内部问题。在前一年建立的这个新架构的国家中，袁世凯确实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他仍然觉得国家在散沙状态下没有办法发展，因此他希望利用一次外交上的困境来解决权力的问题。谈判从1915年年初开始谈到了4月份，袁世凯做得非常充分。谈判的过程我们今天都可以充分还原过来的，可以看到袁世凯确实很悲伤，我们国家没有力量，我们国家不团结，我们就受日本欺负，我们应该团结在他的周围，悲情越渲染越厉害。等到在日本通牒的压力下同意了，再让中国教育会宣布这是国耻，以后每年都要纪念。哪有自己宣布是国耻的？所以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2.《君宪救国论》使袁世凯称帝私心曝光
那名堂在哪呢？名堂在于这件事情的结束是4月9号。4月中旬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章，杨度写的《君宪救国论》，然后通过政事堂办公厅的关系交给袁世凯。后来我想假如这篇文章是直接交给报社发表，那么就会引起直接的讨论，舆论对冲，结果就会不一样。但是他发的是内参，这篇文章到8月份才正式公开的。导致的结果就是袁世凯一看好啊，然后大笔一挥“旷代逸才”，表彰他太聪明了。杨度这篇文章里面主要讲的是“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回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他说从民国元年开始到现在民国四年了，不仅没有把中国带到一个富强立宪的好路上去，而且还不断受列强欺负，国内还乱糟糟的，于是杨度就从这里面推导欲求立宪必须先求君主。我刚才讲立法要先弄明白给谁立法？量身定做，我们是给袁世凯立法，先有君主然后再建架构。杨度这篇文章在讲的就是君主立宪。
一百年之后我们去看杨度说的都对，袁世凯在之前十年坚持的也是这个道路，但是这个时候民国走到第四个年头，杨度通过内参报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调起了袁世凯很隐秘的私心。可以讲袁世凯在这之前也在后悔，为什么当年一下子转到共和上来了呢？因为如果当时袁世凯说我们必须坚持君主立宪，或者我们换个皇帝，哪怕把清帝退掉选个汉人皇帝，他在1911年也是有力量可以做到的。因为北洋六镇是听他的，后来事实也证明进入民国之后北洋系的军阀一直听他的，在他死前才有个别反叛的，但总体上讲还是听他的。他当时是有力量走到君主立宪的。他确实在这四年当中后悔没有坚持这个原则，但是说不出口，杨度这么一说就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那么这种挑明就导致一个很重要的结果：袁世凯的心思一下亮出来以后，让下面人觉得有了重回帝制的可能和动力。我们可以看到杨度的文章被袁世凯欣赏，给他写了一个题词之后，杨度就有了资本，就去找原来价值观和对中国未来政治结构与他相互认同的人去讨论，就去找严复。我几次提到严复，严复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最早到武昌找黎元洪的，黎元洪是他的学生。严复作为民间代表的一员到上海谈判，一直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够放弃君主立宪，不能走共和。严复的观点是公开亮出来的。杨度得到袁世凯认可之后上来就找严复，跟老先生谈了一下午，吹捧老先生说你看现在民国乱糟糟的，就是因为当年不听你的话，你老先生当年说得多好，那时候如果国人都听你的话，何至于现在乱糟糟的。严复经不起这种吹捧，越听越觉得这人不错，很能理解我的意思，两人越说越合到一起。走的时候杨度就讲，过几天开会讨论，请严复参加，严复就这样被他套进去了。后来帝制结束之后，严复就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既没法追究他，但也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严复确实被杨度忽悠了。
杨度去找的其他几个人也都是这种状态，就是我们讲的筹安会的六个人，这六个人在基本价值观上也认为从帝制到共和来可能是中国的一个错误，因此既然错了我们就应该再改回去。另外当时的遗老和价值观比较中立的人都在讲共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劳乃宣，劳乃宣这个时候发表了几篇重要文章，《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劳乃宣讲的是共和是可以的，但真共和也就是中国的共和不是现在的假共和，现在民国是假共和。那真共和是什么意思？周公、召公共和，十年之后还政于天子，所以他讲真共和的前提就是要奉清帝为至上，同时袁世凯仍然作为总经理继续干个十年。这个框架设计得也很好，但这种老先生说了之后都没有人去仔细分析。他讲的意思是现在溥仪还很小，需要像周公、召公这样有分量的人帮助他，才是共和架构。劳乃宣这个时候躲在青岛，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这个东西，都是在迎合袁世凯。这样的状态下，由于袁世凯同意可以在理论层面讨论这个问题，就使得问题逐步从讨论渗透到政治上去了。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也请了很多外国专家。我们总认为外国专家讲话很重要嘛，现在就比较听愿意福山的，福山讲“专制是有效率的”，你看福山都这么说了！但是福山讲“专制是一定要终结的”，我们又不讲了。外国人嘛，我们只选他对我们有用的部分。晚清以来，我们请外国政治专家在中国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一个最有力量的就是古德诺，他确实来自民主国家，是来自中国最向往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学大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又是顾维钧的老师，中国给他的薪水也很高。那么他怎么设计让中国走上民主共和呢？结果古德诺看了中国的情况后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国不适合搞共和，中国可能还是适合君主立宪架构，他讲了好多关于国民信仰问题、文化教育问题、教育普及度等理由，当然这些理由中国都不在乎，实际上政治选择的结果就是中国不能搞民主，搞民主肯定乱，不搞民主搞专制，专制有效率，而且合乎中国国情，外国人说话我们只取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之后很多人也追究古德诺的责任，你来自于共和国家，怎么误导中国说中国不能共和呢？古德诺说你们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没有？里面讲得很明白，中国从国情上来讲是要走君主立宪，但是已经走到共和那就共和了，要想重回君主立宪难度非常大，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人民不能反对，列强不能反对，还必须解决君主继承的合法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第三条，重回君主立宪并不是让你去当皇帝，而是你必须对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方向有一个规划，能够让国际社会、国人接受。后来帝制失败之后，古德诺讲我有什么责任？我说得很全面，你们只辩证法地看了一边嘛。有贺长雄也是当时中国政府请的顾问，来自于日本，他提出一个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日本的路径，也就是总统内阁制，基本上是内阁负责制。
这是1915年秋天之前的讨论，这番知识界的讨论，包括政治学领域都讨论过了，其实只要没有到修订法律和实际运作层面，这种讨论大概都没问题。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由于讨论不可节制，而且这种讨论对袁世凯一定有深刻的影响，所以袁世凯态度也在变化。后来很多研究说袁世凯在这中间很不地道，不地道在哪呢？1915年6月下旬的时候，梁启超和冯国璋两个人从南方，梁启超之前回老家广东，冯国璋之前住在南京，他们两个人匆匆忙忙赶到北京来打听情况，因为当时国内都在传老袁要当皇帝。冯国璋是袁世凯很知己的兄弟，又是军人，北洋三虎嘛！梁启超是从1912年回国以后一直鞍前马后地在帮袁世凯，很执着地帮助袁世凯把国家带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来。他们俩就觉得袁世凯要是当皇帝，对他信誉损失很大，而且注定不可能成功。两个人就兴冲冲从南方跑到袁世凯办公室问你真要当皇帝？你当皇帝不告诉我？冯国璋说你告诉我，我好给兄弟们做工作。这个时候是6月下旬，袁世凯给他们俩当面赌咒发誓说我没有想当皇帝，我当什么皇帝？我大儿子是个瘸子，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让瘸子当皇帝太有损国家的尊严，我二儿子是个假名士，怎么能让他当皇帝？其他几个孩子都很小。这时候袁世凯的讲话，我个人认为还是真诚的，他并没有说假话，但我们过去研究者都认为他是假的，过去的研究者认为假的原因是认为这人很狡诈，冯国璋是他拜把子兄弟他都不说真话，梁启超鞍前马后跟他许多年他都不说真话。后来我研究可能不是这样，如果他要称帝，他首先肯定得取得朋友圈的支持，从朋友圈争取力量，不可能把朋友圈都甩掉去干。这个时候我分析袁世凯并没有真的想当皇帝，但架不住国内知识分子的讨论。
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特别是杨度和古德诺的作品公开发表，这个时候国人反应开始发生分裂，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是帝制，可能我们之前走错了，错了就改。在这种状态下，也就是八月份到九月份时，袁世凯的心情不一样了，就觉得这个事情也可以讨论。最高领导人说体制性东西的都可以讨论，下面的人就走地越来越远。因为我们中国就是孔子讲的示范政治，示范政治是逐级往下加码的，皇上好细腰，全国人民都可以不吃饭的，因为层层加码。你看我们今天的政治当中也是这样，最高领导人可能并没有管到我们什么话不能说，但是最高领导人可能表达一个什么东西，马上下面就说这不能讲。这就是东方体制中的层层加码。因此这样一个状态再反过来影响了袁世凯，到了八九月份，就从一般性的讨论转到了可以办个会议讨论，可以劝进，越搞越猖狂。
袁世凯当时还守着原则，这样搞不行，这都涉及到国家根本了，怎么能容忍这些东西？袁世凯这讲得也有道理，现在是民国，言论是自由的，问题是吹捧你的言论是自由的，改变国家体制给你挖坑往坑里跳还是自由的吗？因此我们看到八、九月份愈演愈烈，从小范围舆论感染到全国，然后九月份十月份就比着效忠，就看谁更积极更忠诚。这是中国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而这效忠有多少意义呢？军界最先效忠的就是蔡锷，但是最先举义旗打倒袁世凯的也是他。地方督抚当中当时最先认为中国应该帝制，而且我们袁总统是当仁不让的就是唐继尧，但最终打反袁第一枪又是他。所以在中国这种体制下有时候看历史比戏还精彩。但是当局者迷，袁世凯很享受，劝进的时候劝了一次，袁世凯讲怎么这样，这怎么行，没有规则了。他说没规则，下面的人说那就有规则嘛，就让参政院提，然后参政院就正儿八经地通过一个决议说我们应该通过国民大会去选举中华帝国皇帝，最后1900多票选举出来袁世凯。袁世凯一看人民让我当我能不当吗？人民让我当我就当。选举出来之后再去劝进，他还是推辞，但我们后来讲这种推辞就太假了，这种状态下他都没有觉醒。拖到了1915年12月开始筹备大典的时候，他都没有觉醒，还认为这事情就是好的，人民的意愿嘛，人民让我当皇帝我就真的当皇帝，勉为其难，委屈自己嘛。
3.复辟失败：袁世凯还是没有确定国家的根本方向
等到蔡锷逃出北京，梁启超在南方发表重要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一武挑起来，蔡锷和唐继尧发动起义，袁世凯才发现不对。中国那么大，在边远地区发动起义其实也不要打多少枪，也不要多少子弹，只要通电发表一下就行，我们看苏联解体，叶利钦就是通过互联网发个消息就可以了，国家变化不一定需要真刀实枪打。护国战争在那起义之后当然也有打，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下把各个方面都惊醒了。在这么一声枪响以后袁世凯才发现不对，他说你们原来都说拥护我，结果不是这么回事。而且更重要是日本人说你们要这么搞，可要注意影响，不能影响市场，英国人说你这样的话会影响商业。美国人更绝，我们现在说美国人如何好，美国人就制止其他国家不要干预中国，这是中国的内政，他改共和也好改君主也好这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权力，你们不要管，美国就制止其他几个国家管。但这个事情发展到实际运作的时候，日本、英国都开始公开表示不能这么干，这样袁世凯一下子就面对内部武装抗争，外部列强直接干预的局面。而且日本离中国近，他说你要真这么做的话我就会努力干预。这时候离《辛丑条约》签订才只有十几年时间，《辛丑条约》还是有效的，如果日本干预中国，袁世凯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所以袁世凯在这时候开始回撤了，12月底的时候就不敢继续执行称帝了，某种意义上讲洪宪帝制没有启动就宣布停止了。转过年来2月份袁世凯正式宣布废止，不要再做了。当然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外部压力，很容易去找到这些资料。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想一想在1915年、16年，中国在转换体制的时候，在分寸把握上究竟到什么程度？1916年初的时候，蔡锷起义、梁启超文章发表，各地起义发生，像感冒一样，整个感染全国抗争，特别是袁世凯最欣赏也最信任的两个宠臣，就是汤芗铭和陈宧，特别是本来特地派陈宧到四川前线去做监军和蔡锷的护国军打。战场离北京还很远，但是陈宧到那之后很快就反叛，把枪口都对着袁世凯，这样导致袁世凯完全失去了自信。
等到1916年4月份开始，袁世凯身体逐步不行，过去讲急火攻心，可能很多很多的原因导致袁世凯的身体出了问题，等到6月5号的时候突然发现不行了。这时候就招呼徐世昌、段祺瑞交代后事，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过去妖魔化地讲袁世凯想传位给他的儿子，实际上后来发现袁世凯的安排根本没有他儿子的事，还是正常地按照约法产生总统，由黎元洪继任。至于这个约法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还是后来的袁记约法，其实也很难说清楚，因为不论哪个约法，副总统都是黎元洪，都应该由黎元洪继任。
这么大的政治风波以袁世凯的死亡告终，对袁世凯来说是解脱了，中国也开始从里面走出来。但是我们仍然看到这里面问题很大，袁世凯一死，中国就陷入了政治动荡，护国战争结束了，但是护法战争起来了。北方的中央政府仍然认为法统是从清朝一直到民国来的，和南京没关系。但是孙中山在南方说现在袁世凯不在了，法统就是从南京临时政府开始的，和清朝没关系。所以护法战争导致了南北之间的分裂，一直打到1920年代，打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南北之间的统一都没有重建。当然中国也并不是一定要重建统一，其实当时在一种局部分治状态下，中国的社会也有另外一种情形。这里面可以看出讨论民初政治选择，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政治家不仅应该有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担当，一个最根本的政治方向就是中国的总体目标在哪。我们看晚清以来，中国的发展每次遇到挫折实际上都是中国的总方向出现问题，也不一定是说政治家个人有多少私心，袁世凯最后死的时候真正的家产也不是过去妖魔化时讲的那么多，但是经过我们过去妖魔化的处理之后，我们宣传过去的人很坏，比如李鸿章谈判中贪了五十万。结果过去妖魔化、污名化处理前人，害得我们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觉得李鸿章、袁世凯祸害那么多，我也可以。所以我们的宣传是很糟糕的，实际上历史上不是这样的。我们过去讲四大家族，四大家族没有这样啊，但是我们一直讲他们这样，结果四大家族都可以这样，我们八大家族为什么不可以。从历史本身去看的话，实际上袁世凯死的时候财产是交给严修、徐世昌等朋友圈的几个人帮着处理的，让三十几个儿子女儿把财产分掉。可以看到并不是私心的问题，但是确实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困扰，中国在这里面绕了一个大圈，本来可以从晚清经过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找到一个方向走上君主立宪的架构，但是带着带着就把国家带到泥坑里面去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有水平、见识、知识等等，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国家的根本方向。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相当正面地评价袁世凯，但是我仍然觉得袁世凯身上有很多教训需要注意，他的问题就是还是没有确定国家的根本方向。在20世纪中国已经成为民主共和国家的状态下，究竟怎么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如果相信没有强权就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强权一定会带来祸害。胡适后来讨论，所有的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民主，如果民主办法不能解决，专制独裁更不能解决。因为专制独裁需要超人，需要天才，但人类社会可能很难有那么多超人、天才，像袁世凯这样伟大的人照样被小人糊弄，而且他被糊弄还觉得很高兴，以为这是人民的声音，其实最后不是人民的声音。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政治家本身的政治担当非常重要。在民国初年政治走向当中，袁世凯在几次重要的转折时期拿捏地不对，从君宪到共和拿捏不对，从共和到君宪更不对。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去分析。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page]
答问环节：
改革的关键在于我们并没有做，甚至还认为我们才是最好的
主持人：不忍打扰，老师讲得很精彩，相信大家很有收获。我们延长十分钟，开始提问，大家有什么直接提。
马勇：这两个问题其实我都愿意讨论，因为时间的原因就简单说一下。其实我觉得中国可能还是很有希望的，提供一个几年前刚刚过世的老先生唐德刚的说法，他给中国算命讲中国渡过历史的长江三峡大概需要五百年到八百年时间。老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呢，是从1552年利玛窦到中国来，从那算起我们应该在二零四几年的时候，中国就可以走出这个历史三峡，就可以一马平川了。我相信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确实波折很大，但是真正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挫折比，我们还是节省了不少时间的。法国大革命出现之后，一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差不多两百来年，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的时间，在局部方面应该还是很值得我们自豪的，人家不一定拿我们自豪，我们可以拿他们自豪，台湾也是很让人自豪的。我在台湾待过，台湾给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它仍然表明中国可以走出来。第一次政党轮换出现暴力事件，第二次出现不服从了，连战那次不认输，在那抗争了好久。走到今天第三次感觉就不一样了，已经走向了政治的专业化。
其实我们近代以来走向政治变革的时候都在讲，学者们也一再强调在政治变革走到最后阶段时，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而且政治家是在人民的眼皮子底下做事，人民过很安静的生活，但是政治家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台湾的经验对我们坚定信心应该有帮助。关于中国的民主路径，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的路径可以多种，区域性的实验等等，关键问题是要去做，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我们的问题主要在于我们没有做，而且我们认为我们还是最好的，这就是个错的愿望。这种错觉需要有事实教训，袁世凯认为你们都让我当皇帝我就当呗，当事实教训了他时就不一样了。
中国这几年跟甲午战争后很相似，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比我们前几年还要明显，为什么这么讲？1860年时中国的工业是零，三十年时间从零开始，到1891年中国的国民经济达到了全球前几位，中国的现代军事北洋海军居全世界第六，到今天我们几个舰队加起来在世界海军格局当中也达不到那种状态。所以说，只要在事实面前，中国人的理性精神一定会发挥作用。中国人认输的传统还是很悠久的，我们没有说一定要撞到南墙上，现在政府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不撞南墙不回头，其实中国历史上很容易服输的，会转型，也会认错。我们有一个老同事几年前发表一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罪己诏，每一次罪己诏都能充分唤起人民的信任，重新向前走，我想中国的前途还是可期待的。
第二个小问题就是今年文革的层层加码，我当然认为一定有层层加码的因素，但是也有本身的认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文革真正的反省可能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因为反省到最后一定是全民寻找自我的责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当年文革结束之后巴金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巴金讲其实整个民族每一个分子都有责任，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自杀，你没有看到不好的没有自杀，你没有自杀警示国人，而且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至少我是唱过。从文化大革命好到文化大革命不好，三十年一个循环，整个给循环过来了。而且我天天在看国学，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天天批孔，现在要退休了，结果现在让我们尊孔，三十年一个大转折，从批孔到尊孔。我想今天这段历史还不好真正放开去反思。不放开反思当然有两个例子，我一向认为没有真正的历史反思、不甩开历史包袱，中国是没有办法前进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体像我们今天背负这么多历史包袱。美国是每四年到八年把历史帐结清了，没有谁欠谁的问题，不论民主党共和党把帐都结了。台湾这次把国民党的帐结一下，台湾走出了历史的包袱。我们现在不仅没有走出历史包袱，今年又出现两个新的敏感日，又出现这种状况，这样历史的重压越压越深，可能还是要像三十年前走出一个新的思想解放，把历史的包袱逐步地疏解开。
其实历史都是具体的，抽象的肯定和否定都是没意义的。你讲过去文革的好和坏只有落实到个人才是有意义的，你讲知青运动好和坏都是没意义的，只有落实到个人身上才是有意义的。你给一个在文革当中受难的人，你跟马思聪讲文革是不能否定的，你把他打活了他都不会承认。你给一个在知青运动当中受到磨难、欺凌的知青讲这是一个伟大的运动，我相信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历史是非常具体的，它就是一个一个生命在这过程当中的磨难和享受。这个时候有历史的反思一定要落实到个体，不是抽象的东西。我想今年不能反思，最多推迟十年，等到结束五十周年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应该是会不一样的。就讲这些。谢谢。
宋教仁被杀是下面的人揣摩上意后的底层刑事犯罪
马勇：简单说一下宋教仁这篇文章，因为工作原因，我看得比较仔细。因为这几年关于宋教仁之死，特别被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张耀杰推到孙中山、陈其美那儿去了。尚小明这两篇文章梳理得很清楚，究竟袁世凯跟哪些问题有关，赵秉均和哪些问题有关，用史料说明各方的责任。两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很容易找到，网上就能找到。
提问：到底谁杀的呢？
马勇：还是底层的刑事犯罪，等于下面人觉得我杀了之后，应该是对主子好的。不是授意，是下面人揣摩，民国时期好多案子都是这样。我们过去讨论闻一多的案子，你看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日记里面气死了，但是确实杀掉他可能就不会损害蒋介石的利益。是这么一种状况。
光绪皇帝不是慈禧毒死的，是病死的
马勇：第二个问题是光绪皇帝，我也写过东西，国家清史委员会认定慈禧太后杀了光绪皇帝，因为身上有毒。其实这个事情比较麻烦，这本来是清代历史当中、人类历史当中最温馨的故事，而被恶意地解读成阴谋论。因为清代的官方文书，我这么说过去有人问我怎么能向着清代的官方文书啊？我说不向着官方向什么？向着八卦？官方文书里面讲光绪皇帝死了之后有遗诏，遗诏起草人就是许宝蘅。早几年中华书局出的《许宝蘅日记》，里面记载非常详细，根据许宝蘅记录，光绪皇帝怎么死的？病死的。因为光绪皇帝一直到死之前都还在处理政务。而且身边人的记录，光绪皇帝后来很跋扈的，毕竟是皇上，对身边人还是很横的。光绪皇帝很优秀，他死了以后慈禧太后有一个表态，西太后讲我后半辈子都是为我儿子活着，我儿子死了我再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是西太后先生病拉肚子，特别是她已经73岁，到了老年，儿子才38岁就死掉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西太后有很大伤害。官方和身边人的日记就可以证明光绪皇帝是病死的，一个没有恶意的结果，事实就是如此。
后来我们文革当中也没有化验出来毒，早几年中央电视台用高科技的东西化验出来身上有毒，没法解释身上的毒，毒不就是杀的吗？这个事情比较麻烦，因为光绪皇帝安葬的档案今天还没有发现，我的猜测是什么呢？我找中医老先生问过一次他身上的毒究竟是什么状况。如果说按照他现在身上这个毒剂量，那就是马上毙命而且七窍出血，这个剂量是非常大的。光绪皇帝死前和安葬的情形我们都知道的，当时清廷离结束还有好几年，记录比较详细。后来我就问中医老先生他身上的毒究竟怎么来的？老中医反问我你吃过金华火腿吗？吃过，金华火腿怎么保存的？光绪就这么保存的，最极端的就是敌敌畏嘛。后来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猜，从马王堆开始，中国就有对遗体的保护有悠久的历史，但基本上都是以毒攻毒。后来我想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找不到证据，这只是一个猜测，就没办法去证明，这篇文章我就不敢写，当然有时候别人问到我，我就这么来解释。谢谢。
用荣誉让满洲贵族退出的机制很关键
马勇：我刚才讲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实际上经过十年来的积累，君主立宪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革命、重起炉灶是少数人的想法。袁世凯这时候实际上有很大的可能坚持，但是后来没坚持的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满族贵族不退出。过去我在写《1911年中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个分析，当时人们太匆忙，没有想到退出机制，究竟满清贵族怎么退出？天下是他们的。我们今天也面临这问题，付出那么多的代价，打天下坐天下理所当然，你改革让我退出，他就不干了。退出主要涉及到资政院当中的大概三十个代表，但是大家的智慧都停滞了，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分析，如果我们今天冷静地去想，设计一个制宪会议，制宪会议去制定的话，大概仍然可以给满洲贵族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退出机制。退出机制是什么呢？荣誉，或者万年议员。万年议员肯定就选择家族，最后就是几个最重要的王公，这几个王公对大清国的建立有汗马功劳，而且作出重大牺牲。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在这，他们不退出，南方就认为不退出那就只能放弃他们。这个时候作为政治家，袁世凯某种意义上是一手托朝廷，一手托中国，托几家。后来袁世凯做得很好，一直到他称帝的时候，他对清室安排，每到关键时候都想到一定要对得起清帝，不能欺负人家，包括大借款当中相当一部分是给清室的优待费，民国日子可以过紧一点，我们也要遵守自己的诺言，这点做得好。但是确实没有找到一个方向。这个问题引起讨论，十年以后，1921年章太炎有一篇文章《大改革议》，他讲当年太匆忙了，匆匆忙忙选择了这个东西。尽管我们把章太炎归为革命者，但是章太炎并不是一定主张废君主制，所以从这去看政治家的担当重要性，我想表达这个意思。谢谢。
呼唤中国历史上的妥协传统
马勇：其实我是讲中国有妥协传统的，我专门有文章讲中国传统中的妥协，而且也是我2011年把辛亥革命讲成是一个妥协的成功，我讲辛亥革命开启了人类政治变革史上真正的妥协。后来我给人民论坛写过一个中国妥协传统的文章，我在表达那个东西之前，李泽厚先生讲“告别革命”，李泽厚心里面讲的告别革命就是讲辛亥的惨烈。李先生是一个哲学家，我是历史学工作者，我讲辛亥很多打法是象征性的打，是个文戏不是武戏。各地的起义，各地的光复都很搞笑的。武昌打了一下，像苏州什么都没打就光复了。你说没破坏怎么叫光复，拿棍子捣掉两块瓦就叫革命，辛亥的革命是相当温馨的。以至于鲁迅都很讨厌，他说这么大的革命奴隶还是奴隶，主子还是主子，更不幸的是我现在是奴隶的奴隶了，还降级了，他认为变化不大。
中国的政治有妥协的传统，当然后来妥协没有了，比如49年48年最该妥协的时候，不仅共产党，国民党也是，谁得势都不让人，妥协一定是我得势的时候我让你，我才感恩啊。这就是为什么清帝对民国觉得很感恩，民国有重大事件的时候还从紫禁城派特使过来，因为他觉得得到了我该得的东西。后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当中，革命理论导致我们不能妥协，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今天呼唤中国历史上妥协的传统，中国历史上不是赶尽杀绝的，宜将剩勇追穷寇。所以我们今天要呼唤中国历史上的妥协传统，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赶尽杀绝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能让人就让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可能更多一点。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马老师温情地解说历史，今天时间有限，马老师写的作品非常多，大家可以在网上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