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潮汕人为何那么爱抱团？

　　古往今来，“风景的发现”，即何人、何时、何地、因何缘故发现此处“风景殊佳”，绝对是一门学问。你觉得“溪山行旅”很好，我以为“海上日出”更佳，他则认定“都市繁华”最值得入画，所有这些，很大程度系于观察的时机、角度与心境。因此，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因生活方式与文化趣味迥异，均有可能发现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景。

　　中国人大都记得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常被当作人生哲理解读，但忽略了其游客心态——此乃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游庐山那十几天写下的七首绝句之一。热心于谈论庐山的，还有另外两种人，一是从未来过，只凭书籍阅读，便展开无限遐想;二是本地人士，每天与之对话，闭着眼睛也能如数家珍。为何游客苏轼的诗最有名，这就说到发现风景的最佳视角，那就是能入能出，时内时外。

　　如果这风景恰好是你的家乡，你的观察必定带上感情色彩。因此，当你谈论这些乡土、乡音与乡情时，必须不时跳出“此山”，兼及体认、表彰与反省，这才可能有深入的“观察与思考”。

　　【远近高低各不同】

　　我从小在潮安长大，念大学才走出家乡。多年后回想，自己离开潮汕时的感受，很像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所描述的：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

　　100年前如此，今天也不例外——从小地方走出去的读书人，很容易有这种感觉。初出家门，站在高处，回望自己的家乡，往往更多地看到其缺失与遗憾。必须是饱经沧桑，方能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家乡的利弊得失。记得唐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谈参禅：“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远行的游子，大都经历这么一个曲折回旋的过程。

　　记得大学毕业时，同学间互相留言，我的本子上有这么一段：“潮汕平原很美，也很精致，可惜太小了。”我明白同学的志向与期待——在全国地图上寻找，我的家乡确实很小。这里的小，不只是面积与人口，还包括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每当朋友或同事吹牛，说起自己家乡的山水、人物与故事，常常是他们说的我知道，我说的他们不晓得。不是我学问渊博，而是别人的家乡更知名，也更有影响力。只有说到潮州菜时，大家才一致首肯。

　　这就涉及潮汕人常挂在嘴边的“省尾国角”——这不仅是地理位置，也是经济力量，更是文化及心态。如此自嘲，虽不无道理，但需要重新反省。1905年，梁启超在长文《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称：就中国史观之，僻居岭南的广东有如鸡肋;就世界史观之，地处交通要道的广东至关重要。从南路海道入手，梁启超论述广东交通的初开期、发达期、全盛期、中衰期、复苏期、过渡期，最后是“广东之现在及将来”，断言作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具体论述容或粗疏，但思路值得我们借鉴：那就是参照系变了，学术思路以及评价标准都会随着转移。依此类推，谈论潮汕，应着力发掘此前在大一统格局下被遮蔽的特殊价值。

　　林语堂曾说过一句俏皮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都出在津浦线两侧。1912年通车的津浦铁路，北起天津总站，南至江苏浦口，贯穿华北与东南。那是小品文，不是统计学，只能意会，不好深究。不算割据(南越王)或国外(郑信)，广东因开发较晚，历朝历代没有在大一统帝国当皇帝的，连大官也都不太多。清末民初出了个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那也是得益于梁启超所说的“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今日中国政坛，广东人的影响力依然不大，潮汕更是如此。

　　于政治不擅长不等于就没有好出路。撇开官场逻辑，身处“省尾国角”的潮汕，在多重视野中来回观察，交互作业，或许会有新境界出现。

　　【关于粤东政经】

　　陌生人见面，总喜欢问是哪里人，我回答：广东人。人家马上说，这就对了，你讲粤语的，在香港教书最合适了。跟人家解释，我是潮汕人，讲闽南话。人家一脸茫然——讲闽南话，为何是广东人?是呀，潮汕历史上曾在眼下的广东与福建之间进进出出，直到唐开元十年(751年)，从隶属江南道改为由岭南道管辖，这才站稳了脚跟。谈论潮汕历史文化，一般都会提及明代《永乐大典·风俗形胜》中这段话：“潮州府隶于广，实闽越地，其语言嗜欲，与福建之下四府颇类。”之所以行政上隶属广东，语言及风俗接近福建，就因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拉拉扯扯。

　　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实在不容低估。长期的行政归属，有效地型塑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乃至风土人情。我们必须承认，潮汕人就是广东人，只不过讲闽南话，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而已。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先落实为政治与经济，最后必定影响到文化趣味以及日常生活。即便你感觉被冷落，心里有气，可不服还是不行。

　　说到底，一千多年的行政归属，潮汕人的文化认同是广东，而不是福建。即便多有抱怨，但这个事实一时半会改不了。与其不断抱怨领导偏爱珠三角而忽略粤东，不如反省“地杰人灵”的潮汕，为何落到如此地步。最近这些年看统计数字，真的是触目惊心。好在回家乡看父老乡亲的实际生活，并不像数字显示的那么悲苦，这才略为宽心。但不管怎么说，最初四个经济特区里，汕头叨陪末座，这是不争的事实。想当年，改革开放大潮初起，潮汕欣欣向荣，可惜没有抓住机会，小聪明误了大事业。不能怨天，也不能怨地，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在广东的视野内，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政治权力，潮汕都是边缘。但有一点，潮汕的文化教育不比珠三角差。你到广州各高校及科研单位看看，潮汕人的比例很高，且不乏特别优秀的。至于商业才华，那就更不用说了。换句话说，或许正因身处边缘，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发展空间，于是形成了重文教、擅经商的传统。所谓“朝中无人”，其得失利弊需仔细分析。古人说“祸福相依”，不是没道理的。过于依赖官场人脉，得意时，固然很容易“跑部钱进”;失意呢?那可是塌方式的陷落。[page]

　　【关于岭东文化】

　　谈及广东，不能不涉及“岭南”这个词。不做历史考辨，今人所说的岭南，一般指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五省区;至于江西、湖南那些位于五岭以南的县市不在其内。你问我潮汕文化是不是岭南文化，我的回答是：说岭南没错，说岭东更准确。

　　谈“岭东”，不全然是地理概念，更关切的是历史及人文，约略等于今天的潮汕以及梅州市。所谓“潮客一家亲”，一是历史上行政区划来回变动，二是经济往来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方言不同，但风俗相近，属于同气连枝。因此，潮汕学者谈岭东，一定要关注梅州以及客家文化。眼下的梅州市，包括2区1市5县，人口543万，加上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700多万，实在不可小觑。这里同样文教昌盛，我参观过黄遵宪、丘逢甲、叶剑英、林风眠等名人故居，允文允武，有学有艺，真的人才辈出。

　　饶宗颐先生曾提及：“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考虑到历史上分分合合，现实中各有利益，最好互相尊重。既然“客家学”已经独立，“潮学”可与之结盟，不必谋求取而代之。在“岭东文化”的视野中，二者可以互相支援。

　　为说明这个问题，不妨追忆兴宁的两海会馆及汕头的岭东同文学堂。前者创建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因此地乃明清两代水路交通枢纽，聚集不少潮州商家，故集资兴建了这一联络乡谊的处所，人称“潮州会馆”。至于原籍嘉应的丘逢甲1899年在潮州开办“东文学堂”，后迁至汕头并改名为“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展新式教育，在潮汕历史上更是大名鼎鼎。十多年前，我撰写《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曾论及“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归籍海阳’而迅速融入潮汕文化，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不二法门’，更有潮、嘉两州地理相邻、习俗相近、经济互补，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而日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其《开办章程》所透露的目光，依然将潮、嘉及闽南视为一体”。此文关于丘逢甲如何“由于台湾经验，希望沟通潮、嘉、惠与漳、汀、泉各州，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岭东文化’”的论述，很得与会者的赞赏。

　　【关于韩江流域】

　　很多人记得宋代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毫无疑义，这是情诗，可我却读出另一种味道——为何共饮一江水值得如此起兴?那是因为，在前现代社会，这就意味着密切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传播。

　　有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新词，足以说明饮哪一条江的水有多么重要。一是“泛珠三角”计划，即沿珠江流域的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9省区，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一是1985年成立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如今已发展到包括沿江7省2市的27个成员城市。二者都主张加强合作，共谋发展，但如此庞大规模，如何有效操作，实在看不懂;我只想说说水系的重要性——首先是经济联系，而后是人口流动、文化交流，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

　　在“泛珠三角”计划中，广东是唱主角的;可我们潮汕人不饮珠江水，也没在此宏大计划中明显获益。大多数潮汕人饮的是韩江水，而韩江流域的范围涉及广东、福建、江西3省22市县。但在粤、闽、赣三省中，这些市县恰好都属于边缘。这马上让我联想起父母年轻时参加的闽粤赣边区纵队。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于1947年5月成立，到1949年底已发展到两万多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潮汕地区很多老干部，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而所谓闽粤赣边区，其实就是韩江流域。当年打仗如此，今天发展经济，是否也可借鉴此思路?

　　不说发源于广东紫金的梅江，如何在三河坝与发源于福建宁化的汀江、发源于福建平和的梅潭河汇合，形成了干流总长470公里的韩江，就说生活在这流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的人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密切联系。学者黄挺曾描述韩江作为交通干道以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如何使得韩江流域的潮汕以及赣、梅、汀漳等，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只是到了清末民初，由于航道淤积以及公路交通日渐发达，这一经济区域的联系松懈，并呈现缓慢的解体趋势。我关心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何韩江流域没有像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那样，形成某种经济及文化共同体。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经济特区以及海港城市的汕头没有真正崛起，无法发挥“带头羊”作用。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汕头若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拉动整个韩江流域的经济与文化，则今天粤东、闽西、赣南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机会稍纵即逝，到了1991年，作为地级市的潮州、揭阳分别成立，此后潮汕三市各自为政，汕头再也没可能像上海或广州那样，具有作为中心城市的区域凝聚力与影响力了。

　　报载2015年潮州与梅州曾有“潮客联手”，合建“韩江绿色文化经济带”的设想。这是大好事，可然后呢?似乎未见进一步行动。我担心的是，没有汕头加盟，只是半截子韩江，能做好吗?或许，从旅游业入手，重建韩江流域的经济及文化联系，更具可行性。沿江的古城(比如潮州)与小镇(比如三河坝)很具观赏性，何况还有山有海，可车可船，若能统一规划，历史上的潮、梅、汀、漳四州，说不定可以重新携手，各自获益。[page]

　　【关于潮汕方言】

　　之所以关注方言问题，那是因为它代表一种文化;而这种透过方言传递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趣味，正因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而迅速衰退。在2015年底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我谈及：

　　作为地域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正日益退化。中国文化走向一体化的同时，丧失了很多本来非常可爱的东西。今天，除了粤语，几乎其它所有方言区都没有办法召开用方言表达的学术会议。长期生活在本方言区的学者，或许还可以;像我这样离开家乡多年的，日常口语没有问题，用潮州话谈论学术问题，已经词不达意了。因为很多新词我都不会，得默想一下，经一番转化才能勉强说出。粤语因为有香港、澳门的特殊存在，加上广州地区学者有意识的坚持，还能用作学术语言。其它地方包括上海在内，都做不到了。这是长期推广普通话而歧视方言的语言政策造成的，需要略加调整。

　　关注方言的保护与使用，不能不提及相关的文学创作。因为，若长期得不到文学作品的滋润，方言会越来越干瘪，越来越粗俗，最后真的“不登大雅之堂”了。

　　2015年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华》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引起很大轰动，除了市井、日常、网络等，更重要的是方言的改造与使用。与其遥相对话的，不是张爱玲或王安忆，而是晚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其实，此前的2014年，香港作家黄碧云的《烈佬传》获浸会大学主办的“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烈佬传》讲述上世纪50年代香港一名自11岁就沉沦毒品与赌博，反复出入监狱，用半个世纪的努力才成功戒毒的“烈佬”的故事，人物对话多使用方言，完全可以理解。

　　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其对于方言的强调，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文化自信，有商业因素，也有政治操弄。大陆相对简单些，方言写作的主要困难在于传播与接受。上世纪60年代，广东名作家陈残云描写珠三角的《香飘四季》(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探索如何在长篇小说中有效地使用方言俚语;潮汕农民作家王杏元则撰有《绿竹村风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技巧上稍逊一筹，但对潮汕民俗及方言的使用，同样值得关注。

　　不同于说唱艺术，长篇小说流通全国，如何恰如其分地使用方言，需要某种自我节制。看过《繁花》初稿的《收获》主编程永新建议，对方言的使用一定要让北方的读者也能看得懂。

　　同样道理，潮汕方言要想入文，必须考虑外地读者。是方言，但尽可能让外地人连蒙带猜也能看懂，这需要选择与改良。2014年我在揭阳演讲，同行的妻子被海报吸引住了，问什么叫“胶己人”。后来我想，若写成“家己人”，她就可大致猜出来了。还有，写“妹食”容易误解，“物食”就不会。我写《扛标旗的少女》时，曾再三斟酌“雅死”与“雅绝”，最后选择了后者，也是因为后者可以意会。

　　【关于潮人社团】

　　潮汕人爱抱团是出了名的。在香港教书这七八年，我深刻体会到潮汕人的力量。据说香港人1/6原籍潮汕，很多是第二代、第三代，已经不会讲潮汕话了，但向心力依旧。举个例子，作为学者的饶宗颐之所以影响这么大，与香港潮州商会的鼎力支持不无关系。我读传记资料，看早年潮州商人如何支持饶宗颐做学问，很是感慨。饶先生成名之后，为他办画展、编年刊、开研讨会、建纪念馆等，背后经常有潮州商会的影子。这是潮汕的特点，商人与学者，各走各的路，但因乡音与乡情而互相欣赏，互相支持，这在全国都是很特殊的，值得认真关注。”这里说的是民间风气，而不是政府行为。

　　记得以前有“三个潮汕”的说法，即广义的潮汕人，本地一千万，海外一千万，国内各地还有一千万。当然，这里说的是原籍，包含移民及其后裔。这就说到了潮汕与东南亚的关系。因为早年出国谋生的潮汕人，80%是到东南亚。套用梁启超的说法，潮汕在中国史上不重要，在东南亚史上很重要。

　　从移民文化谈潮汕与东南亚的关系，潮汕学人做了很多工作，相关成果不断涌现。作为学术课题的潮汕移民，我只有惊叹与歆羡，完全插不上嘴。唯一想提醒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原籍潮汕的港澳及海外华人回家乡捐赠学校医院，投资办实业等，这同样值得认真研究。这是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除了政府表彰，学界也应该铭记与阐释。2016年见到潮州市领导，我建议保护修缮李嘉诚故居，并开展文物征集。捐赠固然值得表彰，经商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多年以后，你到潮州走走，这边是学者饶宗颐，那边是摄影家陈复礼，还有公益大师陈伟南、商界奇才李嘉诚等，这小城你还不刮目相看?

　　说到潮汕与东南亚的联系，一般人关注的是在外拼搏者如何衣锦还乡，以及帮家乡修桥建厂办教育。也就是说，本地民众期待在外拼搏的游子寄赠金钱，这仿佛是对方“天然的使命”。第一、二代可以理解，第三、四代呢?人家早就融入了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除了原籍，没有多少实际联系。这个时候，所谓一千多万的海外潮汕人，不懂乡音，没有亲戚，未曾踏足，你让他们哪来那么多乡情?

　　我听不少在外拼搏的潮汕人谈起，有能力帮助家乡，是大好事，但最好捐赠，不要投资。因为捐赠有时限，投资无底洞。回家乡投资办实业，今天被表彰，明天被嘲笑，后天就从恩主变成了“人民公敌”。因为在家乡人看来，拿你的吃你的，那是应该的，谁让你是我们家乡人。

　　上世纪好些年份，家乡蒙难，亲人嗷嗷待哺，从世界各地纷纷飞来的侨批，寄托了游子的无限深情。眼下情况大不一样了，中国越来越强大，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不断出手支援其它国家，在外的潮汕人感觉很有面子，也就自然卸下了本就有点勉强的回馈家乡的责任。我相信，“侨批文化”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时候，建博物馆收藏此类资料，既见证历史，也表达感恩之心。

　　记得李光耀说过，中国只要解决制度性障碍，发展肯定很快。因为，当年走南洋的大都是穷苦人，文化水平不高;富裕的、能干的、文化水平高的，大都因害怕风浪，留在了国内。据说邓小平听了很感动。我则有点怀疑，如此表扬国内“人才济济”，隐含着某种讥讽。什么时候我们反过来思考，如何帮助那些漂泊在外的原籍潮汕的亲人——能力大小是一回事，有没有这个想法，考验我们的是“侨务策略”。不仅仅是劝说捐赠，而是真心关注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出名的以及落魄的，成功的以及困顿的，有能力捐赠的以及需要帮助的。

　　【关于大潮汕】

　　说过了粤东政经、岭东文化、韩江流域、闽南方言以及与东南亚的联系，左看右看、东看西看、上看下看，最后还是落到了大潮汕。

　　潮汕地区本来就不大，三市分立后，说话非常困难。目前潮汕文化研究的困境——每件事都必须兼顾三市，其实很不合理。经济上的过度竞争，包括港口设置问题(潮州港跟厦门有直接关系，揭阳惠来港跟中石油挂钩，汕头广澳港乃深水码头，据说地理位置优越)，一时半会解决不了，谈文化问题，也都如此步步荆棘，那就很难有大发展了。

　　作为研究课题，太大把握不住，太小分量不足。放眼全国，要说大小适中且底蕴丰厚，我首推“徽学”与“潮学”。相对而言，“徽学”吸引更多海内外学者，“潮学”则基本上是潮汕学人在做。这与潮汕三市分立，大家都“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每件事都要说出个你先我后，让外人无所适从有很大关系。我曾应邀参加安徽省文化战略规划，被问及为何安徽好茶那么多，在全国知名度却不高。我的回答很干脆：因为你们十大名茶，宣传时哪个都不愿意拉下。我喝过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霍山黄芽、桐城小花等，确实都不错，可你要我记得这十大名茶各自的特点，而且口味要有“忠诚度”，那是做不到的。潮汕的单丛茶现在走出去了，在国内外都有知名度，那是因为我们共同维护这个品牌。先把牌子打响，做好了，下面再分产地与口味等，利益共享。

　　盘子本来就不大，若分得太清，说得太细，外界辨识率必定很低。互联网时代，无效信息铺天盖地，这时就必须删繁就简，面目清晰人家才记得住。放在整个国家乃至国际视野中，潮汕三市合力，尚且不一定能站稳脚跟;若各走各的路，必定越发显得微弱。我相信未来二三十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生活方式改变，悠闲、清淡、精致、优雅的潮菜及潮人，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年初《潮州日报》发表关于我的长篇专访，记者问我出任潮州市文化顾问时说的《潮汕读本》进展如何，我的回答很窝囊：“这只是发愿，还没弄好。我想请韩师的林伦伦、黄挺等朋友一起来做，他们比我更有经验。”并非推卸责任，是我们面临的共同困境。除了个人才华以及投入时间、精力等，还有就是如何突破小潮州的格局，从大潮汕的角度思考与表达。

　　关于《潮汕读本》，我原先的设想是大潮汕的视野，以历史、语言、风俗、民情、文学、艺术为主体，兼及教育课本与文化读物，分小学、中学及成人三种，既要接地气，又得有高度。谁做都行，只希望有这样的书籍，能延续潮汕文脉，承传潮汕文化。说这些，是有感于重建大潮汕，作为政府行为目前有困难，那就先从文化做起吧。

　　(作者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本刊编委。本文为作者2016年5月8日在汕头市举办的“2016潮学年会”上的主旨演说。5月17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文章原标题：《六看家乡潮汕——  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