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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二十一世纪》2016年6月号
作者：徐国琦
*1916年华工首次抵达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谨以此文纪念一战华工抵达法国一百周年以及一战一百周年。
2014至2018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一百周年祭时期。目前全世界正大张旗鼓地反思这场战争的意义，但这一纪念热潮在中国似乎没有出现，国人似乎觉得其与中国无关。实际上，早在1914年秋一战伊始，英国和日本即在青岛与德国军队激战，青岛在该年11月落入日本之手。1915年日本趁列强集中投入一战之中，无暇分心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意欲浑水摸鱼，置中国于日本控制之下。1916至1918年期间，大约十四万华工前赴欧洲，在一战西线战场出生入死为英法两国效力。1919年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列强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从而导致中国和世界局势中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五四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遗产。笔者在2009年接受《西湖》杂志长篇采访时，甚至大声疾呼：“没有一战，何来五四?”{1}
依个人浅见，一战和一战华工在历史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我们甚至可以从“一战”角度来透视中国人如何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之漫长历程，并通过分析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更客观认识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深入理解一战对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意义。本文略陈管见及断想，以就教于方家{2}。
一 一战与东西方文明和国际秩序
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一战历史。公元1914年是中国的虎年，也是中华民国三年。就在这一年，人类历史上所谓的“大战争”(the Great War)爆发。在下一场世界大战(二战)于二十多年后再次打响后，那场“大战争”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一战”。一战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定义为“文明”之战。协约国在战后颁发给参战人士的胜利勋章(Inter-Allied victory medals)上就刻有“为人类文明之战，1914-1919”字样{3}。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一战不仅仅关系到战场上或者经济上的得失，“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守卫大英帝国秩序的战争”;而与英国类似，德国人则认为这是“德意志民族的圣战”。因此，“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场维护世界秩序的战争。德国人为未来而战，英国人为传统而战”{4}。著名的美国学者詹姆斯(Henry James)在战争开始不久即写道：大战争的爆发或许会让“文明陷入血与黑暗的无底深渊”，并“将打破有史以来我们对世界会变得更美好的幻想”{5}。一位美国官员在战争结束不久后也写道：“当世界大战被真实地记录下来，当胜利得到客观的评价之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配享有文明胜利的桂冠。”{6}因此，无论是战争刚开始或已结束，无论从何种角度上说，这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血与火的残酷考验。而且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一战的重要性远胜于二战。因为不仅二战是一战的延续，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对这场所谓的“大战争”之于中国的意义仍缺乏真正了解，人们仍在辩论其影响及后果。
实际上，一场有关一战意义和影响的辩论在一战结束后随即便在东西方展开。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称一战标志着西方的没落，是大家都熟知的{7}。中国政论家梁启超于1918年底到欧洲游历及考察后所撰的《欧游心影录》中，则声称一战的结果显示东方精神文明仍然有一定的优势。他写道：“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他甚至用其饱含深情的笔调告诫中国人：“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8}对他而言，一战几乎将人类文明毁灭殆尽，而西方一直标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难辞其咎。此外，中国知识份子如梁漱溟、辜鸿铭等均属强调东方文明优越阵营之中的大将。当然，当时鼓吹东方文明至上的外国人士也大有人在，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1923年为另一位哲学家英国人罗素(Bertrand Russell)《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到，在大战后，中国似乎成为光明天使，映照出西方文明的黑暗。中国之道德准绳成为蝎子之鞭，抽打自以为是的西方人之背脊{9}。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东西方文明中站队，比较两者的优劣和长短。有部分十分理智的中国人呼吁大家要清醒认识一战是人类文明的分水岭，应乘此机会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不要汲汲于东西方文明之争。如有人在1918年《晨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战即终，十九世纪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纪文明方从兹发展。换言之，即世界由旧时代而移入新时代”，“故我国民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民，第一须求得有方针之教育，第二须其方针无背于世界之新潮，否则惟有自归淘汰而已。此则吾人所应大觉悟者也”{10}。
一战后在亚洲对西方文明批评最厉害也最有影响力的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泰氏在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亚洲人第一个获此殊荣者，声誉远扬，所发言论自然也较引人注意。泰氏在1921年写道，生活在东方之外的人现在必须承认欧洲已经彻底失去其过去在亚洲的道义上的优越感。它在世界上已经不再被视为公平的代表和高尚原则的奉行者，充其量只是个西方种族优越论者和对非西方人的剥削者。泰氏在战后给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法国作家罗兰(Romain Rolland)的一封信中写道，“亚洲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对欧洲不再喜爱”。对泰氏而言，披着文明外衣的西方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所投下的毒药在战后必将祸及自身。所谓的欧洲文明之火炬也许不再是灯塔，而是用来杀人放火的东西{11}。
一战不仅是对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并导致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同时也对世界文明地图的重新整合及布局发挥了重要影响。一战是日本的所谓“天赐良机”{12}，日本通过一战一举成为世界强国，在巴黎和会上跻身世界五强之列。但即使在大发一战外交和经济横财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在战后产生疑惑和很强的失落感：其一，日本固然通过一战一跃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但西方列强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种族平等”议案嗤之以鼻，拒绝接受。在种族问题上，日本还是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无法同白人国家平起平坐;其二，毕竟日本是靠德国军事化模式发迹的，德国在一战被打败的结局及一战后流行全球的所谓“反军国主义”思想，让不少日本人怀疑日本是否根本上就选错了立国模式，怀疑自明治维新以来奉行的所谓“脱亚入欧”政策是否明智。
同样通过一战跻身世界强国的美国，对一战的影响和后果也是充满疑虑。美国人在“为民主而战”(the war for democracy)的口号下加入一战的战团后，发现战后的世界秩序并非如他们所愿。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一度被世人奉为为全世界带来希望的神明和救世主，连以“老虎宰相”著称的法国首相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都感慨，上帝只给了人类十诫，但威尔逊却给了我们“十四点”世界新秩序蓝图{13};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曾声称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4};甚至连泰戈尔也要写书题赠给他{15}。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威尔逊雄心万丈，立誓要建立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并建立国际联盟，为万世开太平。然而，美国人最后抛弃了威尔逊及其国际愿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s)，甚至不准美国加入威尔逊一手缔造的国际联盟。
可以说，一战后全球的志士仁人、学者和政客都在疑惑、在思考一战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并讨论其是否意味着西方之衰落、科学之破产，抑或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契机。以杜威为例，他曾对一战后之世界寄予极高的期望。在1917年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杜威表示，我们在为民主而战，因为这场大战争，“世界死了，世界万岁!一个伟大的文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崭新社会和文明。杜威虽然声称他并不知道战后新世界究竟会怎样，但显然对战后新世界的国际秩序充满憧憬，尽管也有不安{16}。但在战后，杜威对世界新秩序感到极其失望，也萌生了疑惑。但这是否意味着杜威也加入了对科学及西方文明持怀疑论者之列呢?杜威在五四运动期间来到中国，一待就是两年多，中国是除美国之外他所逗留和生活时间最长的国家;他还被认为是中国五四时期风靡一时的两大口号“科学”与“民主”的个人化身。由于杜威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他被蔡元培等人称为“美国的孔子”或“第二个孔子”{17}。杜威的经历和思考尚且如此，一战的深刻意义和长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 一战对中国的意义
一战对中国的意义无疑也特别重大，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中国而言，广义的“一战”可以说起始于1895年，终结于1919年。这期间的中国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思潮，东方的、西方的，都拿到中国试验;共和政体、民主政体，杜威的哲学、罗素的哲学，各种学派和学者都在中国粉墨登场。这个广义的“一战”时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像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里所描述的那样：“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拥有一切，我们好像又一无所有。我们会直接进入天堂，我们也可能进入地狱。”{18}
在广义的“一战”时期，中西方文明都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在中国，一代新人开始崭露头角。先进的中国人在1912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及至新文化运动，新的思潮以及民族主义在中国风起云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已经受够了列强的“强权即公理”的旧秩序，对当时的国际秩序亟欲去之而后快，代之以建立在平等、公正、民族自决之上的国际新秩序，并力图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国际社会、成为其中平等一员。一战的爆发，不仅对这一现存并对中国人不公的旧秩序带来强烈冲击，而且由于一战归根到底首先是一场西方文明内部极其惨烈的内斗，也为西方文明的未来发展及归宿带来众多的不确定因素。正是在这一中西文明处于极其重要的转折关头，中国人力争顺势而起，藉此机会一展宏图，再建文明，重整国运。
虽然一战爆发已过去百年，但当年围绕这场“大战争”进行的全球讨论--有关世界秩序、东西方文明的兴衰、科学及机器的论战，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人们仍旧继续讨论，继续疑惑，观点仍旧莫衷一是。事实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考验，西方文明依然处于优势，跟一战时期相比，今天科学和机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甚至更为重要的角色，并为全世界所推崇和追求{19}。中国自一战以来无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战爆发时，中国还是一个经济上积贫积弱、政治上一盘散沙、外交上任人宰割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则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堪称今非昔比。可以说，列强在中国颐指气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五四时期我们的先辈所讨论、所纠结的问题今天仍旧存在。例如当时广为讨论的“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中华文明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中国究竟需要有什么样的国家认同等问题，到今天仍旧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中国国家领导人目前大力推行的实现“中国梦”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计划，同五四先辈所追求的理想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百年过去了，现在当我们反思一战的意义与影响时，也是深入思考一战究竟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事实上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并急需面对的问题：第一，世界上不少人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太重视一战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第二，尽管这场战争发生于一百年前，但在今天的亚洲，它的烙印仍然明显，特别是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为何中日关系总是问题重重时，尤其会感到一战的深刻影响;第三，一战对于中国的国家发展、外交政策，以及民族或国际意识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四，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在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国家认同和相应的国际地位。因此，理解一战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无疑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或许正确解读一战历史正是解开目前许多难题的钥匙。
2015年是二战结束七十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人在一战中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代兵”、并因此把自己的命运同所谓的“大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一百周年纪念。在全世界正大张旗鼓地反思一战的百年遗产并纪念二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也许我们应该把两次世界大战并置在一起进行思考，回答以下问题：二战是否是一战的延续?或者，是否因为一战的后遗症造成了二战的最终爆发?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哪一场战争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何谓“二战”?或二战开始的时间及定义，是否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回答?中国人对二战的贡献如何?二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又何在?
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一战的重要性远胜于二战。当我们在检讨二战对中日关系及两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时，也许应该把一战以及二战作为一体加以分析，并进而同中日甲午战争并置在一起来思考。换句话说，两次世界大战是中日两国从1895到1945年五十年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对中日两国的近现代进程才能看得更透彻，得到的认识和理解也会更为深刻。杜甫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许从中日“五十年战争”的角度来俯视两次世界大战，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就能露出真面目了。
从广阔的国际史视野而言，在时间上，二战的起源可谓因不同地区而异。对欧洲人来说，二战起源于1939年应无问题;但从美国人的角度，二战可以说是被日本人“炸”进来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举把美国人拉进战争，美国人加入二战后，自然成为中国人的重要盟友。但对中国人或日本人来说，二战如果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可能是十五年战争;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算起，则为八年战争。从中日“五十年战争”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日甲午一战一举奠定了日本的东亚大国地位，并让日本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殖民帝国。因为日本通过甲午一战攫取台湾并将其变为殖民地，同时也为1910年将朝鲜正式变为日本殖民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战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目下中日关系的种种讨论之上。今天世界不少评论家、学者和政客讨论到中国，尤其是中日关系时，都喜欢用一战作比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4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告诉全球举足轻重的听众，目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与德国和英国之间在一战之前的竞争类似，暗示他们之间的分歧可能会超越他们密切的贸易关系，而中国则会扮演德国的角色。中国人当然不会喜欢被比作一战中的德国。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于同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期间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以及日本“与其拿一战前的德国来做文章，不如以二战后的德国来作榜样”。但与此同时，王毅在回答一个日本记者关于中日关系恶化的问题时也警告道，中国“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20}。中日之间的外交紧张情绪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的外交事务中升温，所有人都明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在一战期间及之后更为糟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局势所造成的，因此中日之间目前的关系可以放入一战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这样人们才能对之有深刻的认识。
总之，要了解一战对今天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明白中日之间在一战之前及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此外，要了解一战对中国的重要性，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回顾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因为正是这场战争为后来中日两国相继加入一战打下基础。我们唯有深刻理解一战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才有可能真正懂得二战对中国和日本的重要意义。[page]
三 一战华工及其意义
要理解中国人与一战的关系乃至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没有什么比通过一战华工的视野对其进行审视更有说服力了。一战期间，欧洲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西方文明危在旦夕。在这场决定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大战之紧要关头，十四万中国农民在中、法、英等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远涉重洋，作为劳工、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来到法国，为英、法的生存，为拯救西方文明，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一曲壮歌，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虽然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一战期间赴法的主要动机是谋生，但他们用自己的血与汗甚至宝贵的生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并通过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中国观、世界观，从而进一步为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国际社会，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然而，中外学术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似乎将这一特殊群体集体遗忘了。西方人将它们挤出了历史记忆，国人很少知道这一群人，更不用说了解他们的壮丽历程了。标志着东西方文明交流辉煌一幕的这段往事，似乎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在世界史、中国史、世界军事史乃至中外文明交流史中，很少有人提到一战华工的贡献。在众多捐躯欧洲的一战华工墓碑上，大多刻有“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流芳百世”等字样。的确，他们在一战西线战场上或后方，固然是“勇往直前”、“鞠躬尽瘁”，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虽死犹生”或“流芳百世”，而是被人们所共同遗忘。
相关政府对一战华工贡献的承认，更是姗姗来迟。早在1925年中国北洋政府即要求法国建立一战华工纪念碑，以及为一战华工提供抚恤金和遣散费等，但法国方面以资金短缺为借口，一直未能兑现{21}。迟至1998年，法国政府才在巴黎第13区中国城内竖立了一座纪念碑，上书“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1990年代，法国导演纪顿(Olivier Guiton)鉴于法国人民对这一中法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几乎忘却，拍摄了近一个小时的纪录片《一战中的14万中国人》(140，000 Chinois pour la Grande Guerre)，向法国人民介绍一战华工及其历史贡献。该片的重要价值在于采访了一些定居法国的华工后代，通过他们的讲述，再现当年一战华工及其后代融入法国社会的故事。通过这部纪录片，一般法国人才意识到一群中国农民参与创造法国历史的突出贡献。
2008年秋，在山东威海市档案局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就在一百年前许多华工跨出国门远赴法兰西的出发地威海，多国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一战华工的历史。为配合首届一战华工国际学术会议在威海的召开，威海市档案局还同时举办了一战华工图片展览{22}。200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六集纪录片《华工军团》则第一次把一战华工的生活及事迹推到国人面前。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不太明了这些华工为何而来，因何而去。在旅途中，在欧洲以及回国后，他们究竟又有怎样的经历?他们对那场“大战争”是否做出过任何贡献?他们对中华民族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中国国际化是否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又占有何等地位?
不管他们动机如何，一战华工实际上是用他们的“苦”和“力”参与东西方文明的重建，重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就是在中国，他们也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传奇。他们的命运，甚至他们的生命，无疑同中国及世界前途息息相关。一战中抵达法国的十四万华工，在许多人眼里，也许只是苦力，在欧洲，他们吃尽了苦，出尽了力。因为华工源源不断的到来，英法诸国在大战危机关头才可以免去人力资源匮乏的后顾之忧。也许华工到欧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谋生，但是大而言之，他们是为了中国，为了世界。尽管当初他们并非怀着创造历史的抱负走出国门，但他们是中国放眼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社会的先行者，并直接参与创造了西方的历史。
一战华工甚至给中国最终直接参战提供了法理根据，为中国的战后外交创造有利条件，并最终帮助中国政府以平等一员的身份走向世界。1917年8月，中国历经三年的奋斗，终以华工死于德国潜艇攻击为借口，正式向德奥宣战。中国的对德宣战，不仅展示了中国利用外交进入国际社会成为平等一员及寻求国际化的成功之举，并首开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系统收复国家主权的先河。中国甫一宣战，不仅立即宣布中国同德奥两国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随之废除，并收复德奥在中国的租界，终止支付德奥庚子赔款，更重要的是，德奥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也被中国一举取消。中国人坚持不懈地利用欧战的爆发力争正式加入战团，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寻求国际化的决心。中国以参战外交一改以往中国人传统而落后的世界观，承认西方主宰世界体系，并力求加入国际社会成为受人尊重的平等一员。中国能够跻身战后巴黎和会本身，即是中国一战外交成功的例证，实现了其在战争伊始即要参与和会的目标。因为华工的存在和可歌可泣的旅欧经历，中国的外交官才能够在巴黎和会上义正词严地要求国际社会还中国公道。
一战时的中国还是幸运的，尽管积贫积弱，尽管面临许多内忧外患，毕竟还有高瞻远瞩的志士仁人提出“以工代兵”的策略;更有吃苦耐劳的农民赴汤蹈火，任劳任怨。正是精英与劳工的结合，让中国得以在一战期间谱写了一曲中西交流的辉煌篇章。
在一战爆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通过回顾和研究一战华工的“苦”与“力”之悲壮人生，可以透视他们与中国及西方文明密切相关的命运。一战华工被西方人称为“苦力”，的确，他们很“苦”，但他们也有“力”，还有他们在血染的西线战场戴瑞士表、太阳镜、绅士帽，身着各国军衣的浪漫，交法国女朋友的风流，以及为保卫自己的权益把欺负他们的美国大兵打得头破血流的中国男儿的威风。一战华工甚至是邓小平等共产党领袖在1920年代走出国门到欧洲勤工俭学的先驱。我们可以通过一战华工的经历及故事来探讨中国国际史及中国国际化历程中的平民参与及其贡献，并通过一战华工同西方文明及世界其他地区人民、中国精英的交往及密切接触的经历，分析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试图回答“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这一百年来中国人及世界各国人民所共同探讨的世纪之问。
所以，这些华工的故事，可以说是文明交流的故事，同时也是1895至1919年期间包括华工在内的一代中国人为中国的国际化，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为中华民族真正复兴以及同西方人民一起共创人类和平而奋斗的故事。华工虽然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历史属于世界。在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纪念一战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缅怀由他们作为主角所创造的一段人类共享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在一战中的历史和一战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影响及地位的历史。
四 结论
一战无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战的爆发不仅标志着旧世界体系的崩溃，同时也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平台。一战期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奇怪的综合体：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文化上高度反传统，外交上奉行国际化及国际主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既有学贯中西、以天下为己任的一大批社会精英，也有目光短浅、不知国家为何物的军阀。凡此种种，莫衷一是。但就是在这种新旧混杂、天下大乱的局势下，中国人开始系统书写其以一战为契机的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壮丽篇章。中国的一战外交及国际化努力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中国的参战才使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或“大战争”。一战使中国成为世界史的重要部分，中国同时也把一战世界化了。
中国与一战的关系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内政及社会发展进程。然而不论我们如何评论一战对中国的意义，或中国对一战的贡献，我们首先都必须在一战研究中恢复中国与这场“大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真实记忆。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进而理解一战的世界影响，并通过研究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填补世界战争史、外交史、社会史研究上的空白。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似乎一致公认五四运动和巴黎和会在中国历史及世界史上的重大影响力，对此笔者并没有异议。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只有在充分理解中国与一战关系之后，才能真正明白五四运动和巴黎和会的真谛及内涵，进而把相关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同意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实乃中国寻求国际化的历史这一基本判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从一战开始的，中国对一战的反应及政策--包括“以工代兵”的重要决策在内--是中国积极主动走向国际化的开端。
中国参加一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付日本，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占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则是为了成为平等一员加入国际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获得发言权。在巴黎和会上，正因为中国代表团的据理力争，并大义凛然地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才把所谓“中国问题”带到了世界最高论坛，并为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结束后的迅速解决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不但没有完全失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成功。没有中国参战及拒绝签订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中国不可能迅速在1921年同德国签订平等条约，并在1922年迫使日本归还山东。中德两国于1921年所签订的条约是近代中国与一个欧洲大国签订的第一个界定双边关系的平等条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积极参与战后新秩序的建立。例如顾维钧是起草《国际联盟宪章》的十五人委员会委员之一，对宪章的撰稿贡献颇多。中国人甚至从大局着眼，支持日本代表团在和会提出的“种族平等”条款。凡此种种，中国不仅让国际社会听见了它的声音，还向全世界展示了其成熟的外交风范。而所有这些成就和建树，都是与一战期间旅法华工的贡献分不开的。
华工的影响令世人瞩目。中国政府同英法两国政府联手，把华工送到法国，中国的命运便与协约国联系在一起。华工不仅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同时还是“再造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战华工不仅为协约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也为中国宣战争取了机会并出色地捍卫了国家利益。旅法华工大多都是普通的农民，当他们被挑选前往欧洲时，对中国和世界都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仍然用自己的力量，直接帮助中国改变了其在世界和国人心中的形象。他们以新的跨国身份重新塑造了中国的国家认同，推进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进而影响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他们从战时欧洲的经历中，与美国、英国、法国的军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劳工一起工作的经历中，形成了自己对中国和世界事物的独特理解和看法。而晏阳初、蒋廷黻、蔡元培、汪精卫以及其他许多未来中国的领袖人物，则通过他们在欧洲与华工共事的经历，对他们的劳工同胞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确信中国一定能成为更好的国家。
笔者认为，中国做出“以工代兵”的决定既是应对时势的权宜之计，也是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是年轻的中华民国富有远见的外交政策的产物。许多政治精英和公共知识份子都将“以工代兵”计划和他们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憧憬以及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平等地位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们如何评论一战对中国的意义，或中国对一战的贡献，我们都应该把中国(特别是一战华工)带回一战的集体记忆之中。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国际化和民族主义犹如一枚硬币之正反两面。通过研究一战旅法华工和他们的故事，我们不仅可以重新恢复“一战与中国”及“华工与一战”这些被中国和世界历史遗忘的记忆，并且可以进一步帮助中国人及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历史上这一精彩篇章，认识和理解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重建中国文明及参与国际社会的心路历程。也许这就是一战和一战华工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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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号目录
二十一世纪评论
徐国琦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一战华工的世界意义
学术论文
文革五十周年专辑
李 逊 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蜕变
樊建政、董国强 文革初期复旦大学的「黑材料」风潮
王 芳 官僚派系政治与群众组织的产生——以上海柴油机厂为例(1966–1967)
严 飞 政治运动中的集体暴力：「非正常死亡」再回顾(1966–1976)
研究笔记
宋永毅 广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
景观
杨小彦、郑梓煜 《杜鹃山》改编过程之考察
书评
蒋竹山 阅读地图里的全球史秘密——评卜正民《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
李潇雨 改造的政治——评学愚《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
吴盛杰 国际化视野下的太平天国史——评裴士锋《天国之秋》
王成勉 求真何其难——评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
三边互动
编后语
注释
1 刘涛、徐国琦：〈“没有一战，何来五四?”--徐国琦教授访谈录〉，《西湖》，2009年第7期，页99-105。
2 本文基于笔者近年所写的一战系列文章及著作，文章包括徐国琦：〈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参战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0年12月号，页53-62;2005年8月号，页40-49。主要著作包括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译本参见徐国琦著，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纳入“人文经典文库”系列;Xu Guo-qi，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译本参见徐国琦著，潘星、强舸译：《一战中的华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笔者目前刚刚为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完成英文版《亚洲与大战》(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以及为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撰就《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的华工故事》，均拟于2016年底出版。著
3 Dominiek Dendooven and Piet Chielens， eds.， World War I： Five Continents in Flanders (London： Lannoo， 2008)， 8.
4 Modris Eksteins， 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Toronto： Lester & Orpen Dennys， 1989)， 116-19.
5 “Letter to Howard Sturgis”， 5 August 1914， in The Letters of Henry James， vol. 2， ed. Percy Lubbock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0)， 384.
6 Isaac F. Marcosson， S.O.S. America’s Miracle in France (New York： John Lane Company， 1919)， 306.
7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所撰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上、下两卷分别于1918和1922年出版。其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影响甚大。
8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收入沈鹏等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页2974、2987。
9 John Dewey，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Middle Works， vol. 15，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6.
10 以芬：〈欧战杂感(6)〉，《晨报》，1918年12月23日，第2版。
11 Pankaj Mishra， 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186， 192， 210.
12 Frederick R. Dickinson， War and National Reinvention： Japan in the Great War， 1914-191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 Ikuhiko Hata， “Continental Expansion， 1905-1941”，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6， ed. John W. Hall et al.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79.
13 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London： John Murray， 2001)， 40-41.
14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载《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页388。
15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2.
16 John Dewey， “Sunday World”， 5 August 1917， manuscript，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Central file， box 321/folder 13.
17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trans. and ed. Robert W.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3)， 233-34; Joseph Grange， John Dewey， Confucius， and Global Philosoph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viv， 30， 89; 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77)， 7， 35.
18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
19 详见俾耳德(Charles A. Beard)编著，于熙俭译：《人类的前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20 Edward Wong， “China’s Hard Line： ‘No Room for Compromise’”， The New York Times， 8 March 2014， A4.
21 参见马骊编著，莫旭强译：《一战华工在法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页442。
22 详见张建国主编：《中国劳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张建国、张军勇编著，马向红、郭东波译：《万里赴戎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华工纪实》(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