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锦、丁平：情义，那心里的痛

　　一.

　　突然，我收到一信：

　　“大姐，南京的一位叫做丁灏的先生，你认识吗? 他的弟弟丁平说：你们两家是世交。他想和你联系上。 发此信，也为了核实一下。”

　　此信是“共识网”的作者柳栋发来的。

　　由于我这写不好评论的人，曾经张冠李戴地认为他是广州的那位知名人士柳栋，闹了个笑话，还写篇小文纠正过;所以，我们有时通信，我干脆就称呼他为“佛佛”：一是他的博客叫“半佛半魔禅”，二是打这两个字很省事，他同不同意，我就不管了。

　　我立即回信说：

　　“佛佛， 你这人，可恨，可恨，可恨! 就因你说过，你从来不留信，看后全部立即销掉。 假如你留着，就去看看我刚认识你给你写信时，就给你写过：‘南京有我父母的老友丁大爷，他有个儿子丁灏大哥，文革前还来过我家，他尤其和哥哥特别谈得来。如果我回国看看一定去南京，很想去找他们，也不知道丁大爷和伯母是否还健在。’ 当时我写了这些话，你是只字不提，看来，你早就忘了我写过什么了。 我都不知道丁灏还有个弟弟叫丁平，当然想认识他呀!这还用说?麻烦你告诉他我这信箱，让他写信吧。丁灏大哥早就退休了吧，他一家人都好吗?”

　　回忆起那唯一一次见丁灏大哥来我家，是在1966年“破四旧”之前。我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还在实习阶段，那是炎热的夏天，当时丁灏大哥是去内蒙出差(他在南京大学)考察地质回来，路过北京特意来看看我们。

　　父母(尤其是母亲)一见他就喜欢如故，一转脸就对我们赞不绝口：“看你丁灏大哥，温文尔雅，极有才华，又有事业心，对老人多有礼貌，句句话都中听。” 她满脸都写着：“罗锦，我希望你和他搞对象，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我只知父母和他父母的友谊颇深，但为何那么深，以及丁家的历史，还真不清楚，因为父母很少给我们讲述过去的事情，我们也习惯性地不问。虽然我对丁灏大哥的印象极佳，可我当时似乎对谁都没心思去搞对象;就连我爱了四年的同班同学国栋，也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尤其是父母离婚后给我的反面影响，自己总觉得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意中人，因此对母亲的话我就装听不见。

　　当时，我家的住宿条件已很拥挤: 哥哥白天劳累地在“北京人民机器厂”上班，住在他那昏暗狭窄的小煤屋里，一个不宽又发潮的单人木板床。里屋，我和姥姥也不宽的双人床就让给了丁灏大哥。外屋，除了父母的双人床外，姥姥与罗文罗勉挤睡一夜，我就睡在了放衣物的大躺箱上。

　　丁灏大哥说在我家只住一夜，却和哥哥坐在屋前的海棠树下，聊到大半夜，十分投机。

　　天热，宽大的老旧竹帘挂着，双扇屋门开着，屋里早就关了灯。而他俩，坐在海棠树下的小板凳上，沉浸在夜色的昏暗中，面对面地低声聊着天，不时地发出笑声，毫无睡意。

　　我躺在大躺箱上，迷迷糊糊地听着和想着：“他，是哥哥理想中的‘我’呀，哥哥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活化身哪：他比哥哥大一岁，在南京，他俩从呀呀学语起就熟悉。哥哥所有的幻想和愿望：学习与人品的优秀、好读书、有才华、入团、南京大学、研究生、全国考察矿藏与岩石并游览大好河山、还可尽情地写作，这一切哥哥的追求与梦想，丁灏大哥全部实现和做到了，且优秀地继续在做着，并深刻细腻地体会着。哥哥的理想和梦想，丁灏大哥全都有了，他正是哥哥希望达到的活生生的样板。而恶运却都集中在哥哥身上了：学习与人品虽然优秀杰出，却三次报考大学都因出身问题而不被录取，他现在仅仅是在工厂才挣16元工资的体力劳动学徒工，明天，他还要劳累地去上班。”

　　然而，从他俩那开心的压低的笑声里，从那些我听不太清楚的谈话中，我感觉不出哥哥的任何酸楚和委屈，也感受不到丁灏大哥的任何歧视与傲慢。似乎他俩早就融为一体了：是他们谈论着社会的现象与政治?还是社会的风气?或是远方所见所感的风土人情? 就算给他们十天半月，他们也聊不完呵。

　　无论他俩在聊什么，他们视对方仍是彼此六岁时的纯真无暇。一个是在初中的“入学登记表”上没写“资本家和右派出身”的成功的他，一个是因写了“资本家和右派出身”的永不能成功的他。其实，他俩完全是一个人，完全是被人为的政治，活生生地拆开的两个不同的样板。

　　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俩谈话时的心情：自由自在地直抒胸臆﹑互相的理解与提升，全不受社会的政治、舆论、歧视与等级的影响，这，需要有多高的修养和心胸啊!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啊! 他们只被对方的思想与人品所吸引，忘记了疲乏，忘记了应该去睡觉; 他俩知道这一夜过去，将不知何时才会再相见，他们宁可一夜不睡;这，又需要多深的理解和爱!

　　遗憾的是: 过去的几十年来，中国都没有什么节假日。谁出差路过哪个城市去看望亲友，顶多半天一天就得离开，不仅不可能为这向单位请假，更不可能为这失去不易得来的工作。

　　丁灏大哥走后，便与哥哥经常通信，好像那一夜的聊天还远未聊够。每次的来信，哥哥都爱不释手，赞他有文才有思想，且一手潇洒漂亮的钢笔字，哥哥极为珍爱地保存着他的每一封信。往往， 他会情不自禁地夸赞：“看这首诗，他写得多好!”

　　回信时，除了叙述生活里的事，他便也以诗回赠。

　　不久，文革“破四旧”来临， 有一天， 丁灏大哥突然给哥哥来信说：“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 草草几句问候便结束了。哥哥便明白了，于是将他的信全部烧掉了，也回信说：“我也是第一次给你写信......”

　　哥哥把这事告诉了我，并看他亲手烧了信。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心想：“真有那么严重吗? 那些都是心灵的真迹啊，烧了多可惜!”

　　往后，就是我因日记被劳教，哥哥进了监狱被判死刑，俩弟弟去陕西插队......我们两家人，彼此无音信直到今天。一晃，就是半个世纪!

　　没想到通过柳栋这位神交，竟联系上了。

　　次日(7月6日)， 柳栋回信说：

　　“我有印象，大姐过去谈到过地质学院的丁灏先生(我就是在科学大院长大的)。 但是，不得不遗憾的告诉大姐：前两年丁先生已经过世!他在文革中也被隔离审查，好像和你哥哥的案件有关。出狱后，一直受到打压，直到郁郁而终。 他的弟弟丁平是在网上看到大姐和小弟的对话录，才通过他的同事和我的姐姐联系上的(她俩过去认识)。 具体情况，尚不了解。

　　待你们两家故交重新联系上，小弟也会知道的更多吧。 明天白天我就跟丁平先生联系。 我知道，大姐看到这封信，心情会难过。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了。

　　二.

　　罗锦大姐：

　　您好!我是南京的丁平，系丁灏之弟。在《共识网》上读到您写的文章中提到丁灏大哥，我很激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您还记得我大哥!

　　中学时的丁灏

　　根据您文章中有关柳冬先生的线索，我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柳冬先生的联系方式，以期得到你的联系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与柳冬先生联系上，并得到您的邮箱地址。

　　下面我简单把我们家庭文革以来的情况向您介绍一下：

　　我父母与您父母是多年老友，友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文革之前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我父母亲由于文革中丁灏受到迫害而担惊受怕，分别于1971年和1976年去世。

　　我们可以算是世交，特别是我大哥丁灏与您哥哥罗克兄都是智商极高的才子。您的记忆力确实很好，大哥丁灏1958年考入南京地质学院(后该院水文地质专业并入南京大学地质系，1966年春于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生毕业)。文革期间，丁灏因受罗克兄的《出身论》的牵连，被关押六年，受尽摧残迫害，头部被打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癫痫;尽管如此，他以非凡的毅力，克服身体上的疾病，在地质、考古、书法、文博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等领域发表了许多文章，成为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丁灏不幸于2010年4月去世。2013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独行蹊径》有较详细的介绍。

　　我们兄妹一共六人，丁灏是大哥，我最小，四个姐姐，现在都住在南京。

　　如果您回国，请能抽空到南京来，大家见见面。

　　为了联系方便，我们能否建立微信联系?我的微信号是......,您邀请我加入微信朋友圈，我确认即可。

　　盼收到你的回信!

　　祝

　　吉祥安康!

　　小弟丁平

　　(下面是他的家庭地址，手机与座机电话号码。)

　　接着，丁平又一信说：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才九岁，不谙世事;但有些事情还是有记忆的：1967年十月罗克兄来过南京，曾来我家看望我父母，当时灏兄不在家，罗克兄小坐一会儿就离开了。他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之所以在上个邮件里说灏兄“因受罗克兄的《出身论》的牵连，被关押六年”，是缘于罗克兄被捕后，1968年，北京市公安局派专案人员来南京我家、我父亲单位和丁灏兄单位“南京大学”调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人员在我父亲单位对我父亲说：“你朋友的儿子遇罗克是现行反革命，你儿子丁灏是幕后主使。”我父亲听了以后就倒下中风。

　　丁灏兄后来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专案人员提审数次，意欲挖出罗克兄的幕后指使者。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大约是1982年左右，丁灏兄去北京办事，曾去北京玩具六厂找过您，厂里人说，您当时已经不在厂里了，好像是调到作协去了。

　　我出生于1957年5月，属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比大姐小一轮。该读书的时候遇到文革，荒废了学业，只读到文革时的高中毕业;1979年进工厂当工人;成家也比较迟，没有子女。

　　丁平最近的来信：

　　罗锦大姐：您好!

　　多年来我基本没有信可写，也不会电脑打字，已经发给你的邮件是我自己起个草稿，请朋友帮忙打字，所以回复不及时，望谅解!至于其他顾虑，我是一点没有!只是写作能力太差，所以这篇文章就劳您多费心了!发表之前请给我看看。

　　关于丁、遇两家友情的由来与发展，因我是家里最小的，知之甚少，只是从父母和灏兄谈及遇家时获得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既不完整也不详细。这几天，我也问了四个姐姐，试图多收集一些有关我们两家往来的情况，可惜，她们了解的也就是我知道的。下面尽我所知叙述如下：

　　1946年，我父亲(1911--1971)在徐州与友人合伙开了一家名为“华丰转运公司”(即现在的物流公司)，通过铁路做运输生意。听父亲说，伯父遇崇基系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毕业，与伯母王秋琳在徐州开了一家营造公司，伯母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我估计他(她)们就是在那个年代因生意上的往来而成为朋友，进而成为挚友。你们家1949年北上到北京;我们家由于祖父祖母住在南京，于1951年南下至南京。父亲来南京后买了二处房产，并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拍卖行，公私合营后任拍卖行副经理兼估价师;母亲在家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没有工作。“三反五反”运动中，父亲因人缘好，或是还算幸运，没有受到厉害的冲击，但是，家里一处临街的门面房产被没收，没收的具体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父亲丁浦哉

　　我叔叔丁庆元(1926--2003)1949至1952年在“北方交大”读书期间，与崇基伯父有往来。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后因关节炎调至武汉“铁道部武昌机车车辆厂”，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一去就是20多年。平反后在当地教书，退休后回到南京，终生未婚。

　　关于灏兄1982年去玩具六厂找您一事，我也是后来听灏兄说的，至于灏兄为什么没有去直接你家找?我估计一是灏兄时间比较紧，二是他认为你们家可能已经不住在老地方了。

　　我的四个姐姐情况如下：

　　大姐丁惠珍，1945年出生，已退休，育有二个儿子;

　　二姐丁惠珠，1947年出生，已退休，育有一女;

　　三姐丁惠蓉，1950年出生，已退休，育有一女;

　　四姐丁惠芳，1954年出生，已退休，育有一女;

　　灏兄出生于1941年9月23日，1980年与王姓女士结婚，不久即离婚;此后一直未再婚，无子女;

　　我出生于1957年。

　　我在找家里老照片时， 发现了灏兄大约写于1980年左右的“杂诗四首(悼遇罗克)”，扫描件见附件。

　　文革前的全家福

　　三.

　　我很久没哭过了。

　　心里从未这么痛过。

　　“文革期间，丁灏因受罗克兄的《出身论》的牵连，被关押六年，受尽摧残迫害，头部被打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癫痫......”

　　受《出身论》的牵连，这可能吗?

　　文革“破四旧”之前，他俩就把彼此的信全部烧掉了，两个极为理智的人，以后在那无法形容的骚乱里和惨无人道的打砸抢中，自然不会有任何联系。接着，在广州和北京就是油印的《出身论》，在北京是铅印的《出身论》和一期期的报纸，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头条文章，以及其他的化名文章，都是哥哥白天劳累地上班，夜晚及周日为报纸赶写的，他怎么有空，怎么有可能去与丁灏大哥联系?!他怎能不深知避免牵连任何人，何况是自己的挚友?!

　　除非只有一个可能：《中学文革报》的读者来信需用麻袋装，罗文罗勉他们是用平板车，从邮局一车车地拉走。或许南京也有此报纸的流传与复印，丁灏大哥看了以后，赞不绝口，他并不知道“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就是遇罗克，一定会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报社写过信。哪怕他用了假名，但公安还是会侦破的。

　　尤其是：哥哥把很有水平又深为感动他的来信地址及人名，抄在了一个本子上，共有三千多人。哥哥在工厂被捕时，公安人员来家搜查，也把它搜走了。哥哥的审讯材料为何有满满的八麻袋之多?因公安局认为他要搞党派，但哥哥是拒不承认的。审问他：“为何你把人名地址记在这个本子上?”哥哥甚至回答：“我也不知为什么。”为此他受了大罪，背铐整整半年;是否还有其他的人身惩罚，不得知。 既然他不想交代任何人，又不能胡编滥造，他也只能如此回答了。故在他的死刑判决书里有一句：“在押期间气焰嚣张。” 但，绝对不会因为哥哥不交代，就不加罪于来信的读者的。

　　公安局总想找出一个写作班子，一个有很多人的组织，他们总是不相信哥哥一人就能胜任。

　　直到改革开放时，令人怀念的胡耀邦主席当政，哥哥的专案组对父母透露：“由于这三千多个地址，每一个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但怎样惩罚，他们不会讲。 因此，当专案组问到父母有何要求时(只能提三个要求)，母亲代表全家回答道：“第一，给所有受遇罗克牵连的人平反。”

　　过后，有朋友对父母说：“您不提那个要求，照样也会给他们平反的，受害人自己都会提出的。您这么一来，就失去了一个条件。”

　　但父母一点也不后悔，他们觉得：唯有把这作为第一个条件提出来才安心。

　　可以设想: 文革时，即使丁灏大哥根本不知道“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是遇罗克，即使他给报社写信时不写真名，但由于信封上的邮戳是南京来的，哥哥认识他的字迹，更由于信里内容的高水平，哥哥会立即知道是他写的。既然连哥哥都能很快知道，公安局那么多有水平的侦探，也绝对不是傻子。

　　正因哥哥知道了这封读者来信是丁灏写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联系以及哥哥对他的以诗鸣志(见下第六节)。

　　丁灏是“<出身论>的后台”，这连边儿也不沾哪!如果哥哥不是如此地与丁灏联系上的话，他绝对不会冒失地给丁灏邮寄信件，甚至谈论报纸的事的;因为他知道这会有极大的风险。

　　唯有哥哥的生死之交、他的父母也与我家是老友、“北京25中”初中同班三年的郝治， 以自称“马列”的假名，代替哥哥，每天在北京四中的“<中学文革报>接待站”，接待着就近的以及不远万里而来，许多想亲眼见到作者的读者们。

　　郝治是已经把命豁出去的。后来他所遭受的巨大折磨与惩罚，他所有的磨难与经历，就不在这里叙述了。

　　丁平信里说：“1967年十月罗克兄来过南京，曾来我家看望我父母，当时灏兄不在家，罗克兄小坐一会儿就离开了。他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7年十月，哥哥去过南京?从未听家里人说起过，家里人一定是根本不知道的。哥哥不想讲的话，他绝对守口如瓶。

　　1967年四月份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报纸不得不停刊了。而在那之前，哥哥早已被暗探日夜跟踪已半年多了。所以，他出发去南京或去北戴河，都是极为困难，几乎不可能的。

　　1967年初秋(十月)时， 他请了一周病假(一个手指的灰指甲被拔掉)，借此去了北戴河， 在海边的沙滩上，与《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们意外地相遇。

　　我曾想过：他究竟是如何逃脱了公安的盯梢的?死胡同“果局大院”极为狭窄的胡同口，只需一位公安把守在那里， 他就跑不出去。

　　唯一的可能，就是当初，哥哥决定把又黑又潮的小煤屋作为卧室和书房，我和谁也不商量，拿起斧头，在那狭窄的又糟又糠的后墙上，凿了一个洞，姥姥气得直责备，哥哥见了咯咯地乐;房管局的人来了不仅做了屋门，还安了个后窗。那个后窗较高又小，但不胖的人是能钻出去，跳在地上也没问题的。窗外就是一个街道办的“被服厂”的大院。哥哥一定事先侦察好了地形与进出口。除此之外，在这死胡同里，他是插翅难飞的。

　　家里人谁也不知他要去北戴河的计划。那个月他少交了父母工资，他不肯花《中学文革报》的分文， 因为他对这报纸的心情太神圣也太圣洁了。

　　他去看望丁灏，一定是在去北戴河的去或返回时。他一去或离开北戴河，以及在旅馆的居住，都是独来独往，没有与报社成员们在一起。正因为在他的计划里，有一个他必须见到丁灏的内容。

　　他要去看望还未见过的大海，让大海的开阔灵魂给他以心胸和力量; 他也一定要去看望丁灏---他理想的化身与挚友。

　　或许他不肯定自己一定会死，但也未必。因为他早已做好了会牺牲的准备。

　　可叹，他竟未见到他。哥哥无法多呆，因为他要准时地赶回北京，次日还要准时地去上班。老天又一次违人心愿地安排了：让哥哥把满腹重要的话、知心的话、诀别的话，都再没有机会向丁灏诉说。

　　情义---那心里的痛呵!

　　四.

　　在1982年，丁灏大哥竟去了“玩具六厂”找过我? 我丝毫也不知道。丁灏大哥的情义，令我泪水涟涟 !

　　是的，他没去找父母，他的猜测是对的：我家人已搬家不止一次，从东四北大街果局大院搬到三里屯，又从那里搬到罗车坑，往后又搬到永定门外......千千万万个“非红五类”的家庭，因历次的政治运动，他们的四合院、好房子都一次次地被剥夺了;住处都是越来越坏、越来越次、越来越小， 都被迫地远离了北京市中心的居住区、被边缘化了。一旦被边缘化，就再无可能返回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居住了。

　　1982年，我从玩具厂调到刚成立的北京市委直属的《学习与研究》杂志社去做美编。这之前的信息，是哥哥的高中老同学，被关了13年监狱刚被平反的王学泰大哥在电话里介绍的，他说，他认识市委的一位老同学，知道那家新成立的杂志社正需要一位美编。

　　我去杂志社找了领导谈话，自我推荐之后，马上通过了。

　　不久，因拙作《春天的童话》而受到官方大报刊的批判，我社主编徐老顶着压力，告诉我：市委在深究，是谁帮了我的忙来到杂志社的?我自然不能说出在市委工作的那个人和哥哥的老同学王学泰，只说是自己听说这里需要人的。

　　我怎么可能象玩具厂领导对丁灏大哥说的：“被调到作家协会”了呢? 作家协会，难道会要我这样的人吗?

　　然而，在哄哄闹闹的“反精神污染”中，“北京作协”忽然给我邮寄来一个作家协会的会员证!我从未申请过入会，是谁做主张发给我的?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但我是那么受感动!这无声的语言告诉了我:人心所向。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它。在入德国国籍时，我上交了中国护照，却仔细地保存着这两个证件：“北京作协”的会员证和“学习与研究杂志社”的记者证，它们是我一生的珍贵纪念。

　　但，因受批判而被迫在家停职反省， 更因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走出国门。

　　而就在那1982年，我的两个《童话》与“离婚”，在全国正热闹得沸沸扬扬，父母和俩弟弟都十分生我的气，觉得给家里带来了巨大的议论和麻烦。因此，我连父母家都不爱去，孤单单地一个人挺着;只知道自己做得没错，只感念有很多读者在支持我。就在那时，丁灏大哥竟然来北京找过我?!

　　此时， 距那时三十几年过去， 眼泪止不住地流，是为他的情意深深感动：他代表死去的哥哥来关心我，他一定要看到我，要给我鼓励，要问询个清楚和究竟。他仅仅那么点儿时间，因为他必须按时登上火车返回南京---正像哥哥当初去北戴河时找他一样，就那么点儿时间---火车票不好买;工作单位不能无故请假，否则会失去工作;也没有住宿的地方......种种的不便和规定，都使得他心中那份沉重的嘱托和谆谆的情义，难于实现!

　　我一边流泪一边幻想： 假如1982年，丁灏大哥见到了我， 假如我们都没结婚或是离了婚，或是愿意再去离婚，如果他问我：“罗锦，你想和我结婚吗?”

　　我会痛快地回答：“想。”

　　“那你只能去南京，我不可能来北京定居。”

　　“在哪儿都有幸福的夫妻。”

　　“其实，文革前去北京时，我就有这个意思。”

　　“那时我糊里糊涂，什么都不懂。”

　　“你说说，你想和我怎么过?”

　　“穷就穷过，富就富过。每天都过得有意义和愉快。因为有太多的不言而喻的想法;因为有太多的互相理解与支持。直到有一天，我们俩都想死时，就给世人留下一封诀别的愉快的信，一起躺在床上，手拉着手，安安静静地、象睡着了一样地死去了---多幸福啊!”

　　五.

　　往事，一幅幅的画面，犹如电影里的一幕幕：

　　又回到1953-54年，“三反五反”过后，已和父亲离了婚的母亲，带领我们离开了“北新桥水獭胡同12号”的大院落和日本洋房，搬到了东四北大街“果局大院”，母亲买下的一个小四合院。那时，除了老租户陈奶奶和她的两个中年儿子住两间屋之外，其余的十间屋子都是我家人住着。

　　1953年，母亲的四个孩子。北京东安市场内“怡生照相馆”。

　　1954年，父母尚未复婚，哥哥小学毕业考入“北京25中”。

　　我们不爱打听大人的事，因姥姥早就说过：“打听大人的事，没规矩。”姥姥的老北京训语一条条的，不到时候都不说;一旦说了，就是有的放矢，谁也不会忘的。外加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母亲又那么忙，哪有和孩子们闲聊的时间? 往后接连着文革， 一家人被打落地狱一般，互相离散而自顾不暇，所以，到底父母和丁大爷是怎么认识的? 为何交情那么深?他们在南京的家里，是如何谈论我们的?在我和小平通信之前，我一直都不清楚。就算能通信了，我想知道的，也不是都能知道得很详细。

　　就连哥哥儿时的详细履历，也是这次文革五十周年，因与他65中的同学黄西孟联系上了，我们信里几次的争论与核实，以为才搞清楚了;但见了小平的信之后，又得详细地补充了：

　　1.“七七事变”后，爱国的父母从日本东京回国，由于母亲的娘家和亲戚都在北京，所以1941年父母先到达北京订婚和结婚。 婚后，因父母的同一工作单位“建设总署”在南京，所以二人迁往南京，1942年哥哥在南京出生。在南京，父母认识了丁大爷全家人;

　　1936年，15岁的母亲在日本东京学习商业管理

　　2. 国共战乱，飞机炸弹，全家不得不搬到徐州，在那边有母亲的老友姜中秀叔叔一起开办过“营造”企业，与开办企业的丁大爷一家也有业务往来; 1946年我在徐州出生;

　　3.父母又搬回南京，哥哥6岁在南京上小学一年级;丁灏大哥与哥哥同年级。由于两家经常来往，他俩从儿时起就相熟;

　　4.1949年，一些有远见有头脑的小业主和资本家都洗手不干了，宁可去做职员，而父母却相信前途光明，决定去北京开办“大业营造厂”和“理研铁工厂”，买下北京市北新桥水獭胡同12号那座日本洋房和二亩地的大院落(与“北京男五中”一墙之隔的紧邻)，全家迁往北京;

　　5.哥哥先在灯市口“北京育英小学”(即“北京25中”的前身)从二年级上到四年级;

　　6.从五年级起，他转学到“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现在的“北京府学胡同小学”)，同年，我(六岁半)也考入了此校一年级，与他每天步行半小时去学校，若不带午饭又下午有课时，每天四趟共两小时来回地往返; 因家里经济并不宽裕，步行是为了省车钱。他六年级毕业时，我二年级还未入队。

　　以上详细的履历，在哥哥以及我们上初中填写履历表时，是不会写得如此详细的。母亲认为履历写得越简单越好。

　　但可笑的是： 我家四个孩子竟然是两个出身; 我和哥哥奉母之命填写的是出身“资本家”，因在“反右”前，母亲正在得意之时：她是北京市代表，全国妇女代表，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副厂长，还在中南海与毛主席合影，还曾经想过入党，她不仅不为“资本家”这身份担忧，相反，她还很自豪得意呢。但到了俩弟弟上初中时，说什么也要填父亲是工程师的“职员”出身了。他俩说：“我们又不想入团，怎么会调查我们? 同学中 隐瞒出身和政治情况的，绝对不会只有我们两个。”所以他俩从未受过班主任老师的刁难和歧视。

　　而哥哥一定要入团，他就必须把家庭情况交代清楚。最上进和诚实的人，也就最倒霉，他的初中和高中都深受政治歧视。

　　历次的政治运动，摧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了半个世纪，当遇家与丁家的人再次相逢时，唯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情义，令人痛彻心骨......

　　那些电影般的画面是永生难忘的：

　　每当丁大爷从南京来信，母亲就高兴地对姥姥说：“浦哉来信了。”也对我们孩子们说：“你丁大爷来信了。”她就高高兴兴地看信，简略地叙述着南京那家人的生活近况，总之，一切都挺好。父亲有时来看望我们，母亲回回不忘把丁大爷的信给他看。

　　当时我在上二年级，瞥见到那几页信纸上的龙飞凤舞又自成一格的浪漫字迹，正如丁大爷叙述生活情景时的豪爽与开朗。

　　不久，丁大爷来到我家看望我们。彼时父母尚未复婚。 家里住处宽敞，客人独居一间单独进出的屋子。高大魁梧又亲切的丁大爷，言谈话语，举手投足，活像母亲的亲哥哥。在客厅里，他俩隔着茶几，对面坐在小沙发里，与母亲聊得十分融洽投机。母亲两手飞快地织着我们的毛衣或毛裤(那是她每年乐此不疲的家务和“任务”)，喝着茶，一面和丁大爷聊着与感叹着。

　　初夏，无风的蔚蓝晴天，客厅的双扇木门大敞着。 院里四角花坛的花，正在盛开。我在院子里独自玩耍，闻闻这朵花，闻闻那朵花。 姥姥和保姆吕姨都在各自的屋里休息，哥哥和俩弟弟也不在眼前;离了婚的父亲自然在他那小家里正享受着甜蜜与幸福。

　　只听丁大爷说：“秋琳，别织了，咱俩跳跳舞吧，我好久没跳了。”

　　母亲有点不自然：“跳舞?也没音乐呀。”

　　“来， 我自己哼音乐。”丁大爷把母亲拉起来，亲切地把她揽在怀里，他比她高出一大块，显得那么魁梧，大度和体贴。就在那间并不很大的客厅空地上，两人慢慢地悠闲地起舞。丁大爷没有哼音乐，似乎，他只想用这种方式，给予母亲兄长般的爱; 也只想用这种方式，让一直充当父亲的母亲体会到还有十分爱她的人。母亲变得少有的温顺和舒心, 那舒心里含着感动， 她那表情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 一切，只沉浸在友谊的爱与理解中......

　　六.

　　丁平的信：

　　......1972年灏兄落实政策后，工资恢复并补发了隔离审查期间扣发的部分;由于他在隔离审查期间头部被打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癫痫，难以继续从事野外水文地质考察工作，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不甘平凡，以其聪明才智和非凡的毅力，克服身体上的疾病，在地质、考古、书法、文博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等领域都有所建树。用“郁郁而终”形容他不符合事实。

　　当我找出灏兄悼念罗克兄的诗稿时，虽然以前也读过这四首诗，但是睹物思人，依然被他们之间兄弟般的深情厚谊所震撼!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大学毕业时的丁灏

　　晚年，静心读书与著书的丁灏

　　杂诗四章(悼遇罗克)

　　(一)

　　血荐乾坤头不轻，拼将玉碎默雷鸣。

　　健儿含笑作豪鬼，千载龙泉夜有声。

　　(1)《出身论》正式出版后，罗克有诗赠我称“十年读典此剑成”又言献身之志曰：“鬼豪回首堪笑慰”

　　(二)

　　相期风雨未绸缪，谁信斯人真断头?

　　讯报春回寒欲尽，情余梦灭泪不流。

　　怜才笛咽古今赋，伤乱黍离班马忧。

　　细看长征修远路，前驱血印在神州。

　　(2)罗克于六七年十月与我诀别，余南归，得其赠诗曰：“未有余情贻少年”，“羌笛一梦两地声”。

　　(三)

　　遇生赴国忧，慷慨一奇男。

　　逆风奔骐骥，偷火沥心肝。

　　强项立天地，横眉斥权奸。

　　烈士贱头颅，岂薄细碎冤?

　　人生本易老，急书胆剑篇。

　　(3)清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四)

　　遗业艰难赖众英，网罗冲决贵先行。

　　心忧天下方无我，红落春前最有情。

　　破夜光华星烂璨，攻书马列志坚贞。

　　死灰莫道飞不起，封建幽灵誓扫清。

　　丁 灏

　　于 南京大学

　　丁灏手稿一

　　丁灏手稿二

　　丁灏手稿三

　　仅以此文，敬献给灏兄﹑罗克兄和我们的父母。

　　2016.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