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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作者：沈壮海
注：本文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沈壮海教授2015年11月9日在湖北省社科联举办的全省“七个一百”(哲学社会科学类)人才研修班上的报告。
在座的各位入围了“七个一百”，还有很多人具有光闪闪的国家级的学术称号，但是从整体而言，我们还要进一步成长。我们成长的方向是什么?要成长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科学家。
这个概念也是我们十年前“十一五”文科发展规划里面提出来的。对于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学科点来讲，有没有战略科学家，有多少，关系着这个学科点的生死存亡。我刚才说，武汉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较好，但也有发展不好的。我们在文科里也有一些学科，老师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就说想当年我们怎么样。只会遥想当年，只能反衬出我们现在的落后。为什么有些学科发展很好、持续辉煌，有些只能“想当年”呢?和战略科学家的不足、流失有关系。在座的各位在全省是排在前一百名的，如何成为各自学术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应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奋斗目标。当然这里面也有层次之别。第一个层次是全国性的战略科学家，站在国家层面对本学术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有一些要成为省内的战略科学家，还有一些要成为本单位的战略科学家。
如何成为战略科学家?我今天在这里概括三十个字，每一句话三个字，跟大家做交流，谈一点感想。
厚功底
功底一定要厚。土层厚了才能长大树，否则只能长小草。在青年学者里面很多人经常很浮躁，稍微发了几篇象样的文章就不得了了。在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土层厚、有厚功底呢?有刊曾登过一幅漫画，画着一个人拿着红樱枪，下面写着“红樱在手才三日，便称天下第一枪”。练了三天红樱枪，便称天下第一枪!?如果是这样，那只能玩红樱枪，当不了战略科学家，成不了将军。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我读书的时候就经常看老一代学者底子之厚，一上讲台给我们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了什么，没拿稿子，在第几页，我们回去一看，不仅页码是对的，里面讲的话基本上一字不差。这是什么?这是功底。我的老师研究传统文化，经常一整段一整段的都给我们背诵出来。那是他融汇在心间，自然流出来的。我们青年一代查资料离不开电脑查。有些看家的、重要资料要放到自己的大脑里。把这些东西放在电脑里和放在人脑里，感觉是不一样的。放在人脑里，它会在我们思维的过程中，自然地产生一种学术的化合作用，该用的时候，从哪个角度用的时候，自然就从心底出来了。放在电脑里，永远是外在的。这和功底都有关。我们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许多战略性科学家，在这方面都有感人的事迹和佳话。唐长孺先生眼睛高度近视，70年代在新疆考察的时候，右眼视网膜脱落。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分卷》主编，在大百科全书大楼里开会审稿、定稿时，他就坐在那里听，仅凭听力他随时可以指出稿子里面哪里有出入，要查什么样的文献。这就是功底。从先辈的身上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和老一代人之间有什么差距。虽然我们成为了“七个一百”，走在了全省前一百名，但是把我们的底子打得更厚实些，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在各自学术领域工作，要对自己领域体现学术基础的文献有精深的掌握。掌握的程度决定了我们能够走到哪一步，能不能成为战略型的科学家。
有担当
担当，讲的是责任、使命，对学者应该担负责任的认识。我们古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我们要想写出一个可以传世的作品来，要先有一种“传世之心”，就是要有担当，要有责任，要有使命意识。我们武汉大学的老校长李达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武汉大学曾经当过13年的校长。他曾经写过一部著作《社会学大纲》，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部书1935年曾经在北平大学作为讲义印过，1937年正式出版。写这部书不是为了在书斋里探讨哲学概念，是为了责任的担当。他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在前言里写着：“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肉，推进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这部书就是为战士们写的，要让他们有正确的宇宙观，有正确的方法论，有能力对国家命运思考得更透彻，更加有能力抗敌。
正是有了这种使命感、责任担当，才能够写出有份量的著作来。《社会学大纲》出版以后，李达先生就寄给了毛泽东同志一本。毛泽东同志看了这个书以后有很多的评价，他说这是一本好的哲学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且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同志还在这个书上做了批注，批注加起来有3500多字。由于读这本书，毛主席还开始写读书日记。读书日记怎么写的?1938年2月1日，毛泽东的“读书日记”这样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以后逐日记了读书的进度。三月十六日记：“本书完。”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在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的位置。为什么喜欢读这本书?因为这个书不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同志曾回忆说，毛泽东跟他讲：“李达同志寄给我一本《社会学大纲》，我读了十遍。我劝你们也读十遍。他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我们自己写的书，能不能让我们的研究生读十遍?如能，那一定是精品力作了。
历史学家吕思勉写过一句话，他说：“如其一个人志只在于丰衣足食，大之则骄奢淫逸。试问这个人，会懂得经济学、财政学否?经济学是替社会找打算的，财政学是替国家打算的。志在丰衣足食，或骄奢淫逸的人，对于社会国家的问题，如何会发生兴趣呢?如此，经济学财政学所说的，就都是话不投机的了，你如何会读得进去?”他还说：“学问从来没有替个人打算的，总是替公家打算的，替公家打算，就是所谓仁。所以不仁的人，决不能有所成就。你曾见真有学问的人，为自私自利的否?你曾见真有学问的人，而阴险刻薄，凶横霸道的否?这一个问题，世人或亦能悍然应曰：有之。而举某某某某以对。其实此等人并不是真有学问，不过是世俗所捧罢了。世俗所以捧他，则正由世俗之人未知何者谓之学问之故。所以真的学问，和道德决无二致。”凡是“志只在于丰衣足食，大之则骄奢淫逸”的人，不可能有真学问，也不可能成为战略科学家。
人们经常讲学者要有个性。但个性绝对不是只顾自己一己之私。个性是什么?是对这个社会大仁、大义的思考，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真理的坚持。李达先生骨头是很硬的，他曾经讲：“我在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的领导，但是在学术上，我们同样可以跟毛主席争论。”毛主席对他有一个评价，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李逵之大仁、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这是对李达校长的高度评价。这种个性从哪来的?从责任和担当而来。陶德麟先生多次讲过，李达老校长强调“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这里说的即学者的持守，学者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大视野
“大视野”表现在对学术问题看得要深、看得要远、看得要广，不能看得浅、看得近、看得窄。战略科学家是领军的，别人成天跟你在一起，从你这里听不到一点透彻的话，听不到一点深的见解，还跟你在一起干什么?学术视野的深、远、广，是战略科学家应该做到的。很多著名的学者，他们基本上都是跨学科的学者或有跨学科影响力的学者。武汉大学评出来的资深教授，没有一个是只在自己的二级学科里面有影响的，都是具有多学科影响力的。这是与其学术视野、学术成就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不少青年学者视野较窄。视野很窄能不能成为战略型的科学家呢?可以成为专家，但绝对成为不了战略科学家。
武汉大学著名的世界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读大学时学历史，读研究生是由南开大学陈序经先生面谈后便录取的，学经济学。他犹疑大学学历史出身的人能否改读经济类研究生?陈序经先生告诉他：在学术道路上，不怕转弯，多转几个弯，自有好处。到晚年，吴于廑教授还从这个角度回忆，谈过他的体会，他说：“所谓转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多转几个弯，无论是转到别的路上还是转回来，都有好处。为什么转到别的路上也有好处?多转几个弯后转到别的路上和别人直接在这个路上走，感觉不一样。底子厚，才能走的更宽广。转来转去又转回来的，也会基于多个学科的滋养，对自己从事的学科有新的认识。
前几天我到北京参加文化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已经举行了三届，第二届第三届我都参加了。郑永年在第二届会上发言时，表示他对中国学术发展的不乐观。其中一个观点是，他认为现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微观，没有“宏大的论述”，所以中国人的学术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他说的“宏大的论述”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韦伯等等，他们都有“宏大的论述”。“宏大的论述”是干什么的?奠定基本原理、开创新的领域，制定学科中基础性规则的。不少中国学者现在学美国，一下子就着迷于进入非常微观的研究，以为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前沿或国际范式，这对中国学术发展非常不利。要成为战略型的科学家，我们既要有专学的功底，也要有大视野。能够做出“宏大的论述”，才能够支撑一个学者成为战略科学家。
阔胸怀
为了与前面的“大视野”不重复，我这里用了一个“阔”字，实际上也就是“大胸怀”。王世杰先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武大，武大，肚量要大”。“肚量大”包括学术上的“肚量大”，虚怀若谷。真正的战略科学家，有影响的大学者，没有一个不谦虚的，没有一个不谦逊的。刚才提到的吕思勉先生，是唐长孺先生的老师。有书载，唐先生一九四八年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的论文，寄给吕先生，吕先生认为讲得好，在撰写《隋唐五代史》的兵制部分时就把这篇论文的要点全部引用进去，并且说明是“近人唐君长孺”的看法，说“府兵之废，……近人唐君长孺言之最审”。先生是如何对待学生的?这是一种很大的胸怀。武大资深教授谭崇台先生曾说：“做学问之前要先学会做人，七分做人，三分做学问;要始终保持谦虚学习的心态。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你们可以随时进行批评。”能不能有一种阔胸怀，决定着我们能看多远，能不能成为战略科学家。
勇创新
现在到处都在讲创新。创新不是自吹的，真正的创新应是公认的。现在不少学者经常自誉创新。在我看到的一个评审材料里，有学者一口气列出了自己研究成果的二十多处创新。这显然有失严谨。刚公布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唐长孺文集》荣获一等奖。这个文集是中华书局出版的。2011年中华书局在北京开了一个座谈会，北京大学的田余庆先生会上有一个发言。他说：“50年代在北京，唐先生还不是有名的学者，但是，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出版，读后给人十分惊讶，的确是一位魏晋南北朝史高手，这段历史时期的制高点，差不多都被唐先生占领了，我们今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都会从他的著作中发现重要的问题和得到结论。”这就是学界的评价。到底是什么创新?同行一看，发现制高点都在这里，这才是高质量的创新性成果。
创新包括话语体系的创新。在去年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郑永年还这样谈到：“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从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法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没有努力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说自己的社会科学，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他讲：“知识体系的缺失使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软空间’缺失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进行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没有知识体系的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向他人推广自己，是中国知识界面临的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们意识到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们发现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脑了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他觉得中国人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其中也要有“宏大的论述”。“宏大的论述”就是基本原理、思想体系方面的东西，但不是每一个学者都有能力、都应该去构建“宏大的论述”。但有没有“宏大的论述”，是评判你能不能成为战略科学家的重要标志。
我读博士后的时候，我的导师刘德厚教授多次讲学术研究要“学会缝自己的口袋”，用现在话来讲就是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没有自己的口袋，你研究的东西就都装到别人的口袋里了。自己没有一个口袋，别人不往我们的口袋里面装东西，说明学术上还未达到战略科学家的高度。所以在座的各位要努力“缝口袋”。很多学者大家都不仅有创新性的大著作，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也都有自己的贡献。比如冯天瑜讲的“元典”、吴于廑先生提出的“整体世界史观”，等。“缝口袋”，当然不是说自己闭门造概念，学界不认可的自说自话，不是话语创新。
如何推动创新?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是这样，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吸取中国发展的经验，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同时密切把握世界学术发展的前沿，关注到这两个方面，我们才可能拿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成果。话语体系创新绝对不是说我们关起门来，两眼一闭，想几个新词，那不行。
常开拓
或者说是“敢超越”。敢于超越前贤，更敢于超越自己，不是守住自己在一个时间段内的一亩三分地，以为在此反复耕耘就可以成为大家。很多战略科学家，都是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地超越自己。刚才提到的唐长孺先生，1964年开始住在北京点校二十四史中的“北朝四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任务历时十年完成之后，他又开始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那时候他已年逾六旬，眼睛也不好，但他又重新开辟了一个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有人评论，原来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是唐先生的努力让日本人改变了这个说法。可见其贡献之大。大家都知道韩德培先生是研究国际法的泰斗，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韩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研究领域——环境法。武汉大学法学院有两个教育部基地，一个是国际法所，一个是环境法所，都是韩先生创办的。他创办环境法所时多大年龄?70岁。1981年开始，他感到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环境保护问题要被提到日程上，所以经过多方面沟通，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这个所是武汉大学第一个被评上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在也是国家级的重点学科。韩先生到了70岁还在不断地超越自己。他在环境法方面著述甚丰，其中《环境保护法教程》是我国环境法领域最早的全国高等院校的环境法通用教材。谭崇台先生8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发展经济学，推动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建设，其时也已过了60岁。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更与他们常开拓、敢超越的学术精神有关。要成为战略科学家，需时时有敢超过自己、能开拓新领域的勇气和智慧。
会领军
能够称为战略科学家的学者都有一个队伍，还能够把这个队伍引领得很好。所以，会领军，也是战略科学家的显著特征。会不会领军，能不能真正地领军，不是行政命令得来的。刚才提到我们学校建了多个实体科研机构。这几个实体机构都是由无到有，现在发展状态都比较好，这和团队、和带头人都有关系。程虹教授带领的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没有给过启动费，一纸任命，人家就干起来了，带起了一个团队。他们有个口号，叫“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农民工一样劳作。”很形象。不是说自己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让别人像农民工一样劳作。而是团队的负责人既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也像农民工一样劳作。这才是领军人物。
朱雷先生在有关回忆文章里面讲，70年代整理吐鲁番文书的时候，唐长孺先生眼睛不好，但是亲自动手参与整理工作。那些吐鲁番文书都是从尸体上扒下来的，污秽不堪，带着血迹，还散发着尸臭。大家劝他不要亲自看了。但唐先生“毫不考虑个人健康，每道工序皆不免省”，说：“我不看原件，怎么知道对与不对?”“由于整理组成员来自多方，学识、性格不同，甚或间有‘利益’之冲突，也会影响整个整理工作。但唐师不仅凭借自己的学术威望，而且以‘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处理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保证了较快、较好地完成整理工作，并陆续出版了十册录文本和四巨册图文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在全书出版后，文物出版社的多位编辑都多次讲：“要不是唐先生的领导坐镇，你们的工作就不可能完成。”会不会领军，其中里面有智慧，有眼界，有胸怀。
能持守
能够在学术领域长期开垦、发掘，围绕着重大的目标咬着不放，持续追究，才能够成为战略科学家。在学术上没有持守精神，出不了精品力作，也成不了战略科学家。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给艺术家讲的，但是我觉得也是给所有的知识界人士讲的。他说“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福楼拜说，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宗福邦先生主编的《故训汇纂》，全书共收字头近2万个，引据的训诂资料50万条，篇幅达1300万字。这个书出来以后被誉为是中国第五大语言工具书，评价非常高。这个作品是怎么拿出来的?12个人做了18年。18年队伍没有散，说明宗老师能领军;用18年把它干出来，说明宗老师及其团队能持守。当年宗老师评资深教授的时候，在评审会上，一位法学资深教授说：我虽然不是研究语言文字学的，但是宗先生的这个书是我案头的必备书。另一位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教授说：宗先生的书出来以前，我们这个领域里面用的工具书是清代学者阮元编的《经籍籑诂》，这个书用了几百年了，宗先生的这个书出来可以用一千年。这些评论，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教育。一千年不是一个精确的说法，但是表明了这个书的重要程度。战略型科学家，就要能够拿出来这样的东西。能不能拿出来，其中条件之一是持守。
淡名利
即淡泊名利。学者要看重学术之名，珍惜我们的学术声誉，但是对学术本身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利益，要看得淡薄一些。唐长孺先生在北京十年点校“北朝四史”，当初书最初出来的时候，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没有名字。这是把自己的名利放在身外，和前面的担当是联系在一起的。前面也提到的谭崇台先生曾谈自己的长寿秘方时说：“一是作息规律。一辈子没开过‘夜车’，晚上11点前一定休息。二是一辈子心淡如水，上升时不得意，失意时不沮丧。三是，要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学术与人生的境界。
严规范
即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有一次教育部思政司办了一个培训班，让我去讲学术规范，讲了三个小时，他们还录制了影像，我在家里保存着。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在座的都是有影响的学者，是不是每一位都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社会上被炒热的学术事件，没有一个不是名人，为什么?名人稍微有一点学术方面的不慎，别人都盯着不放，拿着放大镜在看。名气越大，用来观察你的放大镜度数越高，大家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要慎之又慎。
关于学术规范我写过一篇文章，概括分析了九个方面的规范：话语规范、选题规范、研究规范、方法规范、行文规范、署名规范、引文规范、评价规范、道德规范。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细讲。其中，如研究规范，要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资料尽可能地穷尽的基础上，不能忙得只有时间写书而没时间读书。1858年5月31日，马克思于伦敦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图书馆还没有，这些东西总是在出版了几个月以后才会到那里。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当把这本书看一遍。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但使我们吃惊的是，书价竟达九先令六便士，比我们整个‘军费’金库所存还要多。因此我很希望你能把这笔钱用邮局汇票给我。也许这本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要成为战略型的科学家，这种理论良心要贯穿我们学术生涯的始终。
再如，署名规范。要承认合作贡献，也要杜绝赠送署名。合作成果一定要承认合作者的贡献，不能说自己名气大，参与者你就做无名英雄吧，这不行。大家现在带学生，学生说不挂你的名字我发不了文章。一些人把名字署上了，也就出事了。署名是权利也是责任。
又如，评价规范。评价规范包括如何评自己、如何评别人。关键点都是实事求是。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文艺评价的几句话，我觉得与学术评价也有关系。习总书记说：“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现在学术评价中，不少“大花轿，人人抬”的现象。这样的学术评价，已经失去了学术评价的意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科学家，应是严肃的学术评价的实行者。
另如，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包括诚信、守信，表现在很多方面。报课题时，虚填职称，谎拉队伍，这种行为看似“微小”，其实都是学术不规范的表现。爱因斯坦有一句话，他说：“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这个人格和我前面讲的大视野、阔胸怀有关，也和学术规范的严格遵守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