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闵祥鹏
原文题目：《历史文本中的人口聚集、区域经济与生存环境——基于唐代政治经济区与灾害多发区变迁的思考》
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
史书中关于记载中国古代灾害的史料，从地域分布上历代政治经济中心的灾害远多于偏远地区。以唐代为例，通过检索史籍发现，关中是饥荒等灾害频发区。五代以后，关中地区在丧失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后，灾害记录明显减少，此时的灾害记录主要集中在洛阳、开封等当时中央政权所在的河南地区。历史文本中有关洛阳灾害的记录多达37次，其中，唐前期就占据21次，安史之乱至唐亡仅有16次。古代灾害记录虽简略，却依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映射，反映出古代灾害多发区深受政治经济，而非单纯的气候、地形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以水灾为例，在历史记录中，唐代水灾多发区为河南道（28%）、关内道（25%）、江南道（16%）、河北道（12%）。其中，唐前期73.02%的水灾都发生在北方，南方多雨区仅占26.98%。仅关内道、河南道水灾频次占唐前期总数的50%以上。安史之乱后，淮南道、江南道水灾频次记载明显增加，河北道记载频次明显下降，关内道、河南道仍记载较多，史书中还多次出现江南西道暴雨山洪的记录。以洪州为例，贞观（627—649）年间，无灾害记录；开元（713—742）年间，开始出现灾害记录，但仅有1次；元和后，洪州灾害次数明显增加，记有8次。
历史文本记载唐代灾害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一、作为唐代政治中心的关中和洛阳，区域人口的稠密造成人地矛盾突出，是的粮食供给失衡。而且，唐政府明确规定京畿民众不得迁往外地。这更加剧了人口与区域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二、经济重心南移，使得南方部分地区户口增加，加剧了环境压力。三、南方经济地位逐渐上升，唐后期国家赋税皆仰东南。 这些地区对唐政府至关重要，对其关注度高，因此记载较为详细。四、唐政府对主要政治经济区域盘剥聚敛，降低了这些地区农户个体抵御灾害的能力。
（李延宁/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