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幕后推手”（13000字完整版）

　　图注：由顾宝昌、王丰等人发起的第二次联名“上书”，呼吁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重要人口学者几乎都有签名。

　　全面二孩出台前夕，改变即将到来的信号已非常明确，我觉得必要对人口学界30多年对政策的影响做些梳理，遂着手资料搜集工作。全面二孩实施之后，便正式联系采访对象。生育政策调整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本文主要聚焦人口学界。中国人口学界的纷争持续多年，直到2008年后，呼吁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才成为主流。

　　梳理这30多年来学界对政策的影响，涉及人物众多，观点纷杂，甚至截然对立，评判每位学者对政策的影响，或说功过实为不易。而我始终认为，学者只要不违逆真心、罔顾事实，观点的争鸣都属正常，而决策者的智慧在于去伪存真，做出正确选择。如果决策者一味听信蛊惑、媚言，则是另一回事了。

　　采写本文期间，我对梁中堂、顾宝昌、李建新、郭志刚、乔晓春、穆光宗、黄文政、易富贤、何亚福等专家都有过较深入采访，一些未能面访的老师诸如王丰、曾毅等也都有过邮件沟通，还有学者则是对其公开言论、著述等了解其观点和工作。初稿成型后，我又将所涉及每位学者的内容，传与当事人核对，并征求意见，再进一步辨析、取舍和修改。学者们的认真让我感佩，在此向他们致谢。

　　本文较长，分为：最初的“不合作者”;风险初现;建言、再建言;民间启蒙者;不断壮大;形成合力;全面二孩不是终点，共七个章节，13000多字，粗略勾勒出这35年人口形势的变化，以及出体制内外学者的作为。

　　我力求客观、准确的记录人口学界对政策调整的付出，但受制于个人见识和判断，难免会有疏漏、片面之处，还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生育政策转型之路：20年前已有“预警”，学者合力呼吁15年

　　2015年12月27日，修正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通过，其修改核心内容第十八条明确“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这意味着近14亿中国人正式拥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权利。

　　国家法律一字只差的修改背后，是国家决策部门对人口形势认识的巨大转变。

　　这些认识的转变非朝夕之功，1992年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开始，就有学者提出风险警告，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直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生育率持续走低，学界和民间的呼声也持续高涨。

　　但决策层的认识并未跟上人口形势的变化。

　　在“政策最佳调整时期”的200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为此后十多年的生育政策定调。

　　从“只生一个好”的社会动员到“单独两孩”，再到“全面两孩”的逐步放宽，经过了漫长的35年，一批又一批人口学专家和社会人士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中有的被边缘化，却从未怀疑自己的信念。

　　沿着人口形势演化的脉络，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这些隐于幕后的政策“推手”。他们中有最初的“不合作者”，也有逐渐察觉风险及时发出“预警”青年学者;有紧跟决策的政府智囊专家，也有散落民间的草根研究者;有国内心系国家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也有身在海外胸怀民族命运的独立学者。

　　他们或著文立说，通过体制内渠道向决策层建言上书，或以网络为阵地启蒙民智，掀起民间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潮。持续近20年的呼吁，终获政策回应。

　　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普遍两孩”远非政策调整的终点，也非他们努力的终点。

　　“中国人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人口政策必然经历独生子、‘单独两孩’、‘全面两孩’、‘自主生育’再到‘鼓励生育’五个步骤。”南京大学社会学人口学系教授陈友华说。

　　最初的“不合作者”

　　10月29日晚7时，十八届五中全会发布全面启动“普遍两孩”政策不到两小时，已经退休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梁中堂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这天晚上，他一共接受了国内外十几家媒体的采访，与记者们兴奋的状态不同，梁中堂对政策放开的态度却“意外”冷漠。记者们不解，他反问一位外国记者：“你的国家有计划生育吗?”

　　作为政策实施之初就提出疑议的体制内学者，梁中堂与政策的拉锯持续了30多年。当年，在他的建言和斡旋之下，“一胎化”政策下得以保留一个可以生育二孩的“人口特区”。30多年后，翼城成为对比观察中国人口问题的难得样本。梁中堂也比许多学者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也更为彻底。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起于上世纪70年代，以1980年的公开信的发布为“一胎化”确立的标志。但早在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报告中就第一次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随后，人口学界与政策决策部门，开始紧锣密鼓为政策的落地做准备工作。

　　彼时，年轻的梁中堂刚刚调入山西省委党校经济教研室工作，他原本想先搞几年哲学研究，然后再反过头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时不待人，恰逢中央要求在党校开人口理论课，这个差事落到了梁身上。

　　当时，全国已经15年未进行人口普查，梁中堂形容诺达中国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的认识“像个文盲一样”。梁中堂开始在晋中和运城地区进行调查，并为1979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人口学会议准备论文。

　　那段时期，梁中堂对国家对控制人口的紧迫性已有所感知，担心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会给农村劳动力造成可怕的后果。他根据自己的调研在会议上建议，在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的基础上，将两胎的间隔控制在8-10年，亦可以完成国家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

　　在当时的氛围下，他的发言显得曲高和寡，被作为一个反对角色遭冷处理，但梁中堂相信他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直到1984年春节前后，此时计划生育已经作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梁中堂绕过当时的计生主管部门，直接给胡耀邦上书。

　　这份名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被中央转到了国家计生委，被否决了。幸运的是，梁的观点得到了时任国家计生委政策研究处工作的张晓彤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的肯定。

　　他们给国务院写了题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随后，赵紫阳和胡耀邦做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测算并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1985年春节，梁中堂再次上书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郝建秀，提出三条建议，一是组织人口学专家及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参与组织人口测算工作，二是准许研究人员下农村调查，三是希望同意让梁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在一二个县里进行试验。

　　这次，中央把梁的报告转到国家计生委，国家计生委又将报告批转到山西省计生委，事情终于有了转机。1985年7月，经山西省委、省政府同意，最终确定在山西省南部一个盛产小麦的传统农业县——翼城作为“晚婚晚育加间隔两孩”的试点地。

　　梁中堂说，翼城县的试验从一开始就是“偷来的锣鼓——敲不得”，在极为封闭的状态下运行了20多年。2006年以后，鉴于国家开放的大形势，他有意带领或者安排一些媒体到翼城县实地采访，它逐渐才浮出水面。

　　风险初现

　　正如翼城的低调试点一样，梁中堂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踽踽独行。中国的第二代人口学者大都有过留洋背景，控制人口规模既是政策思路，也是学界主流。虽有零星的学者提出异议，但“不成气候”。

　　1987年，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取得人口学博士学位的曾毅回国，时年35岁的曾毅，是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他于1990年就在《人口与经济》发表论文、又于1994出版《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对策探讨》，建议在婚育的基础上逐渐放开二孩，是人口学界为数不多以一贯之坚持自己观点的学者。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认为中国到21世纪30年代人口将超过16亿，粮食缺口达3亿吨。耸热的结论引起国际舆论巨大反响。

　　曾毅与时任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林毅夫、卢锋、中国科学院教授胡鞍钢等其他领域的学者商议后，召开研讨会，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粮食攻击等方面，对布朗的观点进行了全面驳斥，认为布朗的预测“绝无可能”。

　　上世纪90年代后，曾毅的学生——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继承了老师的衣钵，成为第三代年轻人口学者中呼吁政策调整的旗手。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建新在北大读博求学期间，就对“一胎化”提出过自己的意见。

　　199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2左右才能保证每代人的数量稳定。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意味着，长期看中国人口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风险中。

　　这引起了一些学界的注意。1993年，当时尚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工作的乔晓春，联合穆光宗、陈卫、朱国宏、张志刚、高凌等一批中青年人口学者，首先争取到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支持，成立了“生育率下降后果研究小组。

　　乔晓春说，当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热情很高，大家经常是集体讨论，每个问题讨论成熟后就指定某个人执笔，并以研究组的名义发表论文;研究组还专门组织过两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一次学术座谈会，会后还出版了题为“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论文集，所讨论内容不仅涉及生育率下降或低生育率带来的后果，也提出应该考虑适当调整生育政策。

　　乔晓春说，这项研究也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支持。人口学家桂世勋评价说，“这是一次跨世纪的研究”，然而到1995年，由于受到人为干预和阻挠，研究经费被冻结，这项原本应该继续坚持下去的研究被迫终止。

　　“夭折”的研究不止这一次。1997年，乔晓春私下对国家计生委政法司的两位领导提到，“一胎化”政策实施初期政府曾经讲过是“一代人”的政策，那么已经接近本世纪末，国家应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新世纪生育政策应该如何走?并建议国家计生委应该对21世纪生育政策进行专门研究。

　　国家计生委政法司领导说这是个很好的提议，并让乔晓春做研究设计。1998年年中，国家计生委党组正式批准开始做新世纪生育政策研究，随后成立了由国家计生委领导牵头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领导小组和课题组，乔晓春作为研究设计者和总课题牵头人，还在1998年年底召开的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会议上，汇报了生育政策研究设计方案。

　　当时，参与该项研究的单位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外，还有南开大学人口所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十个省市自治区计生委也参与了该项研究。但到了1999年年初，乔晓春开始他逐渐感到“蹊跷”，这项研究已经与开始时的研究设计思路完全不一致，甚至远离了正常思路。

　　他决定离开课题组，随后将自己最初的研究设计方案发表在1999年第二期《人口研究》上，以示抗议。

　　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更为明确的主张。1994年夏天，李建新结识了梁中堂教授，并在他的『二孩』实验点翼城县做了调研。次年，李建新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论中，论证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主张2000年将独生子女政策平稳过渡到二孩政策上。

　　此后，李建新一直多方面论证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与不同学者进行学术观点争论，但受制于当时的环境，这些观点未能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

　　经过近10年的权衡和博弈，“现行生育政策”(“一胎化”下允许部分“女儿户”生二孩)于1990初确立。计划生育工作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开展得如火如荼，即使是体制内的反思之声，也难以抵达决策层。

　　原国家计生委宣传处处长陈剑回忆，在1993年国家计生委召开的一次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生育的会议上，他对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说，“这个生育政策似乎有点问题，是否应当做些调整，即调整到两胎加间隔”，并着解释了自己的理由。彭对他说，“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这个政策是中央定的，我们做为一个党员只能执行”。

　　即便到了2000年，有关这一政策的公共讨论仍未放开。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2000年他在学术期刊《人口研究》上发表《一胎化政策反思》。事后他得知，这篇文章让国家计生委的领导“有点不高兴了”。

　　穆光宗为人亲和，少与人争辩，但他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执着。穆光宗师从中国第一代人口学者邬沧萍，后者是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但穆光宗坚持了自己独立的治学之路。他对老龄化问题和独生子女家庭的内源性风险有着预见性的分析。“在历史的关口，探讨我国生育政策，非大智大勇不可为”。他感慨。

　　2000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份决定奠定了此后10多年的政策思路——不仅未回应学者们调整政策的建议，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控制人口的工作重点。

　　此时乔晓春才意识到，1998年启动的研究并不是为调整生育政策做调研，而是为控制人口提供理论解释，“上面已经定了调，下面其实是帮他们论证”。他至今为错失调整政策的机会感到惋惜。

　　建言、再建言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生育率的持续走低，虽然政策思路继续收紧，但越来越多学者的观点开始转变，呼吁调整政策的声音渐起。

　　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为1.22，有学者认为这一结果存在漏报，国家计生委对外称修正后的数据为1.8，但这个数字亦足以令人担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专注生育率研究多年，十多年前就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生育率提出质疑。早在2004年，郭志刚根据当时普查结果做过测算，加上漏报的误差，“生育率在1.5以下的可能性很大”。他认为中国已进入超低生育率。

　　从2000年至今，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王丰等人牵头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建言行动。这些学者在体制内和社会上都具有较高知名度，具有一定话语权，三次建言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政策调整步伐。

　　2001年5月，由顾宝昌、王丰牵头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上海郊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课题组成员包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国家计生委前司长张二力、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研究员、上海计生委前主任刘永良等18位学者。

　　2004年4月，课题组经多次讨论并撰写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认为中国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会造成人口失控”。

　　但是《建议》引起了一些质疑，包括课题组对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关系的论证。有的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主要归因于严紧的生育政，政策一旦放宽，势必造成生育反弹，人口失控。反对者则认为这一结论过于保守。

　　面对如此疑惑，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和湖北恩施等地陆续实施的二孩政策试点成为最好的研究样本。2005-2006年期间，课题组对这四个覆盖840万人口的试点地区的进行走访调研，并将调研报告结集为《800万人的实践》出版。

　　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地区在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下，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低于2，并没有因政策较宽松而引发生育反弹，也没有发现多孩生育增多问题。由此表明，“允许生育二孩，人们就会生育三孩”的推断并不符合事实。

　　顾宝昌说，20年前起步的这些试点地结果，让人口学家对全国范围内的生育政策调整更有信心，在更广大地区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必将有利于中国人口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有利国家的长治久安。

　　2003年，曾毅调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岗位让他得以更充分地从经济视角审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2005年12月，曾毅牵头举办“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

　　2008年12月，曾毅再次牵头举办“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这两次论坛打通了人口和经济学界的屏障，让许多经济学者意识到了中国经济的深层风险。

　　人口学界的努力并未停止。2008年5月，顾宝昌等牵头的课题组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合作举办了第二次生育政策座谈会，来自全国和海外的32位学者出席，21位学者在会上就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专题发言，围绕人口形势和生育政策问题展开了的讨论。

　　根据这些讨论成果，课题组再次提出了《关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该建议明确提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中国应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此次联名建议签名的学者中，又增加了南京大学社会学习教授陈友华、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等8位学者。近些年来，他们亦成为政策调整的积极呐喊者。

　　顾宝昌说，人口学界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比2001年课题刚刚启动和2004年形成第一份政策调整建议书时，都大大地向前迈进了。而且，大家也意识到，为了推动对低生育率到来的人口形势的认识，人口学界必须走出学术圈，面向大众，推动人口政策的公共讨论。

　　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还有曾毅。2012年6月，曾毅又牵头举办“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这是一次跨学科论坛，不仅有活跃在人口学界的专家，还有梁建章、陈友华、湛中乐等来自经济、社会、和法学界的多位专家。这次会议不再像以前学者们关起来门来论道，还邀请了数十家政府机构、企业和新闻媒体参与。

　　按照曾毅的设想，论坛的专著成果需一改以往类似学术专著难以为社会公众和政府官员等非专业人士看懂的状况，从开始征稿选稿就特别强调通俗易懂。在曾毅和顾宝昌等编者的努力下，最后出版的 《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成为学术著作中少有的深入浅出解读政策的书籍。

　　民间启蒙者

　　在体制内学者意识到需要在大众中推动公共政策讨论之前，民间的“反计”之声以网络为阵地，已经颇具影响。其中的旗帜性人物，当属身在美国的华人易富贤。

　　易富贤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但1999年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经历，逐渐将他的人生引向另一条道路。

　　“在国内都说中国人能生，但到美国后才发现，这里的华人是最不愿意生的。”易富贤说，他发现别的国家的民族生三四个很常见，但在美国的华人往往只有一个孩子。这种反差让他对早年接受的人口观念产生了怀疑。

　　医务工作机会让他得以看到许多真实材料，他发现不育不孕症将成为人类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增加了10倍。他说，如此高不孕不育发病率之下，再限制生育已无必要。

　　2000年，他开始将自己的一些思考发在北美的网站上，但反响寥寥。2003年，他登陆国内论坛，掀起民间反思计生政策的思潮。在他的印象中，民间反思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2000-2004年这是最艰难的时期，许多常识需要启蒙，而舆论环境也非常糟糕，发出的帖子很快就被删除;2004-2006年，网络民意开始逆转，这段时间他在网络的帖子有数千万点击。

　　易富贤记得，2006年，网络民意已经是一面倒支持调整人口政策，但一些人只赞成放开二胎，对他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还仍有保留。这段时期，活跃在网络上的学者有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王鑫海、远在湛江的独立学者何亚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杨支柱等，易富贤借助网络与他开始熟络。

　　杨支柱没想到的是，4年后，他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因违反政策他被开除工作。杨支柱开始身体力行反思生育政策，他发起卖身交罚款的艺术行为，又将学校告上法庭，成为那一时期的标志性人物。

　　2006-2008年，民间的呼吁已经初见成效，2008年网络民意已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媒体报道的尺度也有所放宽。这段时期，易富贤与梁中堂取得了联系，并帮助梁中堂开通的网易博客。

　　1990年代以后，梁中堂从更广泛的视角研究人口问题，他发现传统观念认为人口过多导致的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制度和公共政策层面的问题。如今，他更愿意从个人权利角度看待生育行为。翼城试点虽然被外界认为是成功的，但梁中堂却逐渐被边缘化。

　　他的言论难以公开发表，著作出版也不顺。此前有朋友帮助他建了个人网站和博客，但访问量有限。易富贤希望网易博客成为梁中堂新战场。现在，这个博客成为梁中堂发表个人文章的主要网络平台。

　　2007年，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在香港出版后，引发热议。不久他与李建新通过邮件取得联系，并鼓励李建新将自己的观点发布在大众媒体上。

　　2009年2月，李建新的网易博客开通，他在这里发表了《开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来!》，获得十多万的点击量，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刊物的影响力，这让李建新倍感意外。

　　李建新说，长期以来人口学界的观点都限于圈子内传播，“每次开会都是这么几个人，我知道你什么观点，你也知道我什么观点，然后吵一吵就过了。”李建新意识到网络的重要性，2011年他的新浪微博开通，借助这两个平台，他转向公开呼吁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2009年以后，关于政策的讨论环境进一步宽松。当年两会期间，人民网征求E提案，易富贤提交的《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所有三千多提案中高居榜首。2010年，易富贤回国，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做了十多场讲座，发现虽然网络民意一面倒支持停止计划生育，但知识精英的观点仍有所保留。

　　2012年8月，国内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叶檀在FT中文网发表《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系列文章，为控制人口辩护。李建新看后发现，“这完全是一个不懂人口学的外行写的”，许多人口指标都搞错了，准备写文章进行反驳。

　　他很快对叶檀文章中的观点，针对性的做了回应。叶檀随后又继续写文章反驳，李建新再次回应。这样的论战差不多进行了五六个回合，一直持续到2012年底。李建新说，虽然许多观点在人口学界已是共识，但外行和公众并不了解，这次论战也是传播人口常识的好机会。

　　后来，李建新准备将这次的论战编辑成文集，以期厘清更多人对我国人口问题认识的误区。他询问叶檀的意见，但未获回应，此事不了了之。

　　不断壮大

　　易富贤不只是一个写文章的学者，还以特有的方式去影响决策。10多年前他因偶然的契机关注人口问题，如今却有些“骑虎难下”，“越研究深入越觉得责任重大”。

　　这些年，他在多种内参、智库报告发表了数十万字文字。他在网友们的帮助下，还给大学教授发送人口学资料和《大国空巢》幻灯片，这些教授们也通过他们的渠道继续建言。他还给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省部级官员邮寄了彩色印刷的《大国空巢》简易版连环画。

　　作为一名游离于体制的人口研究者，易富贤没有科研经费支持，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其对待生育政策的态度也更为鲜明。他主张直接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他认为国内学者过于保守，某些建议反而成为政策调整的拖累。

　　这些工作比思考和写文章更需要资金支持。因为研究人口问题，易富贤无暇去考从医执照，现在他只是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的一名Seniorscientist(相当于正教授级研究员，但非终身教授)，收入有限，生活算不算富足。

　　印刷和邮寄这些资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他只能寻求亲戚帮助。后来，一些热心的社会人士给予了他大力支持。

　　易富贤相信，这项基本国策靠单纯的学术建议很难改变，独生子女政策也已经三十多年了，包括决策层在内的许多人的观念已经固化，只有掀起社会思潮，经过社会大讨论才能推动政策有效调整。

　　这样的反思在2000年以后逐渐成为互联网主流，许多非体制内学者们出于不同的初衷开始关注计划生育政策，或从经济维度、或从权利视角、或关心民族未来、或捍卫传统文化，他们开始以个人之力呐喊，并逐渐汇聚称合力，有计划的推动政策调整。

　　2001年前后，还在哈佛大学执教的黄文政无意中读到易富贤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列出了世界各个地区的生育率数据。统计学出身的黄文政对数字非常敏感，他震惊于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是不是欧洲而是东亚，甚至华人地区更低。

　　黄文政回忆说，之前他一直觉得东亚，尤其是中国人很喜欢生孩子，但那些数字彻底打破了这种想当然，让他开始严重怀疑计划生育的前提。

　　2003年，黄文政离开哈佛去华尔街一家对冲基金任职，并于2009随朋友从原公司独立出来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公司。其间，黄文政在工作之余开始系统性地研究与人口相关的各种问题。他相信中国已经陷入低生育率危机，而支持生育限制的所有理由没有一个能够经得起科学的检验。

　　黄文政与他公司的合伙人都有很深的家国情怀，他们在美国也都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并于2010年将公司从纽约迁到北京。定居北京也让黄文政有更多机会参与人口政策的讨论，让他将自己的分析和研究整理成系统性报告。在这过程中，黄文政也对一些国内外人口研究活动提供财力支持。

　　与黄文政的一样，2008年，“和平英语”创始人洪秀平在网上读到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幻灯片，与他取得联系。洪秀平对传统文化怀有强烈的认同感，他很早就意识到，对生育的控制可能会给传统文化带来重创，并以一己之力对独立人口学者给予帮助。

　　2010年前后，携程旅行网掌门人梁建章加入到了这场“反计”队伍中。以其明星企业家的身份，梁建章影响了更多经济学人士对人口观念的转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他也曾受困于人多是经济发展包袱的观念，但近些年与梁建章的讨论，让他最终明白了中国人口形势的严峻和放开二孩的必要。

　　2007年梁建章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研究创业问题，他发现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老化，创业和创新都会受到波及。做博士论文时，他专门去日本调研，注意到人口与创业存在强相关性。

　　后来他得到一些数据发现，经济学界并不知道中国的人口数据如此糟糕，而人口学界只知道人口数字，并不知道人口下降对经济的巨大伤害。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资源更深一步去研究。

　　2010年，他投资拍摄了一部全方位介绍人口形势的纪录片，并亲自撰写纪录片脚本，提出中国人可以多生。这部纪录片被放到新浪、土豆等视频网站，点击率很快飙到几十万，但没过几天就被撤下。

　　梁建章也逐渐意识到，公众未必能很快看懂这部充满图表的纪录片，而且人口问题不能公开讨论是件很危险的事，他酝酿着要写一本书。

　　2012年梁建章回国任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当时新浪微博正火热，梁建章联系了陈志武、许小年、任志强、潘石屹、薛蛮子等传播自己的观点。他甚至将自己的微博名改为“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以便网友通过醒目的标签意识到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如今，这个微博拥有64万粉丝。所发言论极少涉及公司，多是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内容。

　　梁建章在人口问题上有不少独到见解。当许多人提到人口问题时，往往聚焦人口结构，这表现在性别比及青年占比失调等问题上，进而认为处理好结构的均衡，人口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但梁建章提醒，不要忘记了人口规模的“集中效应”——某些新的需求、新的创新总是出现在人口规模超过10亿的国家，因此国家经济的发展应该有与之匹配的人口规模。

　　2012年，梁建章与李建新合作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再版时更名更直接的《中国人可以多生》。这本“大陆第一本正面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书”标志着，对人口政策的讨论不再是一个禁区。

　　禁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被突破。2013年2月，易富贤的《大国空巢》在中国大陆出版，2013年4月，何亚福的《人口危局》出版。这些书籍的言论尺度更大，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更为激烈。

　　2012年，易富贤回国，第一次见到已在网上熟络多年的黄文政、李建新、梁建章和“和平英语”创始人洪秀平等人。虽然他们各自推动人口政策调整的初衷不同，但目标一致，加之各有所长，于是商议合作形成更大合力，进一步推动政策调整。

　　形成合力

　　洪秀平善于沟通和组织，此前多年他一直想寻找一批人做些推动工作，但苦于找不到推进办法，通过与易富贤的结识，他得以将散落在各地的民间“反计”人士连接起来。

　　通过梁建章和李建新的努力，又得以将体制内和体制外、人口、经济和法学界的专家召集到一起，这个松散的团队逐渐成型。他们做出的一个成果是，于2012年7月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并起草了一份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呼吁修改计划生育法。

　　这封公开信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和李建新牵头。湛中乐是李建新多年的朋友，研究宪法出身，曾参与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起草工作，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湛中乐对待生育问题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

　　这样的努力在近些年愈加频繁。2013年3月，李建新又召集不同领域学者召开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研讨会，为生育政策调整凝聚共识。与会者不仅有梁中堂、顾宝昌、王丰、湛中乐、梁建章、黄文政等体制内和体制外学者，还有人大代表王名、叶廷芳等人。

　　2015年3月22日，湛中乐和李建新再次发起签名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全面修改，废除生育审批，取消社会抚养费，还权与民。这次的公开信得到了全国50位法学教授的支持，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在内、原《中国法学》总编郭道晖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李步云等。

　　2012年北京研讨会后，洪秀平又说服了远在湛江的何亚福加入其中。何亚福在2004年前后就活跃于网络，他擅于用形象的事例和浅显易懂语言，带人们走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误区，在网上拥有大量拥趸。

　　何亚福很早就意识到，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政策决策制定上具有更大话语权，从2006年开始，他着手搜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方式。每年两会前，何亚福给他们发去邮件，希望他们能提调整计生政策、放开二胎的建议，并为他们提供必要协助。2012年以后，这项工作得以固定下来。

　　早在2007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政策，被媒体广泛报道。此后每年“两会”，有关人口政策的建议，总会成为热门话题被媒体竞相报道。

　　包括全国政协委员李崴、王名、祝连庆，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江源波等，都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调整人口政策、修改计划生育法的建议。许多代表委员，更多连续多年提交相关建议。

　　2014年11月27日，《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期间，黄细花更是打破常规，与全国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建议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引发舆论热议。

　　2013年5月，洪秀平筹备了上海人口研讨会，不久后他与黄文政、梁建章等联合创办了人口与未来网，何亚福负责网站的日常维护。这群独立学者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发声平台。

　　他们随后还创建了人口与未来微信群，将所有关心和热心人口问题的人士汇聚到一起。人口与未来微信群现有230多人，讨论氛围热烈，其中有包括许多政策的受害者和志愿者。他们义务为媒体提供各种线索，为学者们搜集整理资料。

　　不仅如此，梁建章还在财新网开设了名家专栏，经常与黄文政合作撰写文章，传播人口常识，解读热点人口问题。去年“两会”期间是黄文政最忙的时候，他经常写到凌晨四五点。

　　不久前巴黎发生暴恐袭击，黄文政迅速阐释华人生育率远低于其他民族率的现实，提醒决策层一味限制人口可能终将危机国家安全。这篇视角读到的文章获得大量转发。在他们背后，是一群有志于中国人口事业进步的志愿者。他们有些尚在体制内工作，不愿公开自己的名字。他们通过不同渠道递交内参，有些也参加电视节目影响公众。

　　最近几年，特别是两会期间，黄文政、何亚福等人联系了更多社会知名人士，希望借助他们的号召力推进政策调整。莫言以《娃》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们曾邮件寄去人口学文章和长信，莫言的女儿回复收到，称会转给父亲。黄文政还以同样的方式联系过某位演艺界明星，对方回电向他表示感谢和敬意。

　　“全面两孩”不是终点

　　当民间人士以各种方式为人口政策的调整摇旗呐喊之时，体制内的人口学专家也在积极发出他们的声音。尤其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公布后，1.18的生育率让许多学者感到骇然。

　　2004年和2008年的建言并未获得实质性回应，有学者认为可能与这两次建言的立场相对保守有关。此后，许多学者和顾宝昌一样意识到，必须从学术圈走向大众，以推动人口政策的公共讨论。

　　近五年来，顾宝昌、王丰、郭志刚、蔡泳、穆光宗、李建新、陈友华、左学金等学者的名字频频见诸大众媒体，他们不断重复那些人口学界的常识，以期扭转公众对人口认识的固有观念，并向上层呼吁加快生育政策调整步伐。

　　2010年以后，社会各方面反思生育政策的思潮已渐成气候。

　　相比民间独立学者，体制内学者的包袱更为沉重，责任感也更为强烈。

　　2013年底，千呼万唤之下， “单独二孩”政策终于出台。但这一政策令许多学者感到意外。“我们都以为要放就是全面放开，从没考虑过会这么迟缓。”一位学者说。随后，申请人数异常稀少的现实，让学者们推动生育政策调整的心情更加急切。

　　2014年12月，由顾宝昌、王丰和彭希哲等人发起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暨第三次生育政策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比2009年的第二次研讨会规模更大，所讨论的议题亦更为深入。

　　左学金说，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全面放开两孩前的“临门一脚”，学者们都积极发挥各自所长，为最后的建言贡献自己的研究成果。

　　黄文政也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与王丰和陆杰华负责人口与资源环境部分的论证;对生育率和人口趋势有深入研究的郭志刚、蔡泳和乔晓春则负责人口形势部分的论证;对法律和政治熟悉的湛中乐、郑真真和孙晓明负责人口与治理体系部分的论证;对经济问题有过研究的梁建章、左学金和彭希哲负责人口对经济影响部分的论证。

　　学者们在会后历时一个月，九易其稿，最终形成了一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 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的建议书。建议书呼吁，我国生育政策的转变已经长期滞后于客观形势变化，应尽快在全国放开二孩生育，不再争议、不再拖延，并及时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全面取消对城乡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

　　这份建议书可谓人口学界的一次宣言，与会的大多数学者都参与了签名，共计签名学者39位。这封联名建议书在2015年2月上递后，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并于2015年3月相继做出批示。

　　据学者们转述，批示意见称：这些问题事关长远，事关千家万户，要作战略谋划;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的形势做很好的研判，准确把握形势，更好服务中央决策;要充分听取相关方面的意见，形成方案。

　　7个月后的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中国将全面启动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11月初，习近平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对为何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做了清晰阐释：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

　　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全面两孩”政策以法律形式确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

　　“全面二孩”政策发布当天，顾宝昌正在浙江做计划生育服务转型的调研，他并未对新政策的到来流露太多喜悦。他说，当前人口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扭转人们对人口形势和工作方向认识的转变依旧任重道远，“全面两孩”远非终点。

　　(此次采访得到了多位人口学专家的支持，在此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