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岁经济学家杨敬年去世

杨敬年生前照片

　　著名经济学家、翻译家、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9月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享年107岁。

　　杨敬年1908年11月生于湖南汨罗，早年曾就读于南开经济研究所，师从著名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人，1948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学系。他在国内高校最早开出“发展经济学”课程。晚年他仍笔耕不辍，90岁出版哲学著作《人性谈》，93岁翻译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成为畅销书。百岁之年，他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今年，他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向他授予荣誉院士称号。

　　杨敬年一生经历了诸多坎坷，他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的办法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被问及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他表示“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他曾对记者说，假如有一天死亡来临，“我觉得我随时可以高高兴兴地走!”

　　【延伸阅读一】百岁“00后”

　　他的人生从70岁开始。他86岁告别大学讲台，93岁翻译《国富论》成了畅销书，100岁还在电话里给学生讲哲学课。他70岁之后撰写的论著超过150万字。这位生于1908年的“00后”还喜欢看偶像剧，跟“80后”年轻人结成忘年交。有人称，他的灵魂“没有皱纹”。

　　经济学家杨敬年精确地规划着时间。他在每天凌晨3点投入工作，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虽然走路迟缓，但他身上像揣着一只发条紧绷的钟表。

　　眼下他计划修订一部著作，腹稿早已打好。他能随口讲出需要新添的篇章，这使他显得不像实际年龄那样年长。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驾崩那年出生，至2012年已经104周岁了。他的眉毛全白了。

　　可他至今仍过着年轻人的生活。他抢着接听家里的电话，能迅速报出几个熟人的手机号码。如果电灯没有关上，他宁可自己动手也不会去指挥晚辈。总能令访客惊奇的是，多数时候为他们打开家门的是他本人。他还自己洗澡，生活“完全自理”。

　　谈话时，他思维敏捷，语速飞快，以至于他会提醒需要记录的晚辈：你应该用一个小录音机。

　　他谢绝欣赏老年报章和《夕阳红》等电视栏目。“我觉得同我没有关系”，他说。

　　杨敬年是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出“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可如今即使在他任职64年的南开大学，知道这个名字的学生也并不多。他已极少露面，除了每个月去一次理发店。

　　他在86岁那年正式告别讲台。不过最近两年才结束授课——那是多年前的一个经济学研究生，每周在固定的时间打来越洋电话，听他讲一个钟头的冯友兰的哲学。

　　百岁之年，杨敬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他晚年的得意之作不止于此。93岁时，他翻译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十多年间，这个译本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逾10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

　　出版社约他译《国富论》时，他认为此书对于传播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亚当·斯密是个“高耸入云的人物”，又自认“余勇可贾”，就答应下来。

　　而学生们对此不敢相信。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他每天工作8小时，用11个月就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此后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字字句句都是手书。

　　杨敬年这样争分夺秒，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等到1979年获得平反，他已71岁。

　　这原本是他打算大展拳脚的时候。他是中国经济学的一部“活历史”，在他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时，国内只有这一家招收经济学研究生，民国四大经济学家有两位是他的老师。1949年前夕，他又从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南开创办财政系。

　　他很快遇上了“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牛津博士学位一钱不值，坐了经济系资料室的冷板凳。在同一个校园，与他同病相怜的包括诗人穆旦。

　　他当时觉得是“晴天霹雳”。后来，他用毛泽东的话平衡心态。毛泽东说“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我对待慢性病的方法”，杨敬年借此安慰自己“就当是害了一场大慢性病”，甚至自认为算是幸运者，留在资料室仍能做一些学术工作。

　　做不了教师，他成了翻译家，译了多部国外经济学著作和200多万字的联合国文件。作品大都以集体的名义面世，或者使用笔名。第一本译著《英国议会》用的是笔名“蓬勃”，直至最后一本《银行家》，落款才是“杨敬年”。

　　但杨敬年不在乎。“只要能够工作。”他说。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杨敬年在地震棚里翻译《垄断资本》，晚上搬到露天，借星月之辉照明。有朋友不能理解：“你的命还不知道在哪里，你还在搞翻译?”

　　在百岁自传里，杨敬年以平缓的口吻叙述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却“找不到表达怨恨愤懑的只言片语”。

　　“文化大革命”中，杨敬年的朋友“十个有九个”揭发过他，所谓问题都是编造的。而他从未捏造事实陷害别人。后来得知谁曾揭露过自己，他也不生气，只是感慨“人性里有劣根的东西”。

　　总有学生为他鸣不平，认为他牛津毕业后，要是按照预定计划去美国，人生不至于被耽误。他那些离开大陆的同学后来成了“副主席”、“立委”、“部长”或“大使”。

　　而这位在牛津研究政治学、历经改朝换代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矜持的绅士”说，个人的浮沉荣辱，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何况，运动是不能持久的。

　　在南开大学右派改正后的座谈会上，他发言指出，这场运动中，国家的损失比个人的损失大，无形的损失比有形的损失大，长远的损失比暂时的损失大。

　　在此期间，他受到的打击还包括，从1974年开始，妻子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24年。他们的儿子也在1976年因病去世。

　　“这些东西就是所谓命，不是宿命论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敬年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平反之后，杨敬年80岁退休，后又接受校方返聘至86岁。由于超龄，他没能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晚辈至今叹息，在博导如过江之鲫的时代，杨敬年居然连博导都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他“混得真是不济”。

　　而他人生的一页才刚刚翻开。2007年之前，他长期住在南开大学北村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室内电脑、电视、电话各一台，一床两桌，几把椅子。书多得侵占了阳台。

　　在那里，他90岁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他对此感到满意，认为到了90岁，才把自己要说的话出版。他还说，按照60岁退休，自己“多工作了三十年”。

　　毕业于南开的天津市政协原副秘书长卢鹤文退休后有一次参加校友活动，被杨先生问到退休后都干了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没干什么”。而杨敬年立即关切地劝他“要老有所为”。

　　当时，卢鹤文感觉后背跟面部发烧了。“一个90多岁的老人教导一个70多岁的晚辈要老有所为，怎不叫人汗颜?”

　　他后来打听过：杨先生进入古稀之年后，至少发表了十项重要成果。除去译作，他70岁后撰写的论著超过150万字。

　　因为感到专业英语如听天书，杨敬年指导的研究生邹玲曾到杨家诉苦。她惭愧地发现，70多岁的杨先生正在学法语，每周两次课，每天背单词。

　　1999年的一天，91岁的杨敬年在电话里告诉邹玲，自己刚买了电脑，很快就能给她发电子邮件了。她惊讶得拿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她每周一早晨8点会准时收到导师的邮件，从不间断。

　　杨敬年的计算机老师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的故交陆续辞世，但社交并未中止。他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从他们那里“知道一点”新近的风气。有的学生遇上事业瓶颈，找他解惑。甚至恋爱中的女生也带男友请他把关，男方非常紧张——要是杨先生不同意呢?

　　2001年入学的姚炜因帮杨敬年制作光碟而结下友谊。有一年元旦，在新疆支教的姚炜，接到了新年的第一个问候电话。他不能相信，听筒里传来杨先生的声音：“小姚，最近还在读什么书?”

　　老人连搬家的事情都告诉姚炜。他自称新房有好多书柜，自己的书都能放下了。不久又批评新居为“高干病房”——“很不习惯，设施比较新，用这个那个东西，我都得重新学。”

　　杨敬年觉得，自己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他解释说，我的日历年龄是百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

　　在姚炜看来，杨先生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

　　就像年轻人那样，他会迷上一部青春剧，匆匆忙忙扒几口饭，守在电视机前。“我现在还能上瘾，所以我说我还年轻。”

　　眼疾被杨敬年视为“最后的考验”。几年前，眼睛患上黄斑性病变，他基本停止了写作，阅读也大为减少。白天他听音乐，看电视剧。影像看不清，就听情节。

　　他打算修订《人性谈》，但已无法独立写作。不过他不担心。他指着腹部说，稿子都在里面，可以口述。

　　“过去没时间，现在有时间了。”他有很多人生计划还在前面。假如眼睛允许，他打算翻译几部政治学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现代民主政治方面的作品，因为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今后的政治可以起一些作用”。

　　“你得先读读书，有了思想，然后政治的改革才能推进。”他说。改革开放初期，他接待从台湾回来探望的老同学张源，对方感慨大陆跟台湾相比是“天上地下”，他回答：“我们正在把地下变成天上。”

　　90多岁的时候，杨敬年曾按照陈立夫《我怎么会活到一百岁》一书养生，打算活到百岁，并对学生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自己才走了一半的路。

　　而在百岁生日那天，他对师生宣布：“我还要再活二十年吧!”他谦逊地说，自己要“跟在大家的后面”，不断学习，“争取看到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他也设想过，假如有一天死亡来临，“我觉得我随时可以高高兴兴地走!”

　　学生孟宪刚写了本解读他的书，赞他为“天地智者”。他嘱咐孟宪刚，我有个自画像，你不要把我写得太好。这个自画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觉得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成就。不过我尽了力，尽了心。我要做的事、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死而无憾了。”他总结说。

　　除了减少了公开露面的次数，在人生的下半场，杨敬年仍是凌晨3点起床，读书到5点，然后花40分钟做一种体操，每个早晨最少要做10次下蹲。读书时先放大复印，再用放大镜。

　　他对校园里的八卦有所耳闻，听到马英九胜选的消息也不比别人慢。他表示自己应该“紧跟形势”，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虽然已经几乎不出门，他每天坚持听完《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再入睡。

　　“我要知道第二天的天气。”他认真地说。

　　【延伸阅读二】杨敬年：百岁经济学家的“慢人生”

　　杨敬年出生于1908年，或者换个更有历史感的说法，“光绪三十四年”。年逾百岁的他，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慢一拍”。

　　上学时，因为家境贫寒，杨敬年不得不几次停学去工作补贴家用，直到40岁才拿到博士学位。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才获平反，其间20年无法正常教学。平反后，年过七旬的他开创了国内第一个发展经济学课程，直到86岁才正式告别讲台。90岁，杨敬年仍然没闲着，翻译了亚当·斯密的经典之作《国富论》，至今畅销。

　　2014年的第一天，记者来到天津杨敬年家中采访时，106岁的老人早就端端正正地坐着等在客厅里。他说我们来“晚”了：“以前我还能走，去年8月病了一场，就只能坐着了，不好意思啊。”

　　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

　　和屈原是同乡、出生于湖南汨罗的杨敬年，因为近代中国的战争与和平，求学经历十分复杂。他4岁起跟着外祖父启蒙，13岁通读“四书五经”。为了将来能在乡下小学教书，叔祖父借钱送他到岳阳县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24年，杨敬年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成为校友。1927年，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参加革命做准备，却遭遇“马日事变”(长沙驻军许克祥反共)，杨敬年愤而离校，一边教书养家糊口一边备考大学。1932年，因为其他大学都要学费，他选择了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毕业后，无意官场的杨敬年又于1936年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开复课无望，杨敬年携妻带子辗转于长沙、贵阳、重庆、兰州……颠沛流离中，第八届庚款考试录取名单揭晓。1945年8月，已经37岁的杨敬年踏上了赴牛津大学求学的旅程，在途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觉得，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在牛津的3年，可能真的是杨敬年一生中最好的日子之一。学杂费全免，每个月还有24英镑的零花钱，唯一的任务就是念书。大学贵族化的教育环境，杨敬年至今历历在目：“宿舍是两个房间一套，书房和卧室。每天早上，有一个书童——其实是一个老头子，进来把窗帘拉开，说‘Good morning, sir(早上好)’，叫你起床。白天有女工帮你打扫房间。晚上，老头又来了，拉上窗帘，说‘Good evening, sir(晚上好)’。学校规定学生晚上必须在房间，所以9点，他又来了，说‘Good night, sir!(晚安)’。”“吃饭也有规矩，即便住在校外，学生每学期也必须到学校吃两次晚饭。聚餐时，老师和学生都得穿上隆重的礼服，老师在台上，学生在台下，围绕着长桌依次坐下，用拉丁文祷告后才能吃。”

　　牛津大学对博士的要求是“对知识作出原始性的贡献”，淘汰率高达50%。杨敬年回忆：“我的论文题目是《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我去英国财政部(相当于我国国务院)采访，提了20个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问题我们也正在研究。我听了很高兴。我花了两年多时间写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可惜这篇博士论文，杨敬年自己留的那一份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直到2006年，他才再次看见牛津大学存档的复印件。

　　在杨敬年百岁时写的自传《期颐述怀》中，有几张他在英国时的照片，梳着大背头，一身西装革履，风度翩翩。1948年，40岁的杨敬年拒绝了去美国的邀请，学成归国。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杨敬年就这样毫无精神准备地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

　　“杨敬年，这些书都是你剥削来的!”

　　1949年9月，踌躇满志的杨敬年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一切都似乎好起来时，1957年8月3日，这个忘不了的日子，他一夜之间成了“右派”，又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发送到经济资料室“改造”。

　　在英国留学时，杨敬年除了日常必需，把省下来的钱都买了书。回国前夕，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何廉寄给他的500美元旅费，也都用来买书，甚至把自己的打字机都卖了买书，“打字机国内有，有的书国内买不到”。于是，杨敬年回国时，500本书是最值钱的家当。

　　骤然成了“右派”，原本工资207元的四级教授，每月只给60元生活费，女儿还在念大学，根本不够花。杨敬年不得不去天祥市场(当时天津最大的旧货市场)卖东西补贴家用。有个旧书店老板说，外文书我都要，5角钱一本。杨敬年没舍得卖。

　　不料到了“文革”，学生们推了三个“排子车”闯到杨敬年家里，拉走了所有书。“我住在二楼，他们在楼下喊：‘杨敬年，这些书都是你剥削来的!’”杨敬年说，“后来有人告诉我，我的书在天祥市场卖，我才去那买回了几本。‘文革’结束后也发还了一些，让我自己去几屋子书里翻，又找到几本，但大部分都不见了。”

　　现在杨敬年家中有10个书架，大部分都是“文革”后买的新书，“准备老了看”。而他也可能真的忘记了年龄：“没想到快100岁时生了一场病，眼睛不行了。最开始用A3纸复印，再拿放大镜看，后来只能让保姆给我读书。最近在读那个比我大两岁的老头(周有光)的书。”

　　在资料室“改造”期间，杨敬年觉得自己“很幸运”，还能做一些学术工作——他陆续翻译了4本书，前三本都是以经济系名义出版，没有稿费，直到第四本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稿费和系里分成。

　　1979年3月28日，杨敬年平反，又能拿每月207元的工资了，还搬进了学校的高知楼。有人羡慕地说：“看你有多大变化!”杨敬年却觉得：“我还是我，只不过我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教书了。”

　　原本是早该退休的年纪，71岁的杨敬年却刚刚开始工作。

　　中国发展经济学第一人

　　似乎是要把攒了20年的精力全部释放出来，在90岁之前，杨敬年做了这几件大事：开创了国内第一个发展经济学课程，撰写《人性谈》，翻译《国富论》。

　　杨敬年很实诚，称自己之所以开发展经济学的课，一大原因是被分配到研究非洲经济，“没可搞的，就扩大范围，研究发展经济学”。这门二战之后建立的学科在西方已有30多年历史，在国内却还是空白，杨敬年成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人。他撰写了《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和《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两本各50多万字的教材，每一本都是自己手写，从不让研究生代劳，“他们有自己的任务，不能叫他们给我干活”。

　　1994年，完全离开教研工作的杨敬年觉得，到了总结一生所学的时候了。“我要找一根红线把学的东西都串联起来，这根红线就是人性。人性是一个永恒而且现实的问题，和我研究的发展经济学、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都有密切的联系。”杨敬年说。于是，一本从人性分析经济的《人性论》于1998年出版。

　　而真正让杨敬年开始成为“名人”的，是《国富论》。这是他90岁时的译著，一本经济学的专业书却出人意料地成为畅销书，至今重印十几次，发行10余万册。2011年，亚当·斯密的母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访问南开大学时，当天下午就拜访了杨敬年，送上了《国富论》的手稿给这位远方的知音。

　　时至今日，杨敬年一直庆幸两件事，一是没有去台湾，“不必像于右任那样‘葬我于高山之巅兮，遥望大陆’”;二是没有去美国，“否则中国解放后与世界20多年的隔绝，也会使我终老异乡”。他说：“我的一生，是和命运搏斗的一生。”

　　过了100岁，杨敬年又忙了起来，总有学生、记者、朋友来访。视力几乎消失的杨敬年思维仍然清晰，能滔滔不绝地讲两个小时，各种数字、年份记得尤其清楚。他原本每天凌晨3点起床，3至4点读书，4至5点锻炼，几个月前病了一场，生活不能自理，于是总抱怨“恢复得太慢”。虽然一生的节奏总比同龄人“慢”，但杨敬年不能容忍光阴溜走。

　　现在每周一、三、五的下午，美国的学生会给他打电话，聊聊外面世界的新情况。“最近一个学生告诉我，现在中国人在美国很有钱，一个老太太买房子，经纪人陪她走了一天，老太太什么话也没讲。经纪人觉得‘糟糕，今天要赔’，结果晚上老太太说，我都要。”讲到这里，杨敬年先笑了。吃完晚饭，他要听一个小时的音乐，从东方的古琴听到西方的交响乐，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现在采访平民的新闻多了，挺好。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嘿嘿。”老人还透着点狡黠。

　　时光倒流66年，有这样一幕：1948年，当杨敬年回到南开大学时，何廉给他留了金子，护照也在手上，要走随时能走。何廉赴美前，不无担忧地跟他说：“敬年，你还年轻。”而当时的杨敬年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到了!”

　　这一生虽然总是慢一拍，但好在天能假年，“有所作为”的目标，杨敬年终是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