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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侯印国老湿”
五年前的12月26日，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永远的走了。
时光回溯到1991年8月19日，对于南京大学讲师高华来说，似乎是平常的一天。那一天是周一，农历七月初十，在经过多日暴雨之后，南京晴到多云，最高温度达31度。在上海路148号丁楼，一栋建于1950年代的红砖房子里，高华打开收音机，听到一条震惊的消息——苏联瓦解了。
这一年，对于高华来讲，是一道无形的分水岭，他的生命由此两分。
此前，是高华人生中的前37年。他生于1954年，少年时感于家国命运多舛，年既长则投身学术，十数年手不释卷，思索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他观察的起点，始于延安整风。此后，是他生命中的最后20年。
1991年8月19日，他在小书房铺开稿纸，在苏联事件的广播里，开始写作一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此刻的高华不曾预料到，这本书将给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这本书叫《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在南大吸取思想养分积累沉淀的十年
1978年，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出初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24岁的高华，就在当年12月，走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板凳要坐十年冷。”在历史系的开学典礼上，系主任、蒙元史泰斗韩儒林，给他们上了入学教育的第一课。主持历史系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茅家琦，力倡独立思考的学风，同样给他和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在南大，高华遇到了一批名师，接受了历史学的“家法”训练。太平天国研究专家茅家琦给他们讲授史学理论与方法，近现代史专家张宪文讲授史料训练。
多年后，让高华难忘的，还有伍贻业先生讲授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那是1979年。伍先生还讲授了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书法直笔论”：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如同文天祥《正气歌》中所咏“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多年后，这些传承成为高华珍贵的精神记忆。
1979年，在课堂上，高华还听到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
高华后来在文章中回忆：“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风尚。”
高华确定要写延安整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在工作两年之后，他考上了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1984年，是奥威尔同名反乌托邦小说预言的荒诞岁月，但在中国，却是走向文化新启蒙的历史时刻：国内学术界坚冰开始消融，无穷的新知识新思想涌入金字塔里的阁楼。高华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了学术生涯。作为南大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他师从导师姜平，研究“国父哲嗣”孙科，而延安整风并没有淡出他的视野。
1980年代，中国开始传进《古拉格群岛》。“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书，我们这代人对不起中国这段历史，也对不起十几亿人民。”南大中文系1983级研究生景凯旋回忆说。
高华的朋友、哲学系1982级硕士生段小光注意到，有一段时间，经常看不到高华。后来高华说，他在写真正的党史。高华经常去以保存民国史料著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他说既然要做一本信史，就一定要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他要从双方的资料对比中，寻找一些真实的东西。
在哲学系1984级硕士生刘广明的印象中，高华的一些学问方法，在研究生时期就已有了。“当时交流得比较多，他占有了非常丰富的近现代史资料，而且善于从不同的资料里，把共同之处找出来，还原，拼贴，构成完美的图画，这是很令人叹服的。”
写作延安整风绝非易事。高华后来在《红太阳》后记中说，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整个八十年代，高华并没有动笔，那是一个“吸取思想养分，积累沉淀的十年”。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1991年，37岁的讲师高华，留校任教已4年。这一年，他从南大的筒子楼搬到了上海路148号丁楼7号一楼。这块位于南大西门附近的家属区，建于一片斜坡上，4栋三层红砖房子，高低错落，院内榆树参天，棕榈婆娑，自成格调。
丁楼7号为两家合住，公用过道、卫生间，高华分得两间卧室，大的18平方米，小的8平方米，另有一厨房。房子建于1950年代，时有老鼠窜过走道。
尽管陈旧，高华的“新房”仍让朋友们羡慕。地处市中心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教师住房一直紧张，许多青年教师成家后仍挤住在集体宿舍。据他的挚友、南大历史系教师颜世安回忆，当年刚分到房子时，高华夫妇很是高兴。妻子刘韶洪站在大卧室的门外，反复端详以后，拍着儿子高欣的脑袋说：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多年蜗居之后，高华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书房。从此，他天天坐在朝北的小卧室里，读书写作，听着喜欢的欧洲古典音乐。
1991年，高华从前在南大激昂文字的不少师友，或去国，或下海，或归隐，星流云散，一批知识精英，人生走向就此改变。
高华也正处于一个他称为“肃杀”的学术环境里。风波之后，如学者许纪霖所说，1980年代思想启蒙阵营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反身进入专业学术界，或放弃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安心做一个专家型的知识人;或反思80年代的启蒙，从学理上梳理西学，以“同情性的理解”重新阐释传统。
这一年，高华“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开始发现散乱在零碎资料间的有机联系”。
这一年的8月19日，高华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紧急通告。“苏联处在危险中”，一遍遍地播放。
那一天，已难以查考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高华在小书房里，铺开稿纸，开始写作延安整风。“我一边在听紧急委员会的临时通告，就是一会苏联国歌，一会苏联爱国歌曲，一会紧急委员会临时通告，我在听这个东西时，开始写第一章。”
18年后，高华在接受独立导演胡杰采访时，披露了彼时心境。“我感觉到，我应该写。第一，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第二，我自己有些想法。第三，我是学历史的研究历史的，似乎也看了很多东西，可以把这部分感受先写下来，至于写得怎么样，将来能不能出版，当时都没有考虑。”
“写这个过程，时间很长。我当时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你要摆脱一种内心的恐惧，摆脱各种各样的禁忌。”
这种恐惧并非杞人忧天。上述政治大环境之外，其时的南京大学和国内所有大学一起，正处于国家教委清理文科运动之中。在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看来，这已是1978年以来南京大学遇到的第五次“重大思想事件”，虽然每一次南大都遭“查处”和批评，但结果证明南大都是正确的。
写作延安整风，对于高华来说，是一项私密的事情。除家人、挚友外，少有人知。颜世安第一次听高华聊起在写延安整风，是1990年代早期。高华告诉颜世安说，这本书的材料他早就在准备，但是写这本书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他思考了很久。
这是一项于个人前程而言完全不合时宜的工作。颜世安说，高华当时如果做其他研究，可以申请课题，发表论文，被国内的学术界接纳;如果写延安整风，对于争取个人前途很不利。但是，他觉得应该做自己最有深切理解的研究，其他一切都先不考虑。
这更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后来回忆：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可能违背学术的良知，而一旦说出历史真相，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
这时的高华，在学术界几乎默默无闻。他为公众所知的研究，仍是集中于民国史领域。中国内地的民国史研究，发轫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而南京作为民国首都，独具地缘优势。1979年之后，南京大学的民国史研究陆续展开。高华自读研时就研究民国史，先后参与一系列集体项目。
历史系主任张宪文目睹了高华的学术转向。他回忆称：1990年代中期，高华有一次来找他：“张老师，我想研究当代中国。”张宪文说，“那很好啊，你想研究当代中国，要搞一个机构，我可以帮你。”
张宪文同时坦言，在南京研究民国史得天独厚，但研究当代中国，条件远不如北京。如果真想做这方面研究，应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张宪文回忆称，高华当时答应了，但后来没有再提此事，他是单枪匹马地做研究。
在师友们看来，从1990年代的学术体制来看，高华这样的研究也不合时宜。1980年代末，南京大学将SCI引入国内科研评价体系。这一体系的引进，在引导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对改变我国研究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很快引发了各高校的排序竞争。各高校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起钩来。
在这种背景下，高华的写作，无异于逆潮流而动。
对于高华的转向，颜世安认为，他就是要把史学上有心得的东西做出来，这是一个书生不辜负生命的表现。高华做这项研究，是对历史真的有兴趣，其立场不是党派和政治的，不是家庭遭遇引起的，不是那种满腔的苦大仇深，要去揭露什么。他曾说过，“就是看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梗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
在埋头研究和写作延安整风的日子里，高华是清苦的。似乎一夜之间，他和同事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时代。
1990年代，在高华的记忆中，是“沉潜的十年，埋头耕耘的十年”。他在《革命年代》后记中说：“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至1992年底，高华已写完初稿的2/3。1993年起，他把写作速度放慢，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在朋友余斌的印象里，那时高家净是资料：书、杂志，还有很多野史、个人记述之类。高华嗜书如命。余斌曾从他那里借过一本《中流》杂志，后来高华打电话，催了好几次，直到余斌还回去为止。
不上课时，高华就在家里写作。书桌上，放一叠稿纸，一块青铜色的镇纸。一只猫伏在脚边。中午写累了，他把爱人头天晚上做好的菜热一热，等儿子高欣放学回家。父子俩常常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新闻。
吃完饭，父子俩习惯出去散步。高华在前，抽一支烟，高欣在后，再后面是一只猫。邻家一个学美术的孩子目睹两人一猫散步的场景，为他们画过一幅素描。
1994年，高欣11周岁了。高华把书房让给儿子做卧室。白天，他在大卧室里写;晚上，他烟瘾大，就到厨房去写。四平方米的厨房，水泥地上摆一张桌子，资料堆在地上，每天写到凌晨一点以后。写好的稿纸越来越厚，香烟也一支接着一支。
经济问题带来的生活压力，不时显现出来。由于延安整风研究属于私人写作，高华从未以此申请过任何研究项目。十多年来，他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那些钱全要从不多的工资里挤出来的。
经济困境一直持续到高华成名后。《红太阳》出版的头几年，稿费基本用来购书送人。由于无法获取资金支持和其他原因，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多遗憾。
甚至，他没有机会去延安做实地考察。
多年后，高欣还记得父亲一次很严肃的谈话：做历史，是很严谨很神圣的事情，但你会遇到生活的问题，养家糊口的问题，怎么办?所以说，做学问，要家里有钱，最好是公子哥来做，他们没有什么生活压力。
1991年，高华到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美中心)兼课。在颜世安看来，一开始就是想挣一份讲课费。在中美中心的授课，也使高华有机缘于1995年赴美国。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访学。高华拿出家里所有的存款，凑了一万元，买机票就花了6000多元，又跟朋友借了一点美金，于1995年暑假去了美国。
在美期间，高华多方收集资料，并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到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却几乎找不到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
1996年9月，高华从美国回来后，接着写作延安整风。弟子周孜正曾如是描述高华的工作状态：南京的冬夜，他穿着并不厚实的羽绒服在厨房里写书。房门并不严实，室内漏风，他又不喜欢穿棉鞋，脚下就是一双美国带回的厚皮鞋。一杯茶、一包烟、一包方便面或一点饼干，陪他进入晚上8点之后的寒夜。进入写作状态后，他似乎忘了冷。
生活上，高华不讲究吃穿，常吃的也就是西红柿炒蛋、炒青菜之类。午饭也很随意，一般是头天晚上，爱人烧好菜，放在冰箱里，次日中午他热一热。傍晚，爱人下班后，有时买一点盐水鸭，再弄点疏菜，烧点汤。
这个清苦之家又是欢乐的。时常有朋友来串门，有学生来吃饭。“许多背景各异、但同样热情、纯真、向往自由与真理的年轻人”，时常出现在高家，甚至一些外国学生也跑来蹭饭。1996-2001年上海路的高家，是高华和学生最快乐的时光。那时，高华还没出名，学生们正青春年少。
多年后，弟子刘握宇仍对老师家印象深刻：“一进去就是厨房，然后是水泥地的过道，堆着很多杂志。左边是高欣的房间，右边是两个大房间，别人住一间，他们住一间。大房间其实也不大，床、柜子、书桌、活动饭桌都挨在一起，木头地板，踩上去嘎嘎响，时常有老鼠叫。”
饭后，高华一般看看新闻联播，和学生们聊聊天，聊聊书，看看录像。师生们像朋友一样，小房间里，时常笑语不断。
写作之外，高华涉猎广泛，了解各种舆论动态;也经常看红色题材的影视剧，揣摩主流话语的叙述方式。
当学生与客人散尽时，他便移师厨房，开始写作。
此外，高华大量阅读，分析、辨别、解释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内在的联系，判断话语后面隐蔽的东西。
“高老师的厉害之处，就是凭借公开出版的资料来还原真相，我们说他有侦探般的奇异能力。比如这边有十个人出的传记，每个人各执一词，他可以飞快地从10本书，10个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叙述之间，互相印证。他还有很强的记忆力，看了这本书，立刻就想到别人在另一本书里是怎么讲的。”青年学者李永刚说。“以前我们听他讲故事都是目瞪口呆，他讲故事都是精确到年月日，现场感很强。”
大量的阅读之后，高华将当年在延安发生的那些事情在脑子里回演。“一步步回演，让自己神游在当时的历史人物当中。这个时候他获得了一种感触，这种感触渐渐地把当时那种云遮雾罩的历史，一点点发掘出来。”一位学生曾这样概括高华的写作。
在写作的后期，高华有了更多帮手。1997年9月，他开始带硕士研究生。张福运、郭洵澈成为首批高门弟子。高华买了一台奔腾133电脑。他仍在稿纸上写作，郭洵澈每天到老师家把书稿输入电脑，师生间或交流看法。此前，爱人刘韶洪也帮他输入文字。亲情与友情支撑着他的写作。
这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渐渐地浮出水面。
高欣回忆，有一天晚上，父亲跑过来说：这本书，就叫《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他想了很久，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可棒了。
“从此天下就知道高华了”
1998年夏，《红太阳》初稿完成，开始在很小的朋友圈子里传阅。“大家一看，非常震撼，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啊!”许纪霖回忆看到初稿时的感觉，“高华以出色的历史理解和想象力，还原出权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对已有的历史正当性是摧毁性的。”
如何让这本书顺利出版，朋友们想了很多办法。1999年，许纪霖在香港找到天地图书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对方看了书稿后，觉得是本好书，但有些过于学术化，担心销路，一时有点犹豫。
1999年，学者金观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相继出版了徐友渔的新书。这年秋天，许纪霖把书稿拿给金观涛。
许纪霖回忆当时的场景：金观涛一看，称这就是他们要出版的书，是严肃的学术著作，马上拍板。多年后，许纪霖还记得金观涛讲的一句话：“这本书出来以后，从此天下就知道高华了。”
在2000年初，这本书是以相当低调的方式出现的。高华把少量样书分赠师友。历史系的同事感受到了它的分量。这本书同样让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激赏不已。他把高华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来敢于向“伪史学”挑战的第一人，并将该书与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相提并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一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为长篇历史专著，一为短篇抒情散文，一出自史学界的新秀，一出自学术界的老手，共同发起了向‘伪历史叙事’的挑战，把‘伪历史叙事’打得落花流水。”
这是一部后来被海外学者看作“高华教授受个人痛苦经历刺激，以及思考国家巨变有所感触的发愤之作，酝酿二十载，辛勤七个寒暑而成的著作”。该书凡705页，参考文献长达31页，分档案文献集6种，年谱、文集、资料汇编136种，报刊、期刊19种，著作、论文、传记、回忆亲历资料338种，英文论著6种，为第一部全部利用大陆公开资料，系统梳理延安整风运动前后过程及其影响的专著。
2000年初，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职称评选竞争激烈。仅近现代史教研室，就有四人申报教授，高华为其一。和其他教师一样，高华很在乎这次评职称。一开始送申报材料时，《红太阳》并未正式出版。年初，高华从香港提前拿到了样书。
这一年，46岁的高华留校任教已13年，自1993年12月31日晋升副教授已满五年;其学术成果，包括五本参编书籍，两本合译书籍，另有论文40篇。但是，在“牛人”太多的历史系，并不占优势。
但在南京大学的职称评审期间，对该书的质疑也随之而来：其一，该书尚未正式出版，不能拿出来评职称。其二，该书内容敏感，倾向性太强。高华和朋友们商量对策。综合各种意见，高华听取了师友的建议。在举行学术成果展览时，该书并未出现，但在往学校填报的材料上，已有该书。部分评委也看到了这本书。
2000年4月，高华如愿评上了教授。这一年，让他高兴的另一件事是乔迁之喜。在上海路住了10年之后，他和700多户南大教职员工搬进了龙江小区。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给高华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术声誉。在当今公众阅读空间中，也很少有一本书，像《红太阳》那样，虽在香港出版，但在中国大陆能得到上中下三代人交口称赞。
数年间，这本书的盗版本出现在全国各地，从首善之地到西部僻壤。一位学者估计，国内盗版不下数万本。这是高华没有想到的，他甚至一度担心此书在国内影响太大而招致不良后果。高欣说，那时家里也有盗版，父亲有时以盗版书签名送人，等到有正版书时再补送一本正版。
与盗版相应的是网上也经常有该书的片断，甚至电子版。内地某些图书馆也有该书的收藏，但不提供外借和馆内阅读。这让高华很是感慨：“思想的驳诘、学术的争论有赖于一个场域，这就是存在着一个公平、开放的学术平台，其前提是学术书籍的自由流通。”
尽管如此，《红太阳》的影响还是远远溢出知识界。《红太阳》之后，高华的研究重心转向1949年之后的当代史。
在南大学生中间，高华享有明星般的声誉
从1987年毕业留校后，高华在南大历史系当讲师，1997年起开设全校素质课，同时带硕士研究生，2001年起指导博士生。
早在1990年代，他的课就大受学生欢迎，《红太阳》之后，更多人慕名而来。他的学生周孜正回忆说：“本校的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课的”。
在学生刘握宇印象中，高华的全校公选课，晚上6点半上课，6点就要去占位置。高华从不点名，但一两百人的阶梯教室总是满满当当;他的研究生课，几十人的教室常无插足之地;他在中美中心的课程，受到国际学生的普遍欢迎。
南大校友赖晨的回忆文章验证了高华的魅力：“研二时，一位师兄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请来了高华教授做评委。高老师站在讲台上，妙语连珠，一手持烟，一手轻摇折扇，潇洒板书，畅谈古今。礼堂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他演讲完毕，全体学生自发起立，热烈鼓掌。”
讲课时，高华有时点一支烟，最早是红梅，后来抽好一点的，七八元的红塔山，十一二块钱的红南京。他喜欢板书，因为要讲的名词、人物太多，他不得不写出来。课间，常有其他老师的研究生拿着论文请他指点。
刘握宇曾这样描述高华讲课的特点：“顶好是听他讲复杂的历史事件，千头万绪，他交待得一丝不乱;来龙去脉，他讲个清清爽爽。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从不妄加褒贬，往往只一两句生花妙语，其中滋味，难以对外人道。”
而高华的课程之所以有魅力，更在于思想的启蒙。在刘握宇印象中，高华绝对不是激进的人，他绝不主张激烈的社会变革。在高华看来，激烈的社会变革，都是想一夜之间改变一切，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最后导致的就是大量无辜生命的牺牲。这是中国一百年来的弊病。
与普通同学相比，更得高华风气之先的，是那些研究生和长期追随者，他们的追随史短则数年，长则十数年。在学生印象中，高华是一位严师，学生论文有了问题，即使跟随多年，他同样不留情面;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随意聊天的长辈和朋友”，许多隽永的思想和为人处世之道，正是在这一圈圈烟雾中悠悠荡出。
更多的时候，师生们谈论的并非史学。他们谈新中国的红色电影，也谈费里尼、帕索里尼;谈革命题材《历史的天空》，还有乡土气息的《刘老根》;谈一代报人邵飘萍，以及学术红人易中天。
学问之外，他还和学生谈工作，谈家事。学生们则于潜移默化中，领略到做人的道理，甚至人生走向就此改变。
“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在最需要启蒙的时候遇到了老师。”刘握宇说。“我们回想过去的那么多年，从二十几岁开始，在青春的成长过程，受了他的很大影响，那段时光是和他揉合在一起的，有他的身影在里面。”
高华先生最后的岁月
2008年春天，经过上海肝胆医院的一次检查，高华被诊断为无癌变症状。不久，被推翻的癌变再一次确认，高华奔向了生命的加速度过程。
此间，高华经历了诸多人生变故。2005年，他调任上海华师大的经历一波三折，在已经赴华师上课的最后时刻被不可抗力中止，有似数年后的贺卫方赴浙大事件。参与引进高华的杨奎松，对此番顿挫遗憾不已。2009年，高华的母亲去世，已经患病的他尽心侍候，夜晚在母亲病房打地铺。高华去世前三个月，父亲辞世，走完了他伴随着隐秘和申诉的一生。父母的相继去世，或许对高华有强烈的心理暗示。
对身患的癌症，高华认真的态度，像面对一项必须又无法完成的课题。探望的朋友们，没有人能看见他忍受痛苦的表情，甚至会在病房里忘掉高华病人的身份。他接受了所有能接受的治疗，复印装订每次的检查报告，研究自己病情的预后。他甚至并没有“与病魔赛跑”的想法，如同一些好友暗中希望于他的那样，在生前留下一部完整的研究专著。他在病中的看书、带博士、开会、讲座和写论文，完全和以前一样认真，不因为癌症做出什么改变。
在病中，高华出版了《革命年代》。去世前一年多，他写下了读龙应台《大江大海》的一万七千多字的长文，剖析六十年来两岸国人的心路与命运，追问尚未破解的历史谜团。没有人能够想象，文中穿透历史的洞察力与浩渺情怀，出自一个晚期肝癌病人。与其称为论文，不如说是诗歌与奇迹。
朋友们始终相信，高华身上是可能出现奇迹的。在去世前三天，萧功秦告诉高华，要做好完全相反的两种准备，发生奇迹或接受命运。高华平静地点头。
遗憾的心情，高华只对妻子流露过一次。他说，“发现癌症之前，我对历史材料的洞察力刚好到了最佳状态!”一个新来的夜班医生当面告诉高华，他的病情严重，已经报了两次病危。高华事后对妻子说：“她当我是铁人!”
12月25日，圣诞节，高华两次便血，但高烧已退，腹痛稍减，精神很好。
这一天，多位亲戚来探望，其乐融融，如在家居时;香港熊景明来电话，他转而问候：“圣诞去哪里玩了?”如在平日闲聊时;弟子刘握宇从美国回来，师徒见面，如每年回国时一样;范骏等学生来探望，天南海北，聊军史，聊金一南现象，聊高欣出生那年的大雪，如在往昔;范骏临走时，高华说：“小范，祝你圣诞快乐。”——其讲究礼仪，一如平日。
这天上午，秦晖打来电话，称想找个机会来南京，住上几天，每天来聊半小时。秦晖后来回忆：电话里，高华的声音洪亮，底气很足，一点征兆都没有。高华说最近有一点新情况，过一段再说。
12月26日，早晨，妹妹高慧来探视，带来高华想吃的桂圆汤。高华说，头天晚上挂脂肪乳营养液，没睡好。上午，弟子黄骏陪他看电视剧，“他当时神情虽显疲倦，可思路依旧清晰，仍像往常一样点评剧情与人物”。
下午17时许，在南京档案馆查资料的硕士生杨纯刚打来电话汇报情况。电话是师母刘韶洪接的，电话那头听见高华在说话，说让小杨明天下午三点来吧，谈话时间不要太长。
一小时后，高华开始吐血，对家人说“觉得难受”。接着，是第二次吐血。妹妹高慧赶到时，看到他很不舒服，说有点热。18时许，弟弟高小宁赶到医院，高华已是喘息性呼吸，进入昏迷状态。22时15分，高小宁为他做完最后的心脏挤压，握着他的手，大哭。
2011年12月26日，历史终究带走了它的人质，夜晚留住了守夜人。告别的白被单之下，高华平静的面容，留给世界最后一个隐喻。病床上摆放着诗人北岛最新的诗集《守夜》，这是他最后时光随常翻阅的读物。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来自北京的学者张鸣喊了一嗓子“高华，天会亮的!”
高华生于1954年5月12日，逝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享年57岁。身后挽联如雪，哀思如雨，海内外知识界追思之隆，近年罕见。“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高华走时没有书面遗嘱，也未留下一句话。只有他的书，他的文章，他在南大课堂上的“语录”，在世间流传：
“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永远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义;我们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实现它，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使它比现在更好。”
本文综合自媒体报道《高华的后二十年》以及《守夜人高华》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