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我不是潘金莲》看大学治理

　　作者刘益东，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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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潘金莲》从整体上来看，三个时间层次，表达了三种时段的政治游戏，饶有趣味。李雪莲从离婚矛盾开始，逐级告状，生动刻画了一场政治生态圈的权力游戏和“责任推诿”谜团。在“为人民服务”的包装下，官场百态活灵活现，科层制显露无疑，官场中人的心理变动描绘的细致深刻。20年后的角色反转颇有喜剧色彩。每到节骨眼的时间，政客便会化身亲民的形态，实现角色的大反转，目的便是保住自己的既有利益。最后一笔“玩笑”，更是让人啼笑皆非。政治生态怎么会变成了这样?上访，拦截，斗智斗勇。

　　“为什么没人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是这个故事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即国家发展中的信任问题，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他人的信任?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不信任他人?故事的另外一个推波助澜的主线，是领导的重视问题，是关键事件的作用问题。为什么在没有重视的时候，可以轻易的相互推诿?有了重视之后，“做好本职工作”的每个人反而人人自危?这里面还涉及到对工作的评价问题。至于“潘金莲”的称号，实质上是把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的做法所导致的结局。为什么看似没有联系的几件事情，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就会慢慢的扭在一起?小说中人之死是破解这一死循环的关键点。那么，国家治理中，在大学治理中，什么又是关键点呢?

　　通过对故事核心关键词：信任、沟通、重视、评价、政治等的梳理。可以惊奇地看到它们与现代大学治理过程中的种种现象不谋而合。在整个大学治理的过程当中，似乎都能看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影子。

　　信任。正是因为缺乏对李雪莲的“信任”，才导致后面一系列的闹剧。在大学的内外部治理过程中，一方面，信任危机导致政府与大学，大学与社会双边关系紧张。政府不信任大学，因为大学无法保证政府的思想在大学贯彻;社会不信任大学，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永远与市场脱节。与此同时，大学对政府也不信任，因为大学的观念很少得到政府的认同。另一方面，信任危机又导致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冲突不断，行政的资源分配不公开透明，而导致学术的抨击;学术的抱怨和不理解，又导致了行政的进一步科层化。信任危机的背后，是自我中心的逻辑假设，或者说是一种“巨婴”心理作祟。当事人总以为别人不可相信，自己的逻辑才是对的。殊不知，自我逻辑与现实之间，或许从来就存在张力。彼此的信任建立不起来，又何谈处理矛盾呢?在三方关系中，大学有时好像李雪莲，一方面持续抱怨各级政府部门、抱怨社会不相信自己;另一方面又持续的把矛盾转化，最终都快忘了自己的最初目标。大学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谁能说清楚?是人才培养吗?除了理念中的合理性论证，其他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哪呢?

　　沟通。不信任的基础之上，就出现了李雪莲与一众政府官员之间的沟通不畅，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斗智斗勇。沟通不畅也是现代大学治理中的普遍现象。因为政府与大学无法沟通，所以智库应运而生;因为市场与大学沟通不畅，各类企业，大数据、互联网+、Mooc等新概念企业雨后春笋，拼命提供“科学”的数据。大学内部也沟通不畅，学院和学校信息不对称，院校两级矛盾重重;学术和行政各行其是，各为自己方便，导致大家满腹牢骚;组织内的个体之间，组织内的机构之间，更是常常曲解彼此的意思。沟通中的主要问题，是在场的个体对“话外音”和“本音”理解不一。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之所以难以区分“话外音”和“本音”，究其原因，还是对“本音”的不信任，对说话人的不信任。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怎么才能让沟通卓有成效?

　　重视。重视是资源和注意力的巨大推动因素。李雪莲误闯人民大会堂，居然在意料之外把一众官员全都拉下马，全赖这一“告”得到了领导人的“重视”。然而，对重视的解读也是不一样的。领导人自己解读为“随口举例”，而听者则解读为“重要信号”。换言之，某些情况下，沟通问题连带着“重视”问题。这一“重视”不要紧，解读到后来，便成了草木皆兵。在大学治理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八九十年代，全国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如雨后春笋般建立，靠的是什么?全靠重视。20余年过去，随着国家“重视”的转移，双一流建设出台，又有大批的教育学院、高教所被裁撤，又是为什么?还是因为“重视”。不受重视的学科专业以及机构，就难逃被砍掉的命运。“重视”背后的逻辑假设是什么?一方面，是对权威的敬畏，这些权威包括，学术权威，政治权威，领导权威，卡里斯玛权威，不一而足。另一方面，是“人治”传统的惯性。为什么这么讲呢?长期以来，法治观念之所以难以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人治”观念的影响。举例来说，去医院看病要意思一下，孩子上学也要意思一下。“关系”思维在整个社会运转良好。为什么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普罗大众对制度的不信任，对法律的不信任。但反过来，却对人情信任三分。大学内部的组织沟通不也是如此吗?凡是办事能“找人”，凡是能“打招呼”，一般都不会不走正常程序。因为“人”和“招呼”代表了重视，重视则代表了注意力的倾斜。很显然地，异化的重视导致了大学治理过程中的诸多行为失范。然而，如何来破解这一难题?这势必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难题，解决它或许超过了所有人的智慧。

　　评价。他人对李雪莲的评价(潘金莲)，李雪莲的自我评价(窦娥)，官方对李雪莲的评价(小白菜)，贯穿整个告状过程。评价的后方，是“贴标签”。标签以及各个标签之间的张力，导致了李的系列心理波动，并直接导致了李将想法付诸行动。评价，在高等教育领域称之为评估。评估广泛的影响着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评估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单元，它与信任、沟通、重视都连在一起。正是因为政府、社会对大学的不信任，大学才需要接受评估;正因为大学与政府、第三方机构的沟通不畅，才会导致每次评估指标出台，都令人哗然;也正是因为大学对评估的重视，才会带来中国高等教育30年的大发展，当然，这里的发展主要是指针对各个指标的发展。高等教育评估的标签性质还不是很明显。但 211，985，协同创新，双一流，高峰高原等等标签化的称号，则明显地影响了大学的发展。因此，大学治理的过程中，不得不站到争夺标签的行列，大学的注意力分配，不得不向标签看齐。用制度理论的思维来思考，这是制度决定了大学的思考。是大学为了获得合法性必须争夺的目标。评价不仅在大学层面，在高校组织的内部，种种评价也影响着大学的治理结构。评价是如此的影响着大学的治理和发展，可以不评价吗?当然不可以。目前高教界对评价的看法本身就有两大类，一类是认为评估带来了发展，另一类则认为评估导致了异化。针对不同的大学，不同的情境，对评估的认识也不一致。任何政策都是双面性质的，没有一个简单的功能可以概括之，因此，权衡利弊就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利弊谁来权衡?以谁的利益为基础?这是需要讨论的。

　　政治。政治是这篇小说全程都在隐喻，但没有说出来的核心概念。利益的博弈贯穿了李的行动。李就像一只蝴蝶，引发了官场的蝴蝶效应。大学的治理过程是什么过程呢?早在70年代，鲍德里奇就告诉我们大学是一个微观政治场域，充满了利益的博弈。其实，大学的治理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因为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太多了，我们不知道哪件事，哪个人，就会引起大学治理的震动。每一件看似波澜不惊的事件，都可能引发广阔的蝴蝶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群人，在为一个人而奔波，而他们之间，本没有什么联系，这就是政治。如何来认识政治，发展政治，让利益的博弈能够变得更为公开、明朗、规范，是大学治理需要考虑的深层问题。

　　回到开头，在大学治理的过程当中，什么是“真”的呢?为什么不相信大学说的呢?大学在什么情况下就变成了李雪莲呢?大学组织内的个体，又在什么情况下引起了治理的震荡呢?这些问题，可能都没有具体的答案，但在大学运行的每一个日子里，他们都真实的存在着，发展着，变化着。什么是破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呢?或许，没人能回答，又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