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江守义 | 从中国语境看西方文论
来源：作者本人授权
作者：江守义
本文作者江守义，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研究。
本文摘要：西方文论在中国经历了两次具体的历史语境，分别是20世纪初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考察西方文论，西方文论有其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念更新、思维拓展、关注文学自身三个方面。西方文论也有其不足，20世纪初由于西方文论在中国发展不充分，其不足还没有暴露出来就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文论，20世纪80年代后的西方文论，其不足主要有二：一是某种理论在逻辑自洽的同时又显得偏执，二是理论更迭频繁，难以消化吸收。西方文论与中国语境既有相互阻隔的地方，也有相互贯通之处。
关键词：西方文论;中国语境;历史贡献;不足;沟通
就目前情况看，西方文论的影响给中国文论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审视西方文论，不能像过去一段时间那样，主要是介绍和运用，而是要立足中国自身的情况，对其进行理性的回顾和思考，从中国语境出发来理性审视西方文论。
一
中国语境，不是一个泛泛而谈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语境。就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历史语境而言，20世纪至少有两个不同的中国语境：一个是世纪初，一个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世纪初的西方文论是伴随着西方文学被介绍进来的。20世纪初，西方文学开始涌进中国，据施蛰存介绍，1907年的翻译小说有80种，1911年的翻译小说多达400种，远远超出当时创作小说的数量，是“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1]17-18。伴随文学而来的，是西方文论，1914年黄远生在《小说月报》第1、2号上发表《新剧杂论》，试图系统地将西方戏剧理论介绍给中国，到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时，他心中理想的文学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五四以后，欧洲文论的三大思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被引进中国，陈独秀、茅盾对现实主义的重视、创造社对浪漫主义的青睐，周作人、李金发对现代主义的介绍，使五四之后的文学观念中有了浓厚的西方文论色彩。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西方文论在文论界也只算是异军突起，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仍有强大的影响，虽然五四呼喊“打倒孔家店”，但是新儒家仍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来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且成就斐然。差不多同时，对古代文论的系统研究也颇有成效，1927年陈钟凡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方孝岳完成《中国文学批评》，郭绍虞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罗根泽开始出版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9年朱维之出版《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今天回过头来看，30年代的古代文论成就，实在超过当时的西方文论成就。这说明，五四虽然以民主和科学等西方观念为号召，但在文论方面，研究者并没有忘记中国的文学传统，而是脚踏实地地开辟了一个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即使是朱维之带有西方色彩的“思潮史略”，其重心也落在“中国文艺”上。
从49年到80年代初期，俄苏文论的强大影响，使以反映论为基础的强调阶级属性的文论在中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段时间，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界基本上是缺席的。随着80年代的国门打开，西方诸多的文学观念纷纷涌进中国，尤其是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结构主义、意识流、精神分析、新批评等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研究方法，一股脑儿地被介绍进来，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西方文论的热潮，使得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论界，西方文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延续到21世纪。这股热潮，使西方文论在文论界处于主流话语地位，似乎西方有什么理论，中国如果没有回应，就是文论界的过错，这和20世纪早期对西方文论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20世纪早期引进西方文论主要是因为文学革命，文学革命是为了解放思想，说到底，引进西方文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思想解放和国家建设;80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文论，有些时候可以说是为了西方而西方，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西方文论的引进，固然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加深我们对文学现象的认识，但在这股热潮中，我们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应用有余，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和反思不足。译介方面，以几套大型丛书为主，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钱中文、王春元负责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社科院外文所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当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编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李泽厚主持的“美学译文丛书”，以及“20世纪外国文学评论丛书”编委会编的“西方文艺思潮论丛”，等等，对高校学生来说，伍蠡甫、胡经之主编的三卷本《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影响深远。就应用来说，很多西方文论，作为研究方法，被许多学人加以运用，不妨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例，稍做整理，以见一斑。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可为代表，该书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为根基，借鉴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2]2，开大陆学者应用叙事理论以成专著之先河。至于单篇论文的运用，情况颇为繁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介绍和应用，如李赜《小说叙述视点研究》在借鉴托多洛夫对视角分类的基础上，对视角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但总体上看，搬用的痕迹很明显。二是以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为依托，针对叙事中的具体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彭建明《叙述类型与展开方式》介绍了叙述的类型和叙述的展开方式。三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为参照，又不完全依托于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叙事的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如何龙《小说的叙述结构——探索中的小说叙述艺术》，对叙述时间、叙述的点、线、面问题和叙述结构等问题进行探讨。四是运用叙事理论来分析具体作家作品，有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如易丹《〈尤利西斯〉与勋伯格——关于叙述形式的几点思考》等;有分析中国古代作品的，如王增恂《〈史记〉的叙述人问题和时空问题——从西方叙事学理论看〈史记〉的文学价值》等;有分析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如谭君强《论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距离控制》等。五是运用叙事学方法来分析某一时期或某一类型的小说，如孟悦《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等。相比较这些译介和应用，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和反思显得尤为不足，有必要就此展开论述，这也是中国文论建设的需要。
二
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学界的西方文论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的历史贡献是不容抹煞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阔了的视野，推动了文艺观念的更新。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研究，一反中国传统的漫谈的、感悟式的诗话路径，给中国学界带来了系统的讲究逻辑的理论学说，这大大开阔了学界的视野，让人看到了诗话路径之外的文论魅力，给中国的文论界带来现代性转型，主要有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主义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王国维既有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学的《红楼梦评论》，又有将西方理论化入到中国传统诗话中的《人间词话》，并在《宋元戏曲考》中确立了著名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这些“解读”、“化入”、“确立”，都立足于文学本身的特性，滋生了文学的审美主义观念，此后，京派批评家的活动让审美主义成为当时文论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朱光潜对克罗齐“直觉说”的推崇、梁宗岱对瓦莱里“象征理论”的追寻、李健吾对印象批评的发挥，延续了王国维开创的审美主义路径，给中国的文论建设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梁启超也许是受日本翻译西洋小说有利于明治维新的启发，对小说情有独钟，尤其是对“自泰西人始”[3]37的政治小说极为用心，认为小说“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4]39，进而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著名的“小说界革命”。梁启超提倡文学的功利主义与传统的“文以载道”有所区别，“文以载道”的重心在“道”，“文”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载体，文学的功利主义则立足于文学自身，从做好文学出发，来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在国家需要自强的时期，文学的功利主义一呼百应，很有市场。此后的周扬等人提倡文学的革命性，虽然不是直接借鉴西方文论，而是借鉴苏联文论经验而来，但就强调文学功利性而言，可以说和梁启超并无二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论观念更新，是在经过长期的文学阶级论之后，国门打开，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视野的产物。这个时期，人们关注的是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包括精神分析、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等等，一个总体的特点，是回归文学自身，对文本进行分析，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关注文学的社会历史内容和阶级属性，可以认为，这是对王国维以来的文学审美主义的回应，但由于流派纷呈、方法多样，审美主义对美的追寻让位于对具体流派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换言之，王国维对西方文论的吸收主要用来分析中国的文学，而80年代后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研究而研究，由于西方文论流派太多，思想各异，弄懂这些文论思想本身就很有难度，这样在一定时期内就要花大力气来研究西方文论本身究竟有哪些思想，形成为研究而研究的局面。
二是打破固定的思维模式，多维度拓展理论思维。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研究，让传统的感悟式思维受到挑战，那种讲究逻辑的、甚至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让研究者可以多维度拓展理论思维，可以在文学研究中融进进化论、二元对立等思维方式，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借重，胡适对进化论的挪用，都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形成冲击，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8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研究，在反映论、阶级论定于一尊的学术语境中，让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文学的“外部研究”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将传记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以及文学思想等称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这些“外部研究”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不熟悉的是作品的存在方式、文体、意象、象征、文学类型等“内部研究”。这提醒我们，文学研究，不仅仅是文学内容反映了什么，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什么样的阶级思想等问题，文学研究还可以从文学语言的组织、结构的安排、意象的运用等角度展开，这既是研究方向上的变化，也是思维上的更新，提醒我们考虑问题时不能一味按照已有的方式进行。二是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体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5]。随着解构主义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瓦解，文论界对本质主义表现出深刻的怀疑。随着新历史主义的兴起，人们不再笼统地谈论文学问题，而是关注问题的历史性具体性。反本质主义自身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反本质主义对我们既有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三是众多理论流派多维度拓展了我们的理论思维。俄国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特性在于“陌生化”带来的“文学性”，结构主义强调文学叙事的结构功能，新批评对文本的“细读”，接受美学对“读者”的重视，都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这些理论自身严密的体系又从不同角度训练了我们的理论思维。同时，这些流派中有些理论还有较强的哲学色彩。比如说“审美意向性”问题，就是一个和现象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现象学讲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意向性就存在于主体客体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它是主体意识的指向性，另一方面这一指向性又是客体投射出来的，意向性因此成为意识对被意指对象自身的给予的指向性，虽然复杂难解，但对这样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时，可以训练我们思维的缜密性。
三是对文学自身问题的关注。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研究，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这些文学流派的背后是描写现实、抒发情感、选择意象这些不同的文学创作手法，和我们传统的侧重于作家和作品关系的“言志”“缘情”相比较，这实际上是深入到文学内部来思考如何进行文学创作的问题。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我们对文学的认识深化到体裁内部。陈钧引西方“小说者，人生之蒸馏” 的说法，指出小说家要有“选择”和“修缮”两种能力，前者“绘物言理，属辞比事”，后者“精心结撰，工力深行”[6]303，深入到小说肌理来谈创作问题;梁宗岱受瓦莱里影响，提倡“纯诗”，要求在诗中“把情绪和观念化炼到音乐与色彩不可分辨的程度”[7]169。80年代后“向内转”的研究路径，则让文学本身的问题凸显出来。此前强调反映论、阶级论的文论研究，其实是研究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西方文论的引进，对中国文论的冲击主要在于其“向内转”的倾向，即研究文学内部的组织构造问题，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现象学文论可谓代表，对文学研究而言，“向内转”触及到文学自身的特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以前的反映论、阶级论，并不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因为很多非文学的东西也可以从反映论、阶级论角度加以分析。关注到文学自身的特性，对文学研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方面，韦勒克的影响可能至关重要。他在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分，明确了作品的存在方式、文体、意象、文学类型等问题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而我们此前关注的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文学的思想等问题则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他还提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三分法，也受到广泛认同。随着朱光潜、杨周翰、张隆溪等人的介绍，随着钱钟书将其文学观念和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比较，随着他的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国内对其研究的日益增多，韦勒克对我们80年代以后的文论研究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
三
西方文论固然有其历史贡献，但也有不足。国内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启蒙让位于救亡，西方文论的研究并没有深入下去，其中的现实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苏联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学界的强大影响，现实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带来了强调阶级属性的文论，但这些主要是俄苏文论影响的结果，与西方文论基本没有关系。换言之，国内20世纪初的西方文论研究，由于浅尝辄止，它在开启我们的视野之后，其缺点还没有充分暴露时就淡出了历史舞台，因此，它的不足基本上也没有暴露出来。因此，我们下文谈西方文论的不足以及由此而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需要从80年代以后的文论语境来思考问题。
就80年代以来的文论语境而言，西方文论的不足主要有两点：
其一，每种理论在逻辑上能自洽，但和其它理论相比较，又显得偏执。俄国形式主义强调“文学性”和“陌生化”，指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不是因为它反映社会(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反映社会)，也不是因为它反映人生(所有的人文科学都反映人生)，而是因为它具有“文学性”。如何才能有“文学性”?形式主义者求助于“陌生化”，这种与“自动化”不一样的反常化描写成就了文学的“文学性”。应该说，俄国形式主义通过文学性”和“陌生化”，为文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过，将这种理论成就放在当今语境下来考察，会发现它的偏颇。当年，为纠正俄国历史主义和学院派研究的不足，俄国形式主义应运而生。但只要和圣伯夫的传记批评一比较，就发现俄国形式主义同样也存在问题。这些“文学性”、“陌生化”究竟如何产生，难道真的如俄国形式主义所言，是按照一套固定的“程序”形成的吗?如果是按照“程序”形成的，为什么不同的作者又会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和“陌生化”呢?这说明，俄国形式主义为了强调文本的形式特征，而忽视了这些形式的源头问题，即不同的人为什么会创造出不同的形式。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30来年时间里，我们对西方文论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我们目前的语境已经超越了对西方文论简单的介绍和应用，而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反思。我们的语境要求全面理解某一西方文论，知其然，然后知其所以然;知其不足，然后知其所以不足。几乎每一种西方文论都有和俄国形式主义类似的问题，为了突出自己的尖锐性和先锋性，往往偏激，漠视或排斥和自己主张不一样的观点，这使得很多理论不够通达，显得偏执，这也迫使我们对理论本身的关注转而成为对理论时效性的关注。
其二，理论出现过于频繁，往往是一种理论接着一种理论，很多理论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就出现了新的理论。多种理论并存的局面本来是好事，但太多理论的并存，让人眼花缭乱，难以沉下心来仔细对某种理论加以研究。30年来，各种西方文论在中国都匆遽地翻演了一遍，由于短时间内接受了形态各异的理论，我们很难完全消化吸收，匆遽的翻演往往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这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某些理论刻意针对此前的某种理论而来，如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有些人连结构主义还没有弄明白，又转到解构主义上去，这容易在学界形成一股跟风潮流，不利于踏踏实实的研究。前些年，经常看到报刊上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的说法，这些说法都与“现代主义”有关，但又不能归纳出自身的特点，只好用“后”、“后后”来称呼，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体现出“现代主义之后”的特点，“后后现代主义”体现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特点，那么这两个“之后”的特点肯定有所不同，研究者不能概括出这些“不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说明研究者自己的认识是模糊的。第二种情况是，有些理论的出现，暗含对此前某种理论的纠偏，但我们未必都知道这些理论背景，这就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芝加哥学派的修辞批评，表面上看起来，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在20世纪中期复兴的产物，强调修辞的技巧及其伦理意义，是芝加哥学派被视作保守主义的理由。但芝加哥学派之所以强调修辞的意义，还有一个用心，即对耶鲁学派的新批评进行纠偏。新批评几十年来在美国高校几乎一统天下，烦琐的文本分析让人生厌，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文学带来的，首先是人们对作品产生的感受，作品的价值还在于其中蕴含的道德内涵，他们强调修辞，从作品的具体修辞技巧出发，这和新批评类似，但不局限于技巧，而是寻找技巧背后的意义(修辞意义或伦理意义)，这又冲击了新批评。芝加哥学派和耶鲁学派并行过一段时间，如果不了解芝加哥学派针对耶鲁学派的用意，我们看到的就是两种理论各行其是的局面，让人觉得有些无所适从。
就西方文论的不足而言，我们目前的语境要求我们在研究西方文论时，不能只是简单的介绍应用，还要有理性的思考、全面的考量，真正做到消化吸收，吃透某种文论思想后取长补短，为我们的文论建设服务。
四
从中国语境看西方文论，还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即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的沟通问题。就这一点看，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有“隔”的一面，也有“通”的一面。
“隔”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的出发点不一样。20世纪的西方文论，总体上看，与语言学转向和社会需要有关。随着索绪尔的语言学转向，对语言学内部规律的探讨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相应地，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也受到重视，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形式主义理论的出现与此有关。和西方文论强调“言”的重要性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论强调的是“意”，所谓“言—象—意”，注重的是得意忘言。同样是从文本出发，西方文论重视的文本中语言形式层面的东西(相当于英伽登所说的“字音”“意义单元”和“图式化方面”)，中国文论重视的是形式背后的意义(相当于英伽登所说的“被再现客体”和“形而上意义蕴”)。这就导致在涉及“言—意”关系时，在借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时，我们要照顾到中国重“意”的特点，不能只关注“语言”层面的东西，还应该关注意义层面的东西。这说明，即使是揭示文学内部规律的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语境下，作为一种方法，可以被接受，但更不能生搬硬套。中国强大的“文以载道”传统，使文论更倾向于关注文学背后的社会意义，倾向于关注文学和现实人生的内在联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以此衡量，西方的某些理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像新小说理论这样的极端文论思想，实在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由于“隔”，对西方文论中某些问题的理解，我们可能存在偏差。巴特在谈“作者之死”时，曾说过一句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8]512。有学者指出，对这句话的理解，有两种误解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巴特尽管从前门驱离了主体性作者，却又从后门迎进了交互主体性读者;而在另一种观点看来，巴特俨然就是接受理论大师和读者中心时代到来的‘风向标’。”这两种观点，都将读者看成是一个阅读主体或接受主体，这符合我们的习惯，是中国语境下的自然反应。但问题是，巴特认为只有语言才是真正的主体，“读者”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实指”而是“虚指”，“指的是由他所主张的‘新写作’即语言的‘不及物’活动或‘能指链’围绕被悬置的‘所指’而形成的文本空间”[9]。之所以将巴特虚指的文本空间看成是实指的读者，主要原因就在于巴特从语言出发来思考问题所进行的表述实在不符合中国文论的习惯。
西方文论在当前文论界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它观点新奇多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和中国传统文论有“通”的一面，即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倾向，这是20世纪的西方文论暗合中国传统的地方。西方“向内”的形式主义文论或“向外”的文化批评，都是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或现象分析来体现理论的，形成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倾向。有学者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有一片‘理论’与‘批评’混沌一体的交叉地带，这就是‘理论’与‘批评’共生一体的地带，即批评理论与理论批评共生一体的地带……正是这个‘共生带’，出现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奇观：一个又一个标新立异的批评理论轮番登场，形成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主潮;一个又一个新理论、新流派的产生，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发了文学研究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10]这种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与中国传统文论有类似之处。古代文论的大多数篇章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而是针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批评，纯粹的理论分析不符合中国的诗性思维的要求。因此，古代文论中有很多“诗话”“词话”，对诗词的理论总结通过对具体诗词的评论显示出来;小说理论也是通过相对散漫的“评点”来完成，“评点”首先是对具体小说的“点评”，其次才是从“点评”中实现理论总结。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一体两面，无法截然分开。这样，我们的传统语境和现实语境交融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建设理论可以通过批评来进行。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在通往诗学的道路上批评优先”[11]。
总之，在中国语境中考察西方文论，我们要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展开分析，对西方文论的成就和不足都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一味跟在西方后面跑，而要将西方文论中有益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所用，剔除西方文论中于我们不合拍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建设自己的文论，和西方文论进行平等的对话。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M].上海：上海书店，1990.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A].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02(1).
[6] 陈钧《小说通义·总论[A].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 宗岱的世界·诗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8] 罗兰·巴特.作者之死[A].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9] 张永清.历史进程中的作者》(下)[J].学术月刊2015(12).
[10] 王达敏.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性质和特点[J].文艺理论研究1998(1).
[11] 徐岱.论当代中国诗学的话语空间[J].文学评论2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