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一家四代，是如何以卑劣手段建立政权的？

　【摘要】

　　晋王朝的实际建立者——司马懿父子，是以卑劣的政治手段，作为晋王朝的立国根基的。司马氏留给子孙的财富，只有卑劣的人格示范。

　　前人卑劣的政治人格，让后代子孙无血亲榜样可倚恃，无贤明祖先可夸耀自豪，从而陷入其先人卑劣政治人格的绝境之中。

　　这就导致了司马氏政权不仅得不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相反，却时时有人在进行颠覆活动。因此，司马氏王朝根基的稳固性极差。

　　司马懿的政治人格质变，反映在三个突出的事件中：一是李胜对他的拜访 ;二是洛水之誓的欺骗许诺 ;三是编造谎言，血腥屠杀曹爽一党，制造政治恐怖。

　　后人论西晋灭亡多归因为八王之乱和用人失误。诚然，愚蠢的接班人和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西晋的覆亡。但是，追根寻源，事实上，在晋王朝立国的根基中，就已经埋下了早亡的种子。

　　晋王朝的实际建立者——司马懿父子二代，以其卑劣的政治人格，建立了晋王朝的根基。

　　连司马氏自己也在心灵深处，对祖宗的行为感到羞耻，更不须说社会其他人群了。所以，大一统的晋王朝的早亡，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立国根基出了问题。兹略论这一问题。

　　司马懿父子卑劣人格的表现

　　(一)从不屈于曹氏到托孤之臣——司马氏第一代人格的初显

　　司马懿的发迹，起初 ，是一种被迫。曹操当政时期司马懿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曹操虽然任用司马懿，但察其“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对他很不放心。

　　见世子曹丕和司马懿交好，就警告曹丕，小心司马懿干预“家事”。而司马懿，依靠谨慎小心和勤恳工作，躲过了因曹操猜忌可能带来的大祸。

　　曹操死后，曹丕并未将其父的警告放在心上，反而重用司马懿。司马懿也不负曹丕之望，功绩卓著。黄初二年(221)，司马懿升为侍中、尚书右仆射;黄初五年(224)，转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黄初七年(226)，曹丕去世前，司马懿“与曹真、陈群等见于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丕)诏太子日：’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显然，曹丕对司马懿是十分信任的。

　　曹睿执政时，司马懿南败吴军，西击蜀汉，北定辽东，声誉益隆，极受曹睿的信任。景初三年(240)春正月丁亥，曹睿病危，时司马懿自辽东还至河内，“三日之 间，诏书五至 ”。“帝驿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日：‘吾疾甚，以后事嘱君，君其与爽辅太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 ”。又叫齐王“令前抱宣王颈 ”。

　　但是，尽管两次受托孤之重，司马懿却没有遵守托孤诺言。这在他政治行为上是一大成功 ，而在政治人格上却是一大惨败。

　　(二)从装聋卖傻到大开杀戒——司马氏第一代人格变异

　　司马懿被迫出仕后，为曹操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那时司马懿的权力根本达不到失控的地步。

　　曹丕时期，司马懿受到充分的信任和重用，事业大有成就，并受托孤之重，此时，其权虽大，仍在受控状态。曹睿时期，司马懿还是在努力为曹氏建功立业，可是曹睿死后司马懿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个变动始于他与顾命大臣曹爽的矛盾。曹爽在其谋臣何晏等人的策划下，以明升暗降的手段，令小皇帝转司马懿为太傅，司马懿表面称疾避爽，暗中却积极准备，寻找反攻机会 。

　　正始十年(249)，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事变 ，一举消灭了曹爽集团。这次事变，是司马懿父子政治人格质变的一个关键事件。司马懿的政治人格质变，反映在三个突出的事件中：一是李胜对他的拜访 ;二是洛水之誓的欺骗许诺 ;三是编造谎言，血腥屠杀曹爽一党，制造政治恐怖。

　　曹爽派李胜到司马氏家中察访，司马懿装聋扮傻，竟然骗过了曹爽、李胜。这种行为对一般人来说，很难做到，司马懿竟做到了。不过，在政治人格上却陷入了卑劣的境地。

　　洛水之誓不过是一派胡言。因为形势很明显，当时，司马懿手中没有皇帝，京城军队也不会完全听其指挥。如果曹爽听从了桓范之策，“奉天子幸许昌，移檄征天下兵”，司马懿就会受到灭族之灾。可是，曹爽并没采纳这一正确计策。

　　关于编造政治谎言，屠杀曹爽一党，制造政治恐怖，这一点在当时就受到了世人的指责。曹爽放权后，司马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很快就找个谋反的罪名，把曹爽一党诛杀，并夷三族。

　　(三)从平定“叛乱”到公开弑帝——司马氏第二代人格凸现

　　高平陵事变二年后，司马懿扑灭了太尉王凌的反抗，并以皇帝之命，逼杀了楚王彪。复六个月后，得病而死 。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掌握了曹魏的大权。嘉平六年(254 )，司马师见皇帝曹芳年渐长不好对付，遂废之。正元元年(254)，他以谋逆罪诛杀李丰、夏侯玄等，皆夷三族。其狡诈凶狠可见一斑 。

　　正元二年正月，镇东大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反，司马师抱病带兵平之，随之而死。

　　其弟司马昭接掌曹魏大权。司马昭在任作了几件大事：

　　一是公开杀害魏帝高贵乡公曹髦 。

　　二是平诸葛诞之反。

　　三是灭蜀和平定钟会之乱。

　　这三件事，灭蜀受到称道，而弑帝却为世人所轻蔑，并成了司马氏政治人格的最大污点。

　　卑劣人格在武帝和惠帝时代的延续

　　(一)司马氏第三代的人格

　　咸熙二年(265)，司马昭病故。其子司马炎通过禅让方式，终于实现了从司马懿以降三代人的代魏理想。

　　司马炎继承了父祖两代人政治秉性，一方面，牺牲儒家为官政治人格标准取媚大族，以求得支持;另一方面，不做长治久安规划，而是及时行乐,以末世心态对待帝位。

　　司马炎卑劣的政治人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大臣猜忌提防甚严，司马炎篡魏前后，所用将领数有反叛，故他对大臣多有防范;二是用无后之人和品行卑劣之人，对无罪有功而冤死的邓艾父子，迟迟不予平反;三是带头穷奢极欲。 司马炎后宫有一万多宫女，还下诏在官员家庭选美。

　　(二)司马氏第三代众臣的人格

　　从晋武帝正式建国开始，其用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儒家政治道德观念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忠”，成了司马氏皇权政治中的两难问题。弑帝不为忠，故晋武帝不敢明确规定要臣子对其忠，而只好大力宣传儒家政治道德中的“孝”观念。但纯粹的“孝”恰巧是“忠”的对立面。是故在这两难之境中，其用人标准也就只能游离在传统道德之外。

　　晋武帝用了一大批政治人格卑劣之人，正是其先代卑劣人格的影响和延续。

　　人格卑劣者有贾充、苟勖、冯统、何曾、石苞等人，甚至连元老级人物卫璀，在灭蜀时，竟指挥部队杀了立下灭蜀大功的邓艾父子。这些人的品行，多为世人所诟 。

　　司马懿父子的卑劣的政治人格，虽然在一时的政治权利争夺中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却是以牺牲儒家政治人格为代价的。

　　长达四百余年的汉王朝，经过数代的努力，早已建立起来以忠、孝为核心的政治人格规范和政治道德。这种政治道德，凝忠孝于一体，不可分割。但是，司马氏却在这一关键的问题上直不起腰杆。

　　(三)司马氏第四代众臣的人格

　　太熙元年(290)，晋武帝司马炎死去。 其接班人晋惠帝是一个智力低下的皇帝，这就为低劣政治人格的臣子创造了争权夺利的机遇 。

　　外戚杨俊，抵不住皇后贾南风更为卑劣的政治人格的攻击，很快举族覆灭。但贾南风暂时还未能立即夺得中央大权，这就造成了八王之乱。

　　此后，晋朝中央政府有近十年的平静，只是这种平静之中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血腥事件。随之，赵王伦、长沙王义、河间王颐、齐王同、成都王颖、东海王越复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中央权利的战争，这场血腥争夺尽显诸侯王的可耻人格。

　　在这些封王的背后还有一批人格更为低劣的群体如赵王伦的谋臣孙秀，故意施计让贾南风杀 掉受人敬重的废太子，然后再杀贾后，并杀死众大臣，结果挑起更大的动乱。

　　在八王发动大动乱的前后，一些人已洞察到晋王朝命运不妙，纷纷寻找退路。晋王朝本不稳固的政权根基，此时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四)司马懿以降四代人留给子孙卑劣的人格示范

　　司马懿父子孙三代留给后代的“政治财富”，主要有三种卑劣的人格示范：其一，为了权利不择手段，假扮病危可怜状，不惜编造诺言，血腥屠杀政敌 ，甚至公开弑帝;其二，为了权利，皇族内部自相残杀而不择手段;其三 ，大用人格卑污的官员。

　　当年刘邦建汉，其子孙以其开国功业自豪，后代复有文景、汉武 、光武诸帝，为其后代效仿并被历史肯定。

　　而司马懿父子数代人的可耻行径，让其后代当权者无血亲榜样可倚恃，无伟大祖先可夸耀自豪。反而其卑劣阴暗的政治人格被其后人“发扬光大”，使这个皇族在整个国家中的道德地位，得不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和敬畏 。

　　社会各阶层反对上扬与王朝根基动摇

　　晋王朝建立之前，从司马懿掌握曹魏大权时起，便有人对其卑劣行为不满，而不顾灭族之灾，奋起反击。主要有 “淮南三叛 ”、钟会之叛。王朝建立并统一全国后，随着八王之乱的扩大，全国各地开始发生频繁的暴动。

　　在益州，先有赵廒据蜀行动，再有氐人李特起事;在荆州，复有张昌暴动 ，再有王如暴乱，杜锼起事;在江东，有石冰、陈敏、钱的三次叛乱;在北方，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起事，又有道教徒刘伯根起事，王弥之叛、王浚妄图称帝等;在洛阳等地，更有政府机构非武装式的官员反抗。

　　史实充分说明，社会上层对晋王朝的支持率下降，而反对率却在不断上升。

　　卑劣的政治，使司马氏政权不仅得不到上层社会的认同，而且在在广大下层民众之中，对司马氏政权的支持率也十分低下。氐人李特起事，张昌起义，王如暴乱，杜j叟起事，皆以社会下层人民为反晋主力。

　　综上所述，可知，汉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儒家政治道德的核心“忠”的观念，在受到曹操父子破坏之后，被司马氏彻底抛弃。

　　司马懿父子的统治，建立在卑劣人格的基础上，其父子卑劣人格的示范效应，其后代却未能消弥。这就导致司马氏不能得到社会心理的广泛认同，从而使人们不惜冒灭族之灾而反之。

　　本文摘编自《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原标题为《司马懿父子的卑劣人格：晋王朝松软的立国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