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政治学教科书的诞生

自由之歧义

高力克

严复的启蒙思想取资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以降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尽管他负笈英伦的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新自由主义代古典自由主义而兴，但严复仍对现代早期启蒙运动的古典自由主义情有独钟，体现了一个迈入转型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之清醒而深刻的问题意识，他并未忽略古老祖国与现代英伦的时代落差。

早期思想启蒙运动代表：卢梭。主要思想：①天赋人权、人民主权；②社会契约说；③革命合法性；④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等

严复倡言的自由，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范畴。在《论世变之亟》中，他对“自由”作了如下定义：“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自由即人人生命、财物受法律保护而不受侵损的权利，这种否定性的自由亦即伯林所谓“消极自由”，它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概念。

1899 年，严复着手翻译约翰·穆勒（今译约翰·密尔）的名著《论自由》（On Liberty）。书中，严复以“自繇”代替“自由”，作“liberty”的译名。根据他在“译凡例”中的解释，“繇”与“由”二字古相通用，“繇”义抽象，更合“liberty”之玄名。然而，自繇之原义，指不为外物拘牵，而并无“liberty”的公民权利之义，这让严复对书名的翻译颇费周章。

约翰·穆勒

他 1899 年原拟书名为“自繇释义”，至 1903 年出版时又改书名为《群己权界论》。应该说，以“群己权界”译“liberty”，相当精确，尽管字数稍多。穆勒《论自由》的中心主题，是关于个人独立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合理限度。

作者在引论中强调：“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严复将穆勒原书宗旨，归为“小己国群之分界。”显然，“群己权界”是一个忠于原著的精当译语，它把握了穆勒自由理论的精髓，并揭示了中西自由观的深刻差异。

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严复指出：“liberty”之古义与“freedom”同，义谓无趑碍，与奴隶、臣服、约束、必须等义对立。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此为后起附属之义，其初义指“不为外物拘牵”，无褒贬之义。自繇即为所欲为，如独居世外之人可享无限自繇。“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在此，严复区分了“不为外物拘牵”的天然自由和“法律下的自由”，即公民自由。

严复强调：自繇亦有文明与野蛮之分。文明的自繇是有限的自繇。完全自繇惟有上帝能享，禽兽则无自繇，只有人道介于天物之间，有自繇亦有束缚。文明进化的程度愈高，人类所以得自繇自主之事愈多。故只有自治力强的人能享自繇之乐。

自由是一个历史演化过程。严复指出，在贵族政治下，人民对贵族而争自繇。在专制政治下，则人民对君主而争自繇。至立宪民主，贵族、君主同受法制约束而无从肆虐，故自繇所与争者在社会、国群、流俗。“穆勒此篇，本为英民说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国群之分界。然其所论，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则无间君上贵族社会，皆不得干涉者也。”在严复看来，自繇具有道德价值。“总之自繇云者，乃自繇于为善，非自繇于为恶。”

在《老子道德经》（1905）评语中，严复将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融入自由：“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在君主立宪暗潮涌动的 1905 年夏，严复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之邀讲演立宪问题，讲稿被报刊广为转载，翌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政治讲义》。

严复的讲稿参照 19 世纪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约翰·西莱（John Seeley）的著作《政治科学导论》而写成。《政治讲义》被视为中国第一部政治学教科书，自由是严复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此时他又恢复使用“自由”译名，以代替古雅的“自繇”。

严复指出，自由与管理具有辩证性。自由与管理相对立，自由即惟个人之所欲为，管理则必屈私以为公。同时，自由诚然为最高之幸福，但在社会中人们欲享受幸福，使数量最多的人得到最大幸福，则自由必须与治理并施。“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

严复发现，天然自由与公民自由之间存在深刻的吊诡。自由与管束相对立，而并非专制的对立物。专制之朝固然残民以逞，而于民事反而无所干涉，听其自生自灭，政府所责取的仅赋税徭役。而议会民主之制，则往往治权大张。“自十八世纪以来，民权日以增长，其政界弥变，其法制弥多，其治民亦弥密。虽论者大声疾呼，计哲诸家，力持放任主义。

顾今日国家，其法制之繁，机关之紧，方之十八世纪，真十倍不翘也，若定自由为不受拘束之义，彼民所得自由于政界者，可谓极小矣。”此即古今自由之异。而且，自由之于东西方亦意义不同。“夫民权政府所事之过多，与专制政府所事之过少，二者为利为害，今且未暇深言。略而论之，则不佞于欧政府，当以清净无为为箴，而于亚政府则以磅礴弥纶为勖。”

严复进而质疑自由概念之歧义及内在矛盾：“自由名词中所含二义：一为政令宽简，一为有代表议院。是二义者，不但不能相合，实且几于相灭。”从“自由”之不受拘束的古义而言，专制政府少责任，主放任而多自由；民主政府多责任，主干涉而少自由。

严复相信，日后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政府权柄恐亦日益扩张，国民之自由反而会减少。这将是由无责任政府转向责任政府的必然趋势。严复看到了政府责任与自由的辩证关系，这里的自由指原初意义的个人自由，而非民主社会的公民自由。

严复进而强调在文明社会中自由的限度：“自由二字，合依最切之义，定为与政令烦苛或管治太过对立之名词。”“然则自由充类至尽，不止与政令烦苛、管治太过为反对也，实与政令、管治为反对。是故人类无完全十足之自由，假使有之，是无政府，即无国家。”严复认识到，自由的逻辑若推至极端，那种与政令管治相对立的绝对自由，就是无政府无国家的自由，这种绝对自由并不存在于文明社会。

在严复看来，人们对自由的误解源于其未明自由之歧义，自由有原始义与引申义之别：“故释政界自由之义，可云其最初义为无拘束、无管制。其引申义，为拘束者少，而管治不苛。此第二引申义，即国民实享之自由。但考论各国所实享自由时，不当问其法令之良窳，亦不当问其国政为操于议院民权，抑操于专制君权。盖此等歧异，虽所关至巨，而实与自由无涉。

时人著论演说，好取自由名词，感慨唏嘘道之。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习之既久，二意遂不可分离。但诸公既闻前言，则知此非科学家事。”严复所言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乃政界国民之自由。”此即公民自由。无拘束无管制为个人之自由，拘束少而管治不苛则为国民之自由。此时，严复对自由的理解，对自由与民主关系的辨析，显然较之十年前《原强》的观点更为复杂而深刻。

严复亦不再坚持自由的道德价值，而认识到自由具有为福又为害的两面性。“以自由为幸福者，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使其用之过早，抑用之过当，其为灾害，殆可决也。”国民能否享自由之福，则取决于国民程度。严复警告：自由若用之过早或过当，都必将造成灾难。

在严复看来，自由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而非卢梭所谓的天赋自由。“初民生事至劣，以强役弱，小己之自由既微，国群之自由更少。……往者卢梭《民约论》，其开卷第一语，即云斯民生而自由，此义大为后贤所抨击。赫胥黎氏谓初生之孩，非母不活。无思想，无气力，口不能言，足不能行，其生理之微，不殊虫，苦乐死生，悉由外力，万物之至不自由者也。其驳之当矣！……吾未见民智既开，民德既烝之国，其治犹可为专制者也。”严复相信，自由随文明进化而发展，在民智民德发达的国家，自由必将取代专制而兴。

从 1895 年的《论世变之亟》、《原强》到 1906 年的《政治讲义》，自由之义在严复那里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强》揭示了西方文明“自由为体”的价值内核，但对自由之义并未详作诠释。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和《政治讲义》中，严复对自由之义作了深入的阐释，分析了自由之原始义与引申义以及中文自由与“liberty”的异同。他对自由的价值评判，亦从肯定自由为善转变为自由具有为福又为害的两面性。其关于“个人之自由”与“政界国民之自由”，则区分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

对严复来说，自由固然是国家富强的工具，但其亦为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自由具有人道的终极价值，国家的主体是公民个体。他在《天演进化论》（1903）中表达了己重于群的自由主义观点：

“国家社会无别具独具知觉性，

而必以人民之觉性为觉性。

其所谓国家社会文明福利，

全〔舍〕其人民之文明福利，

即无可言。

斯宾塞曰：生物幺匿（个体）无觉性，而全体有觉性。至于社会则幺匿有觉性，而全体无别具觉性。是故治国是者，必不能以国利之故，而使小己为之牺牲。盖以小己之利而后利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无所利则群无所为立。”

严复显然认同斯宾塞的个人主义，肯认个人之价值。他进而指出，群重己轻的观念是古代文明的传统。“希腊、罗马前以哲学，后以法典，皆著先国家后小己为天下之公言，谓小己之存，惟以国故，苟利于国，牺牲小己，乃为公道，即我中国旧义亦然。故独治之制得维持至六千年不废。必待二十世纪，外潮震荡，而所谓共和国体始兴。

子云民生所以为国固矣，然子所谓国者，恐非有抽象悬寓之一物，以为吾民牺牲一切之归墟。而察古今历史之事实，乃往往毁无数众之权利安乐，为一姓一家之权利安乐，使之衣租食税，安富尊荣而已，此其说之所以不足存也。”

在严复看来，先国家后个人是古代希腊罗马和中国政治传统的共同特点，而个人本位则是现代共和政治的价值观念，个人代国家而兴是人类文明进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