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注定失败的国民党左翼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钻进了山沟沟里，打起了游击战。但是，不愿意钻进山沟的左翼力量呢?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其中代表者就是邓演达。

　　邓演达，广东惠阳人，出生于1895年，创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他参与筹办了黄埔军校，更积极支持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倡导中间道路。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之初，邓演达高举“第三党”的大旗，展开活动，很快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密令将其杀害于南京紫金山麓沙子岗。

　　最后的国民党左派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忠实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他重用和信任共产党人，支持中共的工作。在任职黄埔军校期间，邓就曾多次要刚从德国回来的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推荐在国外留学而有才识的人士来军校工作。张告诉他说“廖仲恺也曾找我谈过此事，我已经写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个是周恩来”。军校历届担任政治部主任或代主任或副主任的共产党人有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鲁易、熊雄等人，在工作关系上教育长和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十分密切。在邓演达的支持下，共产党人熊雄主持整顿了政治部，使政治教育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1926年7月，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后，更多共产党人受到重用。共产党人孙炳文是他的留德同学，交谊很深。9月，孙从德国回到北京不久，邓演达就和熊雄等联名电邀他来广州任职，孙到广州后被任命为总政治部秘书长。

　　1926年冬国民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邓演达后被委任为分校代理校长和军校常委。邓演达和恽代英关系尤为密切，“恽代英是邓的灵魂，邓演达的许多主意都是恽替他想出的”。共产党“请邓演达派了有名的共产党恽代英来做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同时，邓演达与共产党人密切配合，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如1927年4月2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届常委五次扩大会议上提议组织土地委员会，并邀请毛泽东和谭平山参加。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从4月8日到5月6日间多次召开土地委员会会议、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专门审查委员会会议。因土地问题非常复杂，在会议过程中，邓演达提议说：最好正式请共产党的同志共同讨论。并且决定正式请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参加。在会上，邓演达和共产党人紧密配合，互相支持。他曾提议请毛泽东、谭平山等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决议案。当毛泽东提议制定一个土地纲领的意见时，邓演达当即表示：毛同志的提议很好。当邓演达谈到解决农村政权“国民政府农政部应组织一个委员会，从速拟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条例”时，毛泽东支持说：我很赞成主席的意见。邓演达随即指定彭湃、易礼容、谭平山为《农民政权问题》起草委员，以谭平山为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

　　当1927年国共合作即将破裂之时，邓演达不惜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决裂，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反共政策。6月30日邓演达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谴责汪精卫反对三大政策的行径，愤怒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接着，他辞去了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愤然秘密出国，与共产党共进退。

　　联共还是反共是区别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一个最重要原则。邓演达的行动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正如瞿秋白所言，当时邓演达是左派中最后所剩的一个。

　　邓演达与蒋介石：从朋友到对手

　　从1924年1月至1926年前后三年时间内，邓与蒋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是融洽的、合作的、相互支持的。邓对蒋是尊重、支持、服从，认为中国的革命需要蒋介石这样一个人，故而对蒋介石特别小心谨慎，在与包惠僧等人的谈话中，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违反党纪的各种事实只表示唏嘘叹息，从不正面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蒋对邓则是信任、重用。

　　尽管期间两人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当面交锋，但并未影响二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北伐，湖南战场由不久前才归顺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担任总指挥，但广州的国民党人对唐生智的信任度并不高，8月12日在部署进攻湖北的军事会议上，蒋仍决定由唐生智任各军总指挥，但又担心唐生智若先攻克武汉，势将以两湖王自居，恐更难控制，故于24日召开秘密会议，要求第四军争取抢先攻占武汉。蒋要求邓演达率政治部火速赶往第一线。当时，在对待唐生智问题上邓演达无疑与蒋是一致的。他受命之后，率队从长沙出发，昼夜兼程，最后仅与苏联顾问铁罗尼二人骑马赶往咸宁，并在贺胜桥战场上，向第四军第一师师长陈铭枢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要求他第一个打进武昌，并交给他一份委任状，任命他为武汉卫戍司令。蒋在赴江西战场前，决定湖北军事由唐负责，行政由邓负责，并任命邓为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以牵制唐。

　　然而随着蒋介石与邓演达在对待联俄联共问题上的分歧日趋扩大，双方渐行渐远，最终走向决裂。1926年12月22日，蒋介石认为邓演达主张的政治部出版品多共产色彩，对之特别警惕，“如此反宣传，对于本军、个人乃黄埔为害尚小，对于革命前途影响殊大!”电令邓严厉整饬。尤其到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建立中央党部，意欲与武汉联席会议分庭抗礼之后，蒋、邓矛盾开始急剧恶化。邓演达此时向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坦承：他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蒋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革命的生命的。

　　1927年2月初，武汉发起恢复党权运动，试图控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势头，为此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邓演达被推举为成员，担负领导责任;并受委派两次飞赴广州，试图说服李济深与武汉持同一立场，但均遭到拒绝。23日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有的人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所以有一个新的反动局面，新的革命危机——第二个辛亥革命的危机。蒋介石阅悉该文后，“不胜愤异!人情其如此乎!”但蒋仍对邓抱有一丝希望，2月22日致函邓演达，剖切言之，“犹冀其悔悟也”。然而当蒋得知邓演达试图劝导黄埔学生及李济深反蒋的消息后，对邓彻底绝望，痛骂“演达诚妄人也!”遂即邓演达与唐生智联合反对蒋介石，蒋直称“唐生智竟与邓演达狼狈为奸，叛迹益露”，在日记中感叹“处境艰难，已至极点”。至此，蒋、邓二人从亲密无间的盟友转变为势不两立的对手。

　　烟消云散的第三党

　　国共合作破裂之际，邓演达秘密出国，1927年11月1日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始反蒋斗争。在旅居欧洲两年多之后，1930年5月邓演达归国，并于8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新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人称第三党)。该党发布的《第二号通告》明确提出反对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大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利益的蒋介石政权。

　　邓演达为第三党拟定了一条政治路线，即后来所谓的中间路线。其中心内容是平民革命理论，他说：我们可以简单地称呼中国革命为平民革命，平民革命是中国现时唯一的生路。什么叫平民?他认为：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应该是劳动者，如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我们总称上述这些人们为平民群众。平民革命包括以下具体内容：一、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是平民革命的主要目标;二、建立平民政权是平民革命的首要斗争目标。邓指出平民政权是以工农为基础，以农工为中心的;三、实现社会主义是平民革命的最终目的;四、平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

　　邓演达为早日实现平民革命，积极进行组织策划和宣传舆论工作。他发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上海为中心，在北平、武汉等地设分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十八军的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萧乾以及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珊都参加进来，很快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邓演达还多次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

　　邓演达的这一系列活动，最终招致蒋介石的强力制裁。1931年8月中旬，邓演达前往江西准备策划起义，临行前去看望卧病在床的朱蕴山，对朱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朱十分担心邓的安全，对邓说：“外面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邓回答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朱允诺负责留守。谁知未过三日，叛徒陈敬斋密告邓演达行踪，邓旋即被捕。

　　蒋介石初始对于杀邓还曾有所犹豫，但蒋之亲信戴季陶对其警告说：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此时胡宗南等20多名黄埔学生联名写信，要求力保邓演达，无疑使得蒋浮想联翩。当时又恰逢宁粤对峙，蒋介石被迫下野，但他深信只要有黄埔系和军队的支持，他就会复出。而现在他担心下野后，两广方面会释放邓演达，邓也许会与孙科、陈铭枢、甚至胡汉民合作，利用自身的优势控制黄埔系，进而控制军队，如此则蒋重新上台的困难将会大得多。经过权衡利弊后，蒋介石最终在下野之前下令于11月29日处邓演达以死刑。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国民党的向右转与共产党的向左转都是国际大环境的投影，第三党的所谓“政治主张”是不可能有空间的，苏联不会支持一个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势力，英美更不会帮助一个左派政党。就这样，随着邓演达的遇害，第三党势力亦瞬间烟消云散。而中国大地上左右两翼的博弈又持续了整整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