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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仲敬
段祺瑞作为民国要人和北洋元老，几度出将入相，但每一次执政时所处的实力地位和法律地位却相去甚远。北京政变或首都革命后，府院合署组成的“中华民国执政府”无疑是历届段政府中实力地位和法律地位最为脆弱的一届。事实上，这是正规军军人和民国元老段祺瑞第一次以革命政府首脑的尴尬身份进入历史。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只是“首都革命”后的看守政府，推翻曹锟和旧国会的各派系除了“废弃法统、重新创造”以外，对任何问题都不能达成一致。因此，最后一次段祺瑞政府变成一届不知道革命目标的革命政府。他唯一的政治遗产是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十三日的临时执政府令：取消1923年宪法，宣布1912年约法失效，消灭国会机构。仅从字面上看，执政府对宪政的破坏已经超过了袁世凯、张勋或民初任何政治势力。后者不过要求新国会和新宪法，即使复辟也不过是要求以立宪君主制取代立宪共和国。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二十四日，段祺瑞下“取消法统令”;四月十九日，由抵制曹锟政府的旧国会少数派议员“中华民国国会非常会议”抗议取消法统，为执政府警察驱散。从1910年9月资政院召开，到1925年4月旧国会灭亡，宪政、或者不如说行宪的尝试，维持了不到十五年。这十五年无疑是东亚大陆有史以来流血最少、政治、经济和思想最接近自由的时代，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很少受人怀念。行宪失败，意味着武力仲裁将是有效统治的唯一途径。权力由君主的武断之治转为革命的武断之治，意味着对赤裸暴力的更大崇拜，因为前者还需要依赖先于它而存在的历史资源。两种武断之治的现实后果充分证明了这种差别。执政府毁灭民国的法源，也就确保了自身的毁灭，为更知道革命目标的革命政府扫清道路。
“革命政府”的“革命”字样并不是一句空话，虽然段祺瑞这样的旧军人没有、或不愿意理解其全部涵义。苏联赋予“革命”全新的意义，颠覆了十九世纪对“革命”一词的大部分想象。五四新人物标榜“国民革命”和“国民外交”，贬低十九世纪风格的政治革命和绅士外交。新式的革命意味着废除法统和条约义务，重启战争状态。民国初年的法统(lega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概念包括国内的宪政合法性和国际社会承认这两层涵义，前者系于国会、后者系于公使团。任何觊觎主权的实力派都必须以此二者为基础，才能获得正统性。我们后面就会看到：国民革命和(继承并推翻它的)列宁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摧毁这两层合法性，段政府从正统政府走向革命政府的变迁就是法统垂绝、革命方兴的缩影。三一八事件是这场国本之争中的一次遭遇战，其重要性也在于此。“打倒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意味着以单边主义的革命外交推翻国际俱乐部的协商一致原则，同时取消公使团对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仲裁人”资格。 “打倒帝国主义” 意味着推翻以西欧为中心、由各政治实体(actor)自发演进生成(Spontaneous evolution)的国际俱乐部及其习惯法，取消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界限，允许自己不受条约体系的约束，同时(至少在消灭旧世界以前)自居为不受法律和习惯保护的现行犯罪分子。“打倒阶级统治” 意味着推翻各政治实体(actor)通过成文契约和不成文习惯建立的有限政府，实现不存在契约(或习惯)权利主体的全能国家(omnipotent nation-state)。由于权利只能依托(政治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权利主体而存在，废除权利主体使赤裸暴力(专政dictatorship)成为唯一可能的统治。因此，全能国家(omnipotent nation-state)是一种预设的社会性内战状态，它的“法律”不具备法律定义的基本要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政治意图宣示，在赤裸暴力所及之处不受自身约束，在赤裸暴力不及之处不能维持自身。冯玉祥部封锁大沽口水道的军事行动和国共两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指向同一目的。如果执政府与列强发生冲突，苏联打破协约国外交封锁、广州政府削弱北京政府的目的就已经实现。如果执政府拒绝与列强发生冲突，促使中国国民感情敌视西方、倾向革命的宣传效果可以确保。在最坏情况下，学生也会单独承担一切代价，苏联和广州国民政府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我们用廉价的后见之明回顾当时的危险决断，不可能看不出做出这种决断的人是不能指望善终的。然而，盲目与骄妄终究是人的本性。何况，华夏末裔浸淫权谋文化(就是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已深。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人类，完全不相信任何基本法则的存在。用希伯莱文化的术语说，华夏的苗裔没有敬畏之心。养育他们的文化更愿意相信：一切失败都是权谋不够高明的结果，可以通过更加高明的权谋逆转。他们愿意遵奉国际秩序，只是因为庚子的惨败仍然记忆犹新，但他们愿意服从的对象，不是西方的基本法则或所谓公理，而是西方的强大势力。一旦西方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表现出动摇的迹象，他们就很难抗拒背叛的诱惑。这种机会主义的克林德碑事件[编者注：克莱门斯•冯•克林德男爵(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年11月22日-1900年6月20日)，是1900年义和团事变期间在北京街头被清军杀死的德国驻华公使，这一轰动事件成为八国联军的导火线之一。——Wikipedia]中，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依据任何文明的规范或习惯，戕杀使节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种罪行不能以东西方文化差异为借口，因为养育义和拳的通俗文化都知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台词。印第安人和贝都因人部落都知道：杀害屋里的客人是武士奇耻大辱，即使客人很快就会变成战场上的敌人。然而，北京政府的要人和北京大学的名士都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的做法等于是：如果德国是战胜国，杀害她的公使就是罪恶，必须立碑;如果德国是战败国，杀害他的公使就不是罪恶，必须拆碑。这种逻辑的自然后果，很快就会落在始作俑者身上。
撕毁《辛丑条约》，只有在执政府废除法统之后才有可能。破坏京津非军事区，意味着重启践踏国际准则的义和拳战争。以十九世纪通行的价值底线衡量，这种行径相当于德国政府公开为希特勒平反。当然，执政府(或者不如说劫持执政府的冯玉祥)没有资格跟德国相比。他们的地位更接近可怜的黎巴嫩政府，在真主党的威胁下进攻以色列的非军事区，为伊朗充当人肉盾牌，却独挡以色列的报复。三一八事件前夜，苏联、冯玉祥和日本分别扮演了伊朗、真主党和以色列的角色。直到抗战前夜，除了蒋介石取代段祺瑞，共产党取代冯玉祥以外，基本格局没有多少变化。日本军队不出所料地报复，执政府不出所料地无法抵抗。这时，李大钊和徐谦(也就是著名的北方局)领导的学生运动及时逼宫。任何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都会明白，段祺瑞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是强者。他与其说像滥杀妇女儿童的波斯皇帝，不如说像报复蒙古使节的南宋皇帝。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不派冯玉祥和鹿钟麟逼宫，却派来了刘和珍和她的小伙伴们，其实是一种践踏江湖道义的手段，跟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派儿童团残杀俘虏的伎俩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曹丕和忽必烈逼宫的时候，至少允许蒙尘天子保持受害者的形象和喊冤叫屈的资格。儿童团代替大臣和军官，目的就是要剥夺失败者的最后一点安慰。儿童团的主人却可以得到双重的利益：不需要为政治代理人的错误和罪行负责，还可以诬告对方残杀平民，仿佛他们的代理人可以在执行政治任务的同时享受平民的权利。在这种不区别政治与日常生活、国际与国内、军人与平民、间谍与外交家的新型战争中，列宁主义政党自身就是一支军队和秘密情报机构，有能力也有准备将整个社会当作战场来处理，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坚强的秘密组织面对一盘散沙的传统社会、组织松懈的传统政党、资源薄弱的传统政权，可以像快刀切牛油一样所向披靡。这种组织唯一的弱点在于：它的汲取能力和动员能力会耗竭一切社会资源，同时毁灭社会和自身。但在这以前，它仍然能够创造自己特殊的真理和特殊的历史。
当然，这种无赖手段肯定会导致西欧政治伦理的瓦解。后者的实质就是严格区分文武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权利义务，从而为平民换取了免遭政治军事行动伤害的特权。如果有人能够同时享有文武官员的权力和普通民众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在世界舞台上用张献忠淘汰宋襄公。这种人经常活得足够长，亲身领教自己创造的世界;甚至经常活得太长，足以恬不知耻地冒充无辜受害者。李大钊、鲁迅和刘和珍如果能够活到王明、周作人和丁玲的寿数，恐怕没有任何高妙的手段能够屏蔽他们暮年的耻辱和痛苦。林昭如果像刘胡兰一样死于土改工作组时代，大概也会从自由女神幻想小说的主角沦为女烈SM幻想小说的主角。张国焘在这种人当中，就算是下场最好的，主要因为他以免费搭便车的方式，享受了西方文明施舍给弱势团体的恩惠。在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上，民众谴责偶然的暴行。在非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上，民众感激偶然的仁慈。刘和珍的世界仍然属于前者，丁玲的世界已经属于后者。在这场每况愈下的游戏中，真正无辜的人没有后人和外人想象的那么多。刘和珍这种人占据的政治生态位，非常接近布斯塔尼时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林昭这种人占据的政治生态位，非常接近塔利班时代的学生军。他们从启蒙者开始，以带路党结束，背叛了英法殖民者带来的自由主义，拥抱了苏联颠覆者带来的列宁主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锯断自己坐在上面的树枝”。这种人本身死不足惜，但他们的自我毁灭并没有终结“短暂的二十世纪”。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颠覆者的危险价值观仍然在每一个溃败社会露出头来。联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国耻教育都是这种思想病毒的重要载体，像奥马尔大毛拉一样批量培养文明的破坏者。如果地球上存在什么历史虚无主义，那也无非是cult价值观要求逆向诠释历史的自然需要而已。如果有人告诉你：国民党狙击手冒充平民袭击日本人是合法的，然后遭到人海战术的打击则是不合法的;老革命打土豪是伟大的解放，然后遭到红卫兵抄家则是史无前例的暴行;你就会明白，历史虚无主义已经完成了任务。历史虚无主义最重要的部分不是裁割和歪曲历史，而是要制造错误的因果关系，从而干扰人人皆有的健全常识发挥保护作用。刘和珍和林昭如果真正理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的老生常谈，就会为自己选择更好的人生道路。历史虚无主义的目标就是美化神风队员和塔利班学生军，从而保障人肉盾牌的可持续供给。
段祺瑞没有在大沽口事件以前及时引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下台时间。冯玉祥私刑处死他唯一能干的亲信徐树铮以后，他仍然恋饯不去，只能视为不可救药的愚庸。然而他在三一八事件以后继续坚持，却不失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好学生，因为他自己已经横竖做不成正面人物，让冯玉祥落到同样下场就是他能够指望的唯一成功。刘和珍逼宫胜利，等于冯玉祥不战而胜。鹿钟麟带兵杀进执政府，等于剥夺了冯玉祥又占便宜又卖乖的机会，其实就是段祺瑞最后一次悲惨的胜利。政治家的成败有许多不同的评判标准，想尽可能保护自己，还是想尽可能伤害敌人，各有不同的玩法。此后，北洋各派军人无力组织任何文官政府，也难以彼此协调合作。这时，广州革命政府既是国内唯一的文官政府，也是自身组织力量最强、外援最积极的一方。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三日，美使马慕瑞建议国务院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因为苏俄违约军售，置守约各国及中国守约各派于不公正的不利处境。这项建议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响应，从侧面反映了远东体系在一战后的崩坏。随着国际环境的持续恶化，民国模仿西方宪制的最佳时机一去不复返。“识时务者”相继抛弃了追随华盛顿和林肯的旧梦，竞相投入降低底线的恶性竞争。费厄泼赖时代的老人无法适应新时代残酷的超限战，恋饯越久下场就越惨。段祺瑞最后的玩法表明，他已经根本不想东山再起了。他的晚年是节制和体面的，因为他的缺陷主要不在道德方面。他这种人如果生在比较正常的社会，很容易成为优秀的军官，足以发挥技术能力，却不会暴露判断力的弱点。他客串政治家，主要是时势所逼和资历所致，实际上害了他，也害了他的国家。他犯下的罪行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更少，犯下的错误却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更多。然而正如塔列朗亲王所说，有些错误比罪行更严重。历史对他极其慷慨，对他的前人和后人却非常吝啬。他用普普通通的愚庸葬送的机会窗口，无数大智大勇之士用无限的牺牲都无法赎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