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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2015年4月18日我在【一席】的二十分钟讲话纲要，没有照著说，却也差不多。
那些未完成的
───而我为甚麽还可以写下去?
未完成的人生过半，总是还带著些活绷乱跳得情味，为甚麽要谈完成?在这个题目上，我原本要说的是写作这一行裡的风险，到后来可能会说成了这一行裡的宿命。
在提及风险这个话题以前，我必须说一说时刻萦迴于心上、无时或忘的几个短篇。你们可能会听过卡尔维诺在他那本著名的《未来的千喜年备忘录》(1985)第二章裡说起过：他一直想编一本只有一句、或是只有一行文字的故事集，那个瓜地马拉作家阿古斯特‧蒙特罗梭的〈恐龙〉于是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当他醒来时，恐龙还在那裡。」
许多科幻小说可能和蒙特罗梭有著全然不同的世界观或写作动机，却倾向于一样极短的书写，你一定听过「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坐在房间裡，响起了敲门声。」或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或是传闻中出于艾西莫夫之手的〈某外星太空船地球观测报告〉，内文只有一个字：0。我也写过一篇〈绝交〉，贴在脸书上，自觉颇得极短、微型之神髓：「为了避免重逢，后来他们不约而同地错过了四十三个共同朋友的丧礼。」
写得短，不会有始乱终弃或者虎头蛇尾的风险，但是它或是需要一个惊人的好点子，或是需要启动读者向所未有的惊奇和感叹，或者是引发哲学史上尚未经人提出的命题。片言决成败，一样令人憷目惊心。如果我们相信康拉德所言：这世界其实是由非常简单的几个信念所支撑起来的，那麽，只消写一部比五页长的小说，我就不免会夹缠在两个说法之间，不知所措：往下写，埋进更多的伏笔、作更为宽阔的展开、岔入更多的枝节，到底只是依赖更多的文字去弥补、拯救一个原先就不见得成立的简陋构想?还是冥冥中我们已经比世人都早一眼看见了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度呢?不要太过自信───我告诉自己;你写坏的机会比较大。
我听说贾西亚‧马逵兹的一部长篇可以酝酿十六年、二十年，直到一切连作者都不能确信是甚麽的准备完成，才开始动笔。写作途中有没有自觉不该完成而想要放弃?或者果真放弃?这我不得而知。但是在我而言，未完成似乎相当常见。我的《大荒野》系列应该是三部曲，前两部《欢喜贼》和《富贵窑》分别採取第一人称和全知的叙事观点，相隔十八年才正式合集出版。也是直到这十八年过去，我才想到：第三部该如何经由一个单一的第三人称主人翁加入叙述，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叙述者(一个民初的考古学者)无意间发现末代武林被热兵器摧毁的证据，这个故事还在脑子裡，还捨不得拿出来与人分享。
我的《春夏秋冬》系列也没有完成，全套四本，的确也只剩下最后一册《岛国之冬》裡的一个中篇尚未写出。为甚麽不写?我的读者总是这样问，而他们并不真想知道原因，他们只是提醒我亏欠他们。我所知道的原因就算说出来，应该也不会有专业写作以外的人有兴趣。那是一个极为个人的理由：我希望能在《岛国之冬》这一本书的内部，呈显出一种(在技巧上)从中国古典说部、书场、评话「过渡」到西方现代小说的痕迹。可是，这个想像裡的中篇，只有一个故事的轮廓，我还看不出它如何从古老的东方过渡到当代的西方。
据说舒伯特那首《未完成交响曲》原本在作曲家的心目之中是一首有四个乐章的交响曲，所以舒伯特大胆地调度木管与铜管乐器，让单簧管、双簧管、长号史无前例地在第一乐章就展现了雄壮惊人的威力。我高中时代听演奏管乐的同学说起这些，日后也就只能在回忆和想像中把舒伯特那革命性的曲式当成是未完成的原因。也许，1822年之后的舒伯特因为甚麽缘故无以为继，也许这两个乐章已经为舒伯特表达完了他所有的意思，我宁可相信：在停下创作的脚步的那一刻，作者真正发现了创作的奥秘。
还记得《Pieta》罢?一般我们称之为《圣母恸子像》或者《圣殇》。米开朗基罗穷毕生之力，一共雕刻了四作造型各异的《Pieta》。第一座完成于米开朗基罗二十三岁的青年时代;当他著手第二座《Pieta》时，已经七十多了。据说这座群雕是米开朗基罗准备放在自己的墓园裡的，他把自己也刻入其中。而在这个作品裡的圣母几乎连粗胚都未完成，体格显得特别长大的耶稣压在瘦小的母亲身上，却没有左腿。第三座《Pieta》更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为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耶稣有著过于粗壮的右臂、以及难以承担躯体的细瘦双腿，若不以败笔视之，便能够体会晚年的米开朗基罗以耶稣借喻越发沉重的人生领悟。我们够狠的话，还可以看一眼米开朗基罗在八十一岁到八十九岁期间的第四座《Pieta》，耶稣已经不是平躺在圣母怀中，也不再以其巨大的身躯掩翳或拖累著圣母，在面目模糊而体型明显单薄的造像上，观者可以轻易发现耶稣和圣母的年龄又接近了不少，而耶稣更像是背负著新娘一般的圣母了。
《Pieta》和《未完成交响曲》都涉及了一个创作上不容迴避的老问题：在创作的实践中，我们自觉已经熟练的技法、我们自觉已经通透的观察、我们自觉已经完整而足以示人的生命体悟，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裡崩溃。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继续走下去?还是停下来?俗眼所见、俗耳所闻，以为是败笔的，会不会恰是创作者别有所图、勉为攻坚;唯其冷暖自知，故不能完成也就恰恰不足为外人道。
「酒酸了?打掉!」这话据说是一个推车叫卖的酿酒人说的。可想而知，他的顾客抱怨酒酸了，他拿起斧子就把整桶酒劈洒在地。酿酒人的故事是经由那顾客流传下来的，而那顾客，正是米开朗基罗。酒之味酸与否，的确有客观的标准可以公验，失手而不符合比例或欠缺了肢体的雕像也必有足供明眼人挑剔之处，不是也有人说舒伯特的未完成乃是他不像贝多芬那样长于展开和重组乐曲的动机吗?不过，也许每一种不同形式的创作者都有不同于他者的「打掉」方式。米开朗基罗用他的方式承袭了「酒酸了?打掉!」的实践，他留下任人嗤笑的未完成之作，在另一块石头上重启雕痕。
而我，总是先写一篇新的。
从上世纪末的1998年开始，《聆听父亲》写了五万字而停摆，直到2003年完成，其间居然出版了一部《城邦暴力团》。事到如今，已经写了十几二十年《大荒野》和《春夏秋冬》显然不会比《大唐李白》更早完工，而后来「不小心」出版的《认得几个字》、《送给孩子的字》，却可能已经要出版形式相近的第三册《字辞辨正》了。对我来说，一本久久没有出版的书，好像既该被视为酸掉的酒，也该被视为新酿的酒。写作者比酿酒人佔便宜的地方是：我们的职责既是无中生有，也就无所损失。
在《大唐李白‧凤凰台》开篇，我写到一个角色吴指南朝空中扔了一个酒囊，当下忽然想到：这酒囊如果紧接著掉下来、就太没意思了。仅此一念，那酒囊经过了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到现在还没有掉下来。不过，故事裡还有一把大将军王神念的斧子，也扔上天去几十年没有落地呢。我们都不著急;因为我们没有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