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是海权大国吗

　　日本重视海权的地理因素

　　一般来看，岛屿或群岛国家似乎“天生”容易以“海权”立国。因为有限的国土和四面环海的环境使其更倾向于发展海上贸易及从事殖民活动，并依靠强大的舰队保护本土和海上交通线。对此，历史上曾以不列颠群岛“起家”的大英帝国似乎是最好的证明。但也有不少人把日本近代以来的“崛起”看作是依托“海权”而兴盛的案例。从表面上看，它确实也是一个岛国，而且还拥有令人生畏的海军舰队。后者凭借击败中、俄两国海军曾长期称霸东亚海域，并于1941年末以远程“偷袭珍珠港”的戏剧性方式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

　　事虽如此，但若对日本近代以来的整体国策和发展历程稍加详察就可发现，日本虽可被称作“海军强国”，但却难以被视为“海权大国”或“海洋大国”。这是因为岛国地理的“天资”和卓越的舰队“战力”只是发展海权或成就海权强国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与英国不同的海权思路

　　“海权”和“陆权”是地缘政治学上的划分，而非纯粹的地理概念。在经济生产方式和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地缘政治的基础是地缘或地理，但落脚点终究还是在政治，即国家权力的运用及国策的性质。地缘政治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经济技术背景下，国家如何在地理格局的限制中使用国力、选择更富成效的发展模式。所以，这绝不意味着地理决定论，因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决策者依然有选择的空间。

　　英国走上海权道路，即摒弃大陆领土野心、专注发展海军以为海外贸易保驾护航，并非天生注定，而主要是英法百年战争后，它在欧洲大陆的前哨和领地尽皆丧失所致。另外，欧陆长期的政治分裂和群雄逐鹿也为英国发展纯粹的“海权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利环境。由于大陆列强忙于内斗而无暇他顾，英国历代政府以一支小规模精干陆军为依托就可确保本土防卫无虞，同时凭借遍及全球的海军舰队来保护商业航道和海外领地。另外，领衔工业革命的潮流也让英国仅凭商品就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世界，通过贸易和投资从各地汲取源源不断的财富。因此，对英国来说，先进的生产力、商贸投资、海军舰队是其“海权立国”的三个不可分割的要素，而以暴力争夺领土对其来说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显得“不划算”，因为那意味着行政成本、战略负担以及建设“大陆军”的无尽成本。

　　但日本与此不同。虽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统治精英围绕“陆主海从”还是“海主陆从”、“北进”(大陆)还是“南进”(海洋)曾有过多次激辩，出现过朝向大陆的“征韩论”和朝向海洋的“岛屿帝国论”。但自甲午战争取得朝鲜利权后，日本的国家精力就渐被“大陆政策”和“北进”所主导。日俄战争后，该政策进一步覆盖了中国东北，即所谓的满洲。确保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进行“满洲经营”，自此成了日本历届内阁难以弃绝的国策。为了实现这一国策目标，日本甚至不惜制造九一八事变，并以保卫满洲的名义进一步出兵中国华北，从而引发全面侵华战争。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身为一个岛国最终却选择了“陆向”的发展道路。

　　选择“大陆政策”的原因

　　这种“大陆痴迷症”起先是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维新之初的日本与中国一样处于外患频生的险境，而当时俄国沿西伯利亚向远东太平洋的扩张被认为是日本的最大威胁。而除了巩固本土防御、训练新式海军保卫海岸外，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维新元老”判断，虚弱的朝鲜将成为以俄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企图染指、侵扰日本的跳板。从地理上看，从东亚大陆突出的朝鲜半岛也确如一把刺向日本的尖刀。因此，将朝鲜纳入日本势力范围或至少确保朝鲜独立而不被他国控制，成了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发端的思想源头。

　　当然，从战略上说，相较于向西方列强利益集中的中国华中、华南和东南亚等地扩张，向满洲方向扩张相对较易，因为这一方向的竞争者除了俄国再无他者。而中国的虚弱、内乱和中央政府的无力更为日本的大陆野心提供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并且，确保前次“战果”的安全也成了下轮扩张的借口。大陆政策由此获得了一种不断外扩、近乎自我生长的逻辑。

　　但在先后战胜中俄两个大国、战略安全需求暂时不再紧迫时，经济考虑也成了大陆政策的新理由。具体说，大陆的丰富资源和广阔空间能为日本的工业发展和过剩人口提供原料、市场、投资和殖民场所。虽然类似“满洲”、台湾、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对日本的实际经济发展到底有多大助益在学术界仍存争议，但这种经济学说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的学理可靠性，而在于它的“意识形态化”，即成了一种类似教条的观念。经过包括陆军和某些企业在内的利益团体的宣传，“满洲被塑造成了日本不可或缺的生命线”。而在一战结束后，随着军事上“总体战”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把中国整体资源纳入日本控制又成了日本军部(尤其是陆军)从事工业化战备、企图对抗美苏这类洲际大国的绝对需要。就这样，日本的胃口不再局限于“满洲”，而进一步囊括了中国内地以及东南亚，最后演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需要注意的是，日本这种对大陆资源和市场的经济需要与英国有质的不同。由于属于后发工业国，日本没有英国那样的先进工业技术、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庞大产能，因此在开放市场上与西方先进工业国自由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日本更热衷于构建“封闭”“排他”的经济圈。而封闭和排他就难免以武力为后盾，由此，侵略和占领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鲜明特征，并让日本后来与宣扬“门户开放”的英美列强发生了尖锐矛盾，为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开启埋下了伏笔。

　　最后，20世纪30年代日本特殊的国内政治环境也有利于大陆政策的升级。当时日本陆军纪律渐趋松弛，部分中下层军官和驻外部队军官对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指令有时拒不服从，并出现了一系列密谋、暗杀和政变企图。在这种环境下，部分出于个人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一些在华日本军人不断在大陆挑起事端，引起中日军事冲突，并逼迫东京追认“事变”的既成事实，从而把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引向全面侵华的泥潭。这也是后来日本大陆政策不断扩大并最终失控的重要原因。

　　受“大陆政策”影响的日本海军

　　日本强势的“大陆政策”和经营“陆权”的野心也影响到了日本的海军建设。为了与陆军争夺预算、证明自身价值，日本海军虽然口头上不断宣扬“南洋”(即中国华南和东南亚)以及“南进”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不得不默认“大陆政策占优”的既成事实和必要性。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南进”才因美国对日经济制裁的困境和对华战争的需要——切断国际对华援助通道——而真正提上日程。同时，日本海军的假想敌也往往是最有可能与日本争夺大陆势力范围的国家：起初是中国(因争夺朝鲜)，后来是俄国(因争夺“满洲”)，最后是美国(涉及整个中国的政治安排)。由于“海洋经营”不是重点，而且“中国市场”也近在咫尺，所以日本也就没有那么多远洋领地和利益需要保护。结果，与强调履行多种职能(包括和平时期保障通商贸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的英国海军不同，日本海军以战斗(即“舰队决战”)为唯一要务，而作战目的是歼灭敌国来犯舰队，夺取东亚海域制海权，以阻止别国干扰日本陆军在大陆上拓展霸权的侵略。而这也是旧日本海军在“舰队决战”以外的其他领域能力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保交护航、反潜、后勤补给等等。肇因于此，旧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总之，日本海军虽然战力不俗，但其发展是深受“陆权”政策影响的。

　　综上所述，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二战结束前的近代日本更应被定位为一个“陆权大国”或者“海陆兼备”的大国，而绝非纯粹意义上的海权国家。而它以岛国身份不断孕育、膨胀的大陆野心，最终也诱使其逐渐走上了自我毁灭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