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概况

虽然政治传播的概念源自西方，且是伴随着最近几十年大众传播迅猛发展才出现的新名词，但政治传播的实践在中国其实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虽无政治传播的概念，但其政治传播实践及其理论却丰富而有特色。总的来说，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是两学东渐的结果。

政治传播学首先传入的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

香港研究者十分关注以香港和内地为社会背景的政治传播，他们的研究很多是与新闻自由、政治意识形态、权力重组、建构现实等有关的。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朱立教授对于内地的新闻自由和意识形态，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系统的变化等问题发表过多篇论文，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金铨、陈韬文的《大众传媒与政治过渡》（1991），对社会权力重新分配与新闻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市民对政治改革、社会现状和移民问题的态度进行了研究。香港学者的研究成为西方传播学界认识中国传播领域变革的重要渠道。

台湾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其中较早的两本政治传播学专著，一本是祝基滢1983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一本是彭芸1986年出版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这两本专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把台湾的选举与西方社会的选举相联系进行研究，在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综合运用了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2002年彭怀恩出版了又一本政治传播学专著《政治传播与沟通》。

中国大陆的政治传播研究从一开始的冷冷清清，到目前随着海外研究的繁荣也逐渐兴盛起来。近二三十年来，一些政治学者、新闻传播学者也开始直接间接地涉及到政治传播研究领域。1991年，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出版，本书对政治传播学的构成、历史、现状和趋势，政治传播学体系的内在机制和外部联系，以及政治传播学在政治活动、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际政治等领域的开发和利用进行了初步阐述。此后出版的一系列新闻传播、媒体研究方面的书籍都与政治传播研究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尤其是近年来清华大学以李希光教授为首的新闻传播研究团队，对政治传播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该团队的一项985重大课题“政治传播学与国家形象构建”，其首批研究成果《新闻学核心》、《媒体的力量》、《全球新传播》和《下一代媒体》等四本专著已于2002年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镜像中国》、《中国形象》等著作进一步把传媒的历史发展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联系起来，较系统地把传播学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李元书主编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政治传播学作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其内容涉及政治传播学概述、政治传播过程、政治传播形式和目的、政治传播的环境和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前景等。迄今为止，我国学者正式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反响的政治传播研究著作除前述以外，还有李智的《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2007），周宇豪的《权力与博弈：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2008）和在香港出版的许静所著的《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2004）等。在研究论文方面，截止2010年7月，通过“中国知网”以“政治传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有21篇，在“优秀硕士论文”中有273篇。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总库”搜索到相关论文273篇，其中论文题目中含有“政治传播”的117篇。

在政治传播研究机构和学科建设上，中国传媒大学于2009年设立了政治传播研究所，并分别创设了“政治传播研究”、“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在近年来发表的政治传播研究论文中，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教授发表在《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对目前学界争议较多的“政治传播”的范畴界定、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标准、政治传播的本质与政治社会化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同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思路。该文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该所学者近年来致力于政治传播研究，发表了《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述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研究》、《我国近几年政治传播研究述评》、《重大危机事件中我国政府形象传播存在的问题》等一批论文，成为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一个较为活跃的平台。

从总体上看，国内政治传播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但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二、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了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目的，在于为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汲取和参照，以推进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

1.致力于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科学化

西方政治传播走到今天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的研究范式，虽然政治传播学仍需要不断汲取传播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但正是由于拥有科学完整的研究范式才确保了自身的独立发展。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科学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其他学科理论置于政治传播学的框架下进行再思考，如把政治学中的政治市场理论放在政治传播活动中进行思考，形成了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政治市场学。另一方面，注重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主要研究方法的数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人际网络分析法等之所以能够得到丰富与完善，正是因为每一种方法都经过了学者不断的使用与反复的验证。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缺少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并且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未能实现从“应然”向“实然”、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根本转变。

2.致力于政治传播学科建构的“视界融合”

现代政治传播研究走到今天已经跨越了包含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在内的十多种学科体系，它的研究范围遍及政治传播过程中的方方面面。由于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不少重大政治传播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如对政治传播学的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的各自界定，虽然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政治传播”范畴注入了必要的本质要素，但却未能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这正反映了仅从政治学或传播学界定政治传播的局限性。而且，从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来看，这种局限所带来的学科褊狭贯穿于研究的整个过程。再如，对于政治传播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对政治传播、传播、政治、大众传播、公共领域、参与式民主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政治系统与政治传播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传播研究回答的问题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国际政治传播是政治传播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虽然中国加入WTO，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传播渠道日益全球化，但关于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和国家形象传播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领域。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对国外政治传播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尚未做到分析、批判、借鉴。有些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的研究体系中借来一个个新颖的概念套用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之中，却未能清晰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含义、产生的背景和它承载的方法论意义。在不能精确理解政治传播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研究都将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以及参考上的误解。因此，中国政治传播学亟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3.致力于建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路径

我国政治传播研究视野局限性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西方政治传播的很多议题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比如竞选研究等。但通过对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各个领域的分析，我们可以探讨一些新的研究切入点。比如，在我国虽然没有西方所谓的政治广告，但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弘扬主旋律的广播电视节目的制播。为了提高这些节目的传播效果，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政治广告学中的相关研究方法与原理，并运用到这些节目的创作中去，为增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传播的效果找到新的突破口。

国内关于政治传播研究的文献虽然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政治传播”这一概念，但实际上缺少对政治传播理论体系的认知。因此，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亟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唯有从整体上对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进行把握，对其研究体系，包括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动态进行清晰的梳理，才能够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范例。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往往是一种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我们了解西方研究范式并非要否定中国的研究范式，而是希望两种研究范式能够相互补充，根据我国的国情与现实发展需要，从西方的研究范式中汲取必要的研究养分，丰富我国自己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框架。在考察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同时，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治传播学科结构，比如在高等教育中开设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方向和相关课程，在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培养政治传播研究的专门人才。

西方现代政治传播学历经近一个世纪的积淀与发展，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式。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也同样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它是以维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与政治制度为旨归的，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套用它的所有理论。对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应该从宏观上把握其理论结构与研究方法，从微观上把握每一研究所采用的科学有效的工具，进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

三、政治传播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我国现行的传播模式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断演进，新媒体的出现，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更具时代特色的、更为有效的传播方法和机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向知识分子和民众传播并被广大民众接受和实践的过程。一种思想是否能深入大众，不仅取决于思想理论的正确与否，而且，传播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治传播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借鉴政治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考察，从中探寻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关因素对传播方法的要求，探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规律，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新传播方法和途径。其研究进路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原理和方法和现代政治传播学的方法有着相通之处，需要用传播学方法加以提炼和阐释。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理论，其宗旨是谋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从自身走出，融进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才能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并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次是挖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些基本原则。通过提炼马列经典作家关于理论传播的经典论述，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方法论和基本立场对其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影响，认识马克思主义具有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诉求和人民群众具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际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最后再结合史实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它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大众中不断传播，不断为他们所理解、接受并运用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

第二，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分阶段探讨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个历史过程可分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新时期几大阶段。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第一阶段理论成果的历史时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的努力，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道路，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经验和教训。新中国成立后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合法意识形态并传播到全体民众的过程，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也出现过重大的失误，其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新进展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第三，从政治传播视角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进行考察，运用传播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进行系统分析。

第四，从政治传播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行机制，可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新媒体传播等不同传播途径探讨建立更有效的传播机制，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传播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为快捷、覆盖范围更为广泛、理论说服更为到位。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实现从“宣传”到“传播”的观念转变。“宣传”强调灌输，传播则注重“互动”。“魔弹论”式的灌输传播虽然适合于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大众社会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必须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有所转换，传播主体必须考虑受众的实际需要和接受程度才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应考察在不同时期的信息源、传播者、传播途径、传播方法、接受者的历史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要素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传播学奠基人李普曼指出：当代意义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或经济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政治传播视为是通过对政治信息的传播和政治文化的培育向执政者提供执政合法性的理论。

在当代中国与世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于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实效性问题，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更具时代特色的传播方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借鉴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方法，既要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又要运用政治传播理论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重大传播现象进行整体考量，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和成功经验。从政治传播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史与理论传播史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不断发展，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及规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中国化到化中国的过程，即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中国化，再如何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效地传播给大众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传播内容和方法选择的不同，而传播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受众特征的不同认识，也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四、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传播之演进

研究传媒与政治的关系绕不开社会政治背景。传媒的作用始终是受社会政治因素限制的，如果抛开社会政治因素去谈传媒的作用，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传播的本质主义”的陷阱。戈尔丁（P.Golding）和默多克（P.Murdock）指出：“大众传播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探究媒介信息的意义，而是通过研究信息的建构和解释以及形成这些建构的语境和压力来分析社会过程”。具体到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社会最明显的一个分水岭就是改革开放，在这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媒体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1.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政治传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取代人伦亲情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社会价值。在这个年代中，政治生活是时代的主旋律，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年代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1）对领袖的神化和个人崇拜贯穿着这个时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成为了全国人民崇拜的偶像。这种崇拜一方面来自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率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这种自豪感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真实表达，这种情感的表现不仅仅体现在广大劳苦百姓身上，而且广大知识分子也都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对新中国由衷的期许。而迈斯纳在对毛泽东崇拜的历史考察中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1945年党的七大不仅使毛泽东的最高政治领导地位得到巩固，而且也使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七八年的建设，中国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观，此时党和新制度的威望是非常高的，这也逐渐形成了这种良好愿望基础之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也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在人民不停地表达对领袖的崇敬时，领袖也逐渐改变了对自我的认知。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就是通过对自己权威的维护以期达到对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维护，也就是说将自己的意见视作全党的决定，不容许出现不同的声音，否则被视为对党执政的质疑与否定。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看，这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与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即“要求人必须以实现这种合理性为生存的终极目的，同时又否定个体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这种合理性的可能，在逻辑上必然推导出外在权威控制和操作个体精神世界的合理性，进而还可以推演出外在权威全部或部分的占有和支配社会主要稀缺资源的必要性。”对领袖的崇拜可以看作是百姓对领袖的一种习惯性依赖，对个人独立性的习惯性的忽视。这种特质受到大众的极力推崇，并可能导致中国成为出现集权主义的沃土。毛泽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信仰诉求的一个新的符号。

（2）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的突出和对毛泽东的崇拜与神化是相互推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充满了期许。中国人民在战争时期受到的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的压迫，对以帝国主义列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深恶痛绝，加上媒体不断地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抨击，就在国内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的政治氛围。当时的民族情感也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两极对立，是一种“列宁式”的民族情感，这种民族情感最主要的诉求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anti-capitalist revolution）。这种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中心的民族身份定位，在当时发挥了维护新生政权的重要作用。首先，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自豪感，使人民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其次，更好地维护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再次，时刻保持着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警惕。最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成为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作为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经济贯穿了毛泽东时代。尽管毛泽东试图超越“制度拜物教”，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但在已经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背景下，却没有能够将自己的理念深入下去。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共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成为了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工具。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已经多多少少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已成为重塑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

（3）这个时代是一个群众运动和群众参与的时代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群众参与和群众运动在后“文革”时代的话语建构中，成为了“集体暴力”、“群氓政治”、“民粹主义”以及柏拉图式的“平民民主政治”在中国活生生的例证。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结构可以允许民粹主义轻易地和极权主义相结合，群众运动因此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的运动。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传统和民主决策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载入了党纲和党章。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确定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建设是非常必要的。那个年代中国需要迅速恢复生产力来增强国力。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路线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人民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提高，乡村的公费医疗体系也已经初步建立。这一系列成绩都说明了正确的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之一。但在这个时期的后一个阶段，群众运动被错误地利用了，造成了“文革”这一严重的历史错误。

以上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三个贯穿始终的特点也规定了这个时代传媒的特点和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新闻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马克思所强调的对真理的追求不应该受到限制的思想，一方面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成为只有党内的最高领导人才能够代表真理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如施拉姆所说，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威权主义，坚定不移、明确严格地区分是非曲直，以及凭借一小部分人就能对巨大的人类行为领域做出解释的令人吃惊的信心。而列宁则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行了详细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论述。中国的新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联继承过来的。列宁把传媒的角色定为：一是集体的宣传者（collective propagandist），二是集体的鼓动者（collective agitator），三是集体的组织者（collective organizer）。同时，列宁对资本主义传媒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它（资本主义传媒）不是自由的传媒，但它确实对有钱人和资产阶级来说是自由的，并欺骗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群众”。而且列宁强调文学要为无产阶级服务，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服从于中央委员会的纲领。

研究者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媒体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概括。施拉姆认为，大众传媒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以下特点：与其他国家权力工具和党的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维护国家统一和党的统一的工具；国家发布指示、党开展“揭露”的工具；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的工具；具有严格执行的责任。斯帕克斯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媒体不反映社会变化；政党和媒体是一体的，不会反映对政党不利的消息；没有商业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首要的旨趣是政党的利益。汤森和沃马克将改革开放前中国传播系统的特点概括为三点：第一，所有信息实际上都是由中央或下级领导为了实现中央意图而批准公开传播的，几乎每一条新闻都具有准官方的性质，发布它是因为它对现行政策有积极意义；并且一种权威等级制意识渗透于该体制中。第二，意识形态及其特殊词汇具有支配性影响，通过“二级传播”途径进行扩散。第三，中国大众传播的风格特别具有教育性。

从以上对该时期传媒特点的分析和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传媒特点的概括中，可以看出我国这个时期的传媒特性。即这一时期的传媒只对执政党负责，主要构成包括了各级党报党刊、党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传播的手段以宣传为主，主要内容是围绕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展开，包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痛斥；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各种报道与歌颂；动员、发动和鼓励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后来对这种宣传和鼓动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三多四大”：典型多、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

可以看出，媒体的这种内容结构和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将与人民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报道放在了次要地位，甚至有时被忽略了。这是从战争时期继承下来的宣传传统，但是却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变。其原因首先和主要领导人对时代特点的判断相关。在一个仍以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政治背景下，传媒有时不得不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下，在特殊的情况下，绝不是满足了人民的利益就实现了国家的利益那么简单。如果国家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人民的利益就无从谈起。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就是对人民利益的保障，这两者是一致的。但在后来的“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传媒完全与领导人的声音保持一致，视真实情况于不顾，这就是传播过程中的不正义了。而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政党媒体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媒体，完全没有对舆论环境的监督，这种不正义就更加被放大。此时的党报就难以发挥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了，而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但这种斗争却通过传媒使不知情的人民群众抱着各种目的卷入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这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

这一时期的媒体更像是一种在全民信仰年代的一种神谕。媒体在这个时期扮演的确实是一个中介（medium）的作用，它负责将“神的旨意”传达给信徒，让信徒了解“神”的最新的指示。在这种性质的媒介眼中，它只对“神”负责，信徒只是神的附属而已，没有自己的地位。

2.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传播

经过了“文革”的十年动乱和“文革”后的两年过渡，时代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平反把毛泽东晚年的意识形态网络撕开了一条缝。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离开这30多年的重大变革去谈论传媒是否正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传媒的变革已经成为30多年变革的重要部分而深深地融入这次变革之中了，尽管中国传媒业习惯以一副苦命者的姿态出现，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传媒业在这次变革中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的，尽管有不少缺乏竞争力的、根植于旧体制下的传媒在变革中死亡。

改革开放使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公平”理念转变到邓小平时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经济理念，从大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完成了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社会演化的前所未有的转型。

（1）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几个基本特征和传媒变化的关系更加紧密

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力就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真真切切地认识到了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在世界上的地位。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如果再这么下去，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随着和世界交往的逐渐增多，普通老百姓也意识到了曾经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原来有那么大的差距，美丽梦幻的破灭带来的失落感也是我们迫切要求变革的一大动力。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获得大解放。黄平认为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在三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指导思想层面，即要不要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是政策层面，即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农村是要不要分田，工厂是要不要搞物质奖励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三个层面是文学艺术理论。而有学者将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归结为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从高层到基层对改革的一致呼吁，思想观念的大解放，加上改革又是从已经被证明集体合作化体制无法带来活力的农村开始的，所以改革在一开始的阻力非常的小，并且很快取得了成效，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出现了减少的趋势，从改革开放前的2.4倍减少到了1980年代中期的1.8倍。

改革开放最集中的领域是经济领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第一大变化是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激活给经济整体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刀阔斧相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前行艰难。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才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变形。在看到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利益后，一些政治权力无法经受住金钱的巨大诱惑，迅速参与到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去。一旦权力进入了分配而没有监督，权力阶层就可能凭借自身的权力和新获得的财富优势控制改革的进程，从而使改革发生异化。历史证明，中国的权力阶层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具有和任何体制结合的特性。中国政治体制领域在改革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权力集团在没有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直接参与了经济利益的分配。他们凭借权力和资本的天然亲和力，在利益瓜分中占据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与权力结合的既得利益者群体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化的范围，通过市场对经济体系进行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组织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它意味着社会的管理仅仅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根植于经济体系中，而不是经济根植于社会关系中。这也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不公正的出现埋下了隐患。例如，在农村，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在城市，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业岗位匮乏，大量的弱势群体被无产阶级化了。

第二大变化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公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是生活在一种大体平均的状态下，身边的人不管优秀与否、有权力与否，生活的差距不是很大。尽管当时也有利益集团，但总的来说社会之间的差距并不算大，人们的心态也较平和。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明显分化。这个分化可以简单地概括出以下特征：一是社会精英集团凭借其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迅速崛起。二是知识分子集团开始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抓住了时代和所从事专业带来的机遇和精英集团形成了合谋之势，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留在了中间阶层甚至有向下滑动的趋势；社会上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上至部分没有提升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的经理和业主、外企白领、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下至一般知识分子、干部、中小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新闻从业者等等；而曾经是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及主要盟友的农民的地位迅速下降，甚至出现了边缘化的危险。三是生活在城市内但又被城市所排斥的边缘人群，包括从事各种犯罪活动或非法活动的人，这部分人也是社会的最活跃的不安定因素。这里还想再提一下中国的中产阶层。媒体一直把中产阶层挂在嘴边，但其笔下的中产阶层更多的是一个基于消费主义的概念，更多的是从商业价值上建构出的一个具有一定的购买能力的社会群体。袁剑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非常软弱的阶层，他们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层诞生于一个全面失范的转型时期，这导致了中国中产阶层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

第三，再看看知识思想界的变化。经过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共同寻求自我解放思想解放运动的美好的时光后，知识分子出现了上述分化，于是各种思潮开始在中国涌现。声音最强的应该是代表主张市场化进程的学者的声音。这些学者多是从欧美发达国家留学归来，受到了很好的西方教育和市场化精神的培养，他们是从根本上支持市场化和对政府的作用进行限制的。由于他们声音的出现正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以观点就被放大了。但随着市场化进程中越来越多问题的暴露，单纯追求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受到了很多的人质疑。韩毓海指出，当代知识状况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缺乏一种通过讨论、批判和说服来达成社会团结和社会一致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欧美世界的主流知识，恰恰是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它用于动摇一个社会有余，用于凝聚一个社会不足。进入1990年代后的另一个变化是，我国学习欧美的学科划分，把专业划分得更加细致了，这样一来，学者出现的一种趋势就是专心做自己领域内的学问，对社会的监督和批判的社会责任感逐渐消退，演化成为了一个具有职业技能的匠人。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基础的坍塌，公平、正义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且这些是通过制度化的安排而逐渐消失的。

最后需要总结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文革”彻底否定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却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噤若寒蝉。正如韩毓海所言，我们的研究缺少历史态度，好像新中国成立30年，全国人民都受害了。叶维丽说得更是尖锐：“历史终究是无法欠账的，越不勇于正视，就越容易导致对历史‘非黑即白’式的全盘抹杀、全盘否定。到头来，恶果还是要自己吃”。很多有意义的思考不能够在国内通过正当的渠道面世，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遗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惑。当代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人又开始鼓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但是对于没有“文革”经历的人却很难对各种言论进行有益的判断，这样就会造成思想意识的混乱。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对真实的历史交代不清、人们无法对过去产生恰当认识而造成的。

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领域的这些变化对传媒的变化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1）改革开放后关于传媒研究的变化。

一方面，正如赵月枝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传媒研究面临着双重的理论遗产：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更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权力概念在该理论表述中的缺席及其“媒体中心”和“传播本质主义”影响。美国的实证研究以“自由多元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识”为前提，它不但有很强的社会科学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传播现象与过程中忽视权力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符合“文革”后的中国学者希望纠正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的趋势，迎合了他们希望建立学术相对独立性的要求。这种实证性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祛价值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传媒学界的研究将焦点更多的集中到了传媒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上。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促使传媒产业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政策和法规有利于传媒产业的发展，全球化的趋势更是给中国传媒产业提供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机会。面对这样一个朝阳产业，众多学者不去研究是不可能的，也是有悖于学术敏感要求的。但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的浮躁心态。与产业结合的研究一方面比较容易获得各种研究资源，而且也容易与相关的产业充分结合，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研究无疑会出现更多的利益偏向。理论研究是慢工出细活，和学术界的市场化趋势是相悖的。

（2）这一时期的中国传媒充满了商业化色彩和消费主义的冲动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消费主义的理念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媒运作的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就对由消费带来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批判。资本制造了人们消费的欲望，使人沿着物质的方向单向度的发展。伴随着这种消费主义逻辑在中国传媒业的流行，将导致传播内容的相应变化。一是文化中的价值向度。这部分文化更多地会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而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建设，是多元文化中的中流砥柱。黄平认为，多元文化如果缺乏一个基本的价值，就有可能走向文化虚无主义。二是文化中的左翼部分。这部分包括两个基本的内容向度，一是批评文化，二是穷人文化。而消费主义传媒文化市场的主流是一种相互吹捧的文化，是一种面对有消费能力人群的文化。而价值向度文化和左翼文化都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正义相关，消费主义趋势的扩张必然压缩正义的空间。

（3）媒体除了受市场理念的渗入和影响外，政府和公民的诉求也对媒体产生了压力

赵月枝教授指出，作为权力的不同矢量，国家和市场力量都具有既能限制也能赋予社会表达的双重功效。这两种力量有对抗的可能，也有相互叠加而形成合力的可能。比如，国家为了维护权利集团的自身利益或者迎合国内外资本利益和促进出口，可能会限制下层劳工和农民的话语权力，以保持社会稳定或者是降低工资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传媒可能因下层劳工与农民这两个社会阶层不是广告商的目标受众而忽略他们的话语表达和社会传播需求。这样一来，媒体的政治控制就可能与媒体的市场逻辑形成合力，同时压制这两个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力。同样，政治控制和集团化经营的经济模式也可以在权力的集中方面相得益彰，逐渐成为资本利益集团和权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媒体为谋求更加安全、舒适地生存而选择“双亲”道路的现象绝非中国所特有。许多研究表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与财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整体层面上与政府的声音保持一致。日本学者小森阳一对媒体选择的“双亲”道路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大众媒体利用一整套巧妙的话语机制剥夺了民众的主体表达权利，混淆了社会成员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实际上留在压倒性多数人的印象中的并非是历史的事实，而只不过是通过大众传媒被大量传播而形成的社会、集体的记忆。我把这种通过操纵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来掌握日常政治领导权的这种权力形态称为“心脑控制社会”。

媒体在选择“双亲”道路的过程中，失去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失去了有意义的政治辩论，失去了为各阶层民众代言的职能，实现了“去政治化”的蜕变，成为资本和权贵的代言人和合作者，完成了“重新封建化”的过程。

除了市场和国家外，公民的诉求也成为了影响传媒的关键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也越来越强，要求媒体为自己服务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媒体逐渐在市场、政府和民众之间形成的三角关系中寻求平衡。网络言论表达的盛行使传统媒体在对民意的表达中所处的位置更加微妙，稍微处理不慎，就会引起民众强烈的反应和质疑，从而加重了人们对媒体正义与否的怀疑。尤其是在目前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等已经深深刺痛大众神经的时候，媒体又面临着网络民粹主义、激进、偏激情绪的挑战。这两种因素对传播的正义有消极影响。

3.媒体与传播的正义

以上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对媒体传播的影响。可以看出媒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变化非常大。中国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一时期一直受到集权政治的束缚，后一时期则受制于政治和市场两个因素，还加入了公民意见和信任度的缠绕。媒体在不断被各种因素束缚的发展过程中，难以对社会发展深层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淡化了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建构，弱化了对党和政府高层的监督，挤压了民意表达的渠道，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心有时会做得好大喜功而不切合实际。总之，传播过程中的正义未能被充分体现出来。

如何改进这样一种局面？在研究层面上，我们应该汲取戈尔丁和默多克在传播学框架中提出的建议，第一，关注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和更大背景下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模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众传媒和社会分层的轴心——阶级结构的关系；第二，关注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呈现为自然和不可避免并进而被合法化的过程；第三，彰显抗争。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首先要关注和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和中国社会层面的改革是同步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为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空间。而现在中国传媒业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和与政治体制不相适应有关。可以设想，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给传媒业一个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而实施舆论监督本身就可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淡化和失语对传播的不正义也是负有责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强调的是“入世”和“兼善天下”，通过自己的所学所知实现改变社会的愿望。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打压，正直者选择了以死明志，更多的人要么选择了沉默，要么选择了为权力服务。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选择，不仅可以和政治权力结合，而且可以和经济权力结合，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也为知识分子自身带来了知识权力。但知识分子地位和境遇的改变却使更多的人选择了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或淡化。萨义德认为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就是转移明知道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理睬，“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莫此为甚”。传媒人应该从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出发来观察世界，提供报道，记录真实，传达民意。在中国，市场化以来，都市报的出现给人带来了一丝虚幻的希望，但是随着过度的追逐市场，其公信力也无法令人满意。而新兴的商业化媒体，更多的是从中高端受众出发来记录社会，多了几分做作的精英气息，少了几分真诚的民间关怀。我们以为，不管是作为传媒人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都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要敢于说真话，表达民意。

同时，媒体还应该扬弃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遗产，即集体主义和群众路线。经历过对“文革”的反思和自我的重新建构后，集体主义和群众路线一夜之间成为了万恶之源。在“文革”结束已有30多年的新的时代条件下，恢复这两者的历史本来面目也许有助于对当前问题的理解。集体主义并不只是对自我发展的一种限制，集体主义还应该更加强调自我对社会、对集体的一种责任意识。至于群众路线，我们也应重新审视，但是这就涉及到前文所提到的必须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进行深刻全面的认识，研究群众路线在实行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有哪些教训，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换和发扬这些经验，怎样避免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一味地回避历史，只能使我们失去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历史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