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媒体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新闻记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一直都是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早期研究侧重于大选中政党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及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以及媒体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其中，《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披露成为研究媒体与政府关系的经典案例。21世纪以后，西方学者在该领域不断拓展新视角、新观点，更集中在如媒体公关、危机传播、政府传播等方面，尤其是政治传播学更是发展为一门理论研究与实证方法紧密结合的系统学科。相较之下，我国学界起步较晚，相关论著大多是本世纪才陆续问世，并参照西方的经验和我国的现实问题需要，逐渐在研究中加以细化并发展。综合国内外近10年的研究，按其学术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以三大类：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力研究、政治机构应对媒体的实务研究、政治传播中的媒体与政治关系研究。

一、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力研究

西方学者将媒体对政治传播的影响视作“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即劝服，研究多联系着选举政治，近10年来更是明确强调媒体对政治选举的强大影响力，并把媒体的高关注度视作是一把双刃剑。此外，他们的研究经常涉及自由民主、公共领域等讨论，往往从新闻自由与媒体社会责任的角度，批判性地探讨西方各国政府的传播实践，媒体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及媒体的影响与作用，如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学教授鲍勃·弗兰克林（Bob Franklin）的《包装政治：英国媒介民主中的政治传播》（Packaging Politics: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Britain's Media Democracy，2004）。近年来他们尤其关照传播领域变革中电视与互联网对政府传播的影响。

相对而言，国内学者翻译、引进西方原著，观点较多，本土化的成果较少。但可贵的是，已经有学者将媒体作为沟通民情、反映民意、汇聚民智的传播载体，尽量呈现其在政府传播中的积极作用。著作如刘华蓉的《大众传媒与政治》（2001年）、李宏的《传媒政治》（2006年）、陈堂发的《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政府政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2008年）等。相关论文有仰和的《新闻发布制度与现代政府》，张诗蒂的《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的动态平衡》等。

影响力（Influence）是指“文化活动者以一种所喜爱的方式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更本质地看，影响力是一种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收受者在其认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表行为等方面合目的性的控制作用。传媒影响力是通过信息传播过程实现的，因此，其影响力的发生势必建立在收受者关注、接触的基础上，因此，传媒影响力从内涵上看，是由“吸引注意（媒介及媒介内容的接触）”+“引起合目的的变化（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的受动性改变）”两大基本的部分构成的。那么，传媒影响力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它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这种“渠道烙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传媒的物质技术属性（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作为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在传播资讯时所打上的各自的物质技术烙印，并由此产生的对于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二是传媒的社会能动属性（如传媒通过其对于资讯的选择、处理、解读及整合分析等等在传播资讯时所打上的各自的社会能动性的烙印，并由此产生的对于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当一个社会的“传媒生态环境”相对稳定的格局下，传媒的物质技术属性对于其影响力的发挥是一个基本恒定的常量；而传媒的社会能动属性对于其影响力的发挥则是一个因传媒不同而异的变量。

影响力是在传媒最基本的属性——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包含两个维度：其一，因自身载体的物质手段和技术途径而对人们的被动影响。其二，因资讯的选择、处理、解读及整合分析而对人们的能动影响，这两种影响力交织为一体而以能动影响为主。能动影响有赖于信息和知识对人们思想与行为的作用，其有效性可以通过受众对传媒的信任和依赖，也即传媒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来判断。霍尔从语言和内容层面来描述传媒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他认为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传媒所具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得以发挥出来，而传媒所设定的“议题”是一种高度的人工合成物，它依存于其“非学派性”和“中立”的招牌之下，给人一种可信赖感，从而能对受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传媒担负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勾连角色。

对于大众媒介的影响力资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形成舆论的能力。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在舆论的定义中，关键要讨论的是，舆论的本体是“意见”还是“态度”。由大众媒介所形成的“舆论”，是对某个个人或者集团的同情心、愤怒、不满、喜悦，或者是对政治系统的整体不满等等。大众媒介在整个社会中支配着这样的“舆论”。比如，日本媒体对于政治腐败所进行的广泛的大众传播揭露活动，就在国民中引起了对自民党统治的正当性的疑问。这就给政府施加了必须改善现状的压力。由大众媒介所形成的或者是放大了的“舆论”，会引发政治的波澜。所谓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实际上就是用新闻舆论去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以媒体的立场和观点去改造公众的观点和立场。简言之，就是导致公众“态度改变”。在舆论引导方面，媒体的作用不仅是“反映”、“传达”，更应该是做出有意义的评价，以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公众的立场和观点。

一般来说，大众媒介舆论形成影响力的重要基础，是大众媒介自身的包容性、中立性以及信息的可靠性。当然，包容性和中立性是相互关联的。大众媒介具有将社会上所有群体都平等地容纳进来的倾向，因此，大众媒介工作者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持中立态度，独立于统治集团，并为保持社会组织的多样性而努力。但是多数情况，基于统治者的合法性，传媒一般扮演保护被统治方中的弱者的角色，一般情况如此也不否定其价值中立的性质。

在西方，传媒通过“议程设置权”、“话语权”、“审判权”、“信息掌握与传播权”、“政治形象塑造权”等，对社会进行着控制。传媒决定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以及报道的数量和质量，引导公众和政府关注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传媒决定话语的强弱、一元多元、时空、选择不同的话语，从而影响舆论，对“政治社会化”发挥作用。传媒决定舆论监督的范围、对象、重点、方式和价值标准、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体系良性运行。传媒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其中的重点之一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传媒通过对内容、语言和过程的操纵，最终达到意识形态一致化和思想规范化，使个人和社会承认既定意识形态的权威，并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服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不过，“服从”并不等于“同意”。恰恰在这种意义上，传媒才真正体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威力，它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而且能渗进人的心理结构，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彻底失去内心的独立与自由，从而自愿地接受这种控制。

二、政治机构应对媒体的实务研究

1.新闻发布

2004年迄今，随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国内政府新闻发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作如张东霞、刘江所著《如何面对记者》（2004年），杨正泉所著《新闻发言人理论与实践》（2005年），汪兴明、李希光主编的《政府发言人15讲》（2006年），曹劲松、庄传伟的《政府新闻发布》（2009年）；相关论文如肖燕雄《美国新闻发布制度及其实践》等。有学者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中西新闻发布制度的历史演进及不同之处；有学者将新闻发布与知情权相联系；有学者具体地分析了新闻发布的技巧，新闻发布会组织策划的方式、规制，并从政府与媒体的互动角度总结了政府官员应对媒体的问答策略等。总体来看，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大多数研究侧重于技巧与策略。

2.媒体公关

21世纪伊始，更多的西方学者把研究视角转向了实用的政府媒体公关策略。一些著作认为新闻当事人或发布者必须与媒体积极互动，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如英国学者伊安·泰勒（Ian Taylor）和乔治·奥兹（George Olds）的《永远不要说“无可奉告”》（Never Say “No Comment”，2003）一书，探讨了政府官员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特别是回答媒体提问的技巧，详细阐述了如何发布新闻、如何回答记者提问，如何避免媒体报道造成的伤害等具体问题。国内也出现了如刘守刚的《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媒体公关之道》，曲济容的《信息公开制度下的政府媒体公关》等相关研究。特别是2006年以后，政府官员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成为研究热点，著作如洪向华的《媒体领导力——领导干部如何与媒体打交道》（2009年）等，论文有闫金久的《领导干部要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等。他们开始研究政府官员与媒体沟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致力于提高政府的新闻执政能力。其中，一些论文着眼于培养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如朱金平的《增强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一些论文讨论地方官员与媒体打交道的必要性与方法，如陈芜的《看香港政府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调查问卷、统计等实证研究也开始出现，如郑欣的《政府官员: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认知及其应对行为研究——以700名处级以上干部媒介素养调查为例》，黄琳斌的《领导干部“新闻执政”调查及分析》等。

3.危机传播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突发事件增多，政府与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关系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热点。如美国学者乔治·哈道（George Haddow）的《变化传媒时代中的灾害传播学》（Disaster Communications in a Changing Media World，2008），详细阐述了在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其他紧急事件发生时，政府该如何利用媒体渠道让信息得到有效传播，将危机的影响最小化。“政府作为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已经不复存在，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其所扮演的可靠信息来源的角色和信息过滤的功能也在减弱。……尽管传播的方式在改变，灾害传播的有效原则并没有改变，即公开透明、可信可靠、容易接近、并与媒体保持合作。”我国学者也相当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典、地震、雪灾、矿难等新闻报道的背后，都有相应的反思与总结。相关著作如史安斌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2004年），潘知常、彭伯林的《怎样与媒体打交道:媒体危机的应对策略》（2008年），邹建华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2009年）等；相关论文如任姗姗的《汶川大地震对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考量》，熊玉文的《新闻发言人在危机报道中的话语博弈》等。

4.形象传播

政府形象指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相关著作有刘小燕的《中国政府形象传播》（2005年），彭伟步的《信息时代政府形象传播》（2005年）等。论文有廖为建的《论政府形象的构成与传播》，方延明的《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研究》等。研究者围绕政府形象的定位与内涵、系统构成、塑形与矫形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还阐述了政府形象传播面临的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市场化的挑战，提出了政府形象建设的模型设计，概括了政府形象传播的方式方法。

5.政治沟通

卡尔·W.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1965）一书主要运用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原理对政治系统输送、获取、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过程进行研究，将“政治沟通”定义为政治系统进行输入—输出的工具。多伊奇认为，“政治系统与其他诸系统一样，是借信息的获取、传送、处理、利用而实现其自我维持之目标的。可以把政治系统的运行抽象为一个信息的变换过程和控制过程。”“每个政治系统都有一个沟通的网络，它由几条主要通道和无数子通道组成，从决策者通向系统内部组成部分和外部环境，正是通过这个沟通网络，政治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才能连接在一起，整个系统才能得以维系，政治系统与环境才能进行互动。”戴维·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指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通道只能处理极其有限的事宜。因此，“在一个民主的系统中，这就意味着，要求的通道网络必须足够广大，能够把要求提高到有关公众面前加以讨论，也能引起政治领导人或政府的注意。”伊斯顿特别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在整个政治沟通通道中的重要地位。“比如像报纸这类大众媒介在某些系统中就是以‘第三力量’而著称的。它的作用之一就是提供一种表达要求的途径，而用其他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是困难的或根本是不可能的。就某条通道对另一条通道保持了相对独立性而言，这条通道也间接地扩大系统传递要求的能力。”台湾学者祝基滢也表达了这一观点：“政治人物不仅依赖政治团体而且利用大众传播媒体，作为表达政见、沟通民意和争取民众支持的工具。同样的，社会大众也以大众传播媒体作为表达意见，取得政治人物注意的工具。”

三、政治传播中的媒体与政府关系研究

21世纪伊始，除了技巧性研究外，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政治传播学，结合全球化时代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不同国情分析媒体与政府的具体关系，并分析了政治传播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改变和挑战，指出政府需要选择更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其传播目的。例如，英国学者雷蒙德·库恩（Raymond Kuhn）的《政治新闻学：新挑战，新实践》（Political Journalism:New Challenges，New Practices，2002），详细分析了美国、英国、意大利、泰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政治家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有别于之前的大部分政治传播研究侧重于归纳与媒体接触的策略和技巧，作者从记者的角度出发，重新探讨了政治传播过程中媒体工作者的角色与作用。“记者在处理与政治家和公众的关系时，可以采取主动策略。他们既不是政治专业运动中软弱无力的受害者，也不是传播机器上一个被动转动的齿轮。”另外，澳大利亚学者萨利·扬（Sally Ann Young）的《澳大利亚政府传播》（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in Australia，2007），结合澳大利亚的具体国情分析了媒体与政府在政治传播中的互动关系。英国学者詹姆斯·斯坦耶（James Stanyer）的《现代政治传播》（Moder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Mediated Politics in Uncertain Times，2007），研究了当代欧美多国的政治传播体系，指出政治传播者所选择的传播途径和媒介策略将直接影响到目标受众对信息的接收。书中尤其强调，“媒体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大众传媒时代，媒体的信息功能正在减弱，反而是娱乐功能在增强。受众对于政治新闻的关注度在降低”，“在英国，新闻媒体已经意识到受众对于政治的胃口非常有限。传统的以政治新闻为主的议程设置已经很难吸引受众。……面对激烈的竞争，连BBC也在改变他们对新闻价值的选择。”还有学者把研究视角投向中国。例如，2007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英国学者童静蓉（音译：Tong Jingrong）发表了《中国政府与媒体关系中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Media Relation:How Powers Struggle in Journalistic Field in China）一文，探讨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指出中国社会的分权化导致了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分权化。

国内学者也立足在政治传播学的视域下拓展政府传播研究。相关著作如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2005年），叶皓的《政府新闻学案例:政府应对媒体的新方法》（2007年），高波的《政府传播论》（2008年）等。相关论文如鄞益奋的《政治传播的传播控制分析》，鞠丽华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治传播研究》，程曼丽的《政府传播机理初探》，汪名鸣的《政府传播与政府形象》，田军的《政府传播概念探析》，张宁的《信息化与全球化背景中的政府传播》等。有的研究试图将政治传播学系统化、专门化与本土化；有的研究注重将实际案例与政治传播理论结合并深入；有的研究锁定于政府传播，将政府视作媒介化社会的超级传播者，对政府传播的概念、类型进行了界说，阐释了其历史图景与理论基础，并提出了政府传播的新调控观。研究者认为，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政府传播既是一种传播行为，也是一种管理行为，传播行为是管理行为的延伸，是管理行为落到实处的必要步骤。”还有学者提出了政府新闻学的概念与思维方式等，并试图将其学科化、系统化。近期，我国政府在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上，又提出了“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指导方针。 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政府传播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因此，确立现代科学的媒体观，善待用善管媒体，适应新的媒体环境，进行传播策略上的改进与调整，成为我国政府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已经过去的20 世纪，大多数国家做到了使民主成为可能之事，民主正朝着广度和深度的方向进化。广度民主与深度民主是衡量民主的两个重要尺度，前者关注的是全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数比例，后者则关注参与者参与的性质及其是否达到充分的程度。深度民主建立在一定信息的基础上，它对信息的距离、分配、来源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信息不能仅仅局限于身边或者附近；作为一种“公共财产”，信息应当平等地分配；呈现给公民的信息应当全面、真实，包括更多的话题和观点。深度民主所取得的成就借助了大众传媒的力量，它的深化也要依赖大众传媒的技术和公信力的提高。因此，随着传媒实力的发展，传媒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更进一步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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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潘毅、潘维等：《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

雷颐：《“万岁”故事》，《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作者在文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体制和崇拜毛泽东的，包括最先喊出“主席万岁”的彭真。邓拓和翦伯赞在以死抗争之时，仍然表达了对共产主义事业和毛泽东的忠诚、在遗书中均写有“毛主席万岁”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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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晓峰：《晚年毛泽东失误的特点与原因的再思考》，《山西师大学报》2009年第2期。作者将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放入时代的政治转型中去考察，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从领袖魅力型权威向法理性权威的政治转型之初。从历史政治角度观察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为突破权力斗争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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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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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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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炎黄春秋》2008年11期。作者从自身的经历回顾了《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动乱年代如何被人利用，误导舆论，以致“误党误国误民”的。文章最后引用了刘少奇的话，“人民日报要付一半责任”，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忏悔。

传媒业在改革开放后的迅猛发展和地位的提高从一点就可以看出端倪，全国新闻传播专业每年报考的人数在文科中排前三名。数据来自首届两地三岸媒介批评研讨会，2008年11月1日-11月2日，中国传媒大学。

王绍光、潘毅、潘维等：《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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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必坚：《改革开放30年的根本历史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求是》2008年第20期。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尽管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是改革30年来一直存在的声音，但是步伐确实较慢。直至今日，作者仍然在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寻找比较容易的突破口。

特伦斯·J.拜勒斯：《新自由主义和欠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载〔英〕A.萨德-费洛，D.约翰斯顿编：《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陈刚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18页。

参见：Zhao，Yuezhi.Who Wants Democracy and Does It Deliver Food The Evolving Politics of Media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2005.与此观点相似的姚洋指出，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和扩大中产阶级画等号，尽管中产阶级的扩大可能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副产品。如果把扩大中产阶级作为目标，我们就可能忽视低收入者的福利。“中产阶级”多半是一些人造出来的托词，部分原因是为了阻碍当前的社会和政治改革，部分是为了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辩护。参见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415页。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同上，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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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berman，Trudy.In the Beginning：From a Consumer Movement to Consumerism.CJR.2008.p.5.这篇文章为我们展示了消费主义在美国的发展。消费主义可以说是资本运作带来的必然结果，全球资本化也导致消费主义在全球的蔓延。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 id=5848.200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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