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报刊与政治

中国近代报纸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最早由来华的西方人创办，是西方报纸的舶来品，最早由传教士和教会在靠近中国的南洋和中国沿海一带办报。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由一个统一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本被禁止的外国人办报也发生了变化，凭借着坚船利炮的威力带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人获得了在中国办报的特权，他们办的报刊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出现，影响较大的有《申报》。与鸦片战争前相比，这时的报刊把主要篇幅都用来宣传所谓“和平”、“友谊”，或是夸耀自己国家的科技水平、政治民主，同时也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人文思想，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中国近代的处境使得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开眼看世界，为了寻求强国之道，选择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国人认识到报刊对近代文明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政治的巨大影响，他们在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时，往往通过报刊，为自己制造舆论，鼓舞民众。中国人自己主办的近代意义上的“ 报刊”，经历了从译报到办报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到1839年，为了搜集西方的信息，林则徐组织创办了译报《澳门新闻纸》，重点是介绍“禁烟”和“兵事”。

近代中国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报刊一诞生就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清政府自发的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为国人自办近代报刊创造了条件。许多中国人在西方人在华开办的报馆中工作，学习了西方近代报纸的观念、办报技术等。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王韬、郑观应、容闳等人通过著书、办报等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希望通过促进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以商战的方式自强，并积极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科学观念。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由此开始出现。

第一批国人自办的报纸中，较为成功的是1874年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张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他们政治主张的重要阵地，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上变法自强的道路。

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蓬勃开展起来，适应维新运动的需要，出现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办报高潮。1895年，康有为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和《强国报》，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陆续创办了《时务报》、《国闻报》、《湘报》、《湘学报》等，介绍西学和宣传变法维新的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思想的震动。其中，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时务报》刊登的政论文章，传播了民权、议院等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色彩的政治观点，从而初步宣传了“设议院”、“伸民权”等政治主张。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推行其立宪主张，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进行保皇和君主立宪宣传，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将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在上海、香港、广州、武汉等地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中国日报》、《大江报》等，不断地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预备立宪骗局，批评立宪派的改良主张；鼓吹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创办的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概括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并通过革命派的《民报》和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宣传了革命的思想。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也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民办报刊，如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1904年创刊的《京话日报》等，以严谨的态度，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党，同时政党报纸和各种政治倾向的报纸也随之登场。但是，不久后袁世凯窃国，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对报业采取高压手段，报业发展陷入低潮，但是中国的近代报业还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努力生存下去。辛亥革命失败后，思想界陷入混乱的局面，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应该从思想文化方面着手，开展一个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随之兴起。其主要阵地就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创办的杂志《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开始宣传民主、科学。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同人在《新青年》纷纷发表著译，认为只有实现民主，中国才能进步。

中国最早的新闻期刊应属于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每周评论》，在它的带动下五四时期一批以时事政治评析为主的新闻期刊出现，《国民》，《新潮》，孙中山领导创办的《星期评论》，毛泽东主笔的《湘江评论》，以及《钱江评论》等，推动了思想界的巨大变动。民国时期还产生了如《国闻周报》、《生活周刊》、《观察》等对社会影响巨大的新闻期刊。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激励，马克思主义逐渐传入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改组为无产阶级刊物，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大量涌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各地陆续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开始通过报刊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1920年，为了建党的需要，《共产党》月刊创刊，内容包括介绍有关共产党的知识，报道欧美各国的共产党成立消息，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运的资料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宣传革命主张，唤醒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启发民众，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如大革命时期的《向导》、《热血日报》、《中国青年》、《劳动周刊》、《中国工人》、《工人周刊》、《革命工人》、《湖南工人》周刊等，土地革命时期的《红旗日报》、《布尔什维克》、《上海报》，《红色中华》等。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机关报，1922年9月创立于上海，主要任务是集中宣传中共“二大”的路线，指导工人运动。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向导》周报将党的统一战线作为宣传的重点，反复阐明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发表一系列文章，向孙中山先生阐明以往革命失败的原因，论述只有联合无产阶级、发动广大民众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在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利用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主持下的政治报纸如《政治周报》（毛泽东、沈雁冰、张秋人等先后担任主编），结合军队的实际，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当时的革命报纸如《中国农民》月刊和《农民运动》周刊，与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千万个农民协会一道，普及革命理论，报道政治形势。农民们大多数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依然成立通讯社，创办各种报纸，正如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刊词所说的：“不仅要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同样要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报纸，宣传革命的理论，传达真实的革命构造的消息，建立在革命斗争中之一个伟大的推翻国民党的言论机关。”在国统区出版的《红旗日报》、《布尔什维克》、《上海报》，以地下状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苏区的《红色中华》、《红星》报等，积极配合党的工作，开展宣传组织报道，内容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生活和根据地建设为主。红军长征期间，《大公报》的范长江以旅行记者的名义，采访发表了长征中的一些真实情况。除此而外，长征前后全国出现了数百种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就是上述这些进步报刊报道事实真相并批驳谣言的。

抗日战争中，党的报刊系统旗帜鲜明地发出抗战的号召，积极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对国民党在抗日相持阶段的反共摩擦进行批判驳斥。1937年在国统区创刊的《群众》周刊和1938年创刊的《新华日报》向国统区人民宣传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政治路线。1942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闻和评论被国民党查禁，周恩来同志悲伤交集，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报刊网也有发展，在党和军队的建设、革命事业的推进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军事宣传是这一时期报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在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通过精心选择宣传重点，组织有力的宣传队伍，报道剖析战局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必胜的信心，瓦解了敌人的军心，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二、现代报刊与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报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有步骤的进行了新闻事业的恢复和改造工作，二是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文革”时期，报刊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中国的报刊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报刊业的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实力增强，出现了众多报业集团。改革开放以来，报刊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在对于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对于国家政策的宣传解读、报道重大事件和应付突发事件以及舆论监督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热点问题方面，报纸宣传总体上发挥了正确思想引导和政治动员作用，为改革开放做好了舆论准备。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中国报纸始终注意做好热点引导工作，积极化解矛盾，使热点问题降温，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1.宣传改革开放

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冤假错案和探索新的正确的路线，成为新闻工作的主题。1978年1月1日，中国三大媒体《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刊发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9月10日，青年刊物《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上，首篇文章是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章引用毛泽东在1954年讨论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讲过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也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否定了对“两个凡是”的鼓吹。与这篇文章相对应的是著名理论工作者邢贲思的力作《“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中国改革的气息从报纸这个社会的风向标首先传递开来。

1982年5月24日，《深圳特区报》创刊了。这张报纸从出现伊始就站在潮流的前端，大力传播特区的新事物和新观念。198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喜看深圳新面貌》一文，通过展示深圳推行改革和扩大开放之后发生的变化，鼓励各地加快开放的步伐。198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长篇报道《对外开放八年，勇敢迎接挑战，广州经受冲击更有生气》，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总结了广州开放的经验，有力地回答了质疑者。1991年9月，《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百家“三资”企业调查表明：在华投资大有可为》，对于稳定外商在华投资的信心收到了相当理想的宣传效果。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局势，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有关改革姓“资”姓“社”的疑问出现。1991年1月18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上海考察，发表了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依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上海《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了署名为“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争论。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2月20日至3月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猴年新春八评》，准确地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3月26日，该报发表了陈锡添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作者采访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全部过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随稿配发500多字，向海内外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美联社、路透社等全文转载或者摘要刊登，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用45分钟时间全文播发。3月12日，《深圳商报》发表社论“八论敢闯”，从解放思想、快马加鞭、防右更防左、实事求是、敢用他山之石、险处敢攀登、胸怀大局等方面阐释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日报》发表《中国拒绝金融风暴登陆》等文章，《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币为何敢说不贬值》等文章，在国际上为中国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内解除了人们的担忧和疑虑，宣传了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199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经济日报》组织《西部大开发决策出台前后》等重要稿件，产生了广泛影响。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表决。加入世贸是中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自1986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开始，中国入世谈判进行了长达15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入世的成功，各家报纸除了表达喜悦的心情，也对入世之后对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新华日报》发表《金融开放意味着什么》、《中国为什么要加入世贸组织》等深度报道，分析入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两方面的影响。《经济日报》在入世成功之后，也开辟了“直面WTO行业述评”、“面对WTO企业怎么办”等栏目，对入世后中国企业和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深圳商报》出版72个版的“中国入世”特刊，不仅见证了中国入世成功的全过程，还深入分析了入世对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国成了欢乐的海洋。第二天，《人民日报》出8个版，其中4个版与申奥成功相关；《光明日报》出4个版，几乎全是申奥成功的喜讯；《解放日报》出8个版，7个版与奥运相关；《北京晚报》出9个版的专号报道这一喜讯；而《成都商报》在申奥成功两个小时后，即将题为《北京申奥成功啦》的纪实专版送到了成都的大街小巷，30万份特刊被一抢而空。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展示和平发展形象，沟通内外文化的重要机遇。报纸进行了立体全面人性化的宣传报道。其中，7月25日创刊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会刊》作为奥运历史上首次批准用主办国家语言制作的奥运会会刊，共出47期；《人民日报》从2005年开始就推出了《全景奥运》，至7月1日开始出版《奥运特刊》，初为4版，后为12版，唱响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解放军报》奥运期间出版了《奥运特刊》，加上奥运前后的报道，共历时150多天，刊发稿件2047篇、图片989幅；8月1日开始，《中国日报》推出英文《奥运日报》，成为北京奥运会官方英文会刊，日发行30万份，受到国际奥运委主席罗格的赞扬；《广州日报》开创了“编辑部前移”的全新报道模式，将208名采编骨干投入到北京编辑部工作，并实现了跨媒体、跨地区整合。各种创新，既弘扬了奥运精神，又展现和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

2.农村政策报道

1978年12月份，安徽小岗村的生产队队长严俊昌等18户农民决心开始实行土地包产到户，揭开了被称为“大包干”的农村改革序幕。随着中央一系列关于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下发，报业开始了相应的宣传工作。1979年8月8日，《安徽日报》介绍了小岗村“大包干”经验；1980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为了反驳对于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的指责，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文章《莫把开头当过头——关于农村形势的述评》，《人民日报》于1979年5月16日在头版头条以《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为题全文转载。针对农民关于政策是否会改变的疑虑，报纸根据中央文件开始宣传和解释中央关于农业政策的连续性，比如1983年11月15日《中国农民报》的《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不会变》，1989年8月《农民日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大部分地区仍适宜》、《不信谣言，信政策》等。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开展，“三农”问题的报道涉及面更广，报道也更有深度。1994年初《湖北日报》推出了“农民负担千里行”系列报道，为减轻农民负担提供了调查资料。2000年8月，《南方周末》报道了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农民负担问题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惠农措施。报纸也相应地进行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报道。2003年11月，《人民日报》推出《新农村》周刊，以为农民排忧解难、做农民的知心朋友为宗旨，服务新农村建设。地方报纸也加强了对新农村建设的信息服务。同时，报纸也开始关注进城务工的农民。《总理为农民工讨薪》是2003年媒体报道的热点，并由此引发了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如何为进城务工农民服务等问题的讨论。

3.国企改制报道

1982年11月到1983年2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七篇“论不能再吃大锅饭”的社论，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1985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的联名呼吁书，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问题，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和响应。1986年4月22日到5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系列报道《青年厂长经理改革探索启示录》，对改革者“中箭落马”的现象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同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提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的问题，收到各界人士的来信1500多件。1987年6月至7月，《经济日报》组织了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触及了经济改革性质的深层问题，让人们逐渐摆脱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旧观念影响。

198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艾丰撰写的《社会公平的辩论》，讨论分配改革问题；10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深度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两篇文章，从改革的全局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关系，做了全面、深入的解说，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8年，新华社记者王志刚经过历时70天、行程8000里的采访后，写下了《中国走势探访录》，向中央进言：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新华社立刻将这篇稿子上报中央，中南海震动了。8月28日，中央领导决定改变原来会议议题，专门讨论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大政方针。

1997年4月至6月，《经济日报》参加中宣部组织的10家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宣传活动，组织了40余篇报道，发稿4万多字，成为发稿最多的单位。东北各报报道了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的经验，《长江日报》报道了武汉钢铁公司等国企改革的先进经验，《邯郸日报》报道的“邯钢经验”，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职工下岗和再就业是国企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各级报纸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下岗再就业政策。1994年，《工人日报》发表《待业记》、《就业记》等报道，引导职工转变就业观念。1997年，该报推出《再就业：实话实说》系列报道。报纸还积极为下岗职工寻找工作，《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文章称赞说，上海80万人再就业，报纸宣传立了大功。《北京青年报》创立的“小红帽”公司就安排下岗职工上千人。

4.政治改革与监督报道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渐提上日程，报纸上关于党务政务公开、开展协商对话的新闻宣传多了起来。其中，《北京日报》邀请市体改委和物价局的同志就物价问题与普通市民展开对话，邀请国家体改委、北京市体改委就先富问题与普通工人进行对话，摆事实、讲道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1985年4月，时事政治类综合月刊《南风窗》创刊，策划了“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有奖活动，发动广州市民就交通、教育、治安、就业等问题向广州市政府提建议，由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和有关部门领导面对面与市民讨论这些意见和建议。持续一年的活动影响非常大，每个提议至少有相关部门务实的回应。这个活动被国际传媒称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新气象”。之后又有评选广州地区十大杰出公仆、南风窗民意调查、评选广州地区十佳校长活动等。

2005年，在中宣部统一组织和协调下，中央各新闻单位开展了“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宣传活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新闻单位先后派出记者600多人，对全国31个省市区做了集中采访，共刊播各种新闻报道8000多篇。《人民日报》发表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社论，并先后刊载了6篇评论员文章，深入阐述了“五个统筹发展”的重要意义。《经济日报》2006年推出了“科学发展看五湖”、“城市河流，让我们如何认识你”和“探访京杭大运河”系列报道，来反映沿湖地区、主要城市和运河两岸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主题。《新华日报》刊登了系列报道《江苏：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测评省市发展水平》等，反映了江苏发展“以人为本”的经验。《解放日报》宣传了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深圳商报》推出了“建设效益深圳”系列报道，对深圳推出“效益深圳”指数、告别“唯GDP论”的做法进行了宣传，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2007年，该报又推出了“深圳指标”、“深圳符号”、“深圳表情”、“深圳标杆”、“深圳数据”系列报道，深刻展示了深圳转变政绩观、践行科学发展观取得的成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优良传统逐渐得到恢复，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重新确立，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加快，这使报纸开展新闻批评、加强舆论监督的功能有了更好的发挥空间。1979年11月24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因为错误指挥严重违章，在渤海湾翻沉，船上职工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700多万元。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推诿自身责任，甚至说什么“要奋斗就要有牺牲”。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同时披露了这一事件，中央和地方报纸进行连续报道。事后查明，这是因官僚主义瞎指挥而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最终，国务院对此事做了公开检讨，并解除了石油部长宋振明的职务，给予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1985年2月28日，刚刚创刊一月有余的深圳《蛇口通讯》刊登了文章《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列举了蛇口工业区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并尖锐地发问：“袁庚同志，请您学习一下管理，注重一下管理，好吗？”这是党报第一次批评同级党委，在中国舆论监督史上是一个典型事件。

尽管在实践中面临各种困难，中国报纸的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还是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其中，《中国青年报》1988年4月报道了甘肃武威收报事件，公开批评了武威地区领导；《河南日报》1988年5月9日发表《许昌二内厂“内战”激烈，书记取消厂长预备党员资格、厂长将书记夫妇辞退出厂》的新闻，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中国报纸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这一时期报纸舆论监督的特点，一是监督主体众多，既包括党报，也包括都市报和各种分众报纸。《人民日报》于1998年10月6日推出了舆论监督专栏《社会观察》，成为党报加强舆论监督的代表。《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纸更以高质量的舆论监督闻名。二是监督常态化，许多报纸设立了舆论监督的专版、专栏，《黑龙江日报》还成立了专门的舆论监督部门。三是内容广泛，既有对腐败官员、重要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也有有关群众生活等情况的监督。四是影响力大，“山西假酒案”、“南丹矿透水事件”等等，均影响全国，引起了中央和地方的重视。

这一时期的舆论监督工作逐渐有了制度保障。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中，均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工作。有了党委、政府制度上的支持，加上记者的职业化努力，中国报纸的舆论监督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出现了许多值得载入新闻史册的事件。

2002年6月，山西省繁峙县发生金矿爆炸事故，相关责任人破坏了爆炸现场，并将37具尸体冒雨掩埋，毁尸灭迹，县政府上报“死2人，伤4人”。《中国青年报》、《华商报》等揭开真相，使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这是中国有关矿难报道中的知名案例，揭示了中国安全生产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2003年3月17日晚“孙志刚事件”发生，直到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克服重重阻力，率先将此事曝光，发表了报道《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其他媒体纷纷转载，全国舆论哗然，三位法学博士联名提出了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问题，媒体再借助法律界继续发表意见，直至推进中国法制进程。8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一次舆论监督推动了旧法规的废除和新法规的出台，这在中国属于头一回。《南方都市报》的先驱性之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3年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黑社会老大刘涌死缓，引起社会舆论哗然。8月21日，上海《外滩画报》发表了《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跟进报道，社会舆论也对此判决予以质疑。最高人民法院于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第一次提审民事案件。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刘涌死刑，即日执行。

2007年5月，河南媒体首先揭露了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某黑砖窑场使用“黑窑奴工”的问题。《南方周末》等报纸迅速做了大量深度报道，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震惊。中央领导和山西省各级党委、政府迅速解救了374名少年，逮捕了相关责任人，29人获罪，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受到处分。

5.抗灾救灾报道

在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时，中国报纸大力报道党的政策和救灾行动、各地的支援帮助等，对于鼓舞抗灾士气、增强胜利信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998年，中国气候异常，长江、松花江、珠江、闽江等主要江河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一线指挥抗洪救灾，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万众一心保平安。报纸宣传对抗洪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日报》从7月1日至9月10日，共刊登抗洪抢险报道1300多篇，照片210幅，使用整版114个，出版专版30多个。在抗洪抢险最紧张的日子里，该报连续发表《众志成城抗洪灾》等38篇评论，传达中央精神，鼓舞军民士气；《解放军报》派出500多名记者到抗洪救灾一线采访，共发表各类稿件3000多篇、照片500多幅，合计使用版面200多个；《湖北日报》共派出120多名记者深入一线，运用200多个版面、2100多篇稿件，成为长江抗洪抢险取得胜利的见证；《黑龙江日报》动员了200多名记者，发表稿件2100多篇，照片956幅，全面反映了黑龙江灾区军民的抗洪斗争；《吉林日报》则发稿2000多篇，出版专刊100多个，为吉林灾区的抗洪抢险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各地报纸动员当地干部群众积极为灾区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

中国新闻宣传工作对于突发事件往往采取报喜不报忧或是滞后报道的方法，这不仅影响了人民的知情权，导致由于不了解事情而出现民众的恐慌或是谣言四起，也常常使自己在国内外舆论中处于被动地位。2003年初，“非典”疫情出现后，地方政府、媒体等依惯例隐瞒消息，疫情没有得到重视而不断扩大，导致中国在各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报纸每天报道非典疫情、中央应对非典的政策，降低了社会的恐慌情绪，发挥了巨大的报道、组织动员力量。由于信息公开在战胜非典疫情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要求各地及时发布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出台了监督和保障的条文，为中国报纸进行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信息报道提供了政策和法规支持。在这些政策指引下，中国报纸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起到了报道事件真相、通报信息、稳定人心和组织动员作用。

2008年初，中国南方遭遇了大范围的暴风雪灾害。各级报纸及时通报灾情和天气情况，报道国家应对雪灾的措施，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解释，调动最广大群体积极支持、共同应付公共危机。报纸发表多篇文章，关怀受雪灾影响的广大民众。比如《佛山日报》1月30日发表评论《冰冻时刻，我们互相温暖》，《广州日报》还发行了《春运特别报道》和《春运服务紧急指南》，服务滞留群众。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报纸及时通报灾情和抢救工作的进展，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各界人士对灾区的支援、灾区人民的抗灾自救，特别是展现了抗震救灾中众志成城、互相支援的伟大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巨大灾难时的坚强和团结。

6.港澳回归报道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的一件盛事。中国报纸全方位报道有关新闻，让读者了解香港回归的全过程和盛况，虽然有电视的全程实况转播，但由于电视的稍纵即逝，读者可以从报纸上获得更详尽的、可以反复阅读的信息。《人民日报》派出20名记者，采写了近200篇新闻稿件，260多幅新闻照片，推出了“香江漫笔”、“来自香港的汇报”等专栏。《解放军报》发表《神圣的时刻》，报道了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进驻香港的情况。7月1日，《广州日报》分上午、中午、下午3次出报，实行滚动报道、滚动印刷、滚动发行，全天出版97个版，创下了215万份的发行纪录。这些报道，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盼望祖国统一、为香港回归而欢欣鼓舞的夙愿和心情，体现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也稳定了香港居民的心理。至今仍有众多读者保存了记载这一盛事的报纸。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成为各报聚焦的热点。《人民日报》澳门采访团从12月10日至25日，发表报道121篇，11万字，照片160多幅，出版了24个版的专版，全面、准确地报道了澳门回归的情况；《广州日报》出版了60个版的特刊，除了报道新闻外，提供了大量背景新闻和历史资料。《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也积极报道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并借此批驳了李登辉等人的台独言论。

此外，在中国举行的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六方会谈”、中非合作论坛的报道中，报纸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宣传了中国和平互利的外交政策，对内对外构建了中国提倡创建和谐世界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