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政治信息

报刊有自己独特的表意符号和叙事语言，以文字将现实抽象地显示在读者面前。在这里，“一切东西各有其位，一切东西井然有序。这不仅是排字工人铅字架的特征，而且是人类知识和行动整个组织安排的特征”。波斯特曼也指出，“出版物以逐行逐页的方式展示了一个严肃而有序的世界”，从而促成了“特定的思维习惯”。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报纸是“现代人的早祷”，因为“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因而在政治信息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不少受众的长期选择。

报刊早于其他大众媒介问世，是早期社会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逐渐出现后，报纸仍然有自己的优势，受篇幅的限制小，信息量比较集中。比较起来，一次广播或电视新闻节目远不及一页报纸的容量可以反复阅读，便于携带保存等。报刊是人们获得政治信息、了解政府活动和政策的重要途径，满足了大众的知情权。自报纸诞生直到广播问世，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报纸一直是人们获知信息、交流思想的基本媒介。另一方面，报纸还是记录历史的“教科书”，除一些官方文件外，许多历史事实，正是通过报纸串联并记录下来的，正如英国学者马丁·沃克在《报纸的力量》中所说：“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

所谓知情权，指公众有在第一时间了解政府及官员行政状况及其他社会信息的权利。国家机构有义务为公众享用这一权利提供一切方便。具体地讲，由国家机构向公众赖以能够享用这项权利的传媒的代表即记者提供相关的一切情况，由记者或新闻机构向公众在第一时间加以报道，这也是媒体的义务和责任。人们生活在政治现实之中，而政治世界又是千变万化的。世事的变幻不仅影响到社会未来的发展，而且还会直接地影响到个体利益及其目标的实现。因此，在物质需求之外，人民先于一切的要求，就是把握外部世界的变化。只有在了解世界变动及其节奏的情况下，才能在政治上作出合适的反应，适应社会变化，跟上进化的步伐。在这个意义上，报刊等媒介正好成为瞭望世事变幻的哨兵，成为了人们的耳目。大众媒介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展现世界的轮廓。

人必须和外界保持信息交流才能得以生存。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的第一前提是必须获得足够的有关信息。在广播电视问世之前，报纸是最基本的信息渠道，对于一般人“实在是他们政治知识之唯一的渊源，也许是他们唯一的读品。并且新闻纸又是继续不断的；它是天天发表的，个个星期发表的，它的报告也是天天发表的，个个星期发表的”。正因为报刊的这个功能，政府和政党的政治意见、政策也是主要通过报刊等大众媒介向人民宣传的。毛泽东主张，“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怎样才能使群众知道呢？基本的渠道就是报刊。所以“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刊上或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二、增进政治说服

报刊的政治传播优势的保持与报刊擅长于深度传达信息的本质特性密切相关。报刊是适于深度解释信息、诉诸理性的媒介。同一事件，广播电视的报道可能只有几十秒或几分钟，大多流于事件表面现象的报道。报刊则可以深入展开，不惜笔墨，不厌其详地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它可以采用政治修辞、政治象征等多种手法来达到政治沟通和政治说服的目的。通过文字与图片，受众们对有些政治信息一目了然，心领神会，而对另一些政治信息则需要细细品味，施展自己的思考力与想象力，才能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理解隐含在文字与图片背后的深刻含义，这使得阅读报刊可能成为一项多姿多彩的身心活动。

早期的新闻，较多地强调对现象的报道，而对现象背后的原因发掘不够，而且所报道的信息多是单独的，缺少连续性。一些突发性的重大新闻通过媒体进行报道之后，读者对新闻事实发生的原因、性质、背景、趋向等，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常常读过之后仍有不得要领的感觉。针对这种情况 ，西方新闻界提出“in depth reports”这一概念，意为“深度报道”。具体阐释有以下多种，如，是一种阐明事件因果关系，预测事件发展趋向的报道形式；是一种通过系统地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用客观形式解释和分析来延伸和拓展新闻领域的一种报道形式；是介于动态新闻与新闻评论之间的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是一种以“深”见长的新闻体裁，等等。深度报道的种类一般包括解释性、调查性和分析性等。1938年，麦克道格尔教授在他的著作《解释性报道》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解释性报道”这一概念，并预言说，在今后半个世纪中，毫无疑问，新闻记者将集报道者与解释者于一身，同时发挥二者的智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公众知识水平的提高，读者不仅想知道事件本身，更希望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解释性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理念，满足了读者这方面的需求。何为解释性报道？《怎样当好新闻记者》的作者美国新闻学家杰克·海敦是这么说的：“解释性报道是一种作解释或者作分析的报道，也就是那个被过多地滥用的词语‘有深度的报道’。它是一种加背景给新闻揭示更深一层意义的报道。”在《中国新闻实用大词典》中解释性报道的定义为：报道并解释新闻事实的本质、新闻价值或有关知识的新闻。

解释性报道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篇幅上与通常所说的“新闻”，也就是“消息”有明显的区别，它已超出了一般新闻报道的范畴。“消息”的报道重点在事件，而解释性报道侧重于揭示和说明新闻事实的原因和结果，着眼于“新闻背后的新闻”，向读者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事件的含义与社会影响，也包括对事件发展趋势的分析。解释性新闻经常需要运用大量背景材料，作必要的解释和议论，也就比一般的“消息”有“深度”。

竞争是解释性报道增加的主要原因，广播、电视的普及，网络等新型媒体的迅速崛起，对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现在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打开电视、电脑，发生在全球的各类新闻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消息传播得很快，方式也各有所长，但由于这类媒体在传播时间和原创内容方面的一些局限性，因此仍然难以满足受众的需求。于是，增加解释性报道，填补这方面的空缺，成为通讯社和纸质媒体扬长避短、提升竞争力的手段之一。

对于美国纽约“9·11”事件的报道是很典型的事例。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但是，9月12日，就连平常不大读报的美国人也被报纸上的深度报道，包括一系列的解释性报道所吸引。这些报道有诸如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的历史；关于本·拉丹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世界贸易中心的设计和为什么会在瞬间倒塌；4架失事飞机的详细情况，包括77号航班上的乘客怎样为避免飞机撞击华盛顿的某个目标而让飞机坠毁等。这些报道使当天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据有关统计资料，9月12日《华盛顿邮报》售出了100万份；《明尼阿波尼斯明星论坛报》多出售了17.5万份，比平时增加了50％，《洛杉矶时报》是“能印多少就能卖多少”。它平常的星期三刊可卖100万份，那天它多售出了22.7万份。

在信息量剧增的时代，受众需要一种引导，这是解释性报道日显重要的另一个原因。现在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这么说，现在人们不是缺乏信息，而是在汹涌而来的信息面前有强烈的难以判断的感觉，也就是说缺乏经过归纳和梳理的信息。解释性报道的作用就在这里：为读者将孤立的、分散的、表面的信息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和分析，给读者以清晰的整体印象，揭示事件所隐含的真正意义。日本《读卖新闻》在决定增加解释性报道版面时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即使在信息时代，读者需要的也不是信息的洪水，而是以正确的方式接收有用的信息。因此，对泛滥的信息加以‘交通疏导’，将新闻背后、新闻事件深处的东西反映出来，便是报纸的任务。”

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整体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同样是解释性报道发展的重要原因。有知识的受众不再满足于了解发生了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和“怎么样”。解释性报道在报道新闻事件的同时，带入了前因后果、横向纵向联系等材料，满足了受众希望了解更多与新闻事件有关材料的需求。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曾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个时期，‘为什么’变得同‘什么’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华盛顿的记者只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没有告诉原因并指出意义，那么他只干了他工作的一半”。在广播电视的冲击面前，报刊正是利用了它可以深度挖掘事实内涵的这一优势，充分开发事件报道的深度，大量刊登解释性报道、分析性报道、调查性报道以及对新闻背景的分析介绍，跨越时空，纵横捭阖，以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19世纪中叶，美国、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报纸，每份报纸的价格便宜到只是本国货币的最小单位（美分、便士）。当报纸面向公众之时，它们开始最大限度地争取公众，为了扩大发行量，在与电子媒介的竞争中，报纸新闻的深度报道得到更多的重视。

三、强化舆论监督

代表社会舆论监督政治权力，成为报刊重要的政治功能之一。随着近代大众报纸的兴起，报纸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在权力监督方面的潜在能量逐渐释放出来，资产阶级赋予了报纸为政府的“第四机构”或“第四权力”的美称。报刊将各种事件源源不断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和分析、解释，影响人们对这些政治事件的看法，引导政治舆论的焦点和走向。马克思曾经说过，“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当政治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新闻媒介就成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的纽带，不仅要宣传政府的政策指示，也要做到反映民众的声音，特别是表达对政府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督促政府更好地行使其职能。

1849年2月7日，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审理关于《新莱茵报》发表《逮捕一问》、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的案件。在马克思的发言中，他提到：“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认为，报刊有揭露社会现象的权利，报道他所目睹的事情，不以政府当局的利益而改变，这是对读者的知情权负责。在恩格斯的发言中，他进一步重申了揭露的重要性。认为媒介应起到事前揭露的作用。在这里，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使其客观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

报刊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早在20世纪初，中国报刊的舆论监督功能就已得到重视。梁启超认为报纸应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一张报纸抵得上三千毛瑟枪”。《大公报》的创立者英敛之则认为，“夫报纸者，国民之耳目，社会之回声也”，“善者，则政府监督，国民导向，为人群豪杰”。《大公报》以报纸媒体介入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的形式，开启了普通公民知晓政治新闻，塑造政治意识的先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众深深地意识到政治对个体利益的意义，通过参与政治获得和维护个人以及社会利益，推动社会公平公正，对政治的热情正在逐步苏醒，个体的事件也会引发社会层面的关注和思考。报纸在报道个体事件时，往往在解读时延伸到政治权利层面，引发公众的关注，比如在公民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而不是相反。近两年的重要社会事件“房屋拆迁”，传媒报道最终将其处理为政治事件，以宪法保护私产为内容的公民个人权利为诉求点，为这个主题的报道寻找到了一个完全政治意义的基点。

报刊一个重要的力量来源在于它拥有大量的读者。在这个生存环境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报刊成为民众无处不在的眼睛。代表着公众行使起监督社会、监测环境的权力。以近几年的中国传媒实践看，报刊在一些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实践中扮演了重要和关键的角色。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报刊通过自身的报道和政治层面的解读，引发公众的关注，并将广大读者的意见组织、集中并加以升华，形成很大范围的社会舆论，推动政治制度的建设。当然，舆论监督报道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各种力量为了自身的利益，始终在阻挠舆论监督的进行，新闻媒体自身在监督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舆论监督者自身应该如何接受监督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四、设置政治议程

议程设置是报刊对政治的又一个重要的影响。早在1958年，诺顿·郎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报纸是形成所在地议题的最主要的提议者，它在决定大多数人将要谈论什么，大多数人对事实会有什么看法以及大多数人对处理面对的问题有什么想法起着重要作用”。1963年，政治学家伯拉德·柯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出了经典性的名言：“告诉人民去想什么往往难以奏效，但告诉人民该考虑什么，却会惊人地成功。”这一论断被看成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滥觞。议程设置理论对于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从多个方向启发着现代政治传播的研究与实践。首先，议程设置理论从新的角度启发了人们对大众传媒的政治传播效果的认识。政治认知是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基础，人们是根据自己头脑里能够调动的政治信息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的，而能够被调动的政治信息则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接受、记忆的政治信息量是有限的。新的政治信息只能在人们头脑中的有限空间此消彼长，这种此消彼长的结构能够决定人们注意力的主次。议程设置理论说明，大众传媒不仅是信息源，而且是影响源。它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多寡、强调的轻重，会对受众在特定时刻的注意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受众所要采取的政治态度和行动。

议程设置理论是大众传播的效果理论之一，在今天的传播学各个领域中已被广泛应用。但是，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提出时就是一个政治传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的开创性研究还是以后的深化扩展，无不围绕着选举、政治人物形象、政治议题、政治决策等问题展开。所谓议程设置，指的是大众媒介有能力选择并强调某些话题，造成这些话题被公众认可是重要的印象，或者说是大众媒介确定辩论的范围以适合有权势者利益的过程。换言之，报刊等媒介可以通过其对信息内容的选择，能够决定什么内容可以讨论，什么内容不能讨论；什么是热门话题，什么会被排除在讨论的议程之外。也就是说，大众媒介“提供给公众的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新闻媒介的议程——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有选择的报道”。

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Mc Combs）最早提出“议程设置理论”的定义。他认为，就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一般人而论，这种关于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通常来自大众传媒，传播媒介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影响源。有关议程设置的直接表述最先见于诺顿·朗在1958年写的一篇文章，该文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纸是设置地方性议题的原动力。在决定人们将谈论些什么，多数人想到的事实会是什么，以及多数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是什么这些问题上，它起着很大作用。”此外，美国政治学者科恩关于报业威力的一句名言是：“在许多场合，报刊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功。”这些观点都被看作是议程设置理论的萌芽。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假说得到了美国传播学者M.麦库姆斯和D.肖（D.shaw）实证研究的证实。他们通过美国总统大选的定量分析，证明了“受众通过大众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及其他事情，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论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如反映候选人在一次竞选运动中讲了些什么内容时，大众媒介显然决定了哪些是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大众媒介决定了竞选运动的议题，这种影响个人认知变化的能力是大众传播效力的最重要方面之一”。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D.肖提出并确定下来的。麦库姆斯和肖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展开了一项调查研究，并在1972年的《舆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此后又出版了《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一书，这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

议程设置理论对政治传播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既然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对某个信息显著性增加而“引导”或“转移”受众的注意，从而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那么，推而广之，政府的决策管理也是有议程和重点的，传媒可以帮助政府“引导”和“转移”民众的关注。人们对政治的了解或者关注往往来源于报刊等媒介提供的影像，并渐渐习惯于将这些影像看做是真实世界，这又相应增强了媒介的权威性。报刊在政治议题中首先依据自身的标准确定事件的轻重缓急，再讲自己确定的议题告诉公众，让公众了解、体会报刊正在谈论的事件，最后得到的效果是公众的话题与报刊话题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几乎是完全的同步。社会大众在纷繁的政治事件中，通常由报刊等媒介为他们指明方向，帮助他们决定超出了他们实际感受范围的那些事件和问题，究竟哪个是“值得关心和加以注意的”。当然，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主观性功能，而是一种间接的、客观的媒介效果；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还要看公众对媒介的接触频率、公众对媒介的需要程度，以及当时人际交流的情况和不同公众的兴趣等因素，需要对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

五、沟通政治渠道

所谓政治沟通，就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形式——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或是利益动员——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美国学者多伊奇在《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一书中把政治沟通看成是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存储、分析和处理。他认为，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和控制是在沟通中实现的。在当今的现代化国家，政治沟通的基本工具是大众媒介。而在前报纸时代，口头传播是政治沟通的主要手段。现在，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制约着政府的决策行为和过程，而且也在更大范围内左右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和选择。

政治沟通对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政治理论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改革维新时代，梁启超就指出了沟通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消息不通则陋。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原因就在于不通。所以要振兴国家，必须去塞求通，而办报纸乃是基本的途径。正如梁启超所言：“通则强，塞则弱，报纸乃是一个国家的耳目喉舌”。对一个政党和领导者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听到了不同的意见，而是鸦雀无声，无从知晓自己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无从知晓民众的呼声。大众媒介通过报道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呈现出国家的意见生态，并且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这样不仅能够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实现人民的利益。

大众媒体还提供了新的政治表达途径和渠道，推进了公民政治表达的普遍性，包括扩大政治参与的主体和政治表达涉及的范围、促进政治表达渠道的畅通，为社会成员的意见表达提供更多有效的途径。报道民意调查的时候，媒体常常声称自己代表了公共舆论，以批判的口吻劝诫某一个政治家。而政治家们则会认真地看待这些报道，通过它们来评估政治形势，政党也会依此拿出相应的对策。报纸还会刊发读者来信，为民众讨论政治事件提供一个平台。有些报纸的读者来函专版，往往成为政府官员的必读材料和决策依据。

综上，报刊自诞生以来就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报纸的特性使得它在政治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假使没有报纸，那么比上古城市国家大一点的国就不能行民治政体了。报纸的能力可使政治家的言论直接传达到全国人民。”报纸的力量来自于它报道的客观、真实和公正。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无论它的派系如何）都不敢违背这种公正”。这种公正意味着报纸在报道事实、提供消息和各种意见时，能够保证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姿态。正是由于这种品质，“报纸可以用来充当政府的监督者、混沌世界的照明灯、商品及服务情况的市场发言人、提供娱乐消息的介绍人、重大事件和不可预测事物的旗手、符合大众趣味的常识传播发源地”。报刊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包括政治信息的传播和反馈、对政治权力的舆论监督等。各国政府大多重视报刊媒介，希望报刊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传播信息、解释事件，关注报刊的反应。

与此同时，报刊与政治之间也有相当程度的合作关系。因此，报纸的绝对独立性是理想的、不存在的。报纸的独立性总是受到媒介生态系统中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制约。报刊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必须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框架内运作。“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它们只是潜在地发挥独立作用。”“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日本传播学者井上俊也认为报纸的背后总会有权力的影子。尽管历代报人一直以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报纸从来没有摆脱权力的制约而实现完全的自由。“报纸作为文字媒介始终带有权力的影子……是专制权力利用的工具，这是不容否认的” 王宇：《大众媒介导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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