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播电视初创时期（1920-1928）

20世纪广播电视史的开端通常定位于1920年11月2日美国KDKA电台的开播。1920年广播正式诞生以前，已经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实验电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范围的战争，而且也引发了新闻史上规模最大的宣传战。战争的需要促进了无线电技术的发展，为广播电视的诞生做好了技术准备。一战后，各国的广播电台纷纷建立，为基础设施及传播规模层面的准备。

1.一战推动广播电视的兴起

经过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100多年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并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更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勃勃野心下，军备竞赛疯狂展开，局部战争频繁发动，国际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时时发生……由于当时还未出现足以遏制战争的力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战争的需要使无线电技术得到空前发展。

一方面，无线电通讯成为战场上的“新式武器”。一战爆发后，交战各国纷纷采取了保护本国电缆、破坏他国电缆的策略，使本国在通讯及联络上处于有利地位。同时，无线电还直接服务于战争，如用定位仪确定潜水艇和舰艇发出的无线电波位置；用无线电报指挥舰队前进的方向，进行侦察机和炮兵部队之间的联络；用电话联络指挥部和前线军队；电报成为“指挥与控制”的最重要的设备，被广泛地应用于运送武器、俘虏和士兵、管制轻轨铁道等。另一方面，无线电技术与宣传结下渊源。英德宣战后短短四小时内，英国就成功切断了德国与美国之间的电缆，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审查和宣传的首要任务，这样一来，就可支配美国人对战争的想法了”。虽然收音机的缺乏限制了广播的宣传效果，但无线电被用于宣传的可能性已得到确认。

一战后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平息了各列强之间的争斗。经济发展的相对平稳，政治局势的相对平静，为广播电视传播营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速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参数，传统的传播体系难以满足“瞬时”乃至“共时”传播的需要，广播电视的产生成为众望所归。

2.广播电视传播的政治功能逐渐显现

早期广播电视传播政治功能的实现可以视作一种自发行为。随着接收设备的普及，广播电视传播影响的日益扩展，对政治功能的认识逐步由感性上升到理性。

在美国，因为当时生产和销售无线电工业品的利润是制作和播送广播节目所无法比拟的，此时的无线电广播只是被作为信息传递的手段，而不是赢取商业利益的工具，这一时期“对广播的主要期望是文化——它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社会交往。广播被视为潜在的民主工具:‘它将填平阶级鸿沟，因为这些鸿沟极大地依赖于信息和文化机会的差异。’‘那些与美国主流文化隔绝的人将被纳入家园。农夫、穷人、局限于家庭的人和未受教育者屡屡被提到，作为广播的主要受益者。’”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的广播节目主要是音乐，中期穿插一些现场访问、演说，在适当的时候安排政治演说或总统就职演说，节目的综合性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以公营体制为主的英国，一开始便将广播视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对全国进行宣传和传播，并在批准英国广播公司的皇家赦令中明确规定：“英国广播公司是为政府利益服务的手段，而不是提供娱乐的手段。”节目除了有专门为男士和女士开办的谈话节目外，还有当时被认为是爱国主义题材的军乐队演奏。

前苏联的广播与无产阶级新政权紧密相连，成为其“可靠而迅速的通信与报道工具”。列宁更视之为“宣传、鼓动和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文化教育的强大工具”。对广播电视传播社会功能的认识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和阶级性。

当代殖民地国家的广播状况尤为复杂。以中国为例，既有外国人在本国创办的电台，也有自办的电台。外国侵略者把经营广播电台作为推销无线电器材的手段，调动了广播的经济潜能，并在客观上为中国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同时也侵犯了中国的无线电主权。

这一时期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总体上处于技术准备和规模拓展时期，收音机高昂的价格限制了广播的普及。人们对广播电视传播的认知还处于蒙昧状态，政府对广播电视传播的管理也不甚严格，此时广播电视传播的政治功能有所萌芽。

二、经济萧条时期的广播电视（1929-1938）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遭受了经济危机，经济陷入萧条，但广播却渐入佳境，具有了与电影和报纸同样的地位。

1.经济危机意外促进广播电视的快速发展

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美国失业人数激增：1930年为434万，1931年为802万，1932年达1206万，1933年将近1300万，大约占全部民用劳动力5195万的1/4。英国失业人数最高达300万，相当于劳动力的1/4。这次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影响。此时的广播事业在一片萧条中却依旧兴盛，广播电视传播的许多基本问题得以解决，如管理体制、节目类型等。

在广播管理体制层面，结束了产生初期的混乱状况，代之以符合各国国情与传统的、便于实施的、各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如美国的商业型、英国的公营型、前苏联的完全国有型等。管理体制的确立，从总体上构建了广播电视传播的发展框架。以美国为例，在管理体制方面，美国商业性广播大举扩张，教育广播日渐萎缩，广告成为美国广播事业的基础，全国广播公司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主建筑上建成了超现代演播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在麦迪逊大道占有一座建筑，且都在好莱坞设有演播室，以便招揽那里的表演人才。

在节目设立层面，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的受众，体现出节目制作的多样化和综合性。在广播电视传播发展较快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阶段由于经济萧条，大批演员失业，广播电台成为吸引演员的最佳场所和新型舞台；此时传播者已经认识到最大可能地吸引受众是发展广播电视传播的前提，而娱乐节目的易接纳性使之成为提高收受率的首选，因此娱乐节目空前发展，肥皂剧、情景喜剧等娱乐节目形式均相继出现，几乎诞生了所有的节目类型。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广受欢迎的新闻广播也往往采用娱乐的报道手段，如美国1931年开办的《时代报道》即采取了戏剧化的报道形式。

2.广播电视的宣传功能日益强大

借助娱乐功能强力发挥产生的巨大效应，广播的宣传功能被逐渐认识并运用。罗斯福总统开创的“炉边谈话”至今仍是广播史上的经典案例。

“炉边谈话”始于1932年3月12日，首次谈话的内容是有关全美银行的开关与停止营业的问题。此后，罗斯福总统在上任的9个月内，共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20次。在他之前，社会知名人士发表演说，向来都是一本正经地站着讲的，现在美国的总统却是轻松地坐在客厅里对那些坐在自家客厅里聆听的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罗斯福发表第一次演说后，白宫收到了50万封来信。评论员们高度赞扬罗斯福的广播技巧，称他为“真正的内行”。《纽约时报》报道说：“从来没有哪一位总统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叫人觉得这样满怀信心。”著名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称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起到意想不到的“呼风唤雨”的作用。

广播电视传播在20世纪30年代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炉边谈话”让管理者发现了新的政治宣传手段与技巧。此时，广播和报纸的竞争加剧，尤其是在已经出现广播广告的美国。据统计，1929—1939年十年间，报纸的广告收入占全国广告总收入的百分比从54％下降为38％，广播广告收入则从4％上升到27％。这一阶段广播创造的神话，令“靶子论”风光一时。20世纪30年代虽然处于经济萧条时期，但广播传播的宣传功能日渐明显。这一阶段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不但降低了接收设备的成本，也使广播传播更加深入人心。此时电视虽然已在英、法等少数国家出现，但在大众传播领域尚未产生较大影响，无法与运用广泛的无线电广播相抗衡。

三、二战期间的广播电视（1939-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近500年来人类社会所进行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破坏性最大的全球性战争。广播电视因其突出的宣传功能很快成为二战中的有力武器，且宣传技巧日臻完善。

1.二战阻碍了广播电视的拓展壮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新生的电视事业是一次极大的打击。英国、法国和苏联的电视台在战争中先后停播。美国和德国的电视虽然在战争期间维持播出，但美国电视处于停滞状态；而德国的柏林电视台也在纳粹覆灭前的最后时刻被盟军炸毁。德国对波兰的突然袭击打断了英国的电视事业。1939年9月1日，BBC中断正在播放的米老鼠动画片，开始了延续7年的停播。由于事发突然，公司甚至来不及向观众说明便直接关机，将机器都封存了起来。

战争期间，广播业界对美国电视的技术标准还在争论不休，NBC的电视播出时断时续，质量甚差。1940年，负责电讯和广播管理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成立了一个各方均可接受的全国电视标准委员会（NTSC），以建立统一的电视标准。1941年1月，委员会提出了新的NTSC制式标准。据此，FCC规定自1941年7月1日起实施。当时美国全电子电视采用的制式是黑白颜色、525行扫描线、每秒30帧画面，图像采用调幅制，伴音采用调频制，在甚高频段播出。接着，NBC、CBS获准开始商营播出，亦即播出带有广告的常规电视节目。不到半年，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战争打断了电视事业的进程。

二战使大多数国家广播电视在数量规模扩展上几近停滞。美国1939年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首次公开演示电视，同年，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实验台开始经常性播出；但到1945年仍然停留在1940年的水平，仅有电视台6个，电视机不超过1万台。除纽约的电视台播放大量戏剧实况外，其余的电视台只进行象征性的运作。同期约有调幅台940个、调频台30个。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广播在二战爆发后停止播出，直到1946年恢复。虽然个别国家在电台、电视台的数量上有一定的增长，但就世界整体水平而言，二战对广播电视的规模拓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二战还推迟了调幅广播与调频广播、广播与电视之间的竞争，使广播的黄金时期得以延长。战争使“宣传”成为广播电视传播的头等大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广播电视传播对新技术的运用和发展。1928年调频收音机已研制成功，1940年美国成立调频电台，但调频广播的广泛兴起却是在1945年以后。电视方面，法、英、美、苏四国先后在1935年、1936年和1939年创办电视台，除美国二战时有象征性的电视播出外，其他国家几乎完全停止播出。苏联于1945年10月15日恢复定期播出，成为欧洲战后恢复最早的国家。

2.广播电视发挥了强大的战时宣传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阻碍了广播电视传播在硬件设施上的壮大，却使其在战时宣传功能的发挥上呈现出空前盛况。广播能够远距离传播，声情并茂，对受众文化要求低，使二战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广播大战”。

这一阶段电视渐渐在发达国家步入大众传播的舞台，但广播依然是主角，其中以国际广播为甚，轴心国对这场“广播大战”有备而来。二战前，各大国都建立了大功率、多语种的国际广播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开办国际广播的国家从1939年的27个增加到1945年的55个。以德、日为首的战争宣传与以苏、英、美为首的反战宣传形成激烈对抗。此外，有些国家还在占领国开设广播电台，直接进行战时宣传。法西斯国家不仅在战前就开始了有目的的国际广播，而且有明确的模式和策略。德国的准备始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意大利于1935年紧随其后，日本稍晚，但效果强大。同盟国后来居上。英国1932年即开始国际广播，用英语对本国的海外属地播音，1938年9月首次用德语广播首相张伯伦的演说，开始了直接的战时宣传。美国参战较晚，初期政府占用私营电台的短波广播开展宣传，1942年由政府专门创办“美国之音”，开始积极主动的国际广播。苏联一直重视广播的宣传功能，而且第一个使用无线电攻击其他国家。下面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各参战国对广播宣传的重视。1939年二战爆发时，各国播音语种的数量依次为：德国26种，意大利23种，法国21种，苏联13种，英国10种；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很快增加到39种。广播传播的超时空性、收音机的便携性使广播传播的战时宣传功能发挥到极致。鉴于其巨大的影响力，二战中的战胜国在接管战败国机构的时候也把广播作为重要的目标，对其进行控制与改造。

广播电视的战时宣传功能的发挥也离不开传播技巧与策略的提高。二战中广播战时宣传的策略与手法主要表现在攻心为上、分化瓦解、针锋相对、利用矛盾等。不同的宣传策略导致迥异的宣传效果。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在实验基础上提出的“一面理，两面理”理论对之做出了总结：对有知识的人讲“两面理”比“一面理”更容易说服他们；对毫无知识的人，用“一面理”的方法更为有效。同时，传播效果受到受传者思想倾向和态度定势的影响。

四、冷战时期的广播电视（1946-1989）

二战之后，全球未再次出现大范围的战争，但局部战争依旧频繁，美苏之间的竞争加剧，“冷战”成为主要社会特征；冷战是指美国和苏联及他们的盟友在1945年至20世纪90年代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抗、冲突和竞争。在此期间，广播电视传播的宣传功能再次备受瞩目，但是，宣传的侧重不再体现为战争性，而代之以更为复杂的政治性。

1.国际政治的动荡拓展了广播电视传播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旧秩序，战败国德、意、日威风不再，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经济实力遭受重创，美国却大发战争横财，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随着二战的结束日渐显露，充当世界领导者成为美国二战后的既定战略目标；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在二战中迅速崛起，苏联在二战中形成的强大影响力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障碍。因此，美国经历了从“大国合作”政策到“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的转变。

国际政治的动荡为广播电视传播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技术进步完善了广播电视的传播手段，这一阶段的广播电视异彩纷呈。二战后美国的广播电视传播发展迅猛，与美国对峙的苏联在广播电视传播方面同样不甘落后。英国广播公司从1946年3月24日便开始了对苏联的“冷战”广播，称苏联为“铁幕”国家。中国广播电视传播事业的发展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冷战期间，各国广播电视较二战前都有显著发展，无论是在技术手段、节目形态，还是在经营模式等方面，都呈现出由简单到丰富，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广播电视传播的内部竞争日益激烈。相对平静的社会环境使受众对广播电视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广播不再是唯一的宠儿。经济的高速增长、技术的全面发展使调频广播和电视成为广播的强劲竞争对手。为了保证广播电视的传播质量和效果，各国广播电视事业在数量、规模及技术上均有较大进步。调频广播、黑白电视、彩色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录像机等新型传播工具和手段被普遍采用，受众选择范围扩大。但在国际间传播方面，广播仍有较大优势。西方国家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心理战”的主要机构都是广播电台，如自由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等。国际电视台在80年代逐渐受到重视，直到90年代才被广泛运用。

2.广播电视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

“冷战”虽然主要集中在美、苏之间，但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峙，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因此，这一阶段广播电视传播在全面发挥各种社会功能的同时，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尤为引人注目。最能体现广播电视政治斗争功能的莫过于杜鲁门总统的“真理运动”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运动。前者可视为美国冷战宣传策略的开端，后者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成为美国“和平演变”的成功例证。

“真理运动”是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4月发起的。他呼呼所有的媒体“用美国的事实来与共产党人的扭曲作斗争”，并指示要“通过暴露其谎言……指出其荒谬”，同共产主义及其媒体进行斗争。自此美国之音以非常强硬、尖锐、极具挑战性的言辞来批判共产主义。杜鲁门总统还成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展的宣传活动出谋划策。1953年艾森豪威尔担任了为期一年的专门顾问，宣传从此被确立为冷战时期最重要的策略。同年美国还成立了独立于国务院之外的美国新闻署，追查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成为家常便饭。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对苏联逐渐由“颠覆性”宣传转为“渗透性”宣传，企图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渗透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1月开始的“公开化”运动加速了美国胜利的来临。这一年，苏联先后停止了对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干扰，准许西方电台在本国境内设立记者站，准许这些电台的俄语节目在境内直接播出，致使西方电台在苏联赢得了大量听众，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左右舆论导向，从而对苏联政变向最终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冷战时期，西方的政治宣传策略较二战时期的战时宣传更为巧妙。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前，西方国家主要采取直接而猖狂的“颠覆性”宣传，通过广播指挥叛乱，把电台办成颠覆中心或暴乱指挥中心，结果声名狼藉。70年代初，BBC、美国之音相继改变手法，在研究受众心理特点的基础上，减少露骨的反社会主义宣传，加强对西方物质生活、自由民主、服务业热情周到等的“社会宣传”，在听众中造成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冷漠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事实证明，后者是更隐蔽、更有效的手法。

作为冷战时期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二战后至8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广播电视传播的发展空间巨大，其政治斗争功能也不断增强。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电视发展的冲击，广播的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之后电视逐渐取代广播成为位居首位的大众传播媒介。整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广播电视成为国内外政治斗争及对公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有力武器。

五、全球化时代的广播电视（1990年到现在）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从90年代开始真正盛行。媒介学者麦克卢汉在60年代提出著名的“地球村”理论，他相信，“印刷媒介使人类世界彼此疏远，而电子媒介则使得我们更加相互依赖，并且把世界重新塑造成一个‘地球村’的形象。”随着广播电视传播手段的发展，人类意识中的时间与空间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跨国传播、跨国交流在技术上不再是梦想。但在意识层面，60—70年代本土化依然是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加强民族文化传统传播、抵制外来文化侵蚀是广播电视传播的重点。“全球化”更多地被运用于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广播电视传播全球化意识的全面展现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90年代，这时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掀起媒体并购浪潮，广播电视成为全球企业大兼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广播电视成为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工具。

1.全球化促使广播电视迅速发展

全球化时代是国际交往空前密集和繁盛的时代，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赢利渠道，发展中国家则借助“全球化”引进资金与技术；但这种“全球化”归根到底并非建立在平等发展的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掩饰下更为隐蔽地传播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控制发展中国家。

这一时期广播电视在传播手段和传播规模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特征，网络媒体的出现也并没有降低广播电视的传播影响和传播效果。2007年，Potter和Riddle进行的一项内容分析研究则表明，1993-2005年期间，电子媒介已经取代印刷媒介成为传播效果研究中的主导媒介，其中电视居于首位，互联网成为排名第二的媒介。

全球化阶段，广播电视传播的一大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媒体大并购。这次媒体并购狂潮规模大、范围广，多为跨国、跨行业合作，广播电视业与电信业、计算机业、出版业相互融合、相互渗透。被誉为“全球电视帝国”的默多克集团在英国、德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香港等地拥有自办、合营、合作的卫星电视网和有线电视网达10多家，覆盖范围已达全球面积的1/3和全球人口的2/3。

90年代的广播电视融入更广泛的传播环境，加入数字技术的潮流，并奔向信息高速公路的前景。到21世纪，数字化逐渐成为世界传播技术的主流。以中国为例，目前中国已基本形成了无线、有线、卫星等多技术多层次混合覆盖的、现代化的、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广播电视覆盖网。2010年中国全面普及数字电视，2015年全国将关闭所有模拟信号。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随着科技进步和硬件设施的逐步完备，广播电视作为传统媒介将会与网络媒体整合共存，拥有更为丰富的资源和传播方式，驰骋于全球化的舞台。

2.广播电视成为政治传播的全球化工具

卫星电视的普及和国际传播的发展使广播电视成为“政治全球化”的重要工具。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借助广播电视传播的强大社会影响力宣扬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通过强化本国的广播电视传播力量对之进行防御。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几乎动用了所有广播电视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在节目形态上，影视剧、信息节目、娱乐节目、专题节目等，直接或间接地传递西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传播方式上，国际广播、国际电视、电影等多种媒介齐头并进；在经营形式上，跨国收购媒体、申请购买频道、人才培训、合资或合作制作节目，名目繁多。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化的目标，广播电视传播集政治、娱乐、经济、文化等所有社会功能于一体，成为强有力的全球化工具。

1991年的海湾战争被称为“波斯湾电视战争”。由于卫星技术的应用，电视使新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有关交战国、组织和机构之间传播，标志着有线电视的异军突起，而且引发了各国对国际电视的高度重视，使广播电视传播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展开。

全球化时期的广播电视依然是西方国家进行渗透性宣传的有力工具。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重点聚焦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华广播迅速增加；国际电视的大量涌现，使传播手段更完善，力度更强大；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国际间各种壁垒的减少，各国对政治宣传的防御难度日益增大，国际传播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