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它的途径和方式包括政治表达、政治选举、政治监督等。在传统社会里，政治参与在村落范围内可能是广泛的，但在高于村落的任何范围内，它都只可能局限于少数人。广播电视的出现为政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并改变了整个传统政治的面貌，它通过拓宽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促进公民更强的参与欲望，为公民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家大事创造了新机会。
一、广播电视与政治表达
政治表达是指公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游行、集会、与政治领导人接触等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希望政府作出体现自己的意愿的决策的行为。政治表达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最广泛的途径之一，政治表达权利也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广播电视的产生大大提高了公民政治表达的普遍性，并促进了政治表达渠道的畅通，缓解了政治矛盾与冲突。
1.广播电视提高政治表达的普遍性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公民政治表达普遍性的提高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少数人对政治表达权利的垄断，使大多数人在诸多的政治事务中开始享受到了这一民主权利，这种普遍性主要表现在大众传媒对社情民意的表达上。只有在建立了一定的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具备了公民政治表达的民主环境和氛围，广播电视才能带来政治表达的普遍性。广播电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扩大了政治参与的主体
公民政治表达的普遍性首先要求公民对政治的广泛参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要求参与者接受关于政治的一般和特殊的信息，获得这种信息的人，即在心理和精神上介入更多的人，就有可能参与政治。反之，那些没有得到信息的人，很可能对政治现象无动于衷，缺乏心理上的介入，很少有可能参与政治。
广播电视的发展壮大，不仅使知晓政治事务的公民数量增加了，还使掌握政治表达能力可以进行政治表达的人数增加了。中世纪，在政治、神学等领域，那些权威性的人物往往就是那些掌握着最多信息的人，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实现对社会和其他人的控制，甚至借此为自己营造种种神秘的面具。但是，当广播电视出现并发展起来之后，少部分人控制信息的时代就一去不返了。今天一位居住在边远地区的民众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来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甚至走上电视荧屏来表达自己对某一事件的态度。广播电视传播的广泛性和及时性打破了少部分人对政治的垄断权，在社会成员中普遍扩大政治意识，增加社会成员的政治诉求，拓宽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面，这种广泛的政治参与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
（2）扩大了公民政治表达涉及的范围
在履行自己的表达权利之前，公民必须先享有对政治事务的知晓权，只有在知晓某一事件的基础上，才能就某一事件发表意见。人们通过广播电视不仅可以了解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事，还可以了解到全国大事、全球大事，并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对此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广播电视的发展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和传递，使人们在增加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的同时，思考和关注的范围也扩大了。
广播电视的传播促进了政治信息的普及化程度。通过发挥广播电视具有的教育功能，大量的公共教育使公民了解到有哪些社会福利和申请条件、了解现代社会的规章制度，增强对政治体系的理解能力和关注强度，提高政治表达水平和判断分析问题的准确程度和深度，影响政治表达能力。
2.广播电视促进政治表达渠道的畅通
意见的表达需要借助一定的表达渠道，政治表达也是如此。封建统治下的微服私访是官员或帝王对普通社会成员意愿的一种实地调查，在这种政治体制条件下，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机构保证，社会成员的政治表达渠道是严重堵塞和滞后的。在现代政治体系中，专门设立的收集、听取民意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诉求的渠道，提供公民最重要的政治表达途径。但是，现代社会信息的日益丰富和公民政治诉求的增加、政府部门工作可能存在的低效率使上述政府渠道出现了堵塞的危险，仅仅有政府部门来收集、整理、反映公众的政治表达诉求已经远远不够。
广播电视以其影响的广泛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弥补了政府部门的不足。电台和电视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天地，人们可以通过它们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同看法。当前中国有一批优秀的广播电视节目为促进政治表达渠道搭建了公共平台，例如《阳光热线》、《高官访谈》、《小崔会客》等节目。在《高官访谈》的现场，由主持人、高官和现场内外参与者（现场发言或提问、打电话、发短信、网络留言等）营造的言论场，无论对哪一方都形成了强烈的刺激，激发了表达和参与讨论的冲动。其间的问与答、意见的一致与冲突、各方参与的热情与冷漠等，都通过实时直播的电视节目原生态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种未加修饰地直播节目展现的正是交流的本来面目。一旦不能实现直播，“媒体的偏见”就会适时地发挥作用，即按照媒体的意见对访谈的环节和交流的意见进行取舍，访谈中的原始信息就可能出现变形。
广播电视的传播优势吸引着政府官员到节目中公开发布信息，也吸引公众参与讨论，从而为民主政治传播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引导公众从不同的视角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向公众传播民主政治的知识和观念，引导他们形成“应该参与管理”、“可以这样参与”的民主参与观念；另外广播电视的技术优势为讨论双方设置实时交流的空间，因而讨论可以更充分、更深入。政治表达渠道的增加不仅可以为决策者提供社情民意，不仅体现了政治民主，也有助于决策的科学性。
3.广播电视缓解政治矛盾与冲突
在今天的社会发展格局中人们参与政治的愿望正逐步增强，但参与愿望的增强和参与渠道不足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引起社会政治的冲突与不稳定，广播电视在提供畅通的政治表达渠道的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政治稳定。
（1）缓解政治参与要求的不断增加与现有参与渠道不足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不断出现，并不断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在新的利益格局中，新兴的阶层和集团迫切要求介入政治决策过程，表达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希望政府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那些在利益关系调整中受损或者在新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利益集团，也希望通过表达使政府注意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帮助自己的利益实现。但原有的政治体系由于改革速度不够快或由于其自身的局限，不一定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利益格局的要求。广播电视通过不断报道新情况和新问题，可以在二者之间发挥疏导和沟通作用，加大双方的了解和支持度。
亨廷顿在他的政治学理论中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越出了制度载体的承受极限，即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以致政治体系不能完全输入和综合由现代化而产生的公民政治参与要求并最终形成政策输出，这就使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由此，他得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比率，当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与制度化水平保持均衡并达到较高水平时，政治稳定就可以得到持久的巩固；而如果公众参与程度与政治规范化、制度化程度不一致，则会酿成社会政治局势的动荡。
（2）减轻公民向政治体系施加的压力
政治参与可以使政治体系及时了解公众的利益要求，缓和社会利益对社会分配不满的情绪，增加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但如果政治体系不能向公众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公众就会寻求新的表达渠道，向政治体系施加外部压力，造成连续的政治不稳定。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动乱“主要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集团被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结果”。当人们正常的参与要求无法从制度内部获得时，加上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缺乏对政治行为合法性的重视，常常通过制度外的渠道如暴动、示威、骚乱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给政府施加压力，以此换取政治体系做出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倾斜。如此一来，出现这样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反而出现了较强的政治稳定，而经济发展起来的国家反而容易出现政治局势的动荡和不安。
广播电视通过提供广阔的政治表达空间，在政治体系和公众之间充当了沟通和润滑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广播电视弥补了政治参与渠道的不足，起着化解矛盾、减少冲突的作用。
二、广播电视与政治选举
选举是公民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或其他公职人员的活动。在现代政治选举中，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竞选成为最重要的参选手段之一。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全国性选举运动，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通过广播电视来报告、介绍党派和竞选者的具体主张和政策，以争取支持和选票。
1.广播电视为政治选举提供舞台
大众传媒手段的发展尤其是广播电视的出现使全国性的政治选举成为可能，其中电视为政治选举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实行政治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和选举进展情况必须被大量介绍给公众，在大范围的选举中，广播电视成功地扮演着在民众和候选人之间进行沟通的角色，提供着竞选信息，并把竞选者的形象和主张展示给公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已经浓缩到了小小的电视屏幕上了。
广播利用电波传送信息，传出的声音与听众听到的声音几乎同步，其传递速度是其他任何载体都无可比拟的。首先在政治竞选中使用广播电台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炉边谈话”是罗斯福当选总统后一种联系群众的广播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政治传播效果。
电视同时作用于受众的视听觉器官，它对政治信息的传播不但及时而且最为生动，富有感染力，触及面广，送达率高，是理想的政治传播工具。电视“使政治行为直面公众，公众因而可以通过电视直接表现他们的政治行为，而少数政治行为施行者也不得不在行为言论之前因考虑到受众的反应而有所改善或进行调整”，这种政治与电视的紧密结合状况，又被传播学界称之为“ 电视民主”，形象政治“或”电视施政。美国总统竞选运动编年史专家西奥多·怀特说：电视是政治进程，电视是政治的比赛场地。今天，行动是在演播室里，而不是在密室里。20世纪40年代末电视第一次介入美国总统选举，1962年候选人尼克松和肯尼迪首次在电视上进行公开辩论，之后，电视成为美国政治游戏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和工具，成为选举文化的重要一环，并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地效法，创造了选举与电视相结合的这种新的政治传播形态。
2.广播电视渲染了政治选举的戏剧效果
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介入选举，大大提升了政治文化的表演性和戏剧性，因为电视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大量的宣传报道集中在了细枝末节上，只是为了让情节更好看，而电视画面上的候选人需要更充分地展示自己。例如，在美国大选中，小布什播放了一则攻击克里的广告，克里立即用自己的广告片给予回击。电视的介入使得这些政治事件极富戏剧性，充分吸引了受众的关注。
电视媒介会刻意渲染政治选举的戏剧效果。比如，有时电视媒介会帮助他们可能并不喜欢的候选人，因为电视媒介喜欢一场能够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竞争，如果某一位候选人遥遥领先，对于观众来说就失去了收视的吸引力。电视渲染的选举及其他的戏剧性效果，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引发选民群体的分化与组合。美国选举的事实表明，电视报道对于选民的决策有“铺垫效果”，在选民走向投票站投票时，心目中最先想到的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最后一分钟接触的电视新闻的影响。广播电视在选举期间反复报道的竞选者所谈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提醒了受众该注意什么问题，告诉了人们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
美国的竞选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治秀，其仪式感在不断地增强，而一些实质性的政治内容则被抽空了。目前政治已成为娱乐消费的一部分，政治新闻、竞选广告、政治辩论等全部变成了娱乐消费的产品，其中严肃的和沉重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被剥离了。
3.广播电视影响了政治选举的结果
广播电视的出现，大大改变了美国政治中竞选的程序方式，使候选人的外在魅力、表达能力及礼仪风度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之一，塑造候选人媒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选民的意愿，并影响最终选举结果。麦克卢汉说：“电视来临之后，政治活动中以街区为单位预测选票的方式随之结束，因为这是一种专门化和分割化的形式，而专门化和分割化在电视产生之后再也行不通了。我们看见的不再是选举人的街区，而是选举中的整体图像，是覆盖宽泛的形象。我们看见的不是政治观点或政治讲坛，则是整个的政治姿态。我们看重的不是产品，而是生产的过程。”
电视上的视觉形象逐步取代政治理念和政治纲领，成为竞选者诉求的主要方面和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政党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原因，诸如两党都想讨好各个阶层的选民，因此政治立场会模糊化。不过，电视媒介对传统竞选政治的革命与颠覆是不容否认的。“在一个电视和其他视觉媒介占据重要地位的世界里，‘政治知识’只是意味着图像，而不是文字。”利用电视手段传递以图像为核心的政治信息，其所欲征服的不是受众的理性，而是感官和情感。所以，候选人在媒介上所展示的形象是否为选民所认同，往往能对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在1976年的美国大选中，默默无闻的“乡巴佬”卡特能够战胜寻求连任的福特，成功之处就在于利用了媒体的神奇力量：他在著名广告专家拉夫肖恩的策划下，以质朴、诚实、自然的平民形象出现在媒体上，正好切合了“水门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政治腐败和丑闻的厌倦、不满之情。而美国总统候选人里根和卡特对阵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为总统时，《纽约时报》评论说：“里根这次当选的胜利，多半归功于他当年在屏幕上树立的正派形象。”《新闻周刊》在评论里根当选的文章中称他是“当代利用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最成功的政治家”。
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选举中，注重在电视上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为了建立有利的媒介形象，在美国，一个重要的竞选技巧是控制候选人给选民的印象，一切有利于制造表象的事件被强调了，而不利的东西则被回避。在电视出现前，美国各政党推举候选人着重投合广播的优势，偏爱选择音质优美、嗓音洪亮、善于演讲的人参加竞选，电视传播发展起来后，则注重找适合电视特点的人，相貌端庄、善于表演的政治家往往捷足先登。在日本，电视演员进军政坛十分普遍。1962年NHK节目“我的秘密”的演员在参议院全国选区中当选。在现实政治中电视给予受众很强的意识影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68年的参议院全国选区中，诞生了大量的“演员候选人”。作家石原慎太郎、今光东，演员青岛幸男、横山敲等，以及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金牌女子芭蕾的教练大松博文均为参选者。
4.广播电视的介入使政治选举更加商业化
广播电视使个人的形象、行为与思想都得到了空前的最大化传播与扩散，于是，能在电视机镜头前露脸，也成为最大的“卖点”，相反，从电视上消失，就意味着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在电视媒介与政治文化的互动中，可以用肯尼迪的名言“离开电视我们无法生存”来形容。因此，在恰当的电视时段上宣传恰当的主题、标语、口号和演讲，是选举文化的重要内容。以美国选举为例，候选人在电视时段上的竞争已经以分、秒为计。美国学者指出：在电视时代，所谓机会就是胜利的候选人花得更多，而且多半花在电视广告上。显然，对于众多的电视媒介来说，这也是一笔绝好的“大生意”。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每次选举都一定会有输家，但随着选举费用的不断攀升，却使电视媒介成为选战中真正的赢家。
电视介入选举之后，它的负面效应是很明显的。如果说政治智慧、政治传播也是需要高度的理性、远见和真诚的话，那么电视恰恰是高度的感性甚至非理性的。如今的竞选活动围绕着获得电视上的时段而考虑，获胜者多半是那些出得起大价钱雇佣最好的新闻媒体顾问的人。据估计，大约一半的总统竞选求助于电视。一些批评家甚至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钱，候选人在实质上可以通过电视买到官职。
三、广播电视与舆论监督
1.监督政治环境
舆论监督通常是指由新闻媒介代表社会公众，对国家（政府）权力执行时发生的因权力滥用等导致的腐败进行监督。“舆论监督”作为概念经常意指媒体监督，而其所代表的公众并非正式授权，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舆论监督是社会成员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的体现，是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的重要途径。作为大众传媒中最具影响力的媒介之一，广播电视在舆论监督方面作用显著。
广播电视作为大众媒介具有一定的公众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公众意见和呼声，这使得它在整体上可以与阶级和党派等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不完全和政治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广播电视可以通过监督作用发挥其对政治的能动性，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和限制作用。广播电视以声音画面为表达手段，具有丰富的表现力，特别是电视画面的现场摄制，更为观众提供了身临其境的真实性。随着广播电视技术的迅速发展升级，广播电视对政治环境的监督已经成为人们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电台舆论监督节目《新闻纵横》节目以弘扬社会公平与正义为宗旨，聚焦社会热点、暴露社会问题、反映群众呼声，深受听众的欢迎和好评。近年来兴起的“《阳光热线》现象”表明一大批以《阳光热线》为代表的新型的舆论监督节目为广播舆论监督节目拓展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自从创办以来，就以舆论监督为自己的使命，通过实地调查，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让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引起各级领导重视，并采取措施给予解决。朱镕基曾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通过这种对现实社会环境的监督，广播电视促进整个社会政治向着民主化、法制化不断发展。
2.彰显舆论监督的广度和力度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视联系着千家万户，形成社会上空前巨大的传播网络和传播体系。在没有广播电视的时代，人们之间意见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人际传播和报纸杂志，时效性相对较差，影响范围较小。广播电视的产生和发展，使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的普遍交往成为可能，国家的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信息能够在瞬间到达世界各地，因此广播电视的出现为大范围内的舆论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舆论的支持，不仅在监督范围上是全方位的，在参与监督的主体上也可以发动广大公众，增强了政治监督的广度和力度。
广播电视具有真实、形象、及时等特点，舆论监督依靠广播电视，能迅速地、直观地把这些问题反映出来，形成舆论压力，及时产生效应。通过广播电视的公开报道，对政府工作和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一切权力和掌握权力的人进行监督，将腐败行为、不法分子曝光，在激起民愤后，掌握处分权的机关一般不敢轻易地包庇袒护，由此使被监督者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不怕记过不怕降，就怕新闻大曝光”，体现了广播电视舆论监督的威慑力。
广播电视以其传递信息的普及性、快速性以及广泛性等优势成为现代社会中政治监督的有效工具。随着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加强和传播技术的提升和进步，广播电视将会进一步增强舆论监督的广度和力度。
3.为舆论监督提供诸多途径
广播电视通过提供多种监督方式，为公民批评、监督政府提供舆论平台；通过报道和评论公开政务信息，增加政府的透明度，防止腐败的衍生，及时纠正政府行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新闻事业在宪政体制中、特别是在相关法律保护下进行的舆论监督，是通过诸如文字图像形式的大量客观报道，将权力运行的真实情况曝光于公众视野之中。另外还可以通过深入的调查性报告等形式，更加深入地对腐败进行披露和剖析，以及通过各种评论对腐败作进一步的抨击等。例如在美国，媒体监督政府的独立地位来自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申冤请愿的权利”。而在随后的一些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都根据宪法修正案作出了有利于媒介自由监督政府的判决。在宪法的保护下，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传媒尤其是广播电视对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渎职行为、滥用权力乃至私生活不检点的揭露和批评，迫使政府改变做法或导致官员引咎辞职。
在中国，广播电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全方位的舆论监督，取得了不少成绩，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是通过广播电视进行政治新闻报道，政务类会议直播、录播，直接展现决策、立法的过程。重大会议和活动发生时，人们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看到政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及时方便地了解最新资讯。例如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央视首次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讨论过程进行直播和录播就是一次突破。二是开办政务类广播电视节目，对政治现象和问题进行评论，或进行官员专访，达到交流、沟通直至解决问题的效果。目前中国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政治监督作用的优秀广播电视节目，例如广播节目《投诉热线》和《行风热线》、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等类型的电视节目，通过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和社会好人好事的赞扬，针砭时弊，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经过电台、电视台的曝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能够迅速引起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事情也得到圆满解决，广播电视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