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本位是指民法的基本观念，即民法的基本目的，或者基本作用或者基本任务。

参见王伯琦：《民法总则》，台湾编译馆1979年第8版，第31页。

民法本位因时代的不同，经历了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三个发展阶段。

“民法基本观念之演变，因时代之不同，可分为三个时期。其初为义务本位时期。此一时期，自罗马法以至中世纪，延绵仅二千年。第二时期为权利本位时期。此一时期，自16世纪开始，经17、18世纪之孕育，而成熟于19世纪。自本世纪起，开始另一时期，称之为社会本位时期。”同上。

古代社会的法律以确认社会成员的义务为基本内容，称为义务本位。

关于义务本位，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民法只可能以权利本位，无所谓义务本位或社会本位的民法，也不可能有权利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民法。”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近代以来，一些国家的法律以确认社会成员的权利为基本内容，称为权利本位。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法律社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法律社会化充分反映出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即从强调自由到限制自由、突出个性和个人权利到限制个人权利和重视社会利益的转变。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各国又确立了以社会为本位的立法。“由法律制度进化之过程观之，法律系由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最后再进入社会本位。”

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在义务本位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均局限于家族，每个自然人有其特定的身份，在这种身份关系上，建立了整个社会秩序。法律规定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换言之，权利义务的取得是基于身份，因而义务本位实际上是身份本位、等级本位。例如，罗马的家父是罗马法的核心，罗马城邦是以家为基础而建立的。家父对子女和奴隶的权利与对物的支配权完全相同。义务本位法律的实质，是法律只确认少数人享有完全的权利主体资格即人的资格，多数人不享有或者不完全享有权利主体资格，即不享有人的资格。义务本位时期的个人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从而也不可能形成个人的独立意思的表达。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家族渐次解体，个人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逐步形成，社会秩序则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合意所构建的关系为基础。个人成为社会生活的独立单位，个人意思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即个人意思构成社会关系的基础。义务的承担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出于独立自由的意思，即基于合同关系。英国的梅因（SirHenryJamesSumnerMaine）把人类社会从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的过程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fromstatustocontract）的运动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庭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6—97页。

，人类社会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发展史，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经历了从自然人人格的不平等到人格平等的历史过程。

在权利本位时期，自然人均具有权利主体的资格。自然人进入社会的资格平等即人格平等，自然人的人格只有通过行使权利才能实现。法律通过规定自然人权利，实现自然人人格。权利本位法律的实质是法律确认所有自然人均享有权利主体资格，而不是权利的客体。在权利本位时期，权利是法律秩序的重心，权利思想支配一切，法律规定义务仅为创设权利的基础而已。法律的基本任务由义务的履行转而对权利的保护，为使权利的内容能够实现才有义务的履行。

在20世纪之前，经济相对不发达，自然人之间在财富上的差距不大，工业发展对社会环境造成的破坏相对不严重，法律赋予个人享有较大的自由，形成了实现自然人人格平等的原则，民法形成了所有权绝对原则、私法自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等法律原则。在20世纪之后，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创造出了大量新的交易形式；大企业集团纷纷涌现，自然人之间在财富上的差距拉大；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对社会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这种情形下，19世纪的民法理念无法真正实现自然人人格平等，为真正实现此平等，法律对19世纪民法原则进行了修正，即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加强了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限制。20世纪之交制定的《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确立了权利的行使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等，权利本位思想逐渐让位于带有社会因素的权利观念，这个演变的过程被称为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律的基本任务，不再是完全保护权利。为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增进社会共同福利，法律强制规定了各种义务，限制或者剥夺了部分权利。社会本位是权利本位的调整，而不是义务本位的复活。

参见王伯琦：《民法总则》，台湾编译馆1979年第8版，第33页。

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均源于自然人人格平等的观念。个人本位是以人的个体为本位，允许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在个人本位时期，社会是所有个体的总和，平等地尊重各个个体的意志，就是尊重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基本上不发生冲突，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而已。个人利益最大化即构成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在社会本位时期，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社会利益不等于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个人利益的实现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个人本位对个人权利的限制较少，社会本位对个人权利的限制较大，但两者的限制均是对各个个体的平等限制，是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实现个体人格平等的不同方式而已。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都是权利本位，社会本位不过是权利本位的现代形式和第二阶段。

“现代明文国家之民法，无不以确立个人之人格观念为初基……本世纪开始，正对其弊，乃有所谓社会化之法制产生。但其基本出发点，并未脱离个人及权利观念也。观民法将来之趋向。唯一在个人和社会之间，谋求和谐。”王伯琦：《民法总则》，台湾编译馆1979年第8版，第34页。

在民法发展史上，从古代民法到近代民法的发展，表现为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这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转变，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而从近代民法走向现代民法，则是在权利本位中所经历的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递进的过程，也是一个量变的过程。

总之，古代社会的法律为义务本位，近现代社会的法律为权利本位。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从形式不平等到形式平等，标志着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过程。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是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过程，法律确认权利主体之间的形式平等掩盖了他们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标志着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