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京特·克罗伊斯鲍尔
本文原载于ARSPBeiheftNr.99（2004）,S.9—25.
著张青波
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译
一、引论
乌尔弗里德·诺伊曼在其《法律论证理论》的引论中写道，法律论证理论“在最近二十年间，在法律理论研究中获得了一个支配性地位。”
Neumann1986,1.
这一现在很快就有二十岁的论断所提出的问题是，今日法律论证理论的情形如何。乍一看，可能认为，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它的地位实际上变糟了。
也参见Hilgendorf1996.
对此也可以提到两个相关联的原因。首先，没有实现法律论证和修辞学即使不取代也至少强烈地影响到法律教义学这一希望。另外，其最重要的理论仍由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理论构成。那么，自诺伊曼的论断以来，没有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吗？最终应该把法律论证理论和修辞学封入历史档案吗？
从本文的存在就可以感觉到，作者打算对这些问题作否定回答。但为了能在细节上回答它，必须处理这一学科的研究史。除了几篇较小的论文
HaftundHilgendorf1993;Pavnik1993,130ff.;Feteris1997.
，已有很多重要的作品出版，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诺伊曼的《法律论证理论》
Neumann1986.
和伊芙林·T.菲特丽斯的《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判证成理论概览》。
Feteris1999.
但明显的是，长期以来在德语中不再有这类概述，故此（从2004年看来）最新的潮流尚未得到适当评估。对法律论证理论研究史的发展，本文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从其开端到今天的简短概览。
对法哲学的专业文献审视表明，正如已经提到的，最重要的作品
见下文：三（一）。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已写就。类似阿列克西的《理性法律商谈理论》
Alexy1991;这个名称的给出基于Neumann1986,78ff.
和佩策尼克的《法律论证的转换理论》的经典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再有了。然而，对法律论证的研究比以前更迫切了，因为即使能记录到一个特定法哲学研究的衰落，其他专业学者
在本文中没有提到阴性语法形式（在德文中学者有阳性（男）和阴性（女）形式，作者在正文中仅仅用了阳性。——译者注），但这绝非因为惯常的评价，而只是为较好的可读性所做的退让。
的这种兴趣却同时增长了。也就是说，不是停滞，而是转移到非法哲学的专业了，其中主要提到两个：第一个是（普遍）论证理论——一个新的、富有成效的科学专业，其从80年代早期以来就形成。它的主要代表是汉斯·弗朗斯·冯·爱默伦和鲁比·格鲁特德斯特的阿姆斯特丹学派的“语用—辩证进路”，以及“非形式逻辑”
参见Freeman2000,JohnsonundBlair2000,Levi2002.
和“批评性思考”
参见Facione1998,Epstein2002,KahaneundCavender2002,Halpern2003.
学术流派。今天，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学派的作品被看做是法律论证理论内部最重要的流派。
见下文：四。
另一个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自大约相同时间发展出的新形式取向的支派，可称为“人工智能与法律共同体”
对这一称谓，参见Prakken2002,113.
，并把信息理论的、逻辑的和数学的技术与对法律论证的新兴趣联系在一起。但是，对法哲学的研究当然也不是完全消失了。在这里，今天那些学者的作品最为重要，他们研究了两个特别领域，也就是研究德国最高法院判决中的修辞学（哈根项目，HagenerProjekt）
见下文：五。
和法律证立理论。
见下文：三（二）。
自古希腊以来，论证是科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参见Eggs1992,915ff.,vanEemeren,Grootendorstetal.1996,29ff.
然而，作为科学学科，论证理论是20世纪的产儿。为了进一步说明论证理论，首先需要界定“论证”和“法律论证”的概念。对前者，应该采纳刚才提到的“语用—辩证进路”的概念：“论证是言辞的、社会的和理性的活动，旨在通过提出证成和反驳（表达在观点中的）命题的一些陈述，使理性批判者信服这个观点的可接受性。”
vanEemerenundGrootendorst2003,1;人们注意到，非理性的视角，诸如感情化的技巧，以此被排除了。（参见Sobota1996,115—136）.
以此为基础，“法律论证”
Kreuzbauer2003,9ff.,insb.17ff.
的概念被界定为发生在法律商谈中，这种论证在此可以区分为立法的、行政的、法庭的、法学的、私人的法律商谈。
另一种分类见Alexy1991,261.
对研究活动有意义的主要是法庭商谈，它涉及当事人、代理人的诉状和法官判决证立中的论证。尽管法律论证可以从理论的和经验的视角来审视
SchneiderundSchroth1994,480;也参见Neumann1986,10ff.,Feteris1999,21und24.
，大多数文献向来持理论的视角。
对于例外，参见Sobota1992a,Sobota1992b,WagnerDblerundPhilipps1992,Sobota1996,Rttgen2001.
这里也应遵循这一方向。
二、法律论证理论的先驱学科
根据现有的共识，1971年举行的布鲁塞尔法哲学和社会哲学世界大会标志着法律论证理论领域研究的开始。
至少没有一位作者提到这个日子之前产生的重要科学成果（参见Aarnio,Alexyetal.1983,9ff.,Neumann1986,1ff.,Feteris1997,356ff.,Feteris1999,13ff.）。就会议进程，参见“DiejuristischeArgumentation”（1972）,Hubien1971.
然而，在法律逻辑学、论题学、普遍修辞学和论证理论这三个领域中有其重要的先驱学科。在这里，只在对法律论证理论的发展有意义的范围内讨论，而对其缘起则弃置不论。
法律逻辑学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逻辑是“研究用以区分正确和不正确推理的方法和原则”（CopiundCohen2002,3）。这里，我们只在形式（或数理）逻辑和“法律逻辑”——非技术地作为所有逻辑，特别是规范逻辑为法律目的富有贡献的尝试的集合概念——的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
也是20世纪的产儿。在其产生时，开始很大程度上未受重视
Mally1926.
，格奥尔格·亨利克·冯·怀特1951年发表论文“道义逻辑”，在文中以元伦理学（alethisch）模态逻辑为样本提出了一种规范逻辑。
vonWright1951;对不同规范逻辑演算及其各自称谓（命令逻辑、规范逻辑、道义逻辑、法律逻辑等等）之间的争论，这里不做进一步探讨；参见Weinberger1989,Kreuzbauer2002;对道义逻辑总的参见Hilpinen2001.
随后，法律逻辑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参见Klug1951,Weinberger1970,TammeloundSchreiner1974und1977.
，涉及以形式逻辑工具分析法律语言和法律思维。
参见Gardies1978,Gardies1985.
故此，它和法律论证理论处理相似的研究对象，然而却在根本上只关注推理步骤，借助这些步骤可以从给定前提推到结论，但它却不关心前提的来源和其中所用的论题。法律论证理论的许多代表认为这一进路太窄了，并在对前提种类和来源的研究中看到了真正重要的因素。由于这个原因，法律论证理论尝试摆脱法律逻辑学，这一点它最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典理论的出现而做到了。但此外也一直有著名的学者，如奥托·魏因贝格尔，多次尝试联接这两门学科。
对于法律逻辑学和法律论证理论之间的联系，参见Weinberger1971,Wróblewski1979,Weinberger1983,Gardies1985,Schreiner1985,Feteris1999,34ff.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人工智能和法律共同体”
见下文：四。
以来，这一努力获得了新的动力，因为恰恰对这些学者来说，以形式工具塑造法律论证的努力是典型的。
作为法律论证理论的第二个先驱学科，应该提到法律论题学，它自然和“特奥多尔·菲韦格”的名字不可分地相连。
Viehweg1974;对此也参见Otte1970,Weinberger1971,Weinberger1973,Neumann1986,54ff.
至少在德语国家，这一开端在最近数十年获得了很大重视。然而，在结论上它不能成功地作为法律教义学的替代品。在其1954年第一次出版的经典文本《论题学与法学》
Viehweg1974.
中，菲韦格追溯了一份古代“被遗忘”的遗产，也就是由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论题学。
Aristoteles1992;“论题学”一般被理解为关于论题的学说。亚里士多德总结为，那些普遍语言或事物的规律性在辩证法和修辞学中使从论述到达给定论证目标的方法性构造成为可能。（Primavesi1998,1263）;对此也参见Bloomer2001,779,Kreuzbauer2003,14f.
可以先简单地把作为这个学说之基础的论题概念理解成一般的命题，也就是“通常看法”，例如“戴眼镜的男子有文化”。然而除此之外，第二种概念用法也能成立，它视论题是对较复杂论证的简要总结。故此，它和以成语表达出来的“生活智慧”相似。这种成语通常也因其自身就令人信服。但同时，它们也有助于缩短一个较长的论证过程。对于法学来说，第二种意义是决定性的。比如可以在经典的法律论题中找到它们，例如这些为任何法律人可能在大学的第一学期就知道的原则：“既判之事应视为真理”、“所有权人承担物的风险”、“后法优于先法”，等等。
参见Struck1971,20ff.
恰恰是这一简化复杂性的功能使得法律论题对实务那么有益，而对科学却那么有问题。
对菲韦格来说，论题学可以在法的多数部分遇到，这被看做法学严格演绎的体系化方法的对立面。
Viehweg1974,14sowie87ff.
他认为：体系方法所固有的逻辑对发现前提没有助益，而只有当前提已经确定才发挥作用。菲韦格所称的第一级论题学恰恰有助于寻找前提。
Viehweg1974,35.
在第二级论题学中，寻找前提也受论题目录的支持。
Viehweg1974,35.
这一论点走得那么远，在菲韦格看来，应该给论题学先于逻辑学的第一位置
Viehweg1974,91.
，对此学界存在异议。
参见Weinberger1973,22ff.und32ff.
但法学越来越离开完全从制定法中推导裁判的机械形象，并越来越重视论述，这肯定也是菲韦格的一个功劳。
最后，作为法律论证理论的第三位先驱学科要提到的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出的一般修辞学和论证理论。
对修辞学总的参见Lausberg1990,UedingundSteinbrink1994,KolmerundRobSanter2002.修辞学也处理论述。但这里的前提并非用来让任何形式的结论更可能，而只是提高受众的赞同意愿，无论论证有没有引向真理。
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沙尔姆·佩雷尔曼和露西·奥尔布里希茨泰特卡的《新修辞学》
较新的英文版PerelmanundOlbrechtsTyteca2000;对此也参见Maneli1994.
以及斯蒂芬·图尔敏的《论述的使用》
较新的德文版Toulmin1996.
，都出版在1958年。图尔敏对论证理论的归属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佩雷尔曼和奥尔布里希茨泰特卡那里，根据今天的理解，也较少涉及修辞学，而更多的是全面探讨论证理论。
对此也参见作者自己的见解（PerelmanundOlbrechtsTyteca2000,5ff.）.
这两部作品还同时研究了论证的特定法律方面，并多次使用法律商谈作为普遍论证的典范模式。
参见，如:Toulmin1996,14,PerelmanundOlbrechtsTyteca2000,10.
对法律论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两个开端是非常重要的。“新修辞学”由佩雷尔曼自己引入法哲学
参见Perelman1972,Perelman1979.
，然而也由其他人所接受。
参见Maneli1994,83ff.,Christie2000.
图尔敏的模式除了在其他人之外，在诺伊曼那里也得到了赞同的接纳，然而也在后来招致了如希尔根多夫的明确批评。
对佩雷尔曼/奥尔布里希茨泰特卡，参见Perelman1972,Perelman1979,Perelman1980sowieAlexy1991对“新修辞学”的讨论,197ff.对图尔敏的模式，参见KochundRümann1982,59ff.,Neumann1986,21ff.,Hilgendorf1991,74ff.,insb.83f.
三、七、八十年代法律论证理论的全盛期
（一）经典开端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早期，法律论证理论经历了它的全盛期，这可以从学术出版物的规模和质量上看出。此时，若干理论发展成了真正的经典，有尼尔·麦克密克的《司法裁判的证成理论》、亚历山大·佩策尼克的《法中的转化理论》、罗伯特·阿列克西的《理性法律商谈理论》和奥利斯·阿尔尼奥的《法律解释的证成理论》。
除此之外，20世纪80年代早期，阿尔尼奥、阿列克西和佩策尼克还努力将他们的理论统合为“法律论证的元理论”，这一理论在赫尔辛基和萨尔茨堡两次会议的影响之下
对于成果，参见Aarnio,Niiniluotuetal.1981,TammeloundAarnio1981.
以英语和德语发表。
参见Aarnio,Alexyetal.1981,Aarnio,Alexyetal.1983.
在其《司法裁判的证成理论》中，尼尔·麦考密克
MacCormick1978;另外参见Neumann1986,96ff.,Feteris1999,73ff（这个称谓遵照了菲特丽斯的建议）。
专注于实践理性（practicalreason）在法律理论和法律论证理论中的作用。他在这里区别了两个层面的证成，也就是演绎证成和第二层面的证成（secondorderjustification）。他称运用已知的演绎论证形式（如modusponens等等）为演绎证成。
MacCormick1978,19ff.,特别是21f.
相反，第二层面的证成意指证成这种逻辑推导需要的前提。麦考密克采纳了H.L.A.哈特
参见，Hart1961.
对“简单案件”和“疑难案件”的划分，并认为，演绎证成只对第一种案件是充分的。在“疑难案件”中需要第二层面的证成
MacCormick1978,100ff.
，也就是另外的前提，例如新的规则或既存规则的新解释。这里麦克密克区分了后果性论述、融贯性论述和一致性论述。
MacCormick1978,106.
后果性论述是，人们大体上试图根据能够期待的后果证成法律陈述或裁判，大致和罗纳德·德沃金相反。德沃金称后果性论述为“政策”并对此在法律论证中大体上加以拒斥
Dworkin1977,81ff.,特别是84.
，这种论述已由麦克密克所接受。
MacCormick1978,129ff.;对此也参见Kreuzbauer2003.
相反，融贯性和一致性论述
MacCormick1978,152ff.und195ff.
基于法律陈述或裁判不得和有效的法规则相矛盾，并且前提受一条普遍承认的法原则或与一条被承认的法规则的相似性所支持。
亚历山大·佩策尼克的《法中的转化理论》
Peczenik1983;Peczenik1989.
基础的理念是，法律论证通常依据的不是逻辑演绎，而是所谓的转化。这是一个主张向另一个主张良好证立的、而非演绎的过渡。
Peczenik1983,5ff.
在法的语境中，这一转换被用来产生充分的证成。
这一概念未被佩策尼克自己使用，而是源于诺伊曼Neumann（1986,100）.
佩策尼克区分了向法中的转化和在法中的转化。
Peczenik1983,21f.
向法中的转换意指从社会事实或一个非法律的应然过渡到一个法律的应然。
Peczenik1983,22.
在佩策尼克看来，这里有两种可能性，即范畴转化和标准转化。
Peczenik1983,23f.
范畴转换是一个（非演绎）推论：根据一定的社会事实（和一定现存要求），对一个规范体系应予尊重。
Peczenik1983,23.
标准转化涉及辨别法源。
Peczenik1983,23f.
根据佩策尼克的观点，在法中的转化发生在“当进行一个转化，以推出一个关于（有效的）法的推论时，在此是从一些前提出发，其中至少有一个表达或提到了（有效的）法”
Peczenik1983,55;另外参见Neumann1986,100.
。佩策尼克提到了三种可能性，也就是“渊源转化”、“普遍规范转化”和“个别规范转化”。
Peczenik1983,55f.
故此，已提到的充分证成只能在与法学所接受的法律论证规则的联系中来理解。为了研究这些规则自身又如何证成，佩策尼克引入了他深度证成的纲领。
Peczenik1983,134ff.;Neumann1986,103.
在他看来，对此应由法律论证的理性规则、法律知识意识形态基础的规则和法学的科学性规则来处理。
Peczenik1983,134ff.;参见，Neumann1986,102f.,Feteris1999,154ff.
罗伯特·阿列克西的理性法律商谈理论不仅仅在德语世界恰如其分地享有巨大声望，阿列克西也提出了法律主张和裁判之理性证成的中心问题。对他来说，一条规范“恰恰这时是正确的——它可能是由商谈规则所界定的程序的结论”
Alexy1991,399;另外参见Alexy1981,178ff.
。阿列克西自己也一贯称其理论为程序性的。他主要把他的理论与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实践商谈理论”
特别是参见Habermas1988,Habermas1992;另外参见Neumann1986,70ff.,Feteris1999,62ff.
相连。其先决条件是这一认识：规范性陈述也能够是真和假的，因为对它的证成有好和差的论述。第一部分由普遍实践商谈理论构成。这里，阿列克西给出了六组普遍实践商谈的规则和形式，也就是基本规则、理性规则、论证负担规则、论述形式、证立规则和过渡规则。
Alexy1991,234ff.;Feteris1999,93ff.
其后提出了著名的特案命题，也就是这一观点：法律商谈涉及的是普遍实践商谈的一个特案。类似于佩策尼克，阿列克西也区分了内部和外部证成。内部证成意指从为进行证立而援用的前提中，逻辑地推导出判决，阿列克西将其与法律三段论相联系。
Alexy1991,273ff.
外部证成是证立在内部证成中所用的前提本身。
Alexy1991,283f.
为此，阿列克西列举了六组规则和形式：（1）解释规则，（2）教义学论证，（3）利用先例，（4）普遍实践论述，（5）经验论述，（6）特殊法律论述形式。
Alexy1991,285ff.
最后，阿列克西补充道，法律论证总是依赖于普遍实践论证。因此也不可以期待确定性，而只能期待合理性。
Alexy1991,356.
奥利斯·阿尔尼奥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分析—规范性理论，这里追随伊芙林·菲特丽斯称为“法律解释的证成理论”。
Aarnio1987,23;参见，Feteris1999,119ff.
所谓分析性的——因为不同的证成纲领被研究，所谓规范性的——因为涉及提出一种“技术规范”，说明了在法教义学中什么是必要的，以使一个证成符合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条件。
Aarnio1987,23.
在简短回应了法本体论问题之后，接下来讨论的核心是解释立场的概念（interpretaionstandpoint）。
Aarnio1987,59ff.
因为一个法官并非完全自由地选择不同的解释立场，而是必须与法律规定的要求相一致地行动，所以提出了这一立场的证成问题。但证成的结构是辩证的，为此，阿尔尼奥首先草拟了一定的支持和反对论述的对白体系。在此，他区分了程序规则和涉及法源的规则。
Aarnio1987,95ff.
为了合理，裁判因此必须以正确风格和方式获致，并与有效的法和社会规范相一致。阿尔尼奥把法律文本、（立法）材料、习惯法、先例、法和道德基本原则、学说以及实践理性称为法源。
Aarnio1987,78ff.
随后，他给出一个解释方法清单。他区分了语法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论述、类推和反向推理论述。
Aarnio1987,101ff.
正如已经提到的，根据阿尔尼奥的观点，裁判也必须是可接受的。这意味着，第一，它必须源于理性商谈，对此阿尔尼奥列举了五组规则：一致规则、效率规则、严肃性规则、普遍化规则和支持规则，以及两组证明负担规则（程序的和实质的）。
Aarnio1987,196ff.
第二，它必须也在一般法律范围之内活动并与给定的价值目录相一致。
Aarnio1987,229
（二）证立理论
除了刚才提到的关于法律论证理论最重要的理论作品外，下面要总结的那些作品涉及致力于较好地理解法院判决证立自身，同时却不是以论证概念、而是以证立概念着手。
参见，Neumann1986,112ff.
但在此所涉及的说到底只是对法律论证问题的另一条进路。
撇去几个根本上还没结果的先驱者，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了相关作品。
参见，Brüggemann1971,SprungundKnig1974,KochundRümann1982,Buchwald1990,ChristensenundKudlich2001.
法律证立经典模式的出发点是所谓的“法律三段论”
参见，Wróblewski1974,KochundRümann1982,14ff.,Pavnik1993,95ff.
，它至少自现代逻辑学闯入法学以来，恰当地受到了明确批判。
这个名称的给出依据Hilgendorf（1991,43ff.）;激烈批评见Neumann（1986,16ff.）.
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引入一个更好的法律证立模式的努力，其中应该称为第一块里程碑的是，由汉斯约阿希姆·科赫和赫尔穆特·吕斯曼在1982年出版的《法律证立理论》中所发展出的，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在技术上悉心整理的“演绎模式的精确化形式”。这一充分利用了形式逻辑而在此不能进一步讨论的模式，依据的是一个法律证立的主模型和多个次模型。主模型的前提是制定法规范、对这些规范的解释和对具体事实的经验认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法效果的命令。次模型反过来是为了证立主模型的前提。在此，这一模式深入到了可能性理论和统计学之中。
与经典理论不同，证立理论在晚近才在法哲学上继续发展了较早的理论开端，也就是由拉尔夫·克里斯藤森和汉斯·库德里希
ChristensenundKudlich2001.
在2001年所提出的“法官证立理论”。两位作者将（在他们看来已经失败了的）语义证立模式和语用证立模式加以区分。他们还把刚才提到的科赫和吕斯曼的模式以及以商谈程序为中心的模式（例如阿列克西的模式）归入第一种。把他们自己的主张主要算作语用证立模式，并对自己的主张以令人难忘的广度和深度加以证立，在此明显借助了哲学和修辞学的论证理论。这一模式依据由语用取向的语言科学所激发的理念：没有“客观给定的制定法文本的语义”，以致意义不可分配给符号，而只是在商谈中产生。故此，在法律证立中我们依赖于程序，“以讨论我们阅读经验的差别”
ChristensenundKudlich2001,434.
。根据这一观点，这个过程也就涉及的不是对法的认识，而是在对法律上重要文本的不同解说之间的一个论证性竞赛。故此，法官裁判“不是简单根据制定法的客观意义。他解决了一个关于制定法意义的冲突”
ChristensenundKudlich2001,441.
。依据这些中心理念，作者们随后尝试表达一个“关涉程序的法理解”理论
ChristensenundKudlich2001,268ff.
，对此，在此不进一步阐明。
四、从20世纪90年代至当代：当前的趋势
正如已经提到的，对法律论证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法哲学内部衰落以后，其他学科却关注着这个题目。同时也发生了一个地理和语言的变化：地理上离开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而到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荷兰，语言上由德语变为英语。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进路是：
法律论证的语用—辩证理论
“人工智能与法律共同体”模式。
当下可能最重要的理论是“法律论证的语用—辩证理论”，它由伊芙林·T.菲特丽斯、约瑟·普鲁格以及其他人所主张。
主要根据Feteris1999说明;但也参见Feteris1997,Plug2000,Feteris2002.
这里涉及将多次提到的语用—辩证进路
见上文：一。
用于论证的特殊法律方面。菲特丽斯把法律论证看做批判性讨论的部分，借此追求解决争端的目标。
Feteris1999,163.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一个批判性讨论的理想模式和一套理性讨论者的行为方式（codeofconduct）。
Feteris1999,165.
理想模式确定了论证性商谈的（四个）阶段：对立阶段、开始阶段、论证阶段、总结阶段。
Feteris1999,172f.
这套行为方式包含解决冲突的规则。为了能认识一个法律商谈所产生的论证具有理性，按菲特丽斯的看法，必须走两个步骤，也就是分析和评估论证。
Feteris1999,169.
对这二者，语用—辩证理论以启发性和批判性工具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论工具。
Feteris1999,187.
在菲特丽斯看来，对于分析需要一个理性重构，它在根本上意味着对论证结构的重构。
Feteris1999,188.
对此需要作为启发性工具的模式。反过来，在评估时重要的是确定论证是否可以接受，并且讨论是否遵守了理性讨论的规则。
Feteris1999,181.
为此使用了作为批判性工具的模式。
这里要提到的第二个进路由一批研究者所代表，正如已指出的，它可以称为“人工智能与法律共同体”，其科学背景与其说在法学，毋宁说在逻辑学、信息学和数学之中。
对此参见Sartor1993,BenchCapon1997,PrakkenundSartor1997,Hage2000,Hage2001;BenchCapon,Freemanetal.2003.
代表人物除了亨利·帕肯和基沃万尼外，还有萨托·特沃、J.M.本齐卡彭、托马斯·嘎登以及加普·哈格，主要涉及以逻辑学、信息学和数学工具塑造法律论证，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非单调逻辑。
对导论参见如Horty2001,Schurz2001.
这个概念不言而喻区别于通常的单调标准逻辑：对后者来说，如果一个推论有效，那么它再加上新的前提时也还是有效。相反，对非单调逻辑来说，一个此前有效的推论通过添加新前提可能变得无效了。
Horty2001,336.
故此，与标准逻辑不同，这里逻辑推论只有暂时性或只对一定通常情形有效，对此例外也是可能的。
这一进路的一部主要作品无疑是帕肯1997年出版的专著——《塑造法律论述的逻辑工具》。
Prakken1997.
帕肯在书中提出了他复杂的、依据第一级称谓逻辑的非单调逻辑系统，它由五个因素组成：
Prakken1997,151ff.
（1）作为基础的逻辑，（2）论述概念，（3）论述之间冲突的概念，（4）相矛盾论述的协调概念，（5）对话游戏——它界定了下述表述的意义：一个论述可被证成（jusitified）、推翻（overruled）或是合理的（defensible）。
Prakken1997,166ff.
尽管本文不会更深入地探究这一主题，还是要提示，这一进路似乎非常适于塑造基于不一致信息的论证，并从而对法律论证的研究预示着很多东西。此外，法学也可以因此以今天在其他学科习以为常的形式化程度加以推动。然而，仅仅因为这一进路所要求的逻辑上的预备知识，就不大能指望这一方法会在法律人的较大圈子里流行。
五、题外话：法律修辞学的发展
法律论证研究的一个重要相邻学科是法律修辞学，即使后者从未能获得前者的重要性。而且法律修辞学也要依据菲韦格、佩雷尔曼
Perelman1979,PerelmanundOlbrechtsTyteca2000.
和图尔敏的先驱作品，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它的发展。沃尔夫冈·加斯特称修辞学为“产生同意的技术”
Gast1997,1.对此也见注释〔38〕中的定义。
，这也与上面提到的修辞学概念的界定相一致。并不总是严格与法律论证区分的法律修辞学，在沃尔夫冈·加斯特看来，是“法律人用来获得同行赞同或者至少避免反驳的那些手段的整体”
Gast1997,1.
。然而，必须承认，直至今日，法律修辞学还未获得一个统一的科学范式。同样，直至今日，它也没能消除对其科学用处的质疑。因为它在一些情况下也还没有超越工作手册的水平，这一原则上非常重要的学科迫切需要一个新开端。汉斯·霍曼把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修辞学细分为具有各自主导视角的四个分支领域
Hohmann1998,823ff.
：哲学—分析视角、政治—批判视角、教育—实践视角和诗歌—格调视角。本文只限于对两个最重要的视角作一简短概览，即哲学—分析视角和教育—实践视角。
明显处于佩雷尔曼和菲韦格影响之下的哲学—分析视角，主要涉及对法律修辞现象的理论贯穿和体系化。最重要的代表应该是奥特马尔·巴尔韦格，他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发展了一个“分析性修辞学”
参见，Ballweg1991.
，其取向可以回溯到查理·W.默瑞
参见，Nth2000,88ff.
的符号学分类：句法学维度、语义学维度和语用学维度。对巴尔韦格来说，符号学只是完整分析性修辞学的一个部分。他称另外两部分为物辞学和主辞学。
Ballweg1982,69;也参见Ballweg1991,Neumann1986,57.
这两个词是巴尔韦格为了弥补CharlesWilliamMorris在FoundationsoftheTheoryofSigns一书中的观点而提出的。巴尔韦格认为，Morris将符号学分为语用学、语义学和句法学，分别代指符号与人、符号与事物、符号与符号间的关系，却忽视了说明各种关系的效果指向，故此分析性修辞学还需要Phronetik和Holistik。如果以Z代表符号，以O代表事物，以S代表使用语词的主体，以箭头代表效果指向，可以将符号学中的语用学、语义学和句法学分别表示为Z→S，Z→O，Z→Z；而Phronetik又包括Agontik，Ergontik和Pithaneutik三门学问，分别对应的关系是S→S，S→O，S→Z；Holistik则包括Ontotaktik，Axiotaktik和Teleotaktik，可以分别表示为O→O，O→Z，O→S，鉴于Phronetik以主体为中心，Holistik以事物为中心考察人、词和物的关系，故此译为主体修辞学和物体修辞学，妥当与否，尚待方家指正，请参考OttmarBallweg,“EntwurfeineranalytischenRhetorik“,in:H.Schanze/J.Kopperschmidt（Hrsg.）,RhetorikundPhilosophie,1989München,S.229—247.;OttmarBallweg,“AnalyticalRhetoric,SemioticandLaw”,in:R.Kevelson（ed.）,LawandSemiotics,vol.1,NewYork1987,pp.25—33.——译者注
同样重要的是巴尔韦格对日常语言性专业语言的认识，与形式化的科学语言相反，他把这种专业语言归入所谓的“谨慎的语言使用”。
参见，Neumann1986,57f.
法律商谈是一个典范例子。这一视角的其他代表人物有瓦德马尔·施雷肯贝格尔
Schreckenberger1978;Schreckenberger1996;Schreckenberger2000.
、托马斯米夏尔·赛贝特
Seibert1972;Seibert1980.
和胡贝特·罗丁根。
Rodingen1977;Rodingen1978.
例如，在施雷肯贝格尔那里，对符号学的取向还强于巴尔韦格。前者特别为法院论证在经验上领会的修辞学分析使用了这一进路。
参见，Schreckenberger1978.
但在这一关联中，主要还是要提到现在可能在德语圈中对法律修辞学最重要的项目——“哈根项目”
对此参见本书中AndreasLyra的论文：“DieWiederentdeckungderRhetorikinderJurisprudenz—BeginneinerneuenMethodenlehre?”.
。在其框架之内，卡塔琳娜·格莱芬·冯·施丽芬领导了对德国法院裁判进行的修辞学分析
在文献中，她还多次以其曾用名“KatharinaSobota”代表。
，其所显示出来的习惯和激情的程度令人惊讶。
但修辞学不仅仅是法律理论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有一个应用成分，包含教育—实践视角。尽管法律修辞学只是不久前才被准官方地称为法律的重要技能
Sobota1992b;Sobota1996.
，但长期以来就已经存在着法律人修辞学培训的众多项目。
参见，GrfinvonSchlieffen2003.
这里主要指出弗里特约夫·哈夫特的影响，他把修辞学和论证联系到训练谈判技术。
参见，Haft1985,Haft1990,Haft2000.
此外也要提到沃尔夫冈·加斯特，其写就了对法律修辞学最重要的德语教科书之一。
Gast1997,但也参见Gast1996.
但普遍来看，修辞学似乎在法律人圈外颇受重视，尽管恰恰是法律商谈总是一再被称为修辞和论证过程的范例。
六、总结
从概览中可以清楚，对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学领域的研究，在最近三十年走过了一条值得注意的道路。历史的轨迹从明显受制于法律逻辑学、论题学、一般修辞学和论证理论三个先驱学科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第一批理论和模式，经其后的辉煌时代，直至法哲学方向的衰落和语用—辩证及“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出现。不变的是，除了菲韦格和阿列克西的作品外，只有很少研究成果为法律方法论所接受。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巨大的进步——只要在理论学科上还想用这个概念：诸如结果上可能成功地接纳了佩雷尔曼和图尔敏的作品、对转化概念的解说、接纳哈贝马斯的作品及随之而来的商谈理性的理论、语用—辩证进路的转用，以及最后在以形式工具塑造法律论证领域中的进步。
然而，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要求完整性，在研究领域中存在以下问题：精确区分法律逻辑学、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学；法律论证模型的分类；说明法律解释和论证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和法律论证之间的关系；最后，研究非法律的冲突解决模式的论证，如仲裁程序和调解等等。在理论中，像以前一样，还涉及发展出内容和教学方案，以更好地教授法律论证和修辞学。法律逻辑、论证和修辞学是法律人对付反理性主义的武器。因此，恰恰在今天，比在以往更需要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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