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一九六八年上海发生一件轰动全市的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七一五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是一份三十年代的电影画报《电通》半月刊。

《电通》出版于一九三五年五月至十一月，共出版了十三期，出版者电通公司，生活书店总经售，常务主编四人：孙师毅（施谊）、袁牧之、许幸之、司徒慧敏。电通公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制片厂，影片《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压岁钱》即电通出品，是当时公认的进步电影。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沙名鹿老师带着我看这些电影，他认识郑君里，正在筹拍《迷途的羔羊》，需要小演员演流浪人，打算让我去上海试镜头。我因为父亲刚去世，没有钱买火车票，去不了。

沙老师订有一份《电通》，借给我看，这是一份八开的杂志，有文有图，图片是影写版，刊物的格调高雅而严肃，毫无媚俗气息。它刊登电影故事，介绍电影演员，发表电影理论，有的译自苏联。几首风行一时的电影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西洋镜歌》就是在《电通》发表的。它用大幅照片介绍王人美、陈波儿、袁牧之、赵丹、金山、王莹这些最受观众欢迎的演员。聂耳在日本遇难，《电通》出了一期专号，发表聂耳遗作，《打长江》一歌就刊登于《电通》。这一期《电通》刊登施谊、吕骥所作的《聂耳挽歌》，我和沙老师唱这首歌，唱到“风在呼，海在啸，浪在相招。当夜在深宵，月在长空照，少年的朋友，投入了海洋的怀抱”，我们流下了热泪。

一九七〇年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我和司徒慧敏曾经在一起回忆《电通》杂志，他是当年电通公司主要负责人。我们认为《电通》寿命虽然不长，却是研究中国左翼电影的重要参考资料，颇有文献价值。

一九七二年我从“牛棚”解放出来，去到上海看望老朋友。在福州路上海书店见到在那里担任经理的毕青和丁之翔，我请他们带我到书库看看，在一堆旧期刊下面，看到露出画报的一角。我说是《电通》，毕青一口咬牢说“不是”，因为公安部门有规定《电通》一律上缴，早已绝迹。我要他抽出来看，果然是《电通》，毕青十分意外，我请他将《电通》连同其他一些旧期刊卖给我，他犹豫了一下，卖给了我，十三本《电通》，只卖十块钱。

“七一五反革命事件”就发生在上海书店。“文革”前上海出版局有些负责人常在上海书店劳动，有一次办公室主任游云也去劳动，见到《电通》杂志上登有江青照片，想借用一下。丁之翔写了一张借条，请库房将全套《电通》借给他。为慎重起见，打了一个电话请示出版局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讲不可借出，就说库房有规定。此事就这样完结了。不料“文革”中管库房的人说这套杂志未归还，就在“七一五”这天，进驻上海书店的解放军工宣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大会，要丁之翔下跪向毛主席请罪交代罪行。会后，听说在书店里找到了这份杂志，可是偏偏又说不是这一份，要丁之翔继续交代。丁之翔夫妇被送进“抗大学习班”，留下三个孩子在家里。游云为此也被关了二年半，放出来不久即逝世了。

为什么《电通》杂志会让人吃足苦头？难道江青做过演员见不得人？听说有人平日闲谈说江青就是在上海演过戏的蓝苹就遭了殃。最近我又翻看《电通》，见其中有一张剧照，蓝苹身穿军服，头戴青天白日党徽的帽子。试想“文革”期间若在谁家抄出一张你身穿国民党军服头戴党徽的照片，其后果如何？无怪乎这张剧照连同《电通》杂志务必彻底消灭。

以上即为“《电通》画报一案”。一本电影杂志，竟然扯上反革命，真是匪夷所思，贻笑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