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这东西，已经退出了社会生活。早二十年，学校、机关还刻蜡纸印文件、资料、讲义、试卷等等。后来不用刻写了，改为打字油印。再后来，被复印机代替。现在，用电脑，就可以印出一张张非常清楚的文件。

我与油印，从小就结下不解之缘，那是上小学的时候。除了铅印的课本，学生还可以拿到油印的讲义，油印的歌片，我视若宝贝。讲义一份一份攒起来装订成册，歌片用讲义夹夹起来，成为收藏品。

终于，我也学会了刻写和油印。放暑假，我和十来位同学请沙名鹿老师辅导阅读文学作品。我们仿照《开明活叶文选》，买几张蜡纸，把老师选的文学作品刻印出来，每人一份，像夏衍的《包身工》、高尔基的《海燕》、周作人的《小河》等。还给标题加上装饰，高尔基的《海燕》，就刻印上他的剪影像。这也可以看作我从事出版工作的开头。几张蜡纸我们买得起，可买不起油墨。学校里摇铃兼油印的工友很和善，帮我们印了，还夸我：“刻得不坏啊！”他每种都留下一份，说给他的小孩子。

一九三八年在武汉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行党在国统区第一个公开出版的刊物——《群众》周刊，给订户寄杂志，由我刻写地址贴头。一九三九年，社里办了个内部刊物《社务通讯》，我和同事担任刻印工作。其中有一位刘少卿（后来改名刘耀新）刻写得最棒，像蚂蚁那样的小字，一笔不苟，整整齐齐。后来知道，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由苏区带到上海的文件，交给他刻印，一直到交通员被捕，失掉组织关系。后来经人介绍到读书出版社工作，我们成为同事，我拜他为师学刻印。我的字不如他，但我会写美术字，画题头。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套三十几期的《社务通讯》。有一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还借去复制封面作为革命文物。

在地下时期，油印起过很大的作用。现在在电视剧里还可以看到油印机，地下工作者怎样在刻印，怎样应付敌人的搜查。那时候，如果让特务搜查到油印的传单、文件，轻者吃官司，重者甚至掉脑袋，陈然烈士即是因为油印《挺进报》而牺牲的。至于在根据地、解放区，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油印发挥的作用也不小，有的报纸就是油印的。我在汉口认识的罗炳辉将军后来到新四军任师长，他知道我喜爱收集油印品，从皖南寄给我油印报纸。

邓小平也是刻印能手。一九二四年邓希贤（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曾经刻写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赤光》。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赤光》是十六开本，每期十六页。它出版灵活而迅速……父亲是负责刻蜡版和油印的，翻开《赤光》，你就会看到他当年那隽秀的字迹和从中反映出的认真态度。因为字迹清晰，装订简雅，大家曾赞扬他为‘油印博士’。”

文人学者，也有油印诗稿文稿分赠友人、交流切磋的习惯。我是个后生，也有张伯驹先生送的《丛碧词》、《春游琐谈》，夏承焘先生送的《瞿髯词》，王世襄先生送的《髹饰录解说》、《刻竹小言》（其舅父金西厓的稿本），都可以说是油印精品。听说现在有人专事搜求收藏油印本，成了一个门类。

油印技术最早是从东瀛传来的，叫做“誊写”。我收藏有一九三三年日本兵库县小塚省治编辑刻印的《藏票（藏书票）趣味》，可能在日本都难得一见了。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蛰居在友人戴文葆家，他的朋友陈尚藩（曾在《文汇报》工作），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记录下来，我帮他刻写，他拿到闹市山东路一家皮箱店楼上用钟灵手摇印刷机印刷，印刷机有响声，楼下做皮箱，丁丁东东，可以掩盖。印好以后，穿“义务警察”制服的骑车取走分送。这件工作不是组织上交的任务，是自发行为，因为我正闲着，同时也想露一手。住的地方是北四川路横浜桥海军月刊社，那是国民党为了安置海军人员郭寿生办的刊物。住在这里不必担心查户口。一天，我正在埋首刻写，不防他推门进来看到了，他没有吭声，事后只叮嘱文葆“叫你的朋友小心点”。这份油印品只印了两期，一期叫《北方》，一期叫《方向》。

一九九四年《上海滩》杂志第九期有一文谈到郭寿生。大革命时期，郭寿生是中共党员，曾在周恩来领导下组织上海武装起义。一九四八年参与策反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代司令林遵起义。后来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一九七六年四月，我还靠边站，到天安门抄录了一些诗文，偷偷刻印了一本《悼念周总理》，其中诗句“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是含泪怀着悲愤的心情刻印的。这是我最后一次从事刻印。

稚气未脱的范用

刚步入青年的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