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韬奋先生和生活书店，是看了两本杂志。

一九三六年，几个小学生对演话剧发生了兴趣，一位老师拿来一本《文学》月刊，厚厚的一本，里面有一个墨沙的独幕剧《父子兄弟》，学生们排演了这个剧本。另一位国文老师订了一份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给学生。这两本杂志都是生活书店出版的。从此，杂志在这个学生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位置，他一天不看杂志，就会若有所失。只有在干校“脱胎换骨”的日子里，只有一本《红旗》是规定必读的，跟看“样板戏”一样。

余生也晚。《新青年》、《语丝》、《小说月报》、《创造周报》这些响当当的杂志，是后来知道的。在我从少年走向成人的三十年代，上海有好多杂志，几家著名的书店、出版社，几乎都是办杂志起家，各有一两本杂志作为台柱。

可以随手开列这么一些杂志：早一点的，如良友图书公司的《良友》画报，现代书局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继起的有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丛》、《文季月刊》，上海杂志公司的《译文》、《作家》、《中流》和《自修大学》，时代图书公司的《时代漫画》、《论语》。最热闹的是一九三六年，人称“杂志年”。

生活书店崛起不久，《生活周刊》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改出《新生》，再封再出，于是有《大众生活》，有《永生》，有《生活星期刊》，有《国民》，人称“改头换面”战术，其实内容和形式依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合法斗争，官方无可奈何。

也就在这一时期，李公朴、艾思奇主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自办发行，成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也是查封一个再出一个，《读书生活》之后，有《读书》，有《生活学校》。

新知书店出版孙晓村、钱俊瑞、姜君辰主持的《中国农村》，因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诸君子活动有方，没有被查封，寿命最长，一直出版到四十年代皖南事变，才被勒令停刊。

可以说，担负着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出版工作任务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都是先办杂志，再办出版社，并且都把主要力量放在办杂志。

除了上面讲的几种杂志，生活书店还同时出版了《世界知识》、《妇女生活》、《新学术》、《新知识》、《生活知识》、《文学》、《译文》、《太白》、《光明》、《生活教育》、《中华公论》、《读书与出版》，号称“十大期刊”。读书生活出版社同时出版的杂志有通俗刊物《大家看》、理论刊物《认识月刊》。新知书店同时出版的有理论刊物《新世纪》、《语文》和《阅读与写作》。

从抗战开始，到迁入内地，生活、读书、新知先后出版发行的杂志有《抗战》、《战线》、《全民周刊》、《全民抗战》、《国民公论》、《理论与现实》、《哲学杂志》、《战时教育》、《读书月报》、《学习生活》、《文艺阵地》、《文学月报》、《文艺战线》、《新音乐》。到四十年代初，政治环境恶化，除重庆一地，各地分支店全部被查封，这些杂志也全部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重庆出版了《民主》、《民主生活》、《萌芽》和《读书与出版》（复刊），到全面内战开始，又统统停刊。

三四十年代参加爱国进步活动的青年，几乎都受到过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的杂志的良好影响。这些杂志的主编或实际主编人，多属知名的理论家、文学家、编辑家、社会活动家，开一张不完全的名单：胡愈之、韬奋、李公朴、沙千里、陈望道、张仲实、沈志远、钱亦石、钱俊瑞、胡绳、艾思奇、柳湜、陶行知、沈兹九、金仲华、艾寒松、曹孟君、平心、胡曲园、郑易里、姜君辰、陈楚云、赵冬垠、茅盾、郑振铎、周扬、傅东华、宋云彬、陈子展、楼适夷、洪深、沈起予、黄源、叶以群、罗荪、戈宝权、何其芳、陈翰伯、史枚、徐杰、林默涵、陈原、李凌、赵沨、林路、叶籁士。主持出版发行工作的是徐伯昕、黄洛峰、徐雪寒、华应申几位出版家。对中国出版事业做出贡献的前辈，不仅三联书店，包括其他出版社的许多编者、发行人，如今大多已经不在人世，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由办杂志起家，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用杂志开拓思想文化阵地，直接面向大众，联系读者，团结作家，推荐新人，培养编辑人才，改变了过去出版秘密刊物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流传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团体的主张、号召，才能够迅速与群众见面，并能彼此交流思想，同时，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通俗地介绍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他们。

从经济上讲，发展出版杂志征求预订，吸收了可观的订户存款，一部分订户又发展成为邮购图书的基本读者，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出书资金问题。更为有利的是，在杂志上发表书评文章，刊登新书广告，为图书发行及时传递信息，许多读者，是看了杂志，再去买书找书。生活书店的一套创作文库（其中有巴金、老舍、张天翼、沈从文、靳以等人的小说）、《我与文学》、《文学百题》、《中国的一日》、《表》等书，我都是从杂志上知道的，当年我这个小学生还买不起书，但在图书馆都找到了。从此，我又有了另一个癖好，经常看报纸和杂志上的出版广告，看不到书，看看广告也好。

解放以后，三联书店迁来北京，还出版《学习》杂志。一九五一年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学习》杂志另立门户。

一九七九年酝酿恢复三联书店，打算从出版杂志着手，曾经设想出版三个杂志。《读书》算是办成了。综合性思想评论半月刊《生活》，几位热心同志忙了一阵，忽蒙某“理论权威”关注，偃旗息鼓，胎死腹中，只留下一份试刊号。以学生、青年为对象，介绍当代和未来新知识新学科的杂志《新知》，也就不必提了。当时，听说商务印书馆陈原老总有复刊《东方杂志》之议，后来不见下文，不知道在哪里卡壳了。

当年三家办这么多杂志，是不是有个庞大的编辑部？没有，每个杂志除了主编，最多配备一两名助手，有的甚至助手也没有，就光杆主编一个人，更没有要占多少编制之说。有人讥笑是“皮包编辑部”。皮包有何不好，方便之极，拎起就走。《新音乐》主编李凌连皮包也没有，稿子都放在一个布袋里，写稿、看稿、画版式、看校样、写回信，就一个人。《读书》杂志编辑部专职人员开始两个人，即史枚同志和董秀玉，后来两三个人，最多五个人，五个年轻的女青年，“五朵金花”，目前只剩下了三朵，照样开花，杂志按期发稿出版不误。

出版社把主要力量或相当一部分力量放在办杂志上，靠办杂志起家，解放以后已不多见。有的杂志办起来以后，又从出版社分出去，独立经营，出版社对此仿佛卸掉了包袱，这不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在于政治上可以少点麻烦，少担些风险，君不见，稍有风吹草动，杂志往往首当其冲。

三十年代，书店兼卖杂志，读者跑书店，顺手翻翻杂志，十分方便，现在杂志交邮局发行，吸收订费也就与出版社不相干，一方有盈，一方无利可图，邮局零售杂志种类有限。许多杂志除非订阅，读者无从见到也零买不到。

至于要创刊一个杂志，谈何容易。但也有容易的，这两年北京就新创刊好几个杂志，花开花落，有忙有闲，不可一概而论。要办好一个杂志，须下大工夫，要办得有看头，够水准，能叫座。如果内容平平一无可看，甚至自命为“中流砥柱”，有的标榜“追求真理”，干的却是批这个批那个，仍然没有读者，那也是无可奈何。

凡此种种，逐渐形成今天的这种编辑、出版、发行格局。谈改革，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三十年代的经验？且不说资本主义有无可以对我有用的，我们自己的经验总有可资参考的吧，那样一来是不是“自由化”了？这就不是我这篇摭忆所能探讨的了。

然而我以为，一个出版社要办得有特点，能拥有基本读者，培养编辑人才，不妨从办一个有特点的杂志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