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一解放，我就从三联书店调到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先参加接管，以后在出版室做调研工作。

七月下旬，中宣部出版委员会调我到北平工作。

那时火车尚未畅通，时有蒋帮飞机空袭，车开安徽明光，空袭警报，下车疏散，入夜才开行。我到一农家，买了一只母鸡，请农家当场宰杀，炖了一锅汤，美美地吃了一通。

军管会新闻出版处给了我一份证明书和一份转关系的信。证明书相当于路条，用的军管会信笺，上面写：“兹有本处工作人员范用同志赴北平接洽公务，特此证明。”是许觉民写的。觉民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后来很多书名、刊名都请他书写，堪称京中一书家。

证明书上贴有我的半身照。当时我已经穿上军管会发的土布军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章和军管会臂章，但用的照片仍然是穿西服，打领带。

其实，我并不习惯于着西服，纯粹因为解放前在上海工作需要。我穿的这套三件头西服，还是健飞从解放区大连带来的，买的被遣返回国日本侨民的旧衣。

另一份作为组织调动工作转关系的信：“本处出版室范用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往北平出版委员会工作，本处可予同意。”徐伯昕同志亲笔写的，盖有名章。伯昕同志是三联书店老领导，时任新闻出版处副处长。

这两份证书，都盖有“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大章。

现在，这两份证书成为范用的珍贵历史文物。

出版委员会在司法部街，也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所在。主任黄洛峰，我向他报到，他叫来管干部的王钊。王钊劈头问我：吃的什么灶？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洛峰交代：中灶。原来食分三等。一等小灶，出版委员会只有主任享有此种待遇。二等中灶，华应申同志和一批中层领导干部吃中灶。一起吃中灶的有程浩飞、王仿子、徐律、朱希等几位老同事，我们又从天南地北聚到一起了。三等是大灶。所谓中灶，只是多一肉菜，主食中灶大灶一样，窝窝头、馒头、二米饭（大米小米混煮，看上去颇似蛋炒饭）。开始，我还不大习惯，参加三联以来，从来大伙儿都是吃一样的饭菜。后来知道，种种待遇要讲级别，关系甚大，不可等闲视之。直到现在开会拍照，谁坐谁立，谁前谁后，都有讲究。这一套，你得从不习惯到习惯，直到完全融入，习以为常。有些制度，如供给制，后来也改了。

当天晚上，让我睡在洛峰同志办公室。半夜铃响，陆定一部长打来电话，中南海夜里办公。我初来乍到，不知道怎么办。为此，出版委员会还挨了陆部长的批评。此后，建立了夜间值班制度。

跟上海完全不一样，北平是个十分安静的城市，给人以单调、严肃的感觉。人到了北平，心还在上海。倒不是想念家小，而是在上海住惯了，留恋那里的文化生活。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有几十家书店、出版社，当惯了福州路“巡阅使”，每天都可看到新书杂志，报纸也有好多种。北平，只有一份《人民日报》可看。

睡在帆布床上，心里想，干一个时期再要求调回上海吧。

到北平的头一夜，我就做这个梦。唉！上海啊上海，殊不知就此一去而不还！

第二天，我脱下军服，穿上网球衫，出版委员会的小青年说，来了一个大学生，此人不是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