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前收到辽宁教育出版社新版《傅雷家书》。这本书三联书店版印过五版一百一十六万册，还不包括香港三联版。一本书如此受读者欢迎，畅销不衰，令人高兴。

大概一九八一年前后，我与楼适夷先生同去上海。旅途中闲谈，他告诉我傅雷先生情况，包括对傅聪、傅敏兄弟俩的教育培养，我很感动。

我知道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读他翻译的书，还是在抗战时期。那是在桂林，洪遒兄送我一本傅译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接着我又读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罗曼?罗兰的名著。这部四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从桂林、衡阳、吉安、曲江四个地方的商务印书馆买齐全的，很不容易。读这部小说，不仅是文学上极大的享受，更重要的是，我深深受到人道主义思想的感染。

罗曼?罗兰在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他整夜在逆流中走着。

突然，早祷的钟声响了，无数的钟声一下子惊醒了。天又黎明！在黝黑的危崖后面，不可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颠扑的克利斯朵夫终于达到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

——我们终究到了！你多沉重！孩子，你究竟是谁啊？

孩子答道：

——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它昭示人们：不屈不挠，永不气馁，方能到达彼岸。明天是属于我们的。

读这部小说，也使人产生对译者傅雷先生敬仰之心。

听了适夷先生的介绍，我对傅雷与傅聪的通信产生极大的兴趣。正如适夷先生后来所写的：“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石西民），在傅雷被划成‘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蒙受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通信关系。”这才有这部可贵的家书。不久，我从傅敏那里取得家书原件。阅读之后，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我一定要把它出版介绍给广大读者，让天下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能一读。

然而，出版傅雷家书却遇到阻力。说受书者傅聪是“叛国”，说出版这部书是提倡走白专道路。傅聪本来就是在国外学习，何来叛国？他不过是对父母在“文革”惨遭迫害致死，心存悲愤，有所表示，事出有因。至于提倡走白专道路，何谓白何谓红，谁也说不清。提倡专，有何不好？不仅现在，将来我们也还是要提倡专。专除了要具备天资，更多是靠勤奋与毅力。傅雷的教导，与傅聪的苦学苦练，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值得向世人介绍。

幸好，当时我得到一份胡耀邦同志关于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的批示，指示中说：

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这是一；出走后确实没有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这是二；出走以后，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是三。这些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

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据说他生活并不好，应根据他的工作给予应得的报酬，并可略为优厚。应指定专人对他做点工作，要较充分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慈母心肠。

指示同时指出：出走毕竟是个污点，应有个交代。

一九八〇年傅聪回到国内，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自己过去的出走表示内疚。这可以看作是公开场合的表态。后来种种事实表明傅聪是一个爱国者。

这样，排除了阻力，《傅雷家书》终于在一九八三年出版问世。三联书店还在北京、上海、香港举办傅雷家书手迹展，观众甚为踊跃。

除了《傅雷家书》一再重印，三联书店还出版了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译传记五种》、《与傅聪谈音乐》（董秀玉访谈记录。傅聪认为这本书最合他的心意）、《米开朗琪罗传》。其他出版社相继出版《傅雷书信集》和傅译《罗丹艺术论》、《艺术哲学》、《贝多芬传》等书。

顺便讲一讲：《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需要配图片——世界美术名作，向日本讲谈社购买，很快就寄来。说明讲谈社有完备的资料，且一索即得。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的出版社学习。

一九八一年，我用自己的藏书编了一部十五卷本的《傅雷译文集》，由江奇勇同志拿到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二十卷本的《傅雷全集》。当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译文集亏损五万元（当时币值），现今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全集，也是亏本。对于安徽、辽宁这样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社，作为出版工作者，我深为钦佩。

庞薰琹设计的第一版《傅雷家书》

至于《傅雷全集》书上印了“主编：范用”，实际上我丝毫未尽力，出版社让我挂个名，这一点应当说明。

范用撰写的关于《傅雷家书》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