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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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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柏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了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杨——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的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重要的演讲与国际会议迄今有30多次。歌德学院预告了明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日程,表明相关的活动还在持续……这样广泛而隆重的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20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杨——布鲁艾尔新著的书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然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希曼的那种“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作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将此称作(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拉宾(Corey Robin)最近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要注意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她在1960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的探讨。的确,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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