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表现

中国同性恋的悠久历史和阶段性兴盛决定了它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有一席之地。同性恋文学艺术就像它的历史一样，有起伏盛衰，产生了大量文本，涉及各种文学样式和体裁，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值得深入研究。

1.古代

在古代，同性恋一直是文学艺术倾心的表现对象之一，许多作品脍炙人口，可谓缠绵悱恻自有情、嬉笑怒骂皆成趣，构成了古典美的一极。

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性恋诗歌华美繁复，对男性美和同性恋表达了放纵无忌的赞美和追求。最具代表性的是阮籍（公元210～263）的《咏怀诗》第十一首，它歌咏了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人物安陵君和龙阳君，质朴深沉，委婉动人：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盘折似秋霜。

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衾裳。

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其后，在唐诗、宋词、元曲、元杂剧、明清小说中，均有同性恋内容。特别是明清文学对同性恋的表现最为丰富，许多文学大家对同性恋题材颇为关注，形成了古代同性恋文学的高峰。

戏剧对同性恋的反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古代或当时著名的同性恋事件/人物为题材，加以正面描写，如明代邓志谟的《龙阳君泣鱼固宠》。二是在其他剧作题材的表现中兼有同性恋内容，作为补充或戏剧噱头，如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的《酒家佣》、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的《长生殿》等，都有或多或少的同性恋情节或对白。元明清三代的戏剧以明代的同性恋戏剧为盛。戏剧中常对同性恋进行插科打诨式的调侃，有时表达得相当放纵，如《长生殿》中的对白：“你后庭像银矿，掘过几多人！”

诗词散曲对同性恋的表现也是相当丰富的。明代的冯梦龙、凌蒙初、张楚叔/张旭初兄弟都在所编的散曲集中收录了男风作品。冯梦龙是对同性恋题材最感兴趣的古代文化名人之一，他做了几套同性恋散曲，收录在《太霞新奏》中，把这种感情描写得真挚感人，如《情仙曲》描写了一对生时相爱、死后相依的同性恋者：“想是前生夫妇，做了今生弟兄。似此今生恩爱，未审来生可能。不愁命短，只愿双魂并。春难久，花易零，但能同死胜同生。分明是花重放，春再生，黄泉相见笑相迎。”清代的袁枚、郑板桥、陈其年本身就有“余桃之好”，在其诗词中也较多地表现了同性恋情。袁枚生性放荡不羁，他把自己和徒弟的关系描写得如同夫妇：“夜半聊吟同剪烛，人间应少此师生。”

明清小说对同性恋的表现可谓洋洋洒洒、千姿百态、快意浓情、褒贬兼具。不管是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都有大量同性恋内容。其世情、艳情小说在描写中常常是男色、女色兼有，男风之事似乎成为另类补充，其实也是世情百态的真实写照。专门描写同性恋的小说有：明代冯梦龙的《情史•情外类》、王弇洲的《艳异篇》、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香春质》、《弁而钗》，清代陈森的《品花宝鉴》等，其中《品花宝鉴》是一部影响较大的同性恋世象小说。其他大量作品虽不是以同性恋为中心或主题，但涉及到同性恋情节；或者是在小说集里包含一些同性恋故事。如《红楼梦》、袁枚的笔记小说《子不语》、清代李渔的《无声戏》（即《连城璧》）、色情小说《肉蒲团》、《金瓶梅》、清代纪实性小说《闽都别记》，等等。

中国古典文学对同性恋的表现从先秦到明清绵延不断，形成三种基本倾向：一是鲜明地进行正面讴歌，赞美人/情之美；二是基本否定，进行反面的讥讽、嘲弄和批评；三是较为客观地记录社会现实，反映男风世象，臧否由人评说。中国古典文学总体上对同性恋持和缓的批评态度，即使像推崇男性纯情深交的《品花宝鉴》，也不得不把梅子玉与杜琴言的“断袖之情”处理为公子哥的私情，为岳丈家知晓实为尴尬之事。在明清很多文艺作品中，作者一方面以警戒批评的态度指责同性恋的种种恶行弊端，同时又饱含激情地描画同性之情的缠绵感人，流露出对自然生理欲望的张扬，试图在同性恋现象中挖掘真善美的因素。

2.现当代

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同性恋内容的表现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五四文学”标榜人道主义、张扬自我和个性的大旗下，同性恋书写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女同性恋描写，可谓“五四”女性文学中的一道特殊景观。中国现代历史赋予文学艺术严肃的时代命题，担负着沉重的家国梦想，同性恋题材委实太边缘化，现代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涉及总体上是非常有限的。1949年之后，直到80年代，与时代氛围和同性恋的社会处境相联系，同性恋问题成为文学艺术难言的禁忌。90年代之后，同性恋文学逐渐出现和增多。

“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空气自由，作家们可以畅快地表达心中之思、胸间之情。作家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和《海滨故人》，石评梅的《玉薇》，丁玲的《暑假中》，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茫茫夜》都写到了同性恋。小说中的“前卫”描写，今天看来都让人惊讶。在1929年出版的自传体文学《我的幼年》中，郭沫若以细腻温馨的笔触回忆了自己少年时期的同性恋经历。对于同学间的情谊，他这样表白：“我们差不多是陷入了一种同性恋爱的心理一样，但我们的相爱确是比恋爱更严肃。”而和另一位姓汪的少年的要好使他“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在一个醉酒的夜晚，汪君买了甘蔗为他解渴，少年的郭沫若沉浸在无限的幸福里：“啊，我真爱你呀！我紧紧地把他抱着。他那晚就和我睡了一夜……”对同性恋的描写是如此坦荡直率，恋情又是那么美好，可谓一段两情相悦的美少年之恋！

1949年之后到70年代末，中国内地同性恋文学基本处于沉寂状态。丁玲出版她的小说集时，都没有把《暑假中》列入其中。也许会有一些隐秘变相的表现，但总体看，在异性恋文学都变得敏感微妙的时代，同性恋文学更是没有话语的余地了。

80年代，内地同性恋文学逐渐出现。最初只是在作品中涉及到同性恋，或者很隐秘地表现同性恋，之后便大胆地以同性恋为题材，正面刻画同性恋的世界。作家们更多地以同情严肃的笔调表达对同性恋者的一种人文关怀，其中，女性作家成为冲锋陷阵的先锋，如陈染、林白、铁凝、张欣等。总体来看，内地同性恋文学的创作较之港台还显得平淡，有力度、有影响的作品付之阙如。

在港台和海外华文文学中，同性恋文学创作最富有成效的是台湾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白先勇就有同性恋小说《月梦》、《青春》、《漫天里的星星》、《孽子》，郭良蕙的小说《第三性》也涉及同性恋。80年代出现了曹丽娟的《童女之舞》、朱天心的《春风蝴蝶之事》、凌烟的《失声画眉》等。90年代之后同性恋创作呈大幅上升之势，其中杜修兰的《逆女》获得皇冠大众小说奖，邱妙津的《鳄鱼手记》获得时报文学推荐奖，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获得1994年时报百万元文学大奖，一时间同性恋文学大有跻身主流文学之势。纵观台湾同性恋文学的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代：解严之前、解严初期、20世纪末和新世纪初。不同的时代文化特征、作家不同的创作心态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策略、美学特征和思想观念。解严之前的白先勇小说以多重主题变奏，传达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解严初期的朱天文、邱妙津小说则以一种独白式叙事体挖掘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自身的认同迷茫和对同性爱的困惑；20世纪末新世纪初新锐小说家们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熏陶，以“酷儿”的姿态，一扫同性恋文学旧气象。洪凌的《肢解异兽》、《异端吸血鬼列传》、《宇宙奥狄赛》，陈雪的《恶女书》，纪大伟的《感官世界》等，都采取了反叛激进的叙事策略。他们大胆狂野地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体制进行颠覆，张扬人性的自由和生命的潜能，试图构筑一个美好的同性恋精神家园。

二、西方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表现

与中国相比，西方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表现要直接和丰富得多。古希腊时代同性恋的繁盛使得其文学艺术同样昭彰，比中国先秦时代的同性恋文学更容易考证。西方中世纪在宗教阴霾下陷于沉寂，逊于中国同性恋文学的发展。文艺复兴带来同性恋文学艺术的近代复苏，直到现代，汇成洋洋大观，使人不可小觑。

1.文学、戏剧、绘画、雕塑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同性恋在神话、诗歌中留下诸多笔迹。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是个双性恋者，她的同性恋诗歌是西方最早的同性恋抒情诗。美国学者穆尔顿•亨特这样评价：“她的诗歌对后世的文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千五百年来，情人们所忍受的情感痛苦，大部分已被萨福描写过。她的这一发明在产生心理影响的同时，也对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作用。”古罗马早期的诗人卡图鲁斯（Catulus）留下了100多首抒情诗，大部分是抒发对同性和异性情人的爱情。古罗马中期的著名诗人贺拉斯（Horatius）也留有大量同性恋诗歌，见于其《歌集》前三卷。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和中国先秦时代的同性恋文学有一点是相同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对人本身的欲望书写都显得自然和朴素。这种自然朴素超越了性别界限，或者说性别、人性意识还没有被文化的金缕玉衣包裹得繁复、复杂。所以，文学艺术对同性爱的歌咏也是那么直接和奔放。当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下，东西方的同性恋文学艺术在美学特征上还存在种种差异。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学艺术呈现一派活泼泼的景象，同性恋在文学艺术中的模样再次丰富生动起来，在小说、戏剧、诗歌、绘画、雕塑领域都出现了对同性性关系的描画，而且同性恋作品的作者很多是同性恋者或者双性恋者。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商籁诗》（即《十四行诗》）是杰出的同性恋诗作。同性恋艺术家，如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等，其作品与他们的性取向都存在某种关联。

文艺复兴之后，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同性恋作家有英国的拜伦（1788～1824）、美国的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的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惠特曼被誉为现代诗歌之父。他一生漂泊潦倒，未婚娶，但其内心的同性爱欲像地下涌动的岩浆，借助他的睿智和文采，迸发成绚烂的诗歌。他的《草叶集》中有一组同性恋诗歌，名为《芦笛集》。诗集初版时，人们对之无情谩骂。第三版时，好友劝其把描写性爱的部分删掉，但惠特曼说，他的欲念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他要走自己的路！惠特曼的同性恋诗歌热情奔放地讴歌同性爱，具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力，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同性恋者的崇敬，被称为现代同性恋文学之父。他和他的诗歌给痛苦迷茫中的同性恋者带去了福音和阳光，像王尔德、纪德、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1844～1929）、诗人/历史学家约•阿•西蒙斯（1840～1913）、文学大师D•H•劳伦斯等都受到了惠特曼的影响，也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现当代文学艺术对同性恋的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同性恋成为20世纪文艺创作的一个深层动机、一种深度模式。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同性恋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同性恋人群或同性性行为增加（特别是境遇性同性恋）；另一方面，战争的创伤让人们重新思考世界和人生，这些都促进了同性恋文艺的发展。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新语境，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成为同性恋文艺生长的土壤。

英国著名同性恋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其性取向而被捕入狱，其作品隐含了同性恋情欲。女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1882～1941）和两位好友女作家保持过同性恋情，其著名小说《奥兰多》是写给同性情人的，是“当代文学中最长最迷人的情书”。作家E•M•福斯特（1879～1970）是同性恋者，终生未娶。他把自己和同性情人的经历写进了小说，其中《莫里斯》被誉为同性恋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家D•H•劳伦斯（1885～1930）在《虹》、《恋爱中的女人》、《狐》等小说中都描写了同性恋，包括女同性恋。他对女性爱恨交加，崇尚男性间的爱情。

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的代表作是歌颂同性恋的散文《人间的粮食》，影响了几代青年人。他还出版了同性恋小说《科立东》、《背德者》、《伪币制造者》，1947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女院士、著名女作家玛•尤瑟纳在其小说《致命的一击》、《一枚传经九人的银币》、《熔炼》等中，描写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层次的男同性恋。评论家若西亚纳•萨维涅说：“如果说男子同性恋使玛格丽特•尤瑟纳如此着迷，以致成为她作品里的一个几乎总是出现的主题，这并非是为了隐瞒她对女人们的爱情，而是表明她梦想成为一个男人。”法国著名剧作家让•热内（1910～1986）在自传《偷儿日记》中刻画了自己强烈的男色心理和反社会情绪。而法兰西学院院士、大作家亨利•蒙特朗（1896～1972）晚年发表小说《少男们》，坦白了自己的同性恋秘密，并觉得此后无话可说，最终自杀。

美国当代同性恋文学艺术作品颇为丰富。著名作家和画家亨利•米勒（1891～1980）的小说《北回归线》、《南回归线》，因大胆描写了同性、异性性行为而屡遭查禁。黑人小说家詹姆斯•鲍德温（1924～1987）的小说《乔瓦尼的房间》是同性恋文学的名篇。海明威（1899～1961）在其小说中多处描述了同性恋者的形象，如《太阳照样升起》、《过河如林》、《溪流中的岛屿》、《伊甸园》。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激进、最具实验性的作家之一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 Stein，1874～1946）长期和自己的女秘书一起生活，其自传《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就描写了两个人的同性恋情。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美国文化的激进时代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同性恋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从1964年到1965年，约有348本同性恋题材的书出版，超过了西方文学史上此前有关该题材书籍的总数。70年代出现了一群被称为“紫色羽毛管”的同性恋作家，其中，爱德蒙•怀特（1940年生）是最受拥戴的当代同性恋作家，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小说，他的半自传体小说《一个男孩自己的故事》（1982年）和《美好的房间是空的》（1988年）记述了同性恋意识的社会史。

除了小说，诗歌、戏剧也是同性恋书写的主要形式。英国著名的同性恋诗人有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奥登（Hugh Auden，1907～1973）、鲁伯特•布鲁克（Rupet Brooke，1887～1915）等。美国同性恋诗歌的代表人物是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其名诗《嚎叫》可谓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号角。著名的同性恋剧作家有英国的乔•奥顿（Joe Orton），他和同性情人肯尼斯（Kenneth Halliwell）双双殉情。奥顿的不少剧作成为英国剧坛和影坛的精品：《消遣斯隆先生》、《赃物》、《领班见闻》。美国的田纳西•威廉斯是著名的同性恋剧作家，代表作如《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5）。美国剧作家爱德华•艾伯塔（Edward Albee）在其剧作《谁怕维吉尼亚•沃尔夫》、《不稳的平衡》、《海景》中都探讨了两代人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矛盾对立，被同性恋者视为同道。1968年，马特•克劳利（Mart Crowley）的《乐队小伙子》（The Boys in the Band）在百老汇连续上演1000场，成为美国同性恋戏剧发展的里程碑。1982年，哈维•菲尔斯坦（Harvey Fierstein）的《畸形恋情三部曲》（Torch Song Trilogy）进入百老汇商业舞台，获得了托尼奖和普利策奖，1988年改编为同名电影。

2.电影

美国学者维托•拉索（Vito Russo）在他的《胶片密柜》一书中谈到同性恋的亚文本（subtext）和隐秘文本（hidden text）：前者影片本身不一定是同性恋题材，但是影片中男性身体的展示和较量、仪式化的争斗、男性间暧昧的对视等都会引起同性恋观者的特别观照；后者则把同性恋的主题或者意味置于不易察觉的、隐秘的深层。拉索认为，在经典好莱坞电影中，同性恋保持着相当的沉默和密语状态。同性恋的隐秘文本要比亚文本多得多，这些隐秘文本只能被那些敏锐感知同性恋编码信息的观众发现。本书沿用亚文本和隐秘文本的概念，并把明确出现同性恋话语，但只是很次要的剧情因素或戏剧噱头的电影归入“亚文本”。由此，本书把同性恋电影界定为：明确地以同性恋为主题或者把同性恋作为重要剧情因素的影片，即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电影。但是本书在论述中，鉴于早期电影很少涉及同性恋题材，即使包含同性恋内容，常常只是亚文本或者隐秘文本，所以用“电影中的同性恋话语”涵盖所有涉及同性恋内容的电影文本，那么它就包括了亚文本、隐秘文本和严格意义上的同性恋电影。

电影诞生后不久就涉足同性恋，但是比起小说、戏剧、绘画来，时间要晚，限制更多。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阿瑟•莱尼格在分析美国电影审查史时，列出电影受到更多限制的原因：电影影响的人数不可计数；它迎合那些尤其需要严格指导的下层阶级；它是一门尚待考虑或能成为“艺术”的媒介；它本身描绘生活太形象化和直接了。那么同性恋主题通过电影这样一种媒介进行传播，其“恶果”会大大超过小说戏剧。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观众的接受心理、审美习惯和观影回馈又影响着电影制作。所以，电影是公众趣味的指示牌，也是最容易屈服于公众偏见的艺术形式（相对于小说戏剧绘画）。那么，在公众和官方都很难接受的情况下，同性恋进入电影银幕就变得困难和复杂多了。

考察西方电影对同性恋的表现，以欧洲和美国电影为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前、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以来。

20世纪70年代之前同性恋社会语境是比较严酷的，主流电影很少涉足同性恋，或者非常谨慎，美国电影表现得比欧洲电影更加排斥和退缩。

导演斯蒂勒

德国影片《穿制服的女孩》（1931）

《与众不同》的主演康拉德

欧洲艺术的自由传统使得电影对同性恋题材的反映，比美国电影来得开放和豁达。特别是20世纪前期，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俄国的形式主义潮流焕发了奇异的艺术个性，把同性恋这一主题也融入了作品中。1916年M.斯蒂勒（Mauritz Stiller）在瑞典拍摄了同性恋影片《翅膀》（Wings），这大概是电影史上最早的同性恋电影。这部影片的导演、编剧都是同性恋者。同性恋在当时的瑞典被认为是不合法和有违道德的。上映后，瑞典主流报纸指出了其主题的敏感性，但影片还是获得了成功。也许影片对同性恋主题既鲜明又隐蔽的描写策略，反而产生了一种迷幻魅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战争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艺术文化呈现一种活跃而动荡不安的状态。这个时期的柏林是“世界的性都”，人们在性的问题上信奉一种狂热的快乐主义，同性爱快乐是其主要内容。当时有多部影片表现了同性恋。1919年的《与众不同》（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导演理查德•奥斯瓦德（Richard Oswald），主演康拉德（Conrad Veidt），在柏林上映后，引起轰动。一年后，此片被全面禁映，成了只有科学研究者才可以看的“科教片”。1931年的《穿制服的女孩》（导演Leontine Sagan）是早期女同性恋电影之一，上映后好评如潮，只是在纳粹时期遭禁。后世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常常强调其反法西斯内容、风格化的艺术品格，而缄口其女同性恋主义。

法国在同性恋文学艺术上是最为开放的。如前所述，法国文学有着长期而独特的同性恋艺术传统，同性恋艺术家总是引领着文学形式上的前沿探索，而重要的是这些同性恋艺术家大多是文学大家，大大影响了法国电影的艺术传统。分析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的法国同性恋电影，有两个人物值得重视：让•考克多（Jean Cocteau）和让•热内（Jean Genet），二人皆是同性恋者。

法国影片《诗人之血》（1930）

考克多的电影作品有《诗人之血》（1930）、《奥菲》（1950）、《奥菲遗言》（1963），这些电影的主人公常是孤独的自恋者或同性恋者。考克多善于以象征手法表达同性恋意象，最鲜明的就是以镜子营造了一种超现实的绝世幻象。热内1950年拍摄了同性恋电影《情歌短曲》（Un Chant d’Amour）。影片时长只有20分钟多一点，是无声黑白片，表现了监狱中的同性恋，至今仍被很多地方禁演。英国电影理论家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这样评价：“以商业术语来说，它太艺术不能谓之色情片；它太色情又不能谓之艺术片。”在讨论同性恋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上，热内是一个参照点，他创造了同性恋存在的一系列象征。“热内”成为一种风格、一种象征。后世很多电影导演通过各种方式向热内致敬，从美国导演比利•怀特（Billy Wilder）到德国导演法斯宾德，再到美国导演托德•海因斯（Todd Haynes）……

美国电影审查制度始于20世纪20年代，海斯法典体现了对传统伦理道德和宗教教义的维护。30年代中期审查力量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直到50年代这道“紧箍咒”才开始松动。在这种情形下，好莱坞电影在遭遇同性恋问题时，不得不回避：或是删除同性恋内容，或者改写人物身份，或者含混地偷渡同性恋内容。著名同性恋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很多作品都含有同性恋意味，改编成电影后，同性恋情节被模糊了：《欲望号街车》（1951）模糊了主人公布兰奇前夫的同性恋身份，《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8，导演Richard Brooks）也对主人公布里克和同学斯基普的同性恋关系不置可否。这种做法使影片变得不可捉摸，正如美国学者拉索（Russo）所说，这种隐秘文本需要敏锐的感知。这种改写和模糊策略不仅受制于审查制度，也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理念的体现。好莱坞的经典英雄形象不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这种理念持续至今。1962年《阿拉伯的劳伦斯》把劳伦斯的同性恋身份改写了，塑造了一个人所共仰的异性恋英雄。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革命的10年，激进和民主是其文化标志。6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审查的力量日趋衰落，电影人终于可以像小说家那样自由表达了。在电影界，好莱坞从欧洲影片中学习新鲜的题材和艺术手段，裸体主义开始出现，并开始涉足同性恋，如巴兹尔•迪尔顿的《受害者》（1961）、托尼•理查德森的《蜜味儿》（1961）、约瑟夫•洛赛的《男仆》（1963）、约翰•施莱辛格的《午夜牛郎》（1969）等。

美国影片《午夜牛郎》，主演达斯汀•霍夫曼（1969）

美国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1962）

和好莱坞不同，美国的地下电影成为同性恋题材的“专有领域”。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晚期，美国地下电影是那些低成本的、片时短的、主流电影工业之外的电影。由于它们拒绝某些好莱坞电影理念，打破了禁忌，所以处于社会、经济、法律的边缘，常常引起争议。地下电影是一种个人化写作，把惯例和官方意见抛掷脑后，在当时性禁忌的背景下，个人化写作意味着对性的开放。选取同性恋题材（一些著名的地下电影导演本身就是同性恋者）本质上体现了电影书写的个人化。地下同性恋电影的著名导演有：肯尼斯•安格（Kenneth Anger）、格雷戈里（Gregory Markopoulos）、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安迪•瓦侯（Andy Warhol，1928～1987）、保尔•莫里西等。《天蝎座升起》（Scorpio Rising，1963）是肯尼斯•安格最有名的影片。肯尼斯在影片中使用了很多20世纪美国同性恋情色形象，如水手、自行车男孩、肌肉发达的男人；并把同性性快感、行为、器官符号化，生动而热烈。

美国影片《天蝎座升起》（1963）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60年代末期同性恋的社会文化处境已经发生了松动，1969年6月发生在纽约的石墙酒吧骚乱预示了70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到来。在这个时期，同性恋文学艺术既反映了这场运动，也成为运动的组成部分。理查德•戴尔说：“没有这场运动，同性恋电影还仅作为家庭电影躲在衣柜里。”同性恋电影的文本数量较前一个时期显著增加，而且在内容上更多地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把性与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国家捆绑分析，权力和欲望成为核心主题，散发着昂扬的“斗争”气息。与美国电影呼应，欧洲同性恋电影也充满了政治气息，如德国法斯宾德的影片、意大利帕索里尼的《索多玛的120天》（1975）。最能标明同性恋政治行动主义（activism）的影片是纪录片，在70年代至80年代出现了40部左右的同性恋纪录片，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瑞典、英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影片真实记录了当代同性恋的各个方面。美国纪录片《哈维•米尔克时代》（The Times of Harvey Milk，1984）记录了美国平权斗士、旧金山市政委员、同性恋者米尔克的故事，获得了第5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片）奖。和80年代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同性恋影片拓展了风格样式，塑造的人物形象也丰富多姿，积极的同性恋形象出现并增多。

美国纪录片《哈维•米尔克时代》（198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果说90年代以前西方同性恋文化的鲜明特征是以边缘异类的形象与社会现实/约束作抗争；那么进入90年代，西方同性恋呈现出一种喧嚣、亢奋的文化凸显性，大有突进主流文化的架势。

同性恋电影的制作、传播和影响都大幅度增加和提高。首先，同性恋电影的传播渠道大为扩展。电视、DVD和计算机网络成为经济和便捷的传播途径。其次，同性恋群体的文化空间已经形成，表现为各种同性恋组织、艺术团体、定期举办的活动等，这为同性恋电影的制作、发行提供了一定保障和渠道。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同性恋电影节的兴盛。1976年世界第一个同性恋电影节开始于美国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s Frameline），现在同性恋电影节已遍布欧洲、北美、大洋洲、亚洲、中美洲、南美洲和南非。位于洛杉矶的电影节注册中介Withoutabox估测，北美大约有30个同性恋电影节。再次，同性恋电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众市场。同性恋影片稳定的受众是占人口比例6%～7%的同性恋者。从商业角度看，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群体，同性恋电视节目的增多也是考虑到它的商业价值。最后，主流评价体系对同性恋影片逐步认可。同性恋电影参评世界各大电影节或电影评奖活动并多次获奖。最近的例证就是获得美国金球奖四项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同性恋影片《断臂山》（2005，美国，导演李安）。

新酷儿电影（new queer cinema）的出现是90年代以来同性恋电影最重要的现象。1992年美国电影研究学者B.R.瑞迟（B.Ruby Rich）撰文宣告了新酷儿电影的到来。它们来了，装扮时髦、眼光挑衅：《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Jennie Livingstone，1990）、《毒药》（Poison，Todd Haynes，1991）、《年轻灵魂的反叛》（Young Soul Rebels，Issac Julien，1991）、《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Derek Jarman，1991）、《我自己的爱达荷》（My Own Private Idaho，Gus Van Sant，1991）……瑞迟认为这些作品体现了一种共同的风格和对事物的感受力：挪用、模仿、反讽、以社会建构主义观念重塑历史。它们打破了以往影片中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态度不恭，但充满活力，洋溢着快乐。新酷儿电影是在酷儿文化背景下崛起的。酷儿文化（queer culture）可以说是同性恋文化（gay culture）的深入演进，在90年代巍然成风。“酷儿”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变性者、双性恋以及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nonstraight）立场者。在展示人的各种欲望，尤其是那些被遮掩压抑边缘化的非常态欲望方面，“新酷儿电影”以后现代主义风格，带给人们一种嚣张、罪恶感，但又是充满活力的快感。

《爱德华二世》（1991）

第一章对同性恋的社会学、史学、文艺传统的考察，意在为华语电影中的同性恋言说建构社会学认知基础、文史评价体系和美学分析参照。从古至今，同性恋话语的边缘性或非主流性，使人们对之了解不多，在读解电影中的同性恋话语时存在一定障碍（这种障碍同时存在于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观众中）。这些历史和艺术传统的考察无疑会给我们的观影和研究提供更深广的体验和认识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同性恋历史发展状况和艺术传统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对华语电影中的同性恋话语产生了影响。在内容上，同性恋的历史境遇在影片中得到了再现。影片《唐朝豪放女》（香港，导演方令正）、《爱奴》（香港，导演楚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性风俗和同性恋相关情况；《霸王别姬》则对清末民初优伶、宫廷的同性恋状况有所反映；《东宫西宫》里可以看到当代同性恋的处境和同性恋者的某些成因。同性恋的艺术传统，不管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在内容上为华语同性恋提供了很多具体题材，包括一些母题。其中，戏曲是一个很独特的中国文学艺术母题。《东宫西宫》、《游园惊梦》（香港，导演杨凡）、《夜奔》（台湾，导演徐立功、尹祺）、《霸王别姬》都把戏曲作为重要的剧情元素或者某种符号化的意象。另外，同性恋文学是最便捷的电影剧本来源。20世纪最早的同性恋小说之一、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1912），被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改编成同名电影（1971）。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E.M.Forster）1913年写下颇具自传色彩的小说《莫里斯》（Maurice），1987年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James Ivory）将它搬上银幕，成为同志电影的经典。中国影片《东宫西宫》、《霸王别姬》、《蓝宇》等也是改编自文学作品。历史和当代的同性恋人物、事件成为电影聚焦的对象。如王尔德、萨德、乔•奥顿〔英国导演斯泰芬•费亚斯的《留心那话儿》（Pick up Your Ears）描写了奥顿和其同性情人的爱情〕、帕索里尼（电影《谁杀了帕索里尼？》）、英国导演詹姆斯•威尔（《众神与恶魔》描写了其生平和电影创作）……此外，西方同性恋纪录片记录了大量同性恋人物和事件。中国电影在这方面还非常少，其创作空间应该较大。

《我自己的爱达荷》（1991）

在艺术风格上，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角度分析，同性恋的历史发展情况作为影片表现内容和影片自身书写语境，都会影响到风格的呈现。例如在同性恋处境严峻的时代很难出现喜剧样式的同性恋影片；但在21世纪，新锐导演则可以有一定空间阳光灿烂地表现同性恋，如《17岁的天空》（2004，台湾，导演陈映蓉）。来自文学艺术和西方同性恋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观念对华语同性恋电影将会产生并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中国同性恋古典文学表现出来的那种温婉含蓄、高山流水式的深情之美，在电影《游园惊梦》、《霸王别姬》等影片中得到延续。西方同性恋美学的很多观念在中国电影中也很突出，例如男性肉体美、英俊少年美等。这些方面在后面章节中会作出具体分析。

《巴黎在燃烧》（1990）

〔美〕唐纳德•科里：《同性恋在美国》，1951年版，http：//www.vmans.com//10-17/20383782482.html。

《玫瑰少年梦》（Ma vie on rose）1997年，法国，导演艾廉•伯林纳（Alain Berliner）。

〔德〕M•克斯特尔：《欧洲同性恋立法动态的比较考察》，载《法学译介》，2004年第2期。

转引自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24～425页。

〔美〕文森特•帕里罗等：《当代社会问题》，周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页。

刘达临、鲁龙光：《中国同性恋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5页。

《医科大学新生生殖健康问题的知识、态度、行为研究》，载《中国校医》，1998年第12卷，第4期，调查样本266人。

北美华人性别和性倾向研究会主办刊物《桃红满天下》，第129期，2002年8月。

2004年美国电影《特洛伊》对这一情节作了暧昧的处理，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很难读出里面的同性恋情。杰拉德•皮特饰演阿基利斯。

黄洋：《从同性恋透视古希腊社会——一项历史学分析》，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

朱云影：《人类性生活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49页。

转引自矛锋：《人类情感的一面镜子——同性恋文学》，台湾笙易有限公司文化事业部，2000年版，第127页。

〔美〕穆尔顿•亨特：《情爱自然史》，赵跃、李建先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1954年英国约翰•沃芬顿公爵（John Wolfenden）受命领导一个委员会检查英国有关同性恋和卖淫的法律。三年后委员会发表了《同性恋罪行和卖淫委员会报告》，简称《沃芬顿报告》。报告认为“除非社会通过法律机构专门将犯罪与恶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否则就应保留一个由个人来判定行为是否道德的领域，这个领域用简明的话来说，不关法律的事”。

金西：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他用10年时间，调查17000例，1948年完成《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奠定了性社会学基础。他从统计学的角度为人们认识同性恋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法〕福柯：《性史》，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战国策•秦策一》：“晋献公欲伐郭，而惮舟之侨存。苟息曰：‘《周书》有言：美女破舌。’乃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舟之侨谏而不听，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惮宫之奇存。苟息曰：‘《周书》有言：美男破老。’乃遗之美男，教之恶宫之奇。宫之奇以谏而不听，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从中可见当时男色流行，与美女并重。

《战国策》中记载卫灵公嬖幸宋国公子朝，而宋朝又和卫灵公夫人南子相通。卫灵公长子路经宋国时，宋人唱道：“既定尔娄猪，何归吾艾。”娄猪指求子或求公的母猪，喻南子；艾指漂亮的公猪，喻宋朝。艾就代指与男子保持同性恋关系，又与该男之妻保持异性恋关系的人。

《说苑•善说》中记载：楚国令尹鄂君子皙长得很好看，一次泛舟水中，划船的越人用越语对其献歌一曲，表达爱慕之情。鄂君明白后，“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即同床共寝了。

佞幸，在这两部书中基本就是同性恋伙伴的代称。从《后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或者没有佞幸传，或者扩大、改变了佞幸的范围和性质，淡化了同性恋含义。

咸宁、太康是晋武帝年号，时间为公元275年至289年。

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三，其中“致和”应为“政和”，是宋徽宗年号。

明代纪实小说《梼杌闲评》，转引自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之子，以诗词名世，留有《迦陵词全集》、《湖海楼诗集》、《陈迦陵文集》等。

像姑或相姑，即相公，来自“相公”发音的转变，一说“像姑”指相公们长相像姑娘。

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2页。

暗示同性恋的肛交行为。

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30。

《闽都别记》真实反映了福建的同性恋现象，古代福建同性恋风气较盛，以致同性恋被称为“南风”。有诗曰：“并蒂芙蓉连理枝，谁云草木让情痴？人间果有南风树，不到闽天那得知。”此诗出自李渔《无声戏》外编卷之五。

〔美〕穆尔顿•亨特：《情爱自然史》，赵跃、李建先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英国导演德•贾曼（Derek Jarman）根据卡拉瓦乔的经历摄制了电影《卡拉瓦乔》，又名《浮世绘》（1986）。

1987年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James Ivory）把它改编成同名电影，主演詹姆斯•威尔比（James Wilby）、休•格兰特（Hugh Grant），获得第44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最佳影片银狮奖。

转引自矛锋：《人类情感的一面镜子——同性恋文学》，台湾笙易有限公司文化事业部，2000年版，第245页。

〔英〕约翰•希尔（John Hill）和帕梅拉•彻奇•吉伯森（Pamela Church Gibson）：《牛津电影研究导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美〕阿瑟•莱尼格：《美国电影审查史》，载〔美〕托马斯•R.阿特金斯：《西方电影中的性问题》，郝一匡、徐建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瑞典导演，代表作有《阿尔纳宝藏》（1919）、《走向幸福》（1920）、《戈斯达传》（1924），是电影明星嘉宝钟爱的启蒙导演。

〔美〕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李银河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