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通行的“哲”字，从口折声，一般学者大都视之为一形声字，即把“折”单纯地当作声符，而把“口”当作义符。这一观点虽有《说文》为依据，《说文》于哲字下的解释是：“哲，从口折声。悊，哲或从心。嚞，古文哲从三吉。陟列切。”然而，今日一般人大概只会注意解释的前半部分。但我认为不够全面，并可提出两点争议：其一是“折”之于“哲”虽或有声符的作用，但不只限于是一声符，而实可有会意上的计较；其二是，综览“哲”字的许多古文字字形后，既然发觉“哲”字几乎尽皆从“心”而从没有从“口”的，故从口的哲只是后起，如是者，上古“哲”字的义项显然不应循“口”部探求，而应循“心”这一部件另作考虑。
A. “哲”字中的“折”
首先，“折”字之作为一声符，从许多方面可以得证：如西周晚期“番生簋”的借“誓”为哲，“井人钟”的借“质”为哲，和“梁其钟”的借“悊”为哲，都是循同音假借以表示“哲”的先例。西周晚期“番生簋·4326”、“井人钟·109.1”、“梁其钟·187.1;189.1;192—197”三青铜器均有“克哲厥德”句，所不同者是分别借“誓”、“质”、“悊”为“哲”而已。释文参见马承源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页224,273,273。而春秋晚期的“王孙诰编钟”里“肃折（哲）臧御”见刘雨刘雨、卢岩卢岩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该钟共二十六枚，“肃哲臧御”［间有夺文］一语多起，参页120,126,129,132,135,138,143,148,161,167,170,176,181。和战国晚期的“中山王鼎”里“折（哲）哉社稷其庶乎”这段铭文的释文颇多争议，现参考容庚容庚编：《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58。等语干脆借“折”为哲，更是最好的明证。张世超张世超、孙凌安孙凌安、金国泰金国泰、马如森马如森著：《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上册，页154—156。“哲”字条目下，对“折”作为声符有很系统的整理，可参考。此外，古文材料如《说文系传》亦指出“哲”可假借为“喆”。然而，即使“哲”或“悊”字中的“折”有声符的作用，但在众多音同或音近的字中，古人为什么唯是对一“折”字独垂青盼？是纯粹的偶然？或因为“折”字除了标音外还有某些意义上的所指呢？
《尔雅》在解释“哲”字时训曰：“哲，智也。”但问题是，“智慧”这么抽象的东西，到底如何从“哲”一字中反映出来。按小学传统的常识来看，汉字中不少用意极抽象的字是可以借单纯的同音假借而达成的，而贷方的原字的意义可以和借方要求的意义毫不相关，如本解作蝎子的“萬”之借为数目的万，本解作日暮的“莫”之借为否定语的莫即是。因此“折”字单纯用作同音假借，并非不可能。事实上，上引“中山王鼎”中的“折”即是一例。然而，若情况只是如此，则理应单单一个“折”字已敷应用，而不必加上“心”、“目”和“NFC33”等其他部件。所以我认为“哲”或“悊”字的构造在众多可能的声符中偏偏选上了“折”一字，极可能还有形义上的考虑。查“折”字从斤（斧）从断木（一说断草，或讹写为手），原解“折断”。折断本来是一很具象化的活动（如指“伐木”），但一旦用于“哲”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的构成上，却隐然可引申出“断疑”的意思。所谓“断疑”，在理论层面上，即涉及概念之区别（conceptual distinction），在生活实践上，即涉及行为之抉择（practical decision），而此二者实即“智慧”所得以显出的凭借。
哲学之不离“断疑”，无论在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中都可找到根据。在西方，早在古希腊哲学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便分别提出了δια与προα概念。Tufts University网上出版的The Perseus Digital Library希腊文传世文献的字频统计显出，διαρεσι一词柏拉图曾用19次而亚里士多德曾用40次，προαρεσι一词柏拉图只曾用1次而亚里士多德则曾使用达151次。在此之前，这两个概念中前者只曾被Xenophon等用过三数次，后者则只有Isocrates用过5次（但都不作哲学用途）。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可清楚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是分别把διαρεσι与προαρεσι两概念引入西方哲学的学者。Diairesis是柏拉图晚期学说中极重要的元素，实指于概念与概念之间或事类与事类之间所作的辨别与区分（英文一般译为separation或division），这意义上的diairesis假定了广泛的观察既作为一切认知的基础，也是一切思维活动得以敞开的渠道。参亚里士多德除继承乃师diairesis一概念外，还缔造了proairesis一概念（英文一般译为choice），去说明人类行为上的取向与意志的抉择问题。参Aristotle,Eth.Nic.Bk.3,Ch.2,特别是1113a,1139a。这两概念不但在柏、亚二氏的哲学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而且成为西方哲学传统长期经营的重点。其中προα
ρεσι便更引出中世纪的arbitrium，和康德哲学中的Willkür（choice）等重要哲学概念参，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再深入一点看，吾人无论要从事理论上的diairesis或实践上的proairesis，都要作出正确的判断。所谓“判断”一词，当然也是经日本转口的舶来品，许多人只知是英语judgement的翻译英语judgement 实来自拉丁文的judicare，是jus（right, law）和dicus（speaking）的结合，也即to say the right thing 的意思。参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但严格而言，其实取自德文Urteil/urteilen，因为urteilen正好就是“原始分割”的意思。Urteilen 对西方哲学的根本意义，海德格尔于其著作中曾一再论列。
中国哲学之重视“辨”或“分别”，其实与西方哲学不遑多让，而这首先充分体现于“哲”与“辨”的关系上。《周易·大有·九四》中，便有“明辨晢也”之说。由于古代“晢”实同于“悊”或“哲”参（明）杨慎杨慎：《古音丛目·古音附录》，“晢”字条；又（清）朱鹤龄《尚书埤传·书经考异》引陈启源曰：“晢、哲、悊三字古通。然考说文，晢训明，哲训知，而悊训敬，则悊字之义稍殊。”另参（元）吴当吴当：《吴文正集·卷九》〈游通喆仲字说〉一文：“万理无不洞达之谓通，明于其事之理之谓喆，喆今俗书作哲，与悊晢并谐折声，义俱训明。”（均引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此外，李圃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卷二》，页27 “哲”字条目下，曾引阮元“悊同晢”一语。，故这是“哲”涉及“辨”或区别的一大力证。然而，什么是“辨”呢？从字形上看，“辨”字《说文》解作“判也，从刀，辡声”。此中，辨之从“刀”与哲之从“斤”可谓异曲同工。从文理上看，《礼记·学记》把“离经辨志”视为一切教育的起点，“辨”之重要可见。又《周易·系辞下》在指出读《易》的意义时也说：“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词”，此中，“断”与“辨”合论，而且同时涉及名与物，这和《礼记·大学》中的“格致”观念，乃至儒学的“正名”传统可谓一脉相承。再者，《周易·未济·象传》中，更有“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一语，以说明事情未遂之时，贤人君子必须谨慎地修德，以辨别事物各自应有的本位，这样才能让事物各自安立。孔颖达孔颖达《周易正义》：“正义曰：‘火在水上，未济’者，火在水上，不成烹饪，未能济物。故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者，君子见未济之时，刚柔失正，故用慎为德，辨别众物，各居其方，使皆得安其所，所以济也。”此外，孔子孔子于《论语》中一再把“崇德”与“辨惑”二者相提并论，参见《论语·子张》：“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另又见《论语·颜渊》：“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此中孔子孔子说的“辨惑”是要分清吾人实践上的困惑的缘由以求去之。最后，《周易·系辞下》更在勾勒各卦的精义时，对“困”卦作了“困，德之辨也”的按语。而此中的“德之辨”，可谓一语双关，因为这一方面指必须在面对困境的考验时，人之有德或无德，其之德厚或德薄，才容易辨别，即所谓“时穷节乃见”；但另一方面，这话也同时暗示在生命的困境中，吾人最需要作正确的分辨与抉择，不然就会坠入失德的道路。这也即下文所说，哲学的德性必须置之于“处境”去考虑。凡此种种，尽皆表明，“辨”对中国哲学之重要，不亚于diairesis与proairesis之于希腊哲学。
综合以上所论，可知“哲”字中的“折”字，除了作为声符外，其所包含的“辨别”、“抉择”或“断疑”这些意涵，无别乎中西，都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关键所在。因为“断疑”几乎可说是哲学智慧的钥匙与门径；无论是理论的智慧，或是实践的智慧，其理如一。
B. 古文字的“哲”字的从“心”、从“目”或从“德”
正如上述，古文字中的“哲”字并不从口，而主要从心。故基本上，古文字的“哲”，实应隶定为“悊”。“悊”之从心明显地表示“断疑”必须用心思考，所以孟子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孟子孟子·告子上》。此外，甲骨文及金文中的“思”、“念”等字皆从“心”，并且都分别以“囟”或“亼（倒口）”与之相对应，更进一步显出了“思”其实是“反思”。到了后来，虽然“哲”字行而“悊”字废，但后者仍见于《汉书》之下直到《明史》的众多正史之中，总算保留了“悊”字太古以来的这份“心迹”。
最有趣的是，古文字的“悊”除了从“心”这一主要特点外，还曾包含了其他部件。其中较突出的是“大克鼎”，鼎中的“悊”字除了从“折”从“心”外，还加上了“目”，这一种结构的“悊”虽不多见，却为我们提供了极重要的文化讯息：首先，这标志着哲学的“断惑抉疑”除了要用“心”从事思虑之外，还先要以“目”对客观的事理观察；换言之，“悊”之所谓“断疑”，“心”虽然重要，但却并非唯一的能力，而“目”所及者正是心以外的某一意义的外在的世界。其次，“目”之上如加一竖（∣）即可构成“直”（见附图“直”字的甲骨文字例出自董作宾董作宾：《甲骨文字乙编·6390》，金文字例则出自“恒簋盖·4199”。），也即“正见”许慎许慎《说文》：“直，正见也。”《论语·季氏》论“益者三友”时，曾举“友直、友谅、友多闻”为例；又《孟子孟子·公孙丑上》论“浩然之气”时，曾说：“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的意思，而“直”再加上“心”便构成“惪”，也即“德”字古代的一种写法，这是“大克鼎”中的“哲”字最深刻的启示。不过这一问题我们稍后才详细论述。
C. “悊”字的从“NFC33”及其“处境”意涵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喜见青铜器“史墙盘”中的“哲”字除了从折从心从目外，还加上了“NFC33”这个部件。查“NFC33”这个部件，其实是“行”字的左边。“行”字很长久以来，都被理解为吾人步履的左和右。这种说法，可追溯到《说文》：“行，人之步趋也。从NFC33，从亍”之说。但近人自罗振玉罗振玉开始，都认为“行”实象“四达之衢”参罗振玉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又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曾把“行”解释为“a drawing of meeting streets”。参见氏著，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revised edition（Hong Kong/London: HK University Press/OUP, 1962）, p.37。又按：我认为罗振玉罗振玉“四达之衢”之新说虽于甲骨文和金文的许多字形中有依据，但从金文的另一系字形看来，“步趋”此一旧说亦不尽无理，而且，新旧二说其实都与“人”的活动或生活环境有关，二说亦有相通之处。总言之，行字可视为一合体的（旧说）或独体的（新说）会意字，既可解步行的行，也可引申解作行列的行。，我基本上极同意这一种讲法，并认为此中还可有更深一层的哲学性的解释。
所谓“四达之衢”的“行”（见附图“行”字的甲骨文字例出自罗振玉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下·2.12》，金文两字例则出自西周“行父辛觯·6305”及战国“曾NFEEDNFEEE双戈戟·11175”。），实可解释为吾人日夕间行将前往的路途，也可泛指吾人行事之所在，乃至吾人生命旅途中与他人得以相遇的处所。而“行”字后世之所以可同时用作“行走”、“行动”、“行为”、“履行”；“行列”、“行辈”、“行业”、“行规”；“德行”、“品行”、“操行”等之“行”，实由“行”字的处境意义所致。总括而言，从一哲学的观点看，“行”象征了人作为社群动物的生活处境。但什么是处境呢？所谓“处境”，并不像一般事物一样可形成对象和可给予一实指定义（ostensive definition），而必须从人的观点相对地设想之，因为顾名思义，“处境”乃指“人”所“处”之“境”。要说明“行”字乃至其省文的“NFC33”潜在的处境意涵，最好的方法是看看能否指出“NFC33”、“亍”或“NFC33亍”等部件曾在一些关键的汉字中发挥过衬托出“人”之所“处”的“境”这一功能。顺着这一要求察看，我认为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道”、“德”二字。综合甲骨文、金文，乃至战国古文字的材料，我们今天已能很清楚地指出，道、德二字分别可包括以下的主要部件：道字的甲骨字未见知，所附字形依次序来自“NFEEFNFEF1·4469”、“散氏盘·10176——6”及《郭店楚墓竹简》中的《老子·甲本》。德字甲骨及金文都有通行，所附字形依次序来自《殷虚文字甲编—2304》、“大盂鼎·2837”、“史墙盘·10175”及“吊家父簠·4615”。汉字—字例＼部件＼性质
处境
象征人的存在
道：，，
NFC33、亍
首、止、人
德：，，，
NFC33、亍
直（目、∣）、心、止
在中国传统中，道、德合称，自古皆然。参见《周易·说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王制》：“一道德以同俗”。如今，透过部件的分析，我们得见“道”和“德”意义虽各有重点，但其实同时都由处境元素（NFC33、亍）这里必须说两点有关古文字的常识。一、“道”与“德”二字都曾有一些字形同时具备“NFC33”、“亍”两部件；二、今天“道”字所从的“辵”其实是“NFC33”和“止”的合文，故仍然包含了“NFC33”这处境元素。加上人体元素（首、目、止〔脚〕、心，甚至人）组成，故都涉及“人在处境中”这一基本意念。道、德二字的处境意涵，从希腊文η一词也可找到他山的印证，因ēthos的原义其实正可解作“居所”。θο条目下即有如下义项：“an accustomed seat; of the abodes of men”.后世的ethics/Ethik由于实由ηθο一词所衍生，故很明显地涉及了人际共处的问题。今“史墙盘”中的“哲”字除了“折”、“心”、“目”等部件外还多了“NFC33NFC33”（“行”的省文），虽只是惊鸿一瞥，但已足以暗示“哲”的“断疑”含义甚至应该进一步从“处境性”方面去考虑。
无独有偶，西方近代哲学自康德起便透露了对“哲学”的处境意义的重视。影响所及，当代西方哲学的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考虑，海德格尔则提出的人存在的“被投掷性”（Geworfenheit），其后的现象学传统更标题化地强调“处境”（Situation）问题的重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书中，Situation一概念出现逾50次，其之已成为海氏思想的一大操作概念（operative concept）可以想见。此外，业师珀格勒（Pggeler）在阐释海德格尔之学时曾提出situativ当作副词/形容词使用，并曾把海德格尔的“此在”或“Dasein als geworfener Entwurf”一观念诠述为“InderLagesein”和“InderSituationsein”（即“在位置中存在”和“在处境中存在”）。参见Otto Martin Heideggers, 3. Auflage（Pfullingen: Neske, 1990）, p. 61。此外，西方不少学者也极重视“处境”对哲学思虑的重要性，参Karl 凡此种种都与“史墙盘”从“NFC33”的“哲”字所指者或所暗示者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