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词出于学府，而“哲学”这一门学问亦立于学府。但借着上面的观察，我们可得到一重要的启示。就是“哲学”最终而言，并不只是一种“学”，而更是吾人生于世间之上，活于人群之中，面对种种处境时不能不从事的一些断难抉疑的思虑活动。这一根本意义的哲学，说到底其实是一套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哲学并不只用来供我辈治哲学者钻研和讨论。哲学看来玄奥的课业对我们是否真的有意义和有价值，全视乎我们能否把哲学问题回溯于吾人的生活处境中去考虑，和把哲学思虑的结果重新置之于这些处境去验证其效力。如果不能这样为哲学“寻根”，并予之以“安立”，哲学将很有机会沦为纸上谈兵式的概念游戏。这一要领，康德便借“学院意义的哲学”（Schulbegriff, philosophia in sensu scholastico）与“入世意义的哲学”（Weltbegriff, philosophia in sensu cosmico）的区别清楚地表述了，有关问题，笔者曾有专文讨论，于此不再赘言。见关子尹关子尹著：〈康德论哲学之本质〉，《从哲学的观点看》，页1—21。说到底，即使我们把philosophy视为一门“学问”，则哲学也应是一门“生命的学问”。
本文从金文“哲”字中“折”这个部件入手，指出从物理意义的“折断”可带出与哲学关系至深的“断疑”，又借金文铭文中“哲/悊”字的众多字例证明了“哲”字有动词之用，也就说明了，若要掌握本来从“心”部的“悊”字的真义，则必须紧扣其作为人类的心智上的（断疑）活动不可。而借着“大克鼎”和特别是“史墙盘”从“目”、从“NFC33”、或从“德”等异趣，我们更得见，哲学之所谓“断疑”又不能离开某一意义为外在于吾人的“处境”、特别是“实践的处境”而可得解。
我们说“断疑”不能离开“处境”，当然不是指吾人不能有纯理层面的“疑惑”和“断疑”，本文前面提到的conceptual distinction 和曾征引的柏拉图的diairesis，所指的就是这一理论层面的“疑惑”与“断疑”。我们强调“断疑”不离“处境”，其实只是说离开了实践处境的“疑惑”，因为没有了生命实存的挂搭，除没有那一份逼迫性外，会很容易沦为概念游戏，治之日久，教人无处着力之余，反易令人迷失。
上文我们借“史墙盘”的“哲”字和借“道”、“德”二字的从“NFC33”说明了“处境”对哲学的重要。其实“疑”这一字内中亦大有乾坤，因为“疑”字的古文字字形除了有像一人拄杖站立侧首踟蹰之状的形态外，于甲骨文及金文中都发现有一些字形，额外兼备了“NFC33”或“辵（=NFC33止）”等象征“处境”的部件，这些“疑”字的存世，使得古人“疑惑乃生于人生之歧路”这一种体会，犹如动画一般活现于今日。由是观之，所谓哲学的“断疑”自太古以来本即指向处境中的疑惑这一点，更可谓昭然若揭。所附“疑”字甲骨文及金文字形各三，自左起依次出自：一、胡厚宣胡厚宣《甲骨续存上·1507》；二、罗振玉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6.21.2》；三、《殷虚书契前编·7.36.2》；四、“高卣·5431”；五、“白疑父簋盖·3887”；六、“齐史疑且辛觯·6490”。其中第三、第五及第六字形均为带有“NFC33”或“辵”部件的“疑”字。疑字乃一会意字。甲骨文简单的形态从大（上面侧首）从丨，像人站立（大）持杖（丨）侧首（在作者开发的数据库中表以“百搭符”◎）凝思之状。《说文》的解释是：“疑，惑也，从子、止、匕，矢声。徐锴徐锴曰：‘止，不通也。NFEF4，古矢字。反匕之幼子多惑也……’”;此中，徐锴徐锴把站立的人的侧首理解为“反匕”并解之为“幼子多惑”，是未见甲骨、金文字形中的成年人直立的身形所得之见而已，但言“多惑”却是对的。至于认为“止、不通”亦可再议，因为甲骨及金文加从NFC33、亍，或止，其实要表示的，正是于道途中或生活处境中的犹豫。金文一些字例从“牛”，是用作音譬，因牛古音入疑母。
哲学与处境的关联，除上面的论述外，还可借“哲学问题”一词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在中文里，“问题”一词的意义其实颇为模糊，因为在实际的使用上，“问题”既可指question，也可指problem，而二者涉及的理境是不同的。基本上，question是内在于语言的（intralingusitic），而problem则是外在于语言的（extralinguistic）。前者指的是一些可以用言辞宣之于口的“问”题，吾人基本只要予以“回答”即可。但后者（即problem）指的却是一些在实际的境况中对吾人构成疑惑的“事态”，吾人面对这些事态时，不在乎回答不回答，而在乎能否予之以“处理”，或予之以“解决”。用英语表达之，可说:“A question is meant to be answered, but a problem has to be solved.”要进一步明白problem这一种“于处境中存在”的要领，我们只需指出，希腊文πρβλημα一字（出自proballein）的其中一种解法其实正指一些“被投掷于吾人当前”的物事。关于希腊文Problema的概念分析，参见关子尹关子尹著：〈本体现象权实辩解〉（Kants Realproblematic Distinction Between Phaenomenon and Noumenon），收于拙著：《从哲学的观点看》（台北：东大，1996），页23—71。面对中文“问题”一语这一种歧义，我们不妨把philosophical questions仍叫作“哲学问题”，而把philosophical problems改称为“哲学疑难”。作者认为question与problem应予区别的态度虽持之已久，但“哲学疑难”一概念，却是2007年“哲学概论”课上英文系的学生黄钰莹提出的。这样的话，则从折、从心、从目、从NFC33或从德的“哲”字涉及“处境中的断疑”的根本意味，或能更清楚透显﹗
然而，我们把“哲学问题”和“哲学疑难”二者予以辨别，并不表示二者毫不相干。相反地，在广义的哲学领域中，“疑难”与“问题”的关系是互倚和互动的。这即是说：哲学首先必须在处境中发现值得吾人关注的疑难，包括吾人生命中的惶惑、自然环境的公害、人类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文化传统所承担的历史债务、人类文明的种种危机，乃至人类存在的种种难明却又恼人的奥秘。这些“疑难”若要能定性为“哲学的疑难”而非一般经验科学的疑难，则我们要分辨这些疑难时需有一定的哲学的触觉，而这些触觉必贵乎是深层的、关键的、鞭辟入里的，而非表面和枝节的，而这就是哲学的学院训练有助益的地方（但却仍不是绝对必须）。更有进者，哲学疑难的捕捉，贵乎吾人能把有关难题联系于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这进一步涉及的是康德所说的“学院意义的哲学”之上应有“入世意义的哲学”一议题，今从略。待得我们从处境中认定了某些“疑难”而有志于“解决”它们时，我们又不能只知停留在处境之中扰攘或盲动，而必须有抽身而出，并暂时回到概念层次上去，于重重疑团中清理出关键的“问题”（questions）并进而求解的本领。因为只有这样哲学才能有效地运用其概念分析的资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就疑难作反复推敲的余地，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享有哲学反思的自由。而这时候的哲学的概念活动是否有意义或是否“切中时弊”，又可借着与处境中的那些疑难的参照而得以判别。如果概念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和辨清我们处境中的疑难，则这些概念工夫便终将有助于我们于实践上作出较恰当的抉择。我几年前一篇名为〈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分期与标名问题〉的文章里提出了“回到处境本身”作为哲学史家跨世代观察的其中一项原则，可说是这问题的另一种发挥。［编者按：见本书第十五章。］
一言以蔽之，实践之不妨碍理论，处境中的哲学疑难之不排斥概念中的哲学问题，便好像康德高度肯定了“入世意义的哲学”的同时，并没有叫我们废弃“学院意义的哲学”一样。借用卡西尔的讲法，人类与动物的分别主要在于：人在处境中碰到了大疑难，并不一定要立即动手动脚去反应，而可以透过一些“转接”活动（Vermittlung）而缔建出一有文化素质的回应，从而让自己“更紧密地与世界联结在一起”。参卡西尔（卡西尔）著，关子尹关子尹译：《人文科学的逻辑》，新订重校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页39—41。此外Cassirer的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及An Essay on Man都表达了同样观点。这一文化的“转接”，就是卡西尔所谓的“符号的运用”。而在众多如语言、宗教、艺术等符号之中，哲学的概念无疑可当作一最抽象又最实在的符号来理解。但说到底，哲学这些“概念符号”，终归而言是不能脱离了吾人实践中的处境而获得其根本意义的。
话说回来，我们以上说“悊（哲）”字有动词之用，当然不是说“悊”字没有其他词类的用法。事实上，自古以还，“哲”字的运用确是以形容词为主，而以名词如“经德秉哲”，见《尚书·酒诰》。为辅的，用作动词的，确并不多见。本文致力于证明“哲”字自古也有动词之用，是因为作者认为动词意义的“哲”，除了最能反映“哲”字“区分／断疑”的“本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能显出“活动”（而非学问）才是哲学的“本位”。以上“伊尹伊尹放太甲太甲”一段讨论虽看似有一点歧出，但其实正是要进一步显出所谓的活动意义的“哲学”并非只是“瞬间”的思虑活动，而是要经历时间的考验，甚至要以一生的实践去履行的。
“哲学”一词的产生，是出于西学东渐过程中对相等于英语philosophy一概念的翻译，这固如前述。如要寻根究底，则西方传统中最早提出并使用与philosophy相关的用语的，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集数学家、宗教领袖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毕达哥拉斯（。据说他曾把流连于奥运会（Olympiad）场地中的人品评为三大类别：其一为“爱利者”（φιλοκερδε），其二为“爱誉者”（φιλλιμοι），其三则为“爱智者”（φιλσοφοι），而他自己当然以第三者自况。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秘密宗教团体，教义不对外宣扬，故后世只有Cicero, Diogenes Lartius 和 Isocrates等人的间接记录。有关三分法参见John Plato（London: Macmillan, 1914）, p. 42. 此外，σοφοι条目下，编者也明确认为该词最早出自Pythagorian 传统。如果这说法是可靠的话，则西学中的“哲学”最早其实也不指一学问，而直指生活中的“爱智者”。不过，由于印欧语文属于“屈折语”（inflection languages） ，善于词缀的变化，所以本指爱智者的philosophoi（philosophers）很快便衍生出“学问”意义的抽象名词（philosophia, Philosophie, philosophy...），并以此而通行于世。不过即使如此，philosopher或philosophy等语词由于其中带有了philo（爱）这一基本元素，则其整体而言的“意向性”与“活动义”还是不容抹煞的。更有进者，基于同样的语法理由，philosophos/philosophia等词在西方随时有机会衍生出相应的“动词”。希腊文有φιλοσοφ据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记载，Aristotle等都曾用过这一动词，其中以Plato为最。，拉丁文有philosophari，英文有philosophize英文philosophize（philosophise）一字，英国传统Francis Collingwood 和美国的Peirce 等都曾使用（参Past Masters database及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法语有philosopher， 在德语则有philosophieren （及动名词das Philosophieren）德文philosophieren/Philosophieren 的使用最早可数Agrippa von Nettesheim和Paracelsus，最有理论意味的运用自Kant开始，Hegel和Schelling等继承之，后二者更大量使用。然后又有Goethe和Schiller，和浪漫派几乎所有成员，再继而有Heidegger等，直到今天该字的使用还是历久不衰。参见J.und W. Grimm, Deutsches Wrterbuch, Band 13; 另参见Digitale Bibliothek, Band 2, Philosophie von 这一种转换，对操印欧语言的人来说是自然不过的事，问题只在使用时的自觉性与反省性深浅有别而已。在西方哲学中，康德一句：“从理性的角度看，吾人并不能学习哲学（Philosophie），而顶多只能学习哲学思虑（hchstens nur Philosophieren lernen），可说是历来对这问题最自觉和最富于反省的议论。
反观汉语，由于没有词缀变化作为构词手段，所以“哲”字要表现其“活动”义与“动词”性格，便必须另辟蹊径。本文借“哲”字中的“折”和其他部件的分析，和借助“克哲厥德”这句式的讨论，基本上已证明了“哲”字实有一深层的活动意义，并且于一定的句式中的确可有动词之用。在西方，philosophize等词虽然根苖早种，但毕竟要等到现代哲学的康德才明白地提出带活动意义的、动词的Philosophieren比实词的Philosophie（或Philosophem）更为基本，而要到了黑格尔乃至海德格尔，才一步一步地把哲学的活动意义推向历史性的领域。汉语中哲学的活动义乃至历史性虽较隐秘，但在太古遗留下来的像“克悊厥德”和“克终厥德”等吉光片羽中，总算已可初步证立。剩下来的，是我们今日应如何继承和发展“悊/哲”字背后这既古老又现代，而且是无间东西的精神传统而已！本书清校过程中，适值业师劳思光劳思光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诚邀，以第九届“唐君毅唐君毅访问教授”之名义回本校作系列演讲。首场讲演开讲未几，先生即重申“哲学须逾于一概念游戏”（philosophy beyond the game）。事实上，作者自多年前受业于先生以来，除许多理论问题得以亲炙于先生之外，最受先生启迪的，就是这一要点。先生今以八秩之龄，向济济一堂的几代学梓讲论时仍不忘这一大关键，可见“哲学须逾于一概念游戏”之议，确是先生历数十载而不移的信守。余生也鲁钝，多年来从先生渊博的学问所得无几，但对这个关系于哲学至深至极的议题，却自忖能深深契合。〈从大克鼎和史墙盘中的“哲”字看哲学〉一文虽酝酿有年，其立说的重点，亦不外于是。不日友侪将为先生召开八秩庆祝学术会议，作者谨以本文对先生多年教诲，答之以万一。
由是观之，中西哲学的发展尽管各有重点和各有特色，但其实都表现了“处境中的断疑”这一同构性。明白了这一大关键，则治中国哲学的我辈在游心于国故之余，实不必以此自限，而大可放胆以人类灵魂的探索者和人类处境的关注者等普遍身份，看看中国哲学中有哪些开放的元素可提出来对一些普世的哲学疑难有所贡献。
2007年7月31日初稿
8月31日定稿
10月30日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