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哲学传统，无论在东方或在西方，都源远流长。但作者一向认为治哲学最忌闭门造车，而贵乎能从其他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中汲取养分。就以西方哲学而言，自古以来，便先后从生物学、神学、数学、物理学、历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取得理论反思所需的资源，并因而使自身的理论得以长足发展。作者近年基于对语文政策的关注，转而对中国古文字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而本文的撰作，正是得诸文字学的启发的又一次尝试（第一次尝试见本书第十二章）。

本文的主旨，诚如上述，是要看“哲”之为“智”的根据。作者个人碍于见识，当然不敢轻言有所发明，但从学科的观点看，哲学在广纳其他学科的素材之余，却断不能只限于资料的汇集与求证，而应该勇于在最幽隐、细微之处发现有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只有这样，哲学取法于他学之余，才能达致其独特的反思功能，甚至有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借用晚唐司空图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语。的期盼。职是之故，本文于列举并分析了大克鼎、史墙盘“哲”字中太古残存的部件后，进而试图窥探“哲”是否于上古可有动词之用，其用心正在于探求“哲”字是否一如西方所有语文一般，也可显出某一程度的动词性格，并可由此而带出“哲学”这概念最为重要的“活动义”、“处境义”和“实践义”等等。这些论点如能证立，则吾人便可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树立最基本的共通点，俾学者再不能轻言东西哲学“无以共量”（incommensurable）。这一种工作，可看作是为未来的东西比较哲学建立“理论高地”的基建工程。关于东西比较哲学“理论高地”的建立问题，参拙作〈西方哲学东渐下有关语言的一些重要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09年5月，第3期，页118—127。就这一要求而言，本文（特别是“折”、“悊”，乃至“NFEF2”的部件分析）大体上都能与著作初衷相符合。姚君及其征引的方家提出对拙文五器七例关键字的重议，和由此而得出的对“悊”字动词性格的质疑，虽不触及克鼎墙盘“哲”字的部件分析，但对全文的整体理念来说，未尝不是一项严重挑战。唯经仔细推敲，这一项挑战背后，却又显出了“曲通”的可能。而且，借着“折”、“悊”，“NFEF2”等字深层的动词性格的确定，和借着“哲”与“慎”于解释学（并非文字学）上的彼此相通，方家的挑战反而引领本文的反思走向更深刻的层次。从哲学的观点看，放弃“五器七例”的论点，而取得对“哲”字更深刻的反思，可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作者而言，这更是其得力于哲学以外的其他学问的又一次可贵经验，是为记。

2009年1月31日，时值己丑新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