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systema一语词西方虽然古已有之，但当作今天所谓“系统”这样一个理念去理解，则其实是现代西方才慢慢酝酿的事。我们要知道，system这个语词，今时今日，已是整个西方文化传统，乃至全世界共同认可的一个重要和富有高度理论意涵的术语；今人所指的“系统”与希腊时期所谓的systema已不可同日而语。现代以降的西方哲学家里，康德和海德格尔都曾就“系统”的问题，作出了非常明确而深刻的反省。

康德在其著述中多次论及“系统”时，都通过与“堆叠”（aggregate）相比较而进行。康德的有关讨论，可以说是现代西方人就“系统”概念所提出的最有代表性和最深刻的理论。在《纯粹理性之批判》末后的“方法论”部分的“论纯粹理性的建构术”一章里，康德便提出了西方传统中就“系统”问题的最经典性的讨论。我们姑且把其中最重要的一两段从德文原文节译出来：

所谓建构术（Architectonic）就是构成系统的艺术。系统的统一性使得一般的知识得以成为科学，也即得以从一些单纯的知识的堆叠一变而成为系统。因此，建构术可以说是吾人在知识中发见科学的学说，它因而必须归入方法论考虑之列。

在理性的管治下，吾人的知识不可以表现得像一段随意的狂言呓语，而必须表现为一系统。因为只有在系统中，知识才可以支持和促进理性的目的。我所理解的系统，就是把杂多的知识统一于一个观念之下，这也就是一个全体底形式的理性观念。借着这一全体的理性观念，各杂多部分的范围乃至其彼此间所应占的位置都获得一先验的决定。由此可见，科学的理性观念涵盖了全体的目的和形式，而全体必须与此观念吻合。这目的上的统一性成为一切部分彼此相连的基础，它使得一个部分的缺少可以透过其余部分的认识而被察觉。此中，没有部件可以偶然地加进去，全体的界限亦因有一先验的限定而不容随意更改。由是观之，全体是经由建构（articulatio）而非经由堆砌（coacervatio）而形成的。全体的生长乃是内在的滋长（per intus susceptionem ），而非外在的增加（per appositionem）；正有如动物的身体，其生长并没有为其增添一件新的肢体，而是在不改变其整体比例的情况下，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因应于其目的而变得更强大和更茁壮。

总括而言，康德认为“系统”和“堆叠”都可以说是由一些部分或部件所组成的全体。不过，一个“堆叠”的形成，是部分先于全体的；换言之，顾名思义地是由林林总总的部件“堆砌”而成的。相反地，一个“系统”的构成，是全体先于部分的。此中，所谓“全体先于部分”，其实是说在一切部分得以集结或凝聚以前，要先有一关乎全体的理性观念被给予。也即是说，要先就全体的存在方式有了定夺，才能决定要征取哪些元件充作该全体的部分，和这些部分应该安放在哪一位置，其彼此之间又应有些什么关系等等。

在说明时，康德举了动物的身体为例，这个例子主要显出了系统作为一有生命的有机个体的生长特点。不过，除了有机体等自然事物可以是一个系统外，其实一些人工造就的事物也一样可以表现为一系统。如果要再举例的话，我们可以借着比较一个图书馆和一个旧书摊去说明“系统”与“堆叠”有何分别。一个旧书摊的规模一般来说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收书的品目、书的货源等问题一般都很随意；书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书要怎样排列、怎样存放亦无定数可言；反正书摊之为书摊，都是先有了一本一本、一批一批的书，然后经由种种偶然因素拼凑而成而已。至于一所图书馆，情况便大大不同：要成立一所图书馆，第一个任务并不是先去找书，而是先要作整体的规划，例如先决定服务的对象和性质（如是公立的、还是大学的），然后又要设立不同的部门，如采购组、编目组、期刊组、流通组等等，让其各司其职。就细部工作而言，又要决定编目组用哪一种分类法，流通组用哪一套电脑程式进行作业等等。这些问题都确定之后，则买哪些书、书到了以后如何安放、如何处理，便自有分晓。

“系统”这个观念虽说是现代西方才酝酿的精神产物，但这并不是说以前的人的思维便完全没有系统可言。事实上，康德便有“人类理性本质上是建构性的”这一种讲法。不过，尽管人类的理性从来都有系统性的潜质，但确实是到了现代阶段，西方人才对人类理性深处的这种系统思维产生了高度的意识，并且标题化地（thematized）加以讨论。谈论到这里，我们不妨问一个问题：如果说系统意识的抬头始于现代西方，则这一种倾向在文化层面看到底有何意义，又因此而引出什么后果？这一问题其实可以说是系统思维的后设问题。这一层面的考虑在系统思维萌芽的阶段当然尚未被明显提出。就以康德而言，他虽然详细解释了系统的意义，但还是未能触及“后设”层面的问题。然而，到了20世纪的海德格尔，这问题终于被正面提出。

海德格尔认为，“系统”的意识和谈论标志着现代西方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方向的形成。海德格尔说，直到中世纪，西方最多只知道所谓“大全”（summa）（例如圣托马斯圣托马斯的《神学大全》和《驳异大全》），而不知有所谓“系统”。那么，对海德格尔来说，西方现代的“系统”之为系统，其特点在哪里？海德格尔认为特点就在于系统中必须表现了和透析着一理性原则的制约性。而更特别的是，海德格尔洞悉到现代西方人对系统的意识同时也即是对那一能系统地运用理性的“自我”（或所谓“主体”）的意识。具体地说，现代西方在其注意力所及的芸芸事象中，终于发现了以人的“主体”（subject）作为贯穿万象的理性原则。笛卡儿有名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在面对世界时先作出“普遍怀疑”，再从怀疑的活动中发现一活动中的自我。于是，现代西方哲学传统出现了有名的“主客对立”（subjectobject dichotomy）问题。所谓“主客对立”，是指人类把世界和世界中的种种事象（客）都视为人类理性认知（主）的“对象”，并且只从这一个观点去量度万事万物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就这样地，现代西方以“主体”取代了中世纪的“上帝”，成为万物的中心点（Bezugsmitte, relational centre）。所不同者，“上帝”君临天下，是仗着宗教权威，而“主体”统摄万物，其所倚仗的理性原则，却丝毫不假外求。

海德格尔在明确地揭示了现代西方文明强调人类的“主体自我”这种系统性格后，对于这个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却不无批评。事实上，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过分高涨的自我意识慢慢地构成了现今世界的重重危机。就自然生态而言，它导致人类无止境地试图认识、驾驭，乃至征服自然；就人际关系而言，它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化、彼此敌视与疏离。整体而言，海德格尔认为主体性的意识把现代人误导至高度的自我中心。现代人面对世界，失去了以往的神秘感和庄严感，世界在人类眼中只是一些资源，只堪供人享用。这使得现代人除了物质外，愈来愈难找到精神上的满足。而人类彼此间的诚信关系亦愈益难求，取而代之地，人与人的关系愈趋向于从利害和效益出发。这两种趋势交征之下，人类文明终于整体地步向“物化”（reification）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