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海德格尔讨论“系统”问题时，表面上主要就人类的理性知识来谈论。不过，康德等认为人类的理性知识又可大分为数学的和哲学的理性知识，其中，除了数学可以凭空建构自己的对象外，所有的哲学知识最后都必须有所指涉，而指涉所及又都不能离开现实中的事物和事态。因此，除了有所谓知识的系统外，在现实中更有数不尽的系统。如自然界里的生态系统、人体的种种生理系统等。

若论知识系统和现实系统间的关系，有些人或认为可以很直率地说前者为主观而后者为客观，因为知识涉及了人类的主观想法，而后者则为客观地涉及世界云。然而，上一章近末了时我们已有机会看到，所谓“客观世界”如果完全离开了人类的观察条件，则根本无从讨论。吾人一旦对“世界”有所谈论，则无可选择地必须涉及知识。而就知识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信息上的选取、过滤和组织等程序而言，吾人所得者，永远不会是“客观世界”，而只是“世界观”。由此回头察看，所谓知识系统和现实系统的区分，严格上只是权宜的讲法而已。当然，我也不是说“知识”和“现实”绝无分别，因为我们毕竟可以把重点放在“主”的一面或“客”的一面！我们只想指出一点，“知识”和“现实”根本是“互倚”的，因为知识永远是“关于现实的知识”，而现实亦永远是“吾人所知的现实”。

明白这一个道理以后，我们便更能体会，“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对我而言有何意义？”等问题都很难有绝对的答案。当然，我也不是持所谓的“反智主义”，认为人类因此便不应寻求对世界增进认识。相反地，我认为人类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要认为一己所知的便是最客观的“真相”，而应该对自然、对世界留有一分敬意；而这个可敬的世界对我们可以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便更应该用一严肃的心情警惕虚心地去探索。

为了进一步显示知识系统和现实系统“互倚”的关系，以下我们将以两个问题为引子加以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到了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对“自然”应该采取怎样的看法？诚然，现代科学与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改善是很明显的。但科学发达几百年后的今天，西方愈来愈多知识分子认识到，此中所谓“改善”，只是人类的物质生活；至于精神生活方面，现代人却愈来愈感到不能满足。论者或可申辩说，科学的本质本在于认识自然，而精神世界本非科学分内的事，而这方面出了问题，也罪不在科学。面对这种观点，论者却可以指出，精神文明虽可说不是科学的职责，但现代自然科学对自然本身所采取的态度却很可能正是吾人精神世界出现困境的症结所在。西方现代哲学家笛卡儿在其名著《方法论》中，在宣告了要以科学技术增进人类的幸褔的同时，即清楚地宣布了将要对自然加以认知、利用、驾驭和征服，务使人类最后可以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这种态度，与其他传统文化如中国人（如张横渠的“民胞物与”见张载张载：〈西铭〉。）或印第安人，乃至于科学未长足发展前的西方人对自然的看法都大异其趣。曾几何时，人类一直对自然的奥秘心存敬意，一直把自然视为人类自身的孕育者。西方自韦伯提出在现代文明洗礼之下，自然世界遭受了“解魅”（Entzauberung, disenchantment）的命运的说法后，西方已有不少学者觉得应该就科学的使命和对自然的态度重新思考。十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历史学教授伯尔曼（Morris Berman）便顺着韦伯的说法提出了要让自然世界“归魅”（reenchantment）的要求。此外，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亦提出了同样的想法。

生活在科技文明支配的现代社会里，用什么态度看自然和世界，实在需要一定的生活智慧。世人一方面已清楚意识到无约束的科技导向会反过来对人类的精神生活诉求构成威胁，但另一方面，世人过惯了物质条件丰厚的现代生活，要完全放弃科技带来的便利，却谈何容易。在此两难之中，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人往往要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之间徘徊。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往往要以两种不同的身份去参与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一方面，我们要从事功和效益的角度安排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会感到“心为形役”而屡有“遗世独立”之想。现代文明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运作如旧的同时，人们要高谈“后现代”以寻求一平衡点。

当然，这种生活上的割裂，各人感受的深浅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而回应的方式也可以大相径庭。不过，这一种从广义的“物质—精神”对立而引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困惑，严格而言，并不必等到“后现代”的今天才出现。晋朝陶渊明的《饮酒》诗中，便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一阕，对于自认为身处于时代夹缝中的现代人而言，未尝不提供一种生活安排上的智慧！清朝一位学者和诗人黄遵宪黄遵宪，据云同时是一位于事业上长袖善舞的人，他把自己的斋号改为“人境庐”，说不定也是得到陶渊明的启示!参见蒋英豪蒋英豪：《黄遵宪黄遵宪师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由是观之，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这两个“系统”到底是否割裂，根本没有绝对的答案，因为这一切都视乎吾人持什么态度去解释世界和安顿自己。

第二个有趣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看中西医之间之区别？西医和中医更可以说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系统，这无论从“认知”上看，或从双方所理解的“现实”上看均是如此。基本上，西医是现代科学的产品，它注重可观察的客观数据，再配以森严的科学理论。现代西方医学的长足发展，有赖两大理论支柱，就是“解剖学”（anatomy）和“病理学”（pathology）。西医对人体的理解，基本上从解剖学出发，把人体分析为许多“系统”（如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等）。每一系统又分解为若干器官（如消化系统之有食道、胃、胆、十二指肠、小肠、大肠……），器官下又有组织、细胞、甚至DNA等观察层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种种高难度的显像技术（如Ｘ射线、超声波、电脑扫描、核磁共振扫描、PAT扫描等）相继面世，西医已能很清楚地认清人体生病所在的部位。再加上病理检查向微观世界的不断挺进，西医已能为诊断建立了高度客观的准则，足以为许多的病症（或病征）寻找到并孤立出明确的“原因”，然后针对性地因病而药之。由于西医对人体采取的是分析性或分解性的理解，善于孤立出生病的体位和致病的根源，因此如情况许可，既可考虑以外科手术去解决，又可考虑以针对性的药物去对治病源，以求治好生病的器官。而事实上，西医外科的发展，自从出现了激光刀、内窥镜、立体定向活检方法/手术（stereotactic biopsy/surgery）等医疗范畴后，技术上的进步，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针对各种病源的药物和其他治疗范畴的持续发展，也使西医的疗效与日俱增。总的而言，西医的分门别类虽然繁复细致，但归根究底，其操作原则都是以一些有针对性的医药或技术去针对地治疗某一有解剖对应的系统、器官或组织。

相反地，中医所理解的人体便大大不同。中医虽然也出过如华佗华佗般有解剖天分的名家，但整体而言，重点却不在解剖这种分割性的理解。中医从来不把人的身体的各系统孤立起来察看。即使提及类似西医的系统，其用心亦大大不同。例如说，中医讲的“肾”便不等同于西医讲的kidney。Kidney是一个“解剖”下的器官，但中医的“肾”却是“肾经”所牵涉的一套“功能”的总称。对西医来说，传统中医理论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经络系统”，其主要原因正因为经络在西医的观点下根本不是一个解剖实体，而在经络中运化的“气”，对西医来说，更是玄之又玄。但对中医来说，经络外通肢节、内连脏腑，是人体活力和一切功能得以畅行运作、彼此协调的渠道，远可追溯至《黄帝内经》的经络学说和与之相表里的“气”，直到今天这还是中药、指压、针灸、甚至某些气功流派的基本理论依据。经络学说的精神在于，以阴阳五行的观念说明人体的各种功能需要维持某一种平衡，身体才可保持健康，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的整体观。

在临床方面，传统中医无论什么疑难杂症，都以“四诊”（望、闻、问、切）为诊断的手段，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和“脏腑”为“辨证”的指标，前者如言“阴虚”、“阳实”等，后者则如说“肝热”、“脾虚”、乃至“心肾不交”等。这些所谓“证候”并不同于西医的“病症”或“症状”，因为，它们并不单指某一器官出毛病，而是指人体整体均衡的某方面出现了偏差。至于治疗方面，中医主要以扶正、祛邪，补、泻等为绳墨。传统中医处方时，大都不限定哪些药治哪些病，而重视因应个别病人身体寒热虚实和气血津液等特殊情况、审以时令、气候和地域等随机因素方作决定。因此有一病多种治法的情况，而每一种药亦可与其他很不同的药配伍而治不同的病。深一层讲，中药很讲究所谓“归经”，其最终目的，亦正是要让“失调”的病体重获平衡。

中医和西医所理解的人体现实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是最明显不过的。因此，只要双方都明白自己的“系统”所认识的和所掌握的只是人类生命这一奥秘的许多可能理解中的一种的话，便应该知道自己的系统无论有多少长处，必同时有一定的限制。具体地说，西医以广义的自然科学为本位，其经验能比较客观化地构成准则，其分解的观察亦有利于局部性研究的发展；再者，在分解的基本原则下，西医的针对性强，因此在突发的病情上，西医的治疗较为立竿见影，单就这一点而言，在可见的将来，西医大概都会居于主导的地位。至于中医，其数千年的临床经验当然是不能忽视的。许多人说中医立说太“玄妙”，这种讲法只说对了一半。不错，中医比起西医当然给人很玄的感觉，但归根究底而言，我们切勿忘记中医从古到今都是以“经验”和以“临床”为依归的。只不过，由于中医的理论的确近于玄学（阴阳五行）多于科学，故其经验虽然可贵，但往往较难客观化；难于捉摸之余（如王叔和王叔和《脉经》论切脉时说的“心中易了，指下难明”），亦难于传授和难于累积，因此也较易生良莠不齐的现象。然而，中医看似玄妙的基本观念中却有许多是值得西医参考的。如治疗的最后对象是人而不是病，注重病体的整体平衡，处方用药配伍时，亦充分体现平衡的观念而使副作用减少等。明乎这个道理，则中西医双方便都应该给对方起码的尊重。由此而看，内地近十几年、乃至本港最近兴起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便正代表了两个认知系统和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沟通。这在观念上是十分值得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