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系统”根本上涉及整体的理念，而作为“整体”而言，系统一般都必须表现出某种制约性，也即要决定整体之下的所有部分的存在方式和相对关系。由于有了这一制约性的存在，则从部分的观点来说，系统便显出了一定的权威性。而最令人不满的是，这种权威性很容易变为“封闭性”。论者或会说，系统的制约是一理性的制约，既然是理性，为何会造成封闭。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设想一大独裁者，他本身可以是具有高度智慧的，然而他的智慧却可以只用来压榨老百姓以巩固一己的利益。谈系统问题时，理性的地位其实也一样。如果宇宙只有一单一的理性，而其他部分都是没有意识、没有意愿的死物的话，则封闭不封闭倒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有另一系统，涉及了众多各有其自己的意识的主体的话，则如此一系统中的所谓理性制约便往往完全限制了部分的可能性，这便是所谓的“以理杀人”；而其系统，尽管说得如何理性，亦只是一封闭系统。在现代哲学史中，康德既畅谈理性，亦建立了某一意义的系统，但总的而言，康德的系统并不显得封闭。但到了黑格尔，其系统造得更严密、系统性显得更强之余，其系统的封闭性亦推到了极端。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以后的许多哲学都或多或少带有反黑格尔的意味。

今日西方又弥漫着一波又一波的崭新的思维浪潮。但究其根本，都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对“系统”的反思与再反思。这种发展趋势，无论在科学技术的研究，或是人文社会的研究的领域中看，都可见端倪。在自然科学世界里，贝塔朗菲（和拉兹洛（创立了所谓“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其基本学说便正代表了对制约性的“封闭系统”的排拒，和对互动性的“开放系统”的期待。

所谓一般系统论和许多新兴学科［如仿生学、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 、认知科学里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等］一样都可归入广义的控制论。控制论本来最强调系统制约，从40年代Nobert Wiener的始创时期到今天，在观念上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70年代初，佛尔斯特（Heinz von Foerster）便首先提出了“第二阶控制论”（second order cyberetics）的构思，以别于从前的“第一阶控制论”。佛尔斯特对所谓“第二阶控制论”的界定是这样的：第一阶控制论是cybernetics of observed systems ，而第二阶控制论则是cybernetics of observing systems 。就具体研究而言，第一阶控制论基本上是无生命的技术性系统，用的方法则以工程技术为主。至于第二阶控制论则主要以有生命的系统为对象，而使用的方法则以生物学为基础。此中许多技术的问题，我们无法在今天这个课堂上处理。但就精神上讲，第二阶控制论最大的特点是知道不能只单方面去操纵对象。对象一旦包括了生命机体，我们便首先要肯定他们是可以有意志或自发选择的。对象的行为反应，因而不能归纳到一些死板的线性关系中。生命系统在面对环境时，处处可表现出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些“涌现特性”（emerging properties） ］。因此，与其只知施以技术性的操控，观察者和被观察的对象必须借着不断的沟通以增加理解。第二阶控制论所讨论的系统往往涉及极大的复杂性，面对这些处境，真正有效的管理方法，往往不是“由上而下”（topdown），而是“由下而上”（bottomup）的。总言之，第二阶控制论放弃了传统控制论只从观察者一方单一的中心出发，而又不检讨自己作为观察者与其观察对象间之关系的做法，改而把系统开放，容许智力中心的多元化，让潜伏于系统不同层面的力量得以有效的动员。当然，这一种系统模式运作的目的和结果再不可能是无条件的结构上的稳定性或守恒性；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不断的变化、形态的革新、新问题的动态出现，和有效解决方案的不断诉求等。论者或会问，这样值得吗？这问题大概很难回答，但我认为，就我们生活的世界本来到处都涉及生命个体和众多意志并立的情况而言，这个新的“控制”模式，可能较接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