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潮，可谓一浪接一浪。其复杂程度亦非这里可以交代。但大体而言，系统的封闭或开放问题，可说是各种思潮的主要角力场所。在哲学领域中，欧陆哲学虽然一贯地对系统建构保持浓厚兴趣，但对于系统可能出现的“封闭性”却不无戒心。黑格尔（特别是其晚期理论）仍然备受批评之余，甚至胡塞尔的学说亦曾被批评为一“封闭系统”。参见 Johannes 如何在肯定系统的同时避免其封闭性？系统可否从其为开放的一面去设想？这一直都是哲学界和其他相关学问的一大课题。结构主义心理学家皮亚杰（就所谓“结构”问题区分了“封闭结构”和“开放结构”，可说是系统之可为封闭或开放的侧影。皮亚杰把一些非时间性和涉及必然性的结构，如逻辑和数学等归入前者，而把一些于时间中涉及变化和发展的结构如语言、社会等归入后者。这种简单的分法，虽然不无争议的余地，但却很清楚地把当代思潮面对的大问题揭示了出来。

存在主义兴起时，不少文化评论者把海德格尔算作存在主义的代表，但却遭海德格尔大力否认。事隔许多年，我们现在大都明白这是因为海德格尔对存在主义推崇的主体性问题极有保留的缘故。晚期的海德格尔更清楚地表明反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Humanismus），并提出人类应该从现代以来一直盘踞的“中心”退下来，改为守于一“居中偏侧”（eccentric）的位置。与此同时，结构主义者列维施特劳斯（亦在与萨特萨特的论争里宣称结构主义要建立一“没有主体的康德主义”，无论我们同意与否，其批判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用意却是显而易见的。“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理论”（deconstruction）的改变，更对现代西方理性系统中许多本已被奉为圭臬的原则性区别提出不信任。解构论者所要求的，正是系统的解体，而此中所谓的系统，便正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系统。与此同时，西方当代关于“现代性”的反省亦引出了所谓“后现代”的讨论。这些讨论最初面世时，由于主要集中于对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所以常常予人一种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印象。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化，所谓后现代主义亦有从消极转向积极的趋向。于是乃有所谓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如罗蒂（、霍伊（、格里芬（等］的产生。此外，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等人特别强调的“沟通”，也正是要打破现代社会因物化而导致的人际沟通渠道闭塞的问题。诠释学（hermeneutics）则借着对“传统”（tradition）的分析，说明了影响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实质力量如何系统地形成。但在说明这些力量的系统制约性的同时，诠释学却不忘回头指出了人类有向这些力量回馈和改造的可能。总而言之，这众多思潮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系统学说从封闭迈向开放，从理性驾驭走向理性沟通的路途！

1999年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