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连“善易者”都可以不占，则我们更没有特别的理由鼓励一般人凡事去占断。但这么一来，《周易》对吾人还有何用？我认为，《周易》作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过的一份精神遗产而言，用处还是很大的。当然，我所指的“用处”，不是一般的当下效益，而是康德谈哲学时的所谓“妙用”（Nützlichkeit）参见拙著：〈康德论哲学的本质〉，见《从哲学的观点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 页1—21。

论者或会问，一般人既不占卜，亦无意于义理之学，则《周易》之为书，对我们来说便更无关痛痒。这其实并不尽然。对《周易》加以钻研，确是极少数术数家和学者的事。然而，《周易》的基本意念却假语言文字之途，渗透进中国文化的体系里，并潜藏于一代一代国人的长线记忆（longterm memory）中。我们的语言里，许多如“自强不息”、“否极泰来”、“见机而作”、“谦谦君子”、“潜龙勿用”、“默语无常”、“居安思危”、“穷则变、变则通”、“慎密”、“变卦”、“忧患”等用语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周易》。诗词文学如白居易白居易的“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和苏轼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更是脍炙人口。中国人重视人际的“进退”，对人对事留有“余地”，晓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做事宁可“先苦后甜”，遇困难时，会相信“守得云开见月明”，会尽量坚守（艰贞）以待“转机”，因为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朝功成，马上会“积谷防饥”、也明白“创业难，守业更难”，因怕“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有才而不遇的人我们可称之为“蛰伏”，也可叫“老骥伏枥”，当然亦可称为“潜龙勿用”；显达而有修养的人许多时会“处事低调”，甚至于“韬光养晦”，因为怕“位高势危”和“树大招风”……。《周易》的道理涉及的是生命的学问，透过文化无形的熏陶，《周易》影响了我们，我们还不一定知道。当然，从今日的观点看，以上许多处境态度不一定全是对的，但总的而言，只要运用得宜，总应利多弊少。

我相信受过中国文化哺育的人，即使从不读《易经》，其生活处事的态度，大抵亦总与在外邦（如美国）土生土长的人有点不同。这与其说是民族性使然，不如说是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结果。《周易》的道理之于我们，如影之随形。平素的日子里，我们可能从不重视、甚至从不意识到我们血液里的这种文化特质。但这些特质很可能在我们生命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其“妙用”——哪怕是在我们人生最穷途末路之际，或是最得意忘形之时！

1999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