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把句子首先分为简单句和复合句。所谓简单句，指具有“S是P”这样结构的句子，比如“这是一本书”，“玫瑰花是红色的”，“鲁迅是周海婴的父亲”，“人是动物”。在印欧语系拼音文字中尤其是这样。从语法的角度，可以说“S是P”是一个主系表结构，“S”是主语，“是”是系动词，“P”是表语，“是”把S和P联系起来。也可以说“S”是主语，“是P”是谓语，其中“是”是助动词，和P联系在一起表述S。从逻辑的角度，可以说“S是P”是一个原子命题形式，“S”是主项，“是”是连项，“P”是谓项，“是”把S和P联系起来。因此无论是从语法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是”的位置和作用都显而易见，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是”字是有歧义的。亚里士多德说：“有多少种范畴，就可以有多少种方式说事物‘是’。”〔1〕罗素说：“是”这个词是极其含混的。他认为，“是”可以断定存在，可以表示同一，可以表示谓述，还有不太普通的用法，比如产生形式蕴涵的用法。〔2〕历史上，逻辑学家围绕着“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逻辑理论，为研究句子的形式结构，确定句子的意义，进行正确的推理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工具。本文试图从其中几个主要的、成型的逻辑理论出发，探讨逻辑和语言的关系。

一、 “是”的逻辑理论

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建立的第一个逻辑理论是四谓词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命题中谓词共分为四类：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这个理论仅仅限于“S是P”这样命题的表述关系，没有对命题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比如，没有分析量词，没有分析否定形式。在这以后，亚里士多德对“S是P”这样的命题更深入地进行研究，区分出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在对主词的量化分析中，区别出个别的、一般的和不定的命题，并且探讨了这些命题的不同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根据他的分析，可以看出句子的逻辑结构是：

〓〓（并非）（所有／有）（非）S（不）是（非）P。

中世纪逻辑学家对命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著名的指代理论。他们通过“是”把命题分为主项和谓项，以此对指代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划分。一般的划分是：指代首先分为人称指代、简单指代和实质指代。比如“每个人是动物”这个命题中的“人”指代它所意谓的东西，这是人称指代；“人是种”这个命题中的“人”指代心灵的意向，这是简单指代；“人是一个名”这个命题中的“人”指代一个说出或写下的词，它指代自身，但不意谓自身，这是实质指代。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还有对人称指代的进一步划分。比如人称指代分为分离的（“苏格拉底是人”）和普通的；普通的人称指代又分为确切的（“人是动物”）和模糊的；模糊的指代又分为仅仅模糊的（“每个人是动物”，其中“动物”是仅仅模糊的）和周延而模糊的（“每个人是动物”，其中“人”是周延而模糊的）。这些划分提供了一系列分析命题的规则。

传统逻辑指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和中世纪逻辑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逻辑理论。它对“S是P”这样的命题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确定了A、E、I、O四种形式及其对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三段论的格与式及其相应规则。A表示“所有S是P”，E表示“所有S不是P”，I表示“有S是P”，O表示“有S不是P”。这一理论对量词（“所有”、“有的”）做了简单的处理，区别出单称命题，在三段论推理中把单称命题当作全称命题来处理，而且把关系命题处理为“S是P”这样的结构，比如把“贾宝玉爱林黛玉”这个命题处理为“贾宝玉是爱林黛玉的”。此外，传统逻辑抛弃了中世纪的指代理论。

逻辑方圆

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认为，“是”这个词是有歧义的，它可以作系词，也可以作等词，关系却完全不同。比如“晨星是昏星”和“晨星是行星”这两个句子，前一个句子的“是”作等词，表示相等，其关系是可逆的，而后一个句子的“是”作系词，其关系不可逆。他指出，概念是谓词的意谓，对象不能是谓词的意谓，却可能是主词的意渭，因此要区别对象和概念。主词和谓词只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在逻辑的意义上属于同一个层次。“是”可以表示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也可以表示一个概念处于另一个概念之下。这样，他区别出“是”的几种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现代逻辑对“S是P”这样的命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阶谓词演算中，这基本上是在弗雷格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完善的。一阶逻辑主要包括以下要素：个体变元、个体常元、命题变元、谓词变元、命题联结词、量词、等词，等等，由此也可以分析出“S是P”这样的句子具有这样的要素。由于一阶逻辑主要是对量词的意义和性质的研究，因而分析出“S是P”这样的句子极其复杂的量词形式和关系性质。比如，一个简单句子可能是：

〓〓（I）性质命题：

〓P（a）：苏格拉底是人。

〓P（x）：事物是发展变化的。

（II）关系命题（含等词）：

〓R（a,b）：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R（a,b,c）：廊坊是在北京和天津之间。

（III）全称命题：

〓x（FxGx）：所有人都是动物。

（IV）存在命题：

〓x（Fx∧Gx）：有些人是领导干部。

现代逻辑表明，在以上这些句子中，“是”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

二、 “是”的研究再分析

在“是”的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事实：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他针对古希腊辩论中的问题，想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保证推理的必然性，从而形成了四谓词理论，而这个理论是围绕着“是”展开研究的，因此可以说，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从“是”的研究开始的。但是，仅从逻辑发端的角度来考察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作进一步的考察分析。

在古希腊语中，“S是P”是一种基本的语言形式。“是”连接主语和表语，这是由古希腊语的语法性质决定的。这里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古希腊语中有这样一个“是”；第二，“是”是句子中最基本的、稳定的语言要素；第三，“是”是普遍适用的词。

首先，有“是”，则从语言方面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可以看得见逮得住的语词，才能使人们去研究它。若是没有这个“是”，则很难想象怎样去研究它。让我们考虑一个相反的例子。古汉语中没有“是”作系动词〔3〕，因此人们没能对“是”进行逻辑分析，也就没能形成相应的逻辑理论〔4〕。有人认为，古代汉语中不用系词，只是省略掉了〔5〕。在此我不想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想问，即使假定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当在表达形式上看不见、找不到这个“是”字时，又该怎样去研究那个隐藏起来的“是”这个概念呢？怎样才能说清这是什么东西呢？

其次，句子中的“是”是一种稳定的语言因素。所谓稳定，是指它有明确的规定，有一种语法功能，使得主语和表语的联系表现出来。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四谓词理论论述的是谓词对主词的关系，主词和谓词是从语法学家那里借用来的概念，是通过句子中的“是”区分出来的，因而谓词对主词的关系也是借助“是”反映出来的。在一个“S是P”这样的句子中，S和P可以千变万化，“是”总是不变的。就是说，主语和表语是可变的，而系动词不变。比如，人们可以说：“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也可以说“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还可以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师生关系。”在这三个句子中，主语分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表语分别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学生”和“师生关系”，而系词始终是“是”。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对这个不变的“是”进行研究而形成一套理论，从而确定谓词对主词这种可变因素之间的必然联系。相比之下，古代汉语由于没有“是”作系动词，因而没有相应的明显的语言形式，所以没有对“是”的研究，也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即使今天我们头脑中已经明确认识到句子中有或应该有这样一个系词，而且我们已经掌握并且可以利用现代逻辑的一些知识去分析中国古代逻辑问题，但是像“白马非马”、“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样一些命题依然疑难重重。在这样的语言中，寻找并确定那种与推论的必然性有关的语言因素非常困难，形成相应的理论则更难。

这里有一个深一层次的问题，即为什么说研究推论的必然性和“是”有关系。实际上，这是和逻辑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从逻辑的角度说，所谓推理的必然性是由命题的形式决定的，与命题的内容没有关系。因此逻辑研究要考虑命题的形式结构，而命题的形式结构是由句子中稳定的不变的语言因素表现出来的。句子中稳定的不变的语言因素有很多，而在“S是P”这样的句子中，“是”就是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语言因素，因而对“S是P”这样的句子进行研究，必然要研究“是”。

第三，“S是P”这样的结构是语言中普遍应用的，不仅是日常语言中，而且是科学语言中普遍应用的。这里涉及到简单句的另一个问题，即行为动词也属于简单句，可逻辑一般却不研究它。行为动词确实是一类词，它们的应用在语言形式上千变万化。以英语为例，英语分为“to be”（是）和“to do”（做）两类。“to do”只是行为动词的代表，而在句子中表示什么样的动作，就要用什么样的动词，比如，说、念、唱、推、拉、拽等等，而且每个动词还要有时态、单复数、人称的变化。“to be”虽然也有时态、单复数、人称的变化，在句子中却总是一个。因此从研究的角度说，“to be”显然更简单、更基本、更典型。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语法学家虽然区别出名词和动词，但是还没有明确区别出行为动词和系动词，因而“是”也属于动词。而在这样的动词中，“是”显然是最简单的。亚里士多德从语法学家已经提供的那些语法分析出发，并且从最简单的动词“是”出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乃在于“是”的应用具有普遍性，一切科学语言中都要应用它，而说、念、唱等行为动词却不必然得到普遍应用。

综上所述，“是”的存在对于逻辑的研究和形成至关重要。正由于它在句子中出现，起着一种非常基本的联系主谓的作用，而且它是一种固定的语言因素，并且在语言中得到普遍的应用，因此当亚里士多德研究“S是P”这样的句子的逻辑性质时，必然要考虑“是”。推而广之，正因为这样，历代逻辑学家都要研究它。

在上述几种“是”的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从对“是”的研究到对量词的研究。比如，亚里士多德在四谓词理论中就没有研究量词，而是后来才逐步研究量词的。在中世纪的指代理论中，第一层次的分类为形式指代、实质指代和人称指代。这一层次的分类就是对“S是P”这一形式的命题的分类，不涉及量词。而在人称指代之下的分类，就涉及量词、量词域的问题。传统逻辑的A、E、I、O以及对当关系反映了对命题中量词形式的研究。而现代逻辑，即一阶逻辑主要是对命题中量词的刻画。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发展过程。因为“是”的语法功能是把主语和表语联系起来。逻辑学家研究“是”，则是想研究由“是”反映出来的主语和表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就要结合主语和表语进行考察，而在对主语的进一步考察中，必然会考察到修饰主语的量词。随着研究的深入，自然揭示出量词的逻辑性质。

第二个特点是从使用自然语言到使用形式语言。在弗雷格以前，逻辑的研究是使用自然语言，因此这些研究反映了所用语言的语法特征。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四谓词理论有一条分类原则，即看谓词与主词能不能互换谓述。这一原则也反映了古希腊语的一种语法特点，即主语和表语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在“S是P”中，S可以是主语，也可以是表语，P可以是表语，也可以是主语。又比如，传统逻辑分析的主项、谓项、连项、量词，也反映了印欧语系中主系表的语言形式。但是，使用自然语言表述，必然受到所用自然语言的影响和束缚。比如亚里士多德研究“是”而形成的理论反映了古希腊语的语法特点，却没有反映古汉语的语法特点，因为古汉语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是”。此外，自然语言不精确，有歧义，满足不了逻辑的要求，因此随着逻辑研究的发展，必然对逻辑所用语言提出新的考虑。弗雷格看到了语言的不完善性，因此抛弃自然语言，构造了形式语言，通过形式语言来刻画语言的逻辑结构。自弗雷格以来，现代逻辑使用形式语言，深刻地揭示了“是”在句子中的各种意义和作用。形式语言没有自然语言的意义，成为一种通用的语言。无论其母语是英语、德语、法语，还是汉语的人，都可以使用它，而且在使用它对本民族语言进行分析时，它的逻辑功用是一样的。

简单地说，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到传统逻辑，句子的逻辑形式和语法形式基本是一致的，而从弗雷格起形成的现代逻辑，句子的逻辑形式和语法形式则不相同。让我们看下面几个句子：

〓〓（a）时迁是个神偷。

（b）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c）玫瑰花是红色的。

（d）人是动物。

在印欧语系中，“是”一般是一个系动词，它与形容词、专名、类名或分词结合起来构成谓语。按照这样的分析．以上四个句子中除主语外都可以称为谓语。在现代汉语中，“是”一般是系动词，联系主语和表语。依此分析，以上四个句子中的主语不变，而“神偷”、“亚里土多德的老师”、“红色的”、“动物”等等为表语。语言学家对于这样的分析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究竟是“是”本身体现谓词，还是要与其他词结合在一起才体现谓词，等等。但是不论怎样分析，“S是P”中的S总是主语，P总是属于谓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谓语。

用传统逻辑来分析，（a）是一个单称命题（在三段论推论中作全称处理），“时迁”是主项，“神偷”是谓项，“是”是连项，可表达为“a是P”。（b）是一个单称命题，“柏拉图”是主项，“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谓项，“是”是连项，可表达为“a是P”。（c）和（d）没有量词，可作全称命题处理，“玫瑰花”和“人”是主项，“红色的”和“动物”是谓项，“是”是连项，可表达为“所有S是P”。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除了细微的差别，往往逻辑主项就是语法主语，逻辑谓项就是语法谓语或表语，逻辑连项就是语法上的系动词或属于谓语。因而逻辑的断定关系就是语法的表述关系。虽然逻辑上引入了一些字母符号替代了命题中可变化的名词、专名、类名和形容词等等，句子的基本形式仍然没有改变。比如“a”、“S”仍然是主词，“P”仍然是谓词或属于谓词。

但是用现代逻辑来分析，句子的逻辑形式却不是这样。根据现代逻辑，要区别专名和类名，只有类名可以作谓词。谓词是一个函项，它要以一个变元来补充。这个变元可以是一个个体，也可以是一个专名，因此专名可以补充谓词，即作谓词的变元，但是不能作谓词。这样，命题中去掉专名的部分是谓词，可写作F（ ），留下的位置，即括号中的位置给个体词或专名，如果是个体词，则可用x表示，写出F（x）；如果是专名，则可用a表示，写出F（a）。以此分析上述例子，（a）中“是个神偷”是谓词，“时迁”作其自变元，其形式是“F（a）”，读作“a有性质F”。（b）中“是……的老师”是谓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其自变元，其形式为R（a,b），读作“a和b有R关系”。（c）和（d）的情况还要复杂一些，（c）中的“玫瑰”和“是红色的”都是谓词，要引入个体变元作其补充。即：“对任何事物，如果它是玫瑰，那么它是红色的”，其形式是“x（FxGx）”，读作：“对任何x而言，如果x是F，那么x是G”。（d）也与（c）类同，即“对任何事物，如果它是人，那么它是动物”，其形式与（c）相同。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S是P”这样的句子中，有包含一个个体的，比如（a）、（c）和（d）；有包含两个个体的，比如（b）；有包含一个谓词的，比如（a）和（b）；也有包含两个谓词的，比如（c）和（d）。含有一个个体的句子，是一元性质命题，含有两个个体的句子，是二元关系命题，它们的逻辑结构和意义是不同的（此外，谓词有一阶谓词，有高阶谓词，这里的命题都是一阶谓词）。在一元性质命题中，当主语是专名时，比如（a），句子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基本是一样的，即句子中的主语和谓语也是逻辑中的主词和谓词。而当主语是类名时，比如（c）和（d），句子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却是不同的。句子中的谓语仍然是逻辑中的谓词，而句子中的主语在逻辑上也是谓词。在二元关系命题中，比如（b），句子中的主语仍然是逻辑中的主词，但是句子中谓语部分的专名也是逻辑中的主词，因而句子谓语与逻辑谓词也不相同。因此可以说，“S是P”这样的句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语法形式，另一种是逻辑形式。语法形式只是它的表层结构，而现代逻辑所揭示出来的诸如一元、二元、多元、一阶、二阶、高阶等逻辑形式是句子的深层结构。这种形式与语法形式不同。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无论语法主语是专名还是类名，逻辑主词总是个体词，类名只能是逻辑谓词；无论语法谓语是专名、类名，还是形容词，逻辑谓词总不能是专名，专名永远是逻辑主词。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具有普遍性，它适合于不同的语言。这里也许会有特例，但是就笔者所熟悉的汉语、英语、德语和法语来说，这种分析是适宜的，而且是有效的。这说明，语言形式是表层的东西，对各民族来说是不同的，而逻辑形式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对各民族来说是共同的。

从“是”字出发进行研究，最终形成逻辑理论。有了这样的理论，就可以用它对与“是”有关的句子进行分析。因此，形成什么样的理论，就可以用什么样的理论去进行分析。而应用不同的理论，就可以达到不同的结果。下面我们仅以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用传统逻辑，一般可以处理直言命题，可以处理简单的量词。但是传统逻辑不能很好地处理单称命题，只能把它作全称处理；传统逻辑也不能很好地处理关系命题，只能把它作直言命题来处理，特别是传统逻辑不能处理复杂的量词。而应用现代逻辑，在这几个方面都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处理。我们仅看“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这个例子。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运用传统逻辑，只能把它分析为具有如下两种含义：〓〓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有些事物是相互联系的。

按照一般的量词规律，更倾向于前一种含义的理解。而使用现代逻辑来分析，它可以表示出以下几种含义：

〓〓（a）对任何事物x，x以与自身相联系。

（b）至少有一个事物x，x与自身相联系。

（c）对任何事物x，对任何事物y，x与y相联系。

（d）对任何事物x，至少有一个事物y，x与y相联系。

（e）至少有一个事物x，对任何事物y，x与y相联系。

（f）至少有一个事物x，至少有一个事物y，x与y相联系。

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这个命题并不是那样简单。哲学家们大概不会承认这个命题的意思是（a）或（b）。那么从（c）至（f）来看，这至少是一个二元关系命题。因此可以说，一个简单的“S是P”这样的命题，可能表达为复杂的关系命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围绕“是”形成的逻辑理论中，显然现代逻辑的力量更强，因此我们应该应用现代逻辑这一工具。实际上，在现代哲学、语义学、语言学以及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中，人们一般都在运用这一工具。当然对于现代逻辑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有人认为现代逻辑使用人工语言，这种语言离自然语言太远、不太自然，而提出对它改进。也有人认为传统逻辑更接近自然语言，因而反对使用现代逻辑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逻辑问题。我认为，接近自然语言还是远离自然语言固然可以作为一个问题进行探讨，但是以上举例至少说明，在传统逻辑显然无能为力而现代逻辑可以胜任的时候，我们毫无疑问应该抛弃前者而采用后者。特别是当人们提出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对语言进行分析时（且不论这一命题是否正确），如何进行分析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对于“是”这个最基本、最常用、有歧义的词，逻辑学家至少提供了上述有力的分析工具。

逻辑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对“是”进行分析的工具，也揭示了“是”的一些基本性质。在“S是P”这样的命题中，当S和P都表示它们所意谓的东西时，“是”至少表达了以下四种关系：第一，属于关系；第二，个体的相等关系；第三，包含关系；第四，表示存在。

关于存在，这里也有明显的语言特征。在印欧语系中，“是”可以单独作谓语，比如说，“上帝是”（“God is”），这里的意思是存在。因此关于“是”是作系词还是表示存在，一直有许多探讨。例如，在中世纪有关于作存在谓词的“是”与作系词的“是”的争论。有人认为系词没有语义内容，“是”乃是系词，与“存在”毫无关系；有人则认为从“是”作系词的功能可以推导出来其“存在”意义。在近代，密尔认为“是”不仅起系词作用，而且表示存在，而布伦塔诺则认为，所有直言命题都可以化归为表示存在的命题，因此“是”和“不是”这两个表示存在的词可以取代系词。到了现代，弗雷格认为，存在是概念的性质，而不是对象的标记，存在构成一个二阶谓词。自弗雷格起，现代逻辑学家用数理逻辑工具对这个问题进行大量探讨。应该指出，现代逻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不仅仅限于“是”的存在含义，而是包括了对“存在”（exist）这个动词的讨论，也包含了对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的讨论。

除此之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印欧语系中，一般来说，“是”（比如：“einai”、“esse”、“to be”、“Sein”、“étre”，等等）这个词本身就有本体论的含义，意为存在。围绕它，许多哲学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哲学探讨。

这些情况说明，在印欧语系中．“是”的使用一般是规范的，有明确的语法要求。但是，“是”这个词本身是有歧义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现代汉语中，“是”字本身没有本体论的含义。但是，“是”字除了作系动词使用外，它的用法是不规范的。例如以下几个句子：

〓〓（a）是你的东西，我就不要。

（b）是你闯的祸，还是他闯的祸？

（c）门前是山。

（d）是有那么一回事儿。

（e）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

这些句子中的“是”，显然具有不同含义。（a）中的“是”相当于表示量词，即“凡是你的东西，我都不要”。（b）中的“是……还是”相当于命题联结词中的析取符号，即“你闯的祸，或他闯的祸”。（c）中的“是”表示存在，即“门前有山”。（d）和（e）中的“是”都表示强调语气，但是（d）中的“是”具有断定的含义，相当于表示“p，这是真的”。

此外，自汉代以后，虽然“是”字逐渐成为系动词，尤其是在现代汉语中，常常以它作系动词，而且语法书对它也有明确的说明和规定，但是在日常用语中，特别是在习惯的表达方式中，常常是没有“是”的。比如，“他的脸红扑扑的”，“街上人山人海”，“他家门庭若市”，等等，从这些情况来看，分析汉语中的“是”，绝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们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说要用逻辑工具去普遍地分析语言，而只是想说明汉语中的“是”还有这样一些不规范的特点。逻辑研究“是”，乃是研究“S是P”中作系动词的那种有明确规定的语法特征的“是”的逻辑含义。由于现代汉语以“是”作系动词，因此我们可以应用现代逻辑工具对它进行上述分析。但是由于汉语的语言特点所致，一方面，并非汉语中“是”字的应用都属于逻辑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有些句子往往不需要用“是”字作系动词。因此我们不仅要分析汉语中“是”字的诸种含义，而且还要分析没有“是”字作系动词的句子中那些相应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分析仅凭逻辑工具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有逻辑工具，而且需要有语言学的知识。

（本文原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注〓释Aristotle,Metaphysics, tr. by Hope, 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 1017a3.

〔2〕〓Russell,B.,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3, p.64.

〔3〕〓王力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就汉语来说，真正的系词只有一个‘是’字”（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83页），“汉语真正系词的产生，大约在公元第一世纪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同上书，第194页）。

〔4〕〓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逻辑一般指春秋时期，特别是在《墨经》达到高峰。这一时期的古汉语自然没有“是”字作系动词。现有的一些分析往往假定了“S是P”这样的语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