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如今比较流行，不同的语言、思想、文化、历史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在这种意义上，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里，我想从目前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两个现象出发，谈一谈我对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一些看法。在我看来，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与其他许多比较研究是有很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主要是由逻辑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的。

一、 两个现象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中有两个最奇特。一个现象是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与中国逻辑史研究竟然都离不开中西逻辑的比较。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显然预设了两个前提，一个是有中国逻辑，另一个是有西方逻辑，顾名思义，就是要对这两种逻辑进行比较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比如杨百顺的《比较逻辑史》和崔清田的《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相比之下，中国逻辑史研究本身并不预设有西方逻辑这样一个前提，应该就是研究中国逻辑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思想。但是几乎所有中国逻辑史的研究都离不开中西逻辑的比较。比如，称赞它的成就，要说它与古希腊逻辑一样，是世界三大逻辑起源之一；讲述它的内容，要说它的哪些论述相当于西方逻辑的哪一部分内容；而论述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发展本身，则首先要论述西方的逻辑思想和著作，包括哪一个人写的哪一本逻辑著作，从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传入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特别是，近年来不少人不愿意使用中国逻辑这个名称，而称所研究对象为“名辩学”，但是仍然离不开与西方逻辑的比较。比如周云之在《名辩学论》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首先就论述“西方‘逻辑’之名的约定俗成过程”〔1〕；第二节才讲“中国古代逻辑曾被称作‘名学’”〔2〕。这显然表明，即使名称改变了，也仍然在比较。

另一个现象是有两种截然不同和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有逻辑，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没有逻辑，而这两种观点都是经过与西方逻辑的比较而形成的。“没有逻辑”论者认为，逻辑以推理形式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献中有推理，它们都是推理形式的体现，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对推理形式及其相关部分作过分析，更没有把推理建成一个演绎逻辑系统，因此没有形成逻辑。〔3〕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论证是在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下进行的，其中特别强调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系统的化归问题，认为它是“非同小可的”，因为有了其他格三段论式向第一格式的化归，三段论才成为一个演绎系统，“至此西方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学”〔4〕。至于像如下一些论述，比如《墨辩》中的“辩”不是西方的“逻辑”的同义语〔5〕；“认为墨家辩学‘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的东西是牵强附会，而‘无’才是事实”〔6〕；“墨家辩学不可能发展为西方的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7〕等等，显然都是直接的比较。

有意思的是，“没有逻辑”论者在论述中进行中西逻辑的比较，“有逻辑”论者在反驳中也是如此。比如有人认为，《墨经》说的“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止于彼此”，“类似西方逻辑说A＝A，B＝B，AB＝AB，是形式逻辑同一律的表述”，而“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类似于西方逻辑说矛盾律不能同真、必有一假，是形式逻辑矛盾律的表述”，“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胜也”，“类似西方逻辑排中律的表述”，等等。这说明墨家辩学中包含着逻辑学的普遍真理，因此，认为中国逻辑不包含逻辑学的普遍真理，乃是不符合事实的。〔8〕这显然是通过与西方逻辑的比较来说明中国有逻辑。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为什么要比较？

我认为以上两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个现象说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比较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并非只有中西逻辑比较研究才进行两种逻辑的比较，而是中国逻辑的研究本身就存在着比较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比如汉语研究相比，这一现象也许是相当奇特的。在汉语与英语的比较研究中，无疑需要对两种语言进行比较，但是汉语研究本身却不需要考虑英语。人们对《马氏文通》曾有不少批评，说它是按照拉丁语法而构造出对汉语语法的分析。由此开创的汉语语法研究也会利用西方语法理论来分析汉语语法，但是在具体的汉语研究中却不一定非要与西方语言进行比较。我国一些著名语言学家，比如王力先生，在西方语言研究方面有极深的造诣，他在汉语研究中肯定借助了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在具体的汉语研究中却不必进行与西方语言的比较。中国逻辑的研究似乎却不是这样，它的研究本身似乎总是无法脱离与西方逻辑的比较。

第二个现象更加奇特，明明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却会得出中国“没有逻辑”的结论。既然中国没有逻辑，中国逻辑史又从何而来呢？这肯定是比较研究的结果。因为有了对逻辑的认识，才能研究逻辑的历史；同样是由于对逻辑有专门的认识，才会通过对文献的理解和把握而认为其中没有逻辑。这样的现象，我不知道在其他学科中是不是会存在，又会在哪一个学科中存在。

二、 几个原因

在我看来，产生以上两个现象，可能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逻辑本身是西方的东西。它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入而被我们知道和认识的东西。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20世纪前后已有一些逻辑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如《名理探》和《辩学启蒙》，以及影响最大的《穆勒名学》〔9〕；自20世纪初期以后西方逻辑学著作大量传入，到了20和30年代，我国学者撰写的逻辑教材也大量出版，包括金岳霖先生的《逻辑》。

其次，中国古代逻辑是在西方逻辑传入之后才被发现的。有人认为，随着西学的传入，人们“已不满足于对西方传统逻辑的输入，开始以此反观中国有无名学”〔10〕。也有人认为，“20世纪初西方逻辑学的规模传入，进一步推动学者把先秦名辩当作逻辑课题来研究。这一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开辟了名辩研究的新方向”〔11〕。“反观”也好，开辟研究的“新方向”也罢，中国古代逻辑的观念总归是在西方逻辑观念的借鉴下形成的，而中国逻辑的研究也是在西方逻辑观念的指引下进行的。

第三，中国古代被称为逻辑的东西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发展。在西方逻辑观念的指导下，人们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发掘出一些东西，把它们称之为逻辑。在这样的过程中，研究者依据西方逻辑的思想尽量把这些东西体系化，系统化，使它们变得完整，比如将《墨经》中的思想称为“我国古代第一个逻辑学或名辩学的理论体系”〔12〕。问题是，这样一个思想体系和理论在历史上没有得到传承。虽然也有人按照它的体系框架在后来的文献中做了发掘，认为先秦以后还有人“写出逻辑史专论，对先秦名辩思想作了初步总结”，也有“对先秦名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3〕，但是不少人都认为《墨经》逻辑中断了，没有流传下来。这样，中国古代逻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东西，并没有以体系的方式流传下来。因而可以说，它基本上是研究者建立起来的东西。

第四，西方的逻辑自身是有发展变化的。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从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基础的传统逻辑到现代逻辑的发展。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是由后人编辑的，取名《工具论》，其中没有使用“逻辑”一词。后人根据亚里士多德著作内容进行研究，形成了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和传统逻辑是有区别的，比如它的三段论是一个演绎系统，第一格的三段论式的有效性是自明的，其他格的三段论式的有效性不是自明的，需要证明，证明的方法就是把它们化归为第一格的三段论式。而传统三段论是给出几条规则，以此来检验一个三段论式是不是有效。但是人们往往把传统逻辑等同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现代逻辑则完全不同，它采用数学方法，构造形式语言并建立演算，从而使逻辑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由于西方逻辑有这样的发展，因此西方逻辑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依据不同的西方逻辑，对逻辑本身的理解也会是有区别的。

下面，我想用这几个原因来解释一下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上述两个现象。从前两个原因可以看出，中国人是从西方人那里获得了关于逻辑的认识，而不是从自己的文化思想中继承了这种认识。因此当人们在自己的思想文化中发掘这种东西的时候，比较就是一个先决条件。人们必须以西方的逻辑为标准，必须依据逻辑这一称谓的含义，按照告诉我们什么是逻辑的西方著作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这样的东西。因此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以比较的方式进行的。在研究过程中，这样的比较有时候是明显的，有时候则是不明显的。比如有人认为“墨家学派以言谈论辩为对象，但同时也涉及了推理。这正是墨家辩学与逻辑的相通之处”〔14〕；三段论是一种必然性推理，而“《墨辩》也提出了推论必然性的学说与相应的‘效’式推论。……认识到了推论中的必然性的一面”〔15〕；这里的比较显然是明显的。又比如有人认为，“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墨经》的这段论述“揭示了全称否定和特称肯定之间不能同真的逻辑关系。因为只有全称肯定为真时，才能必然地推出特称肯定为真；如果全称否定为真时，特称肯定就必为假”〔16〕，这里的比较则是隐含的，因为《墨经》中的话根本没有关于全称、特征、真和假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这些概念是研究者头脑中的，是研究者从西方逻辑著作中获得的，这样的研究是在文本与概念之间的比较下得出的。

如果中国自有一套理论，自成体系，清晰而完整，从古至今一脉相承，那么即使它不叫逻辑，而是在西方逻辑传入之后依据西方逻辑才把它称之为逻辑，我们也不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进行比较。换句话说，发现这套理论可以称之为逻辑，固然是利用了与西方逻辑的比较，但是这不过是个名称或命名的问题。具体的研究以比较的方式进行当然也可以，但是不再进行比较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即把中国历史文献中可称之为逻辑的东西发掘出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不仅在命名的时候需要与西方逻辑进行比较，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也常常需要进行这样的比较。

第四个原因值得重视。正是因为西方逻辑没有一成不变，而是有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到现代逻辑的发展，因此依据不同的西方逻辑，就会对中国逻辑做出不同的解释。从传统逻辑出发，认为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包括对概念、判断、推理的论述，包括对演绎和归纳的论述，包括关于矛盾律和排中律等等这样的思维规律的论述等等，则可能会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而从亚里士多德逻辑与现代逻辑共同的性质来看，即逻辑是关于有效的推理的，是以诸如三段论系统和一阶逻辑系统那样的东西体现的，人们就可能会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因此，对西方逻辑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

三、 几个问题

这里，我想引申几步，或者提出几个问题。首先，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有什么样的逻辑，表面上看是涉及中西逻辑比较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不这样看，而是把它看作牵涉到逻辑的观念的问题，也就是说，归根结底，应该如何看待逻辑。

如果不考虑中国和印度，逻辑确实起源于西方，是西方的东西。但是既然它是一门科学，就一定有独立性、中立性和普遍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排除西方逻辑所特有的那些所谓西方的特色，而只考虑逻辑的性质。今天人们说逻辑是研究推理的有效性或有效的推理，就具有这样的意义。这样的逻辑，这样对逻辑的说明，这样的逻辑观，并不是西方的。如果这样考虑逻辑，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与西方逻辑史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一样的，都是研究这种被称之为逻辑的东西在各自的历史文献中是如何体现和发展的。西方逻辑史的研究是依据今天叫作逻辑的东西，依据逻辑的观念来进行，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也同样是如此。区别大概仅仅在于，二者所展示的结果是不是会完全一样。比如，亚里士多德那里有“必然地得出”，它与“有效的推理”完全一致，而中国古代文献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著作中被称之为逻辑的东西在西方历史上得到重视，因而有传承和发展，而中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之为逻辑的东西，比如名学、辩学或名辩学，是不是也是这样？

其次，有了前面的说明，也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有什么样的逻辑，可以不是与西方逻辑比较的问题，而是从逻辑这门科学本身出发。这样，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本可以或者也就可以不参照西方逻辑，因此可以有自身的研究。当然，有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中西逻辑或中西逻辑史的比较研究。

第三，这样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得出中国有逻辑的结论，也可能会得出中国没有逻辑的结论。无论是什么结论，它都会说明逻辑这门学科在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史学研究是多层次的，即使研究的结果说明中国古代没有逻辑，也是有意义的。它至少可以使我们深入思考，为什么中国会没有逻辑？

第四，作为比较研究，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可以为中西逻辑思想比较研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乃至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帮助。我们总说西方哲学是逻辑分析的，西方思想充满了逻辑分析的精神，而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恰恰缺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认识一般说一说是可以的。但是，它是不是有道理，它的原因是什么，却是需要认真分析的。不仅如此，我甚至还要问，什么是逻辑分析？它是不是等同于语言分析或概念分析？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西方思想充满逻辑分析的精神的时候，我们对这里所说的“逻辑分析”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来回答的。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成绩也是显著的。过去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文献中一部分非常宝贵的内容。近年来不少人对研究中与西方逻辑的比较这种现象不满意，提出批评，甚至批评这样的比较为“比附”〔17〕。这说明，人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入，研究也在不断深入。许多人还指出，应该从文本本身出发，考虑具体的文化背景，杜绝牵强附会的中西对比。这些看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研究中，对逻辑的观念强调得不够。

既然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就应该强调逻辑的观念，而这种逻辑观一定是建立在逻辑这门科学基础之上的。在我看来，这一点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其实，人们对逻辑观并不是一点也不重视。比如人们在谈论最初逻辑引入的时候称一些逻辑著作“内容过于烦琐、陈旧”〔18〕，一些逻辑输入者“对于西方传统逻辑的类型和总体特征领会浅显”〔19〕，一些译者“对逻辑学不甚了了，译笔生硬，用语不了然”〔20〕，等等。这些论述隐含着一种批评，即认为最初一些逻辑输入者和逻辑著作实际上影响了人们对逻辑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实际上暗含着一种逻辑观。我赞同这样的批评，但是我要指出，今天的研究者们却往往不是依据现代逻辑，而依然是依据比较陈旧的逻辑著作和逻辑理论来理解逻辑，这样，它们就不是依据已经成为一门科学的逻辑，而是依据具有西方特色的逻辑，比如亚里士多德逻辑或传统逻辑。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而且这样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注定是一种比较研究。有人可能会认为，现代逻辑是以符号的方式表达的，而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符号，因此用这样的理论无法分析中国古代文献。其实不是这样。亚里士多德逻辑也是用自然语言表述的，但是以现代逻辑方法来研究，人们先是发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系统是一个公理系统，它的第一格的式是公理，由此可以推出其他几个格的式。后来则又发现，他的三段论系统是一个自然演绎系统，第一格的式是推理规则，由此可以推出其他几个格的式。有了这样的研究，人们则可以进一步比较，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系统究竟是一个公理系统还是一个自然演绎系统。〔21〕这样的研究结果，如果仅仅停留在传统逻辑的水平上，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因此，既然是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就一定要有一个逻辑观，要运用最新的逻辑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

我们都说，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这表明逻辑这门学科是西方人创立的，并且主要也是由西方人发展的。但是，正由于它成为一门科学，具有了普遍性和公共性，因而它就不再专属于西方人。因此，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掌握这门科学并且研究和运用它。在这种意义上，逻辑的观念，对于逻辑史的研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或印度的，都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是2006年11月3日应邀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上以“中西逻辑的异同比较”为题做的学术讲演。后载于《哲学动态》2007年第5期。）注〓释周云之：《名辩学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页。

〔2〕〓同上书，第11页。

〔3〕〓参见苏天辅：《试说中国古代的逻辑》，《逻辑、语言与思维——周礼全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王路、刘奋荣主编，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01—108页。

〔4〕〓同上书，第106页。

〔5〕〓参见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6〕〓同上书，第234—235页。

〔7〕〓同上书，第341页。

〔8〕〓参见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0—41页。

〔9〕〓参见宋文坚：《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周云之主编：《中国逻辑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第47页。

〔11〕〓宋文坚：《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第67页。

〔12〕〓周云之：《名辩学论》，第67页。

〔13〕〓周云之主编：《中国逻辑史》，第245页。

〔14〕〓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15〕〓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9页。

〔16〕〓周云之：《名辩学论》，第316页。

〔17〕〓参见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第48—50页。

〔18〕〓周云之主编：《中国逻辑史》，第364页。

〔19〕〓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第48页。

〔20〕〓宋文坚：《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