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我进入工程总校(即如今的尼古拉耶夫工程学校)的第四班(初级班)，当时我十三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时在二班。我们低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当时称为“学员”)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入学的头一年对新生来说是毫无权利的一年，要受高年级学生的摆布。学校里存在着这样的风气： 所有的高年级学生有全权对新生下命令，而新生则必须绝对地执行他们的命令。对他们的命令稍有违抗或表现出独立不羁，立即就会遭到他们极其残酷的惩罚。谢天谢地，这种野蛮的风气如今已经不存在了。

我本人则是以一种特殊情况处于受摆布的境地： 由于我绘画比别人好，我常常应高年级学生的要求，大多数是遵照他们的命令，不得不替他们画图。或者画建筑设计图上的装饰，作建筑设计图，或者干脆画普通的画。“军官班”(如今的学院班工程总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学员”相当于技术员水平。后来开设“学院班”，大致相当于大专水平，培养技术军官，故而又称“军官班”。)的军官们有时竟将建筑设计图拿来交给我画，我只得给图中的建筑物添上柱头及装饰。

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请我替他做同一类的作业，我按他的要求做了之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的才能产生了兴趣，他成了我的保护人，以对付高年级学生中那些粗暴的统治者。

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瘦，脸色苍白泛青，浅色头发，稀稀朗朗，眼睛凹陷，然而目光深邃，炯炯有神。

整个学校里，没有一个学生像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跟军人的姿式不相称的。他的举止有点儿笨拙，而且还抖抖嗦嗦。制服穿在他身上挺别扭，临时不得不披挂在身上的背囊、圆筒军帽和枪，于他无异是一种铁锁链，他简直不堪其苦。

在思想气质方面，他也与那些多少有点轻率的同学们迥然不同。他总是独自凝神思索，空闲时常常在旁边的某个地方沉思地踱步，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他始终心地善良，性情温和，但不大与同学来往。只有两个人,他常常与他们闲聊，长时间谈论各种问题。这两个人，一个是别烈谢茨基，另一个好像是亚·尼·贝凯托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与世隔绝的状态引起同学方面的善意的嘲笑，正因为这样他得了个“福迪”的外号。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同学们的这种态度并不介意。同学们尽管嘲笑他，但一般说来对他还是怀着几分敬意。青年人总是感到这个同学在智力上和精神上有超群出众之处，——只不过有时候忍不住要取笑他一番。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学院班毕业后，就到圣彼得堡工程部任职。这时他住在弗拉基米尔街与伯爵胡同的街角上。

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街上遇到我，便问我是否在作画，看什么书，然后他劝我认真搞艺术(他发现我有才能)，同时读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他请我有空时去看望他。我赶紧利用这一盛情的邀请，在头一个星期天就去找他。他的寓所在二楼，有四个房间： 宽敞的前室，小客厅，还有两间房间；一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住着，其余的房间空无一物。他住的那个狭小的房间，又工作，又睡觉，里面有一张写字桌，一张长沙发，他当床用，还有几把椅子。桌上、椅子上、地板上都堆着书和写过的稿纸。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非常亲切地接待我，关切地询问我的功课。他跟我讲艺术和文学，讲了很久，提出一些作品，劝我看，还借给我几本书。保存在我的记忆中最鲜明的是他谈到果戈理的作品。他给我解释果戈理的作品的深度与意义，简直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我们工程学校的学生缺乏那种思想训练去理解果戈理，这是不难理解的： 俄国文学课的教师，普拉克辛教授在我们面前把果戈理说成是毫无才气的，称他的作品是粗糙、肮脏的东西，毫无意义。然而当时果戈理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青年人敏锐地感觉到那是一位新的伟大的天才，无论哪个老顽固教授都无法向我们掩盖伟大的果戈理的形象。我们津津有味地看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对于我们青年人，不消说，他的作品的外在方面——幽默和抒情风格，给予我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后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建议我也看看其他俄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遵照他的建议，我加紧学习法文；读课本，做翻译。总而言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过他的谈话，有力地促进我的思想的发展，引导我的读书和学习功课。

1843年，我十七岁，念完工程学校的课程，转入学院班。我念学院班期间(在彼得堡)一直和一个叫别茹斯的同学住在一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偶尔也来看我。这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说《穷人》。《穷人》作于1844—1845年。但是小说的酝酿时间可能还要早些，第一稿可能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时写的。参见本书页102注②。但是关于他的这部作品，在他拿出去发表之前，谁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他的创作。

1844年，我十八岁，照例坠入情网，和我的情人书信往还，我还写诗给她。

我以年轻人的坦率，把我的恋爱的种种波折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兴致勃勃地描述我的情人的美貌，她的举止、言谈……这位可爱的姑娘名字叫安娜·利沃夫娜。家里叫她涅朵奇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这个名字，于是他就把他新作的小说题名为《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这很可能是画家无谓地想象出来的。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喜欢听青年人的带有抒情意味的可爱的恋爱故事，然而他的中篇小说（指《涅朵奇卡》——译者按）却作于1849年，在画家讲恋爱经过之后约五年。

1845年，工程学院原文如此。前面说是“学院班”。的课程修业期满，我留在工程学校，尽管我还极年轻，才十九岁，但是担任了绘画课和建筑课的辅导教师，因为工程学校当局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同时在美术学院进修。那时候，工程学校当局如果发现学生有某种才能，便尽量给学生机会以发展他的天赋才能。只消向已故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阁下或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报告一声，说是学生有才能，尽可能给他便利，事情就成了。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人只有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工作，方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当时有多少军人，领着薪饷，暂时离职，或是在美术学院进修，或是学音乐。

请原谅我说话离了题，因为我本人体验到他们对待我的高度通情达理的态度，我将永远感激这些人，对一切向上的愿望，如此充满同情……

到1849年之前，我全身心沉浸在绘画学习中，很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见面。我偶尔去看望他一次，在他那里遇到过菲利波夫、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他人等，他们后来同他一起遭到迫害。他们的意图我自然一无所知，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没有必要把他们的计划告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有一回，1849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我的寓所住了几天。他睡觉时，每次总是请求我，如果他昏睡症发作，不到三昼夜不要把他埋葬。昏睡症可能发作的念头一直使他忧虑不安。

1849年底，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讲起，他那里每逢星期五有个聚会，朗读和讲解文学作品，都是民众，也就是来聚会的小市民和工匠们所能够理解的作品。他要我也去参加这些晚间聚会。

不知为什么——至今我还想不起来，——我一直未能碰上这种聚会，对之一无所知。末了，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决意去参加这种晚会，哪怕只参加一次。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没能把自己的打算兑现，而且在短时期内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我得悉我母亲去世了。学校立即给我假期，我到哈尔科夫省自己的庄园去了。到了乡下以后，我又因为分领地的事立即赴哈尔科夫，在那里我骇然获悉，恰恰就在我打算去的那个星期五，参加聚会的人统统被捕了。

1862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流放回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回来不是1862年，是1859年。我那时住在彼得堡。当我看见获释的他跨进我的寓所时，我欣喜异常。他详细告诉我他的苦难的生活，他所遭受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迫害。尽管如此，他还是显得比过去健康。他的外表精神勃勃，他说他的癫痫发作的次数减少了。他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彻底改变了……这几乎是最后一次见面。环境和生活把我们彻底分离了。

最后一次是在莫斯科，我匆匆见了他一面，他去参加普希金纪念像的揭幕典礼。

题解：

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特鲁托夫斯基(1826—1893)，风俗画家，插图画家。1839年入彼得堡工程总校，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1845年毕业，留校做绘图课和建筑课的辅导教师。同年进美术学院。不过仍旧常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替他画了像。1849年离开美术学院去到他父母的庄园。乌克兰的大自然与人民的生活给他以强烈的印象，成为他创作的主要源泉。他的作品浸透了对人民的爱，真实地反映乌克兰与俄罗斯农民的生活和风习(《库尔茨克省的轮舞》，1860；《索罗庆采市集》，1872；以及其他作品）。还应当指出，他替俄罗斯作家与乌克兰作家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谢甫琴科等人的作品作了插图。

根据1893年一月号《俄罗斯评论》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