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工程学校即工程总校。见本书页40注①。的头一年，于我是颇为苦恼的。直到如今，离开当时已经半个世纪以上，回想起来还不无痛楚之感。这与其说是由于校方对学生的森严的纪律、步法操练和枪法操练，以及由于课堂上艰深的功课造成的，倒不如说是由于当新生的缘故，因为要跟他们同屋居住，同室睡觉。很难想象，在公立学校，并且还是军事学校，居然会存在一些只有最野蛮的团体中才会存在的风气，而且还根深蒂固。校方不可能不知道这类情况。应当这样看： 校方认为恶劣风气是不可避免的，便眼开眼闭，主要只关心表面上的正常无事，只要上级机关对校方满意就行。
全部学生，或者叫学员，以区别于武备中学学生，共一百二十人。我在校时，三分之一是波兰人，三分之一是波罗的海沿岸省份的德国人，三分之一是俄罗斯人。高年级两个班的学员早就是些剃胡须的人了，他们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地生活，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与其他人接触。新生在年纪比较轻的高级班学员那里实在没有好日子过。从进校第一天起，新生便得到小松鸡的外号——这个名称大概是从松鸡一词来的，当时军人称文官就叫松鸡。当时的风气就是把小松鸡当作贱民看。尽可能地考验这些人，侮辱这些人，被看作是特别光彩的事情。
新生站在那里，不敢动一动；老生走过去，以挑衅的口气说：“您，没出息的小松鸡，大概开始喝酒作乐了吧？”“您哪……我什么也没干……”“说得倒好，什么也没干……瞧我的！”接着是用手指狠狠地弹一下鼻子，或者把他的手扳到肩膀后面去，无缘无故地饱以一顿老拳。或者：“喂，您，小松鸡，叫什么名字?……到三号房间去，把我床边的一本练习本拿来！快点，要不，小心挨整！”在新生的床上倒水，在他的领子里浇一勺子凉水，在纸上倒墨水，逼着他舔干净，逼着他说下流话，老生发现他们把妈妈的娇儿搞得狼狈不堪时就认为是天大的乐事。
在教室里准备功课的时候，等值班军官一走开，两个教室之间的门口就放上桌子，新生们必须手脚着地从桌子底下爬过去，爬到另一边就被几股皮子绞成的鞭子噼里啪啦滥抽一通，打到哪里就是哪里。而且，遇上这样令人憎恨的暴行还千万哭不得，躲不得。医生的儿子К，和我同时进校，刚想用拳头抵挡几下，他身边立即围拢好大一帮人，把他毒打了一顿，他只好让人家抬进校医室；幸亏人家教他说是自己碰在教室的楼梯上撞伤了。他若是照实说了是怎么一回事，那他大概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凡此种种都发生在公立学校里，对每个学生都严厉苛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使他们经常战战兢兢，犹如大祸临头。为一点最无辜的过失，如领子或纽扣未扣上，就被罚关禁闭，或者背上背囊，手持枪械，在门口罚站几小时。
学校里有一间办公室，与连长费莱的住宿房间相连；办公室里经常坐着一个军士文牍员，名叫依古姆诺夫。学生时常走进办公室去看看，有没有信件，有没有亲人来访。费莱偶尔出现在门口，立即用手指着进去的人，用瞌睡蒙眬的声音说：“依古姆诺夫，把他记下来！”依古姆诺夫执行命令，于是到了节假日，进办公室去的人就得无缘无故地留在学校里。
责怪校方纵容学生胡闹无疑是不公平的。不应当忘记，当时校方受到的威胁比我们学生大，承担的责任也更大；关起门来在学校里胡闹，校方是眼开眼闭的，如同我已发现的那样，只要学生在下述时刻一切都做得道地就行： 在街上遇到军官，向他举手敬礼，一个不漏；外出证挂在规定的第二颗纽扣与第三颗纽扣之间；当勤务兵或者交接班时表现出色，参加五月的检阅式时个个精神抖擞。应当说，校方对休息厅里发生的情况是毫无所知的，不知为什么，校方很少去留意那里的情况。那里除了虐待新生之外，还出现其他理应受到谴责的场面；常常唱淫秽的曲子，其中包括那首出名的《费尼亚》，结尾是叠唱： 你呀，费尼亚，费尼亚，我的小浆果费尼亚！……每年复活节前夕，文牍员依古姆诺夫身穿制服，纽扣扣得严严的，微微侧着沉思的脸，走进休息大厅。他在大厅正中央站住，等学生围上来，他朝着手掌咳嗽一声，也不望望在场的人的眼睛，用低哑而又单调乏味的声音朗诵起茹科夫斯基的著名的诗： 主显节的夜晚姑娘们拿纸牌算命……茹科夫斯基的故事诗《斯维特兰娜》中的诗句。
朗诵完毕，依古姆诺夫一鞠躬，依然带着沉思的神情缓缓走出大厅。
每次这样聚会以后都收集到捐款签名，帮助依古姆诺夫，推派一个高年级学生去交钱给他。
学校的师生员工，民族不同，但感觉不出来，或者至少是反映出来的很微弱，几乎觉察不出。全体人员中普遍存在的森严的从属关系，各年级功课的深奥复杂，一部分是普遍的自尊自大，把民族的差异给磨平了。我在学校那个时期学校里是充满了自大感的。这种自尊自大建立在对其他军事学校的优越感之上，这种优越感就是在学校里不许体罚。这种优越感在相当大程度上提高了每个人的气派，造成他的骄傲自大。
向值班军官去告状，说老学生的恶劣态度，被认为是告密，当奸细。我在学校四年，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即便是这一次，与其说是根据事实，不如说多半似乎是根据猜测。有个比我早入学的学员，做了连长费莱的心腹，大家都怕他，一致不喜欢他。费莱对他一反其过去几乎从来不与学员说话的习惯，开始常常把这个心腹叫到自己的房里去；过了若干时候，这位心腹的肩膀上佩了军士的肩章，而这种荣誉通常是嘉奖在前线部队的特殊功绩和操行优良的。这种做法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种种传说随之而起，四散传播，说那心腹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告密者罢了。我不记得对付他的计谋是怎么凑起来的，怎么酝酿成熟的，因为我没有参与其事。我只记得下述的一幕。有一天晚上，这位当了军士的心腹值班；他走过我们睡了六十个人的大房间，房间里有高高的洋铁烛台，里面灌了水，浮着蜡烛头，光线暗淡。
那心腹刚一出现，蜡烛火立刻熄灭；正等着这一时刻的几个人从床上一跃而起，用被子向他掷去，痛殴他一顿，打得他半死不活。在闹哄哄的呼喊声中，值班军官奔了进来；土豆儿四面八方朝他掷去，毫无疑问这是晚饭后预先藏起来的。军官喊道：“老天爷，我不是挨土豆儿砸，是挨枪弹，不过我不怕！……”土豆子弹继续如雨点般飞来。军官跑去找连长；连长大概也吓得不敢露面，但是跑去喊校长夏林戈尔斯特。第二天早晨，叫全连人按小房间排好队；夏林戈尔斯特将军来了，照例先问好；可是大家不理他。继他之后，军事学校参谋长盖鲁亚将军迅速驱车来到。
他一边经过小房间，一边也开始问好，然而还是没有一个人应声。他大概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倔强的不服从行为，认为这是危险的罢课，所以他没有走到最后一间小房间，猛然转身，在校长陪同下走了出去。校长垂头丧气，嗒然若失。结果是全连人都被不定期地关在学校里。只是到了必须去营地时禁令才解除。
谈到欺压新生的野蛮风气，有件事至今还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不可不提一下。两个高级班的学员中有一个学员突然挺身而出保护挨打的新生，向那个欺侮人的家伙扑去，把他推开，力气用得好大，使那家伙跌倒在地板上。好几个人向见义勇为的保护人冲上去，但是他声明，谁第一个靠近他的身边，谁就得断几根肋骨。这一番吓唬的话可能会兑现的，因为他孔武有力。人围了一大堆。他宣布，从今以后谁也不准再碰一碰新生，他认为欺侮没有自卫能力的新生这种风气是卑鄙的，下流的；谁若要欺压新生，他就跟这个人过不去。这样做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这位勇士就是拉迪茨基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迪茨基（1820—1890），侍从武官长，1877至1878年俄土战争的参加者。，就是后来成了希普卡的英雄的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迪茨基。在庆贺他的筵席上，我向他致贺词，提到他青年时代的这一见义勇为的壮举。拉迪茨基的庆功宴在1878年10月19日举行，参加宴会的除军人之外，还有格里戈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谢切诺夫。（《声音》，1878年，第293期)
在我当时的同学中，也有后来出类拔萃的人，如： 托特列边，康·彼·考富曼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考富曼（1818—1882），侍从武官长，军人，国务活动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的同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巴乌寇尔巴乌寇尔（1822—1889），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的同学，1888年起任交通部长。。
新连长罗静男爵接替费莱，学校的风气跟着也淳和多了。［……］有一个星期天，我离开学校，想去拜望一下我从前的导师科·费·柯斯托马罗夫。格里戈罗维奇1836年1月起在柯斯托马罗夫寄宿学校读书，1837年1月10日进工程学校。费·米及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37年进该寄宿学校，1838年1月16日费·米被工程学校录取。我是早上去的，这时候他的弟子们还没有开始学习。他们是一群新人，仍旧有五个人左右。他们一下子高兴地将我团团围住；我成了他们最感兴趣的人物，我可以告诉他们学校里的生活情况，他们来年春天就要进那个学校了。
这群年轻人之中有个十七岁左右的青年，中等身材，体格壮实，淡黄头发，脸上的特点是面色苍白，带病态。这个青年人便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从莫斯科来。他哥哥没有参加工程学校的考试，到学员的工兵连工作，提升为军官，派往雷维尔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健康状况没有被准许参加工程学校考试；1838年6月起在雷维尔读书，并开始在工兵连任职。退职后，1847年底迁居彼得堡。任职。几年后从雷维尔回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退职，开了一家纸烟厂，同时翻译歌德的作品，写作剧本《老的和少的》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歌德的叙事诗《列那狐》译成俄文（《祖国纪事》，1848年，第2、3期；又见弗·齐尔蒙斯基的《俄国文学中的歌德》，列宁格勒，1937年，页477），还译了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读书文库》，1848年，第2、5期），译文均属优秀。在1848至1850年间的《祖国纪事》上，他发表了一系列自传性作品，1851年又发表喜剧《老的和少的》。，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流放回来后，米哈伊尔又当《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办的《当代》杂志（《Время》）时间要早得多，在1861至1863年间，后因书报检查停刊，1864年起办的《时代》杂志（《Элоха》），1865年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停办，那已经是他的哥哥去世以后的事了。（见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又参见《书信集》，第1卷，页396—403）杂志的编辑。
几乎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工程学校的第一天起我便和他接近。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我仍旧清楚地记得，在青年时代的所有同学中，没有一个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使我马上喜欢了他，跟他形影不离。他起初似乎也以同样的感情回报我，尽管他生性拘谨，缺乏年轻人的开朗，感情不外露。在周围尽是陌生人的场合，他是很乐于碰到我这个熟人的，因为这些陌生的同学遇到有粗野无礼地向新生找岔子的机会总是不肯放过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时就表现出孤僻的性格，躲在一边，不参加游戏，专心致志地读书，寻找僻静的地方；他很快就发现这样的地方，一直很喜欢去，那是在四号房间的一个很深的角落，有一扇窗户朝丰坦卡；休息时间总可以在那里找到他，而且总是捧着书本。
我的气质过分热情，性格又极其温和柔顺，我不仅依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完全接受他的影响。这影响，在当时应当说对我是极为有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发展在各方面都超出于我，他的博览群书使我惊讶。他提到的作者名字，我还从来不曾听说过，是新发现。在结识他之前，我和大多数其他同学只看专业教科书及讲义，这不仅是因为与功课无关的闲书禁止带入学校，也因为大家对文学普遍不感兴趣。
我确信，1837年普希金的去世，我们之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深感痛苦1837年5月，从莫斯科赴彼得堡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相约，“到彼得堡后，立即到决斗地点去，到普希金从前住过的寓所去，看看他去世的那个房间”。（1876年《作家日记》，《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69；又见本书页40—41），他在莫斯科的车尔马克寄宿学校时关于车尔马克寄宿学校见本书页34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
就读过普希金的作品；在伟大诗人的遗体搬出寓所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对学校大概也同样采取了措施： 下令要尽可能把事件掩盖起来，并注意监视，使人们少去谈论。
后来我常常遇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求过学的车尔马克寄宿学校出来的人，他们的出众之处都是博览群书，有很好的文学修养。
我用俄语阅读的最初一些文学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的。那是霍夫曼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的译本1838年8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兄弟谈到他对霍夫曼的喜爱，那年夏天他在彼得果夫营地看了“霍夫曼的全部作品”。（《书信集》，第1卷，页47）与玛丢林的《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的作品，1821年匿名出版。俄译本（1834）当作是麦丢林（十九世纪时在俄国音译作玛丢林）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流浪者美尔莫特》在俄国很风行。（见姆·普·亚历克赛耶夫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德·昆西的〈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敖德萨高校学术论丛》，1922年，第2卷）由于该书第二版问世，赫尔岑写信给屠格涅夫道：“我当即买了Opium Eatera。是的，这是一本出色的书——De Quincy(德·昆西）至今还活着［……］。没有一个法国人能写得如此真诚，如此坦率，又如此勇敢。”（《赫尔岑》，第24卷，页60）——这本书内容晦涩，但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评价极高。瓦尔特·司各特的《星相家》，尤其是库柏的《寻迹捕兽的猎人》《寻迹捕兽的猎人》*，卡特科夫、雅寿科夫和帕纳耶夫的译本发表时书名叫《荒漠指南，或海湖》。（《祖国纪事》，1840年，第8、9期)
*《寻迹捕兽的猎人》是美国作家詹姆斯·菲尼莫尔·库柏（1789—1851）的作品。，使我彻底爱上了读书。看《寻迹捕兽的猎人》中巴特法因德尔与玛黛尔分别的场面，我流下了痛苦的眼泪，拼命扭过脸去，偷偷擦去泪水，生怕被人家看到，引起他们取笑我。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影响的，不仅限于我一个人，还有贝凯托夫、维特科夫斯基及别烈谢茨基亚·尼·贝凯托夫是安·尼及尼·尼·贝凯托夫的哥哥，关于他们，格里戈罗维奇下文还要谈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凯托夫兄弟的关系见本书页88注②。亚·伊·萨维里耶夫的文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烈谢茨基的友谊。（见本书页54）三个同学也受他的影响。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小组，单独存在，一有空闲便立即凑在一起。过去我热衷于绘画，这时绘画的兴趣被酷爱读书所代替。凡是秘密地带到学校里来的书，落到我手里的书，我都不加选择地看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居然耐着性子把拉马丁的枯燥透顶、冗长无比的长诗《Josselin》(《约瑟兰》)全部看完，还有同样枯燥乏味的英国小说的译本《La Mapplle dDayton》，居然也看完。卡拉姆津的作品中描写一些著名画家的生平大概是指尼·米·卡拉姆津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中大画家的生平记述。（1789年7月12日寄自德累斯顿的信）使我欣喜异常。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烈地争论，证明拉斐尔·山蒂就是圣·拉斐尔，因为他的创作的伟大成就而这样称呼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论证： 山蒂只是艺术家的姓山蒂是拉斐尔的姓。。这一看法我无论如何不愿表示同意。越读书，想象力越受到吸引，已无法仅仅局限于阅读了。
看过席勒的剧本《强盗》以后，我立即动手写一个取材于意大利风情的剧本；我首先关心的是找出剧名，叫《莫尔维诺城堡》。写好第一幕，我便停了下来： 一则是想象枯竭，使我难以为继；二则我运用俄语还不能做到得心应手。
看文艺书籍，看书后又引起思考，不仅使我无法跟上学校的功课，连做课堂作业的兴趣也明显地冷淡下来。据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习也松松垮垮，他硬着头皮读完课程，逐个年级不断升上去。不过后来有一次他没有能做到，一次升级考试没有通过，只得留级一年。这一失败使他十分震惊，他病倒了，在学校医务室躺了一阵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年级时留级，1838年10月30日及31日他分别写信给父亲和哥哥告知此事。［……］。
大约就在这段时期，在一些外国人开的书店里开始出现为数众多的小册子，总的名称叫《生理学》；每本小册子的内容都是写某种类型的巴黎生活。著名的巴黎出版物《法国人自己写自己》这里说的是四十年代初期。《Les Franais peints par euxmêmes》出版于1840—1842年间。别林斯基在为《彼得堡生理学》文集（1845）作序时提到巴黎出版的这本书，也提到其他许多描写社会风貌的法国“生理学的”文集。（《别林斯基》，第8卷，页377—378）是这一类描写的滥觞。［……］我们这里马上出现摹仿者。［……］富有实际办事经验的涅克拉索夫，脑子一向比较灵活，他马上想到也要出版这一类的读物。他考虑出版几本小册子，标题为《彼得堡生理学》。除了类型之外，还应收入日常生活场景，彼得堡街头生活与家庭生活的特写。涅克拉索夫来找我，要我为第一卷写一篇这样的特写。［……］我想到描写一下身背手摇风琴的街头乐师的生活，热心地动手写作。［……］在这前后，我在街上偶然间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经离开工程学校，换上了便服这次相遇在1844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年10月获准退学。(见本书页102注①），不必再穿军装。我兴奋地呼喊着扑过去拥抱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见了我也很高兴，可是他对待我的态度显然有几分拘谨。还是在工程学校的时候，他在我们如孩子一般亲密的一伙人当中，虽然亲切，甚至很热心，但他就以不是他那个年龄所应有的含蓄和精神专注而显得与众不同，尤其不喜欢大声武气地表白感情。意外地与他相遇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而且太高兴了，也就想不到要为他的外表上冷淡而感到生气。我立即兴奋地向他说起我与文学界的交往和创作试笔，要求他马上到我那里去，把我目前正在写的东西读给他听，他欣然同意。
看来他对我的特写还是满意的，尽管他并没有大肆赞扬我。
他只是对《街头乐师的观众》那一章有一个地方的写法不满意。
我是这样写的： 等乐师演奏完毕，有个官员从窗口扔了一枚五戈比的铜币给他，落在他的脚旁。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不满地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写，完全不是这样写！你这样写法太干巴巴了： 铜币落在他的脚旁……应该说： 铜币叮叮当当响着蹦跳着落在马路上……”他这意见，我记得很清楚，使我茅塞顿开。是的，确实，叮叮当当响着蹦跳着绘形绘声地刻画了铜币滚动的形态，比原来的生动得多了。我天赋有艺术感觉，铜币不是普普通通地落在路上，而是叮叮当当响着、蹦跳着落在路上，这几个字足以使我顿时领悟干巴巴的语言与生动活泼的文学笔调之间的差别。格里戈罗维奇的《彼得堡的街头乐师》发表在《彼得堡生理学》文集第1卷，文中已采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意见。［……］这期间，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见面，次数越来越多。结果是我们一致同意住在一起，开销各人自理。格里戈罗维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居住是在1844年9月底。妈妈每月寄给我五十卢布；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莫斯科的亲戚处拿到的钱大致也是这个数目。按当时来说，这些钱对两个青年人是够用的了，可是我们的钱藏不住，往往上半个月就花光，下半个月常常只得以白面包充饥，以大麦咖啡代咖啡，这种大麦咖啡我们是在附近的弗里德烈克斯家买的。我们住的房子坐落在弗拉基米尔街和伯爵胡同的拐角上；住所里有两个房间，一间厨房；房间里有三扇窗户，朝伯爵胡同；后房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住，靠门口的前房间由我住。我们没有雇女仆，茶炊我们自己烧，面包和其他食品也是我们自己去买。
我开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一起时，他刚译完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是我们喜爱的作家；我说“我们”，是因为我们两人看他的作品同样地看得入迷，认为他比所有的法国作家都要高明得多。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是怎么认为的，我可是直到现在仍旧保持过去的看法，而且时常重温巴尔扎克的某些作品。我想不起《欧也妮·葛朗台》的译本是通过谁的手，怎么会捅到《读书文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本未具名，刊登在《剧目与文选》1844年第6、7期上。上去的；我只记得杂志出版落到我们手里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刊出的《欧也妮·葛朗台》被删节得不到原文的三分之一。但是人家说，该杂志的编辑森科夫斯基经常是这么干的，就是对待作者们的创作也是这样粗暴。搞创作的人总是那么温顺迁就，但求有看到自己的稿子和名字能排成铅字的幸运，他们也就不吭声了。
第一次领我去见别林斯基的是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给了我一个跟我的预期相反的印象，其原因就是我喜爱巴尔扎克。在涅克拉索夫的撺掇下，我期待着见到别林斯基，拿这当作一种幸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怯生生地跨过门槛，预先斟酌着话语，该怎样来表达我对著名的法国作家的喜爱。可是我刚提起此事，说是与我同住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当时还无人知晓，他译了《欧也妮·葛朗台》，别林斯基马上对我们共同崇拜的偶像一顿臭骂，称他为市侩文人，说是如果这本《欧也妮·葛朗台》落到他手里，他可以证明每一页都是庸俗下流的。别林斯基对巴尔扎克持否定态度（在《文学的幻想》中作了好评之后），在1836年之前就完全确立了。（见《论批评与〈莫斯科观察家〉的文学见解》，《别林斯基》，第2卷，页158；又参见1840年3月14日给弗·帕·鲍特金的信，第11卷，页496；《一八四五年的俄国文学》，第9卷，页396）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1836年便在书信中欣喜地谈到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伟大！他的典型是全世界智慧的产物！不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而是整整几千年的历史以自己的奋斗在人的心灵里造成这样的结果。”（《书信集》，第1卷，页47）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对待巴尔扎克，一生未变。我窘极了，竟把跨进别林斯基寓所前准备好的话一股脑儿给忘记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像挨了热水烫似的走出他家。我对别林斯基不满，但对自己更为生气。我不知道他对我作何感想，他大概把我当作小孩儿，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见，连两句话也说不上来。
那阵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坐在写字桌旁写东西，还熬夜。
至于写的什么，他一字不提。我问他，他回个三言两语，不大情愿。我知道他性情孤僻，也就不再询问。我只能看到许多稿纸，写满了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特有的字体： 从他的笔端流出来的字母赛如珍珠，好似一个个画出来的。这样的字体后来我只在一个作家处看见过，那就是大仲马。陀思妥耶夫斯基放下笔，立即又捧起书来看。一个时期，他十分喜欢看弗·茹利埃的小说，尤其赞赏他的《恶魔札记》。拼命地工作，长久待在家里，对他的健康极为有害，加剧了他的病，这种病在他年轻时，在工程学校生活时期就发过几次。我们偶尔为之的散步中他也有好几次发病。有一回，我和他一起在三一胡同走，我们遇到出殡的队伍。
陀思妥耶夫斯基急忙转身，想往回走，可是我们还没走上几步，他就发病了，来势那么猛，我只得在路人的帮助下将他抬到最近的一家牛奶铺；大家使劲儿救他，才使他恢复知觉。这样发作过后他往往心情抑郁，一直要延续两三天。见本书页110、189、285—287。
一个夏天的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叫我到他房里去。我进去，他坐在兼作床用的长沙发上，前面一张小小的写字桌，桌上摆着一本篇幅相当可观的大开本信纸，页边向上翘起，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你请坐，格里戈罗维奇。昨天我刚抄好，想念给你听听；你坐，别打断我念，”他说得异乎寻常地快。
他一口气念了下来，几乎没有停顿。这篇东西不久便刊登出来，书名叫《穷人》。
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评价很高。他的博览群书，他的文学修养，他的见解，他的严肃认真的性格，都给我以巨大的影响。我常常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我倒是写了点儿什么，发表了一点东西，我已经自以为是某种文学家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却还无所作为?听他朗读《穷人》，从前几页起我便明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东西比我迄今所写的东西不知要高明多少，越听下去，这种想法便越强烈。我对他钦佩得无以复加，几次想要扑过去抱他的脖子。只因为他不喜欢咋咋呼呼，露骨地表示感情，才使我克制住自己。但我毕竟还是不能平静地坐着，而时时发出了欢呼声，打断他的朗读。
这次朗读的结果或多或少已为读者所知悉。我几乎硬把《穷人》的手稿抢了过来，拿去给涅克拉索夫，这事情的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已经在《日记》即1877年的《作家日记》。（见本书页101—105）中写了。大概是出于谦虚，在涅克拉索夫处朗读的详细情况他略而未提。作品是我念的。念到最后一页，当杰武什金老头与瓦莲卡诀别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呜咽起来。我偷偷瞥了涅克拉索夫一眼： 他也泫然泪下。我开始热烈地说服他，好事不宜迟，尽管夜已深了(将近凌晨四点钟)，应该马上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作品是成功的，当天与他商定小说出版的条件。
涅克拉索夫也兴奋得不得了，欣然同意，立即穿上衣服，我们一起出发。
应当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不周到。我深知与我同住的人性情孤僻，不爱交际，然而又过分容易动感情。我应当在第二天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要讲究分寸，而不该以猝然的惊喜去吵醒他，打扰他，更不该深夜把一个陌生人带去见他。然而我自己当时处于兴奋状态，这种时候要比较冷静的人才会考虑得周到。
我们敲门；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开门。看到我身边有个陌生人，他慌了神，脸色发白，涅克拉索夫对他说话，他好久都答不上来。等涅克拉索夫走后，我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会骂我热心过头，瞎起劲，结果倒是没有。他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里；我躺在沙发上，过了很久还听见他的沙沙的脚步声，向我诉说他的激动的心情。
认识了涅克拉索夫以后，通过他，又结识了别林斯基。别林斯基看过《穷人》的手稿以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在《穷人》出版时他经常处于极其神经质的激动中。由于他的落落寡合的脾气，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怎样跟涅克拉索夫交往，以后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情况。只有小道消息传来说他要求用特别的字体排印《穷人》，而且要每页加花边。这些谈话当时我不在场，无从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不过即令有些根据，夸大之处大概也在所难免的吧。最初是伊·伊·帕纳耶夫在《文学界的大小偶像》的小品文中提到此事，但没有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帕纳耶夫的小品文（见《新诗人描写彼得堡生活的札记》，载《现代人》，1855年12月，页235）发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军役。
后来帕·瓦·安年科夫的消息中又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要求。（见本书页93）亚·谢·苏沃林在《新时代》（1880年，第1473号）上反驳安年科夫：“我们收到1846年的《彼得堡文集》，发现安年科夫君的这一情况大概是他出于好心而编造出来的，《穷人》刊印出来时并未加上任何花边，所用字体也与文集中其他作品的字体无异。［……］因此，安年科夫应当承认自己有罪，《欧洲导报》也应当一起认罪。”《欧洲导报》以编者按答复苏沃林，坚持有加“花边”一事，不过已换了另一种说法，说是要求加花边的不是如安年科夫说的那本《穷人》，而是原拟在别林斯基所筹备的《大河马》文集中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个短篇。“《穷人》的作者不是要求涅克拉索夫，而是要求别林斯基，不是把他的新作放在集子的卷首，就是放在末尾，但无论如何不要放在其他作品的中间，而且要求加上花边框子。别林斯基当场被这古怪的要求弄得很窘，把自己的苦衷讲给要好的朋友们听。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和其他人为了安慰他，想出个主意，以别林斯基的名义写一首诗寄给《穷人》的作者，结尾四句是： 你对我会感到满意，我会低三下四，我拿花边围住你，把你放在末尾。”在编辑部对这四行诗所加的注释中说：“诗是从五十年代的一本笔记本中抄来的，这本笔记本是当时与《现代人》编辑部很接近的一个人的。”（《欧洲导报》，1880年，第5期，页412—414）这个人可能是屠格涅夫，因为2月1日与4月17日他在彼得堡，跟《现代人》编辑部确实很接近。（《书信集》，第4卷，页413—415，多利宁作的注）不过关于加花边一事的新的说法以及上述《欧洲导报》编辑部的诗也可能来自格里戈罗维奇，他的笔记本的内容后来发表了。（见《格里戈罗维奇的笔记本摘抄》，《涅瓦》文学副刊，1901年，第11期，页393—394；屠格涅夫的“笔记本”则不知下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断然否认加花边的流言。（见他1880年5月14日致苏沃林的信，《书信集》，第4卷，页143)
我只能很有把握地说，《穷人》的成功，更有甚者似乎是别林斯基的过分热情的赞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肯定是有害的。在这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与世隔绝般地独自过活，只与少数同学接触，次数也不多，而这些同学与文学又毫无缘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的生涯中刚迈出第一步便赢得这样的声誉： 别林斯基向他表示钦佩，大声宣告俄国文坛升起了新的明星。
试问，这样的人，即使以他那样的智慧，能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吗?别林斯基在评论《彼得堡文集》的文章中对《穷人》的社会意义与文学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在这之前，别林斯基已经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穷人》（在关于乔治·桑的长篇小说《安吉堡的磨坊工人》的书评中）：“即将来临的一年，——这我们大概是知道的，——应当大力唤起公众注意文学界的一位新人的名字，这个人似乎注定要在我们的文学中扮演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扮演的角色。什么名字，什么人的名字，因什么而引人注目——这一切我们暂时保持沉默，因为公众日内自会知道。”（《别林斯基》，第9卷，页407—408）在《穷人》之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写了中篇《普罗哈尔钦先生》或《戈利亚德金先生》，名称我记不清了。决定在涅克拉索夫处朗读小说，我也受到邀请。别林斯基坐在作者的对面，贪婪地捕捉着作者所念的每个字，好些地方他都无法掩饰他的赞赏之情，一再说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才能找到这样惊人的心理细节。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两重人格》的开头几章不是在涅克拉索夫处，而是在别林斯基处。（见本书页92注②)
别林斯基及其周围的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突然来了个大转变，否则别林斯基的喜爱也许还不至于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这样大的影响。在这前后别林斯基写信给安年科夫道：“我不知道我是否写信告诉过你，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中篇《女房东》——纯粹是胡说八道！他在小说中想把马尔林斯基与霍夫曼糅合在一起，再加上几分果戈理。之后他还写了些什么，可是每一篇新作都是一次新的失败。在外省，人家受不了他，首都的人甚至对他的《穷人》都抱反感；每当我想到要重读这些作品，我便心里发怵。我的朋友，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能吹嘘过头了！”这一段引文出自1848年2月15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但引文不准确。（《别林斯基》，第12卷，页467；全文第一次发表在《安年科夫与其友人》一书中，圣彼得堡，1892年，页607）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也有同样的严厉的评语。（《现代人》，1848年，第3期，第3栏，页38—39；《别林斯基》，第10卷，页350—351)
这是别林斯基，一个最正直、然而喜爱他的人所写的，像以往一样按照自己的信念，完全出于真情所写下的话。别林斯基大声说出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接近他的那一群人重复他的意见。
对《穷人》的作者表示钦佩，高度评价他的才能，几乎要把他捧到天才的高度，忽然又彻底否定他的文学才能，这样骤然的变化是可能毁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不太敏感而又自尊心甚强的人的。他开始回避别林斯基那一伙人，他比以前更加闭门不出，变得极其容易动怒。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属于别林斯基圈子里的屠格涅夫，真遗憾，他控制不住自己，尽情发泄了郁积在胸中的不满，说是他们当中随便哪一个他都不在乎，只要有时间，他要统统把他们搞臭。我记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大动肝火的原因是什么，好像是他们谈到果戈理。
无论如何，我认为过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方面。屠格涅夫的脾气好是出名的，人家倒是往往怪他温和谦让过了头。自从与屠格涅夫发生冲突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那一群人彻底断绝来往，再也不看他们一眼。尖刻的话，讽刺挖苦的打油诗朝他纷纷而来，责怪他爱面子爱得异乎寻常，妒忌果戈理，而他对果戈理本来应当是恭敬致谢的，因为在受到赞扬的《穷人》的每一页上都叫人感觉得出果戈理的影响。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以别林斯基为首的《现代人》那一派人的关系的恶化与彻底破裂，见《书信集》，第1卷，页88—89，102—103，104，114—116，482，以及《别林斯基》，第12卷，页467。
［……］有一次，我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情，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激烈的争论。结果是我们决定分开住。我们分手了，但是客客气气，没有争吵。我们两人都经常上贝凯托夫家去，作为老同学，相遇时颇为亲切。围绕着贝凯托夫逐渐形成一个圈子；我们参加进去是因为他的哥哥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是我们过去工程学校里的同学。他的弟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如今是著名的化学教授，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是植物学教授，也很有名，他们当时都还是大学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凯托夫兄弟的相识和接近，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他由于与《现代人》派的关系破裂，心情沮丧，但是在贝凯托夫兄弟身上找到了新的支持和真正的新朋友。（见《书信集》，第1卷，页103）贝凯托夫三兄弟中有两个人（即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住在彼得堡。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贝凯托夫在工程学校念书，并于1844年毕业。据格里戈罗维奇证实，亚·尼·贝凯托夫在工程学校时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见本书页81）另一个工程学校的学生，著名画家康斯坦丁·特鲁托夫斯基也谈到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亚·尼·贝凯托夫友善。（见本书页60）贝凯托夫兄弟那个小组，或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称的“团体”，是许多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组织之一，后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联合起来。
搞社会思想史的历史学家和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作者们，直到现在还完全没有研究过贝凯托夫兄弟小组。1847年春这个“团体”解散，显然不是自发解散，而是在某种外来的刺激的影响下解散的，尽管这一团体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上的自我感觉有良好的作用。贝凯托夫兄弟于1847年初去喀山，同年春天，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哈南科夫*“因品行不良”被彼得堡大学开除，他原来也参加贝凯托夫小组，后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捕。虽然贝凯托夫兄弟离开彼得堡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看来他们转学到喀山大学与哈南科夫的开除是有某种同样的原因的。
*亚·弗·哈南科夫（1825—1853），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
每次在那里都遇到许多人，大部分都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其中遇见次数特别多的是亚·尼·普列谢耶夫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普列谢耶夫（1825—1893），诗人。，当时也是大学生。
我一生中见过不少有学识修养、待人殷勤、和蔼可亲的人，他们殚精竭虑想要在自己身边拉一帮子人而拉不成。贝凯托夫兄弟却没有费什么力气，他们身边的一伙人倒是他们的负担，因为妨碍他们的学业，然而他们身边还是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对大哥亚历克赛·尼古拉耶维奇的好感同样也吸引着大家。结合在一起的都是些智慧发达的热心肠的人，对任何假话都会感到愤怒，对任何高尚正直的意图都会加以响应，这一群人襟怀坦荡，是善的化身。
他们多半在晚上聚会。参加的人有时多达十五个，人多嘴杂，往往很难大家一起闲谈，难得在一件事情上深入下去，除非是提出牵涉到大家的问题。大部分时间是分散成几堆，三五成群，各自进行谈话。然而，无论是谁发言，无论谈什么，涉及彼得堡的事情，俄国的事情，还是外国的事情，无论是讨论文学问题还是艺术问题，在在可以感觉出生气勃勃的力量，年轻人的敏感的神经，发热的脑子在心驰神往之际突然冒出来的辉煌的思想，处处可以听到对压迫和非正义表示愤懑的高尚的热情迸发。争论常常是热烈的，但从来没有闹到争吵的地步，这是多亏贝凯托夫家的老大，他善于当场进行调解分歧，带来和睦，使意见一致。
年纪轻对于消除分歧也很有帮助，年轻人容易激动，同样也容易忘记自己向往的东西。常常是滔滔不绝的议论发表够了，叫喊得够了，有人提议出去散散步，于是大家欣然接受这一建议。有一次我们大家一致同意去作一次远足——步行到巴尔果洛伏，在耸立于湖畔的包克龙山上过夜；每个人都要带上粮食；分配给贝凯托夫兄弟的任务是带上煮咖啡用的铜壶以及其他需要之物。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一次旅游。整个旅途中，在湖畔度过的整个夜晚洋溢着快乐，人人心头充满了幸福。欢快的心情发而为歌，表现为机智的俏皮话，滑稽可笑的故事，嘻嘻哈哈之声不绝于耳。我想，巴尔果洛伏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欢乐的场面吧。
两个人闲聊，无论聊的人多么聪明，听的人如何专心，往往没有参加大伙一起谈话那么有利于思想的发展。这里，个人的自尊心是主要推动力；思想必须保持警惕，不要流露出比别人迟钝的样子，注意谈话的思想，准备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赞成或予以反驳，——凡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激发人的思想，磨练人的智慧，使它更加敏锐，如同俗话所说的“刺激脑子”。
题解：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的《文学回忆录》，有一部分谈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与他同住一套房间的生活，谈到《穷人》的成功，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格里戈罗维奇回忆录的这一部分准确叙述事件有余，发挥回忆录作者的文学风格特点——加强文章的风趣可笑方面不足；叙述事件的过程时不大追求奇闻逸谈性质。格里戈罗维奇自己也承认他的回忆性散文的这一特点是“不适宜的”。他在1892年1月20日致亚·谢·苏沃林的信中写道：“我没有跟任何人过不去的坏心眼儿，但我有另外的缺点，对于写回忆录是不适宜的，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令人发噱的，而不是辛辣的讽刺……”（《俄国作家致亚·谢·苏沃林的信》，列宁格勒，1927年，页33)
在格里戈罗维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从来不曾有过特别亲密的关系，连得1844至1845年间两人短时期同住一个寓所时也没有很密切的来往。后来，生活使他们分道扬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杂志上曾登载过阿·格里戈利耶夫阿·亚·格里戈利耶夫（1822—1864），批评家，诗人。的《文学中的陈腐现象》（1864）一文，尖锐地评论了格里戈罗维奇的整个创作，这很可能也促使他们分道扬镳。格里戈罗维奇回忆自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穷人》而在《作家日记》上所作的回忆，作了一些小小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于自己有利的更正。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格里戈罗维奇还没有看过《穷人》的手稿就向他要手稿。格里戈罗维奇则坚称他已经看过，而且后来把稿子拿去给了涅克拉索夫。格里戈罗维奇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人》派断绝来往的情况，同帕纳耶娃的回忆录中所述的情况针锋相对。（见本书页94—98）据格里戈罗维奇说，情况是这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的关系尖锐化，过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而不是如同帕纳耶娃所写的那样在屠格涅夫身上。格里戈罗维奇的回忆录在某些方面有着第一手资料的意义，例如，其中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贝凯托夫兄弟的交往，这是回忆录中唯一证明他在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之前就属于具有社会主义情绪的小组。
按《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全集》，1896年，圣彼得堡马克施出版社，第12卷，页223—227、231、234、266、267—277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