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去看望别林斯基，时间是在午饭前，他上午写作后正在休息。我在院子里就看见他站在会客室的窗口旁，手里捧着个大本子，满脸激动的神色。他也发现了我，大声喊道：“快来，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和我问过好以后，他接着说：“这一部稿子，就是您现在看见的这部稿子，我放不下手，已经看了两天啦。这是正在露头的天才写的小说： 这位先生的外表如何，他的思想境界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小说倒是揭示出俄罗斯生活和人物的秘密，在他之前，谁都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请想一想吧，这毕竟是咱们社会小说的初次尝试，并且像艺术家通常所做的那样写成的，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料到会写出什么东西来。事情很简单： 有些心地善良的怪人认为，热爱整个世界是每个人的一种责任，是非凡的快事。他们丝毫不能懂得，当生活的车轮挟带着种种规章制度朝他们滚来时，会无声无息地碾碎他们的躯体与四肢百骸。这就完了，——然而那是多妙的戏剧，多精彩的典型！对啦，我忘了告诉您，这位艺术家叫陀思妥耶夫斯基。
现在我让您看看他的小说情节的范例。”说着别林斯基以迥非寻常的热情朗读了最使他震惊的几个地方，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和激动的表达方式使它具有更强烈的色彩。他便是这样迎接我们这位小说家的处女作的。1846年我第二次到国外时，据人家告诉我，别林斯基对另一部小说几乎又充满了同样的心情，那是对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的手稿，他初次看到稿子便预言两个作者在文学上都有远大的前程，不难获得成功，但他同时还预言，这要求他们在积累无愧于他们天才的创作思想之前，作更大的努力，花更多的时间。——安年科夫注事情还不止于此。别林斯基还想为年轻的作者做点事情，他已经为许多作者例如科尔卓夫与涅克拉索夫做过事情，也就是使他的才能摆脱那种爱说教的倾向，使他具有所谓坚强的神经与健壮的肌肉，那将会有助于他直接地一下子把握对象，而不致在摸索试探中遭受挫折，但在这方面评论家已经遇到了坚决的反对。新作家的第二个短篇《两重人格》也是在别林斯基家里朗读的《两重人格》当时尚未完成，头几章的朗读看来是在1845年12月3日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7年11月的《作家日记》（《动词“惶惑”的故事》）中回忆此事时说：“大约是1845年12月初，别林斯基坚持要我到他那里去朗读这篇小说，哪怕朗读两三章。为此他甚至邀集亲密朋友，举行了晚会（他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记得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也出席了晚会，我的朗读他只听了一半便赞扬几句，匆匆赶往别处。我朗读的三章或四章，别林斯基极为喜爱（虽然并不值得他喜爱）。但是别林斯基不知道小说的结局，他只是受到《穷人》的感动。”（《1926—1930年版全集》，第12卷，页298）；这篇作品的人物描写扣人心弦，这个人物生活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可是两个世界，哪一个也不让他完全落脚。
别林斯基喜欢这个短篇，因为作者把独特的主题开掘得既充分又有力量。可是，朗读时也在场的我，却觉得评论家还有着深一层的意思在，他认为毋须当场说出这一层用意。他不断地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必须做到得心应手，在文学写作中就是所谓获得轻巧地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克服叙述的困难。别林斯基显然不习惯故事作者当时还很含糊的写作手法，因为作者不时回到陈旧的字句上去，没完没了地重复和改变这些句子，别林斯基把这种写作手法归因于青年作家的经验不足，还未能克服语言和形式方面的困难。然而别林斯基错了，他遇到的不是新手，而是已经完全定型的作者，因而有着根深蒂固的写作习惯，尽管他显然只带着他的处女作登上文坛。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激地、然而冷淡地倾听着评论家的教诲。他的小说突然获得成功，把他埋藏在心里的高度自尊、高度自我理解的种子和幼芽一下子催育成熟了。这一成功使他完全摆脱了怀疑和犹豫，而一个作者的最初几步总是伴随着怀疑和犹豫的。他还把这成功当作梦谶，预示着桂冠和神殿。因而在他决定把长篇小说交给当时已在筹备中的文集发表时，作为作者的他，完全心安理得地要求他的小说与集子中的其他作品在排印上有区别，比如围上花边见本书页86注①。在杂志上，原文接下去是：“小说在文集中确实围上了表示荣誉的花边”，在单行本《引人注目的十年》中，这句话由安年科夫删去。，这也是他有权应当可以提出的条件。
大家知道，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人类思想和感觉中罕见的、惊人的特殊现象的非凡的探索者，这位探索者因其心理描写方面的准确、宝贵、有趣的发现而闻名于世，同样也因其骗人的方法和结论的数量而闻名于世。他的结论仍旧是用最细腻的、外科手术般锐利的所谓心理分析的方法得到的，这种心理分析方法又帮助他创造了全部最鲜明的典型。他不久即与别林斯基分道扬镳——生活引导他们走向不同的方向，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的见解与观点还是相同的。
题解：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12—1887)，回忆录作者，文学史家，第一本学术性的普希金传记的作者。
他与果戈理和别林斯基关系亲密，与屠格涅夫有四十年的友谊，与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奥加辽夫、谢德林以及皮谢姆斯基保持友好关系，这些都反映在他的内容引人入胜的回忆录中(《一八四一年夏果戈理在罗马》、《1838—1848，引人注目的十年》、《1840—1856，屠格涅夫的青年时代》等)。
安年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人》派那次冲突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次冲突很快就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杂志出版人的决裂。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也分道扬镳。(见本书页87—8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