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总共只有一次，我总算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拖到自己的住处。我就是这样与他相识的。

1845年或1846年，我看了当时月刊上的中篇小说，题目叫《穷人》。《穷人》不是刊登在“当时出版的月刊”上，而是刊载在涅克拉索夫编的《彼得堡文集》上，出版于1846年1月25日。小说显示了那样独特的才能，那样淳朴和有力，使我欣喜万分。1845年11月16日，陀思妥耶去斯基写信给兄弟谈到自己的成就：“奥陀耶夫斯基公爵请求我给他以拜访他的荣幸，索洛古勃伯爵懊恼得直揪头发。帕纳耶夫向他宣布，有个天才将使他们所有的人都丢尽面子。索洛古勃跑遍所有的朋友家，拐到克拉耶夫斯基处，突然问道：‘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什么人?我到哪里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克拉耶夫斯基这个人是对谁都满不在乎的，对所有的人说话都毫无顾忌，回答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给他这个面子，不会去拜访他。果然如此： 小贵族如今踩在高跷上，心里以为他们的爱惜人才的高贵感情会使我无地自容哩。”(《书信集》，第1卷，页84)看完小说，我立即去找杂志的出版者，好像是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向他打听作者的情况。他告诉我，作者叫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给了我地址。

我立即乘车前去，在彼得堡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好像是毕斯克街，一座小公寓里找到一个面色苍白、带病容的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不住在毕斯克街，而是住在弗拉基米尔胡同与伯爵胡同的拐角上。(见《列宁格勒的古代文献》，页401—402)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相当旧的常礼服，袖子短得异乎寻常，好像不是为他缝制的。我报了自己的姓名，以热情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小说所给予我的深刻又惊人的印象，说他的小说不落窠臼，和时下的一般作品绝少相似之处。他听了很窘，怪难为情的，只是把屋里唯一的一张老式的旧安乐椅端给我坐。我坐下，我们谈了起来。说老实话，还是我讲的话多——我老是犯这个毛病。陀思妥耶夫斯基谦虚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得很谦虚，甚至躲躲闪闪。我立即看出这是一种腼腆的、拘谨的性格，自尊心很强，但是极其富有才华，讨人喜欢。在他那里坐了二十来分钟我便起身告辞，邀请他到我处便饭。

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害怕了。

“不，伯爵，请原谅我，”他搓着两手，不知所措地说，“说实话，我生平从来不涉足社交界，因而我怎么也不敢……”“谁跟您说社交界啦，最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和妻子确实属于社交界，我们也经常出入于社交界，可是我们不让社交界人士到我们家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声大笑了，但依然不为所动，只是过了两个月光景，他才到我家的兽苑来了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到索洛古勃家去过。1859年，他在特维尔遇到伯爵夫人巴兰诺娃后回想起此事，他写信给亚·叶·弗兰格尔说：“伯爵夫人是个漂亮的女人［……］她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我在彼得堡她的亲戚索洛古勃家里见过她。”（《书信集》，第1卷，页261）但不久便到了1848年，他因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有关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捕是在1849年4月22日夜里，被流放是在12月24日夜里。

题解：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索洛古勃(1814—1882)，伯爵，三四十年代自然派很受人欢迎的小说家，著有好几部中篇小说(《两双套鞋的故事》、《药房老板娘》、《半篷马车》)，甚得别林斯基好评；五十年代，以有才能的轻松喜剧作家著名，又以“暴露性”喜剧《官僚》(1857)的作者而驰名。索洛古勃的《回忆录》写于暮年，主要写三四十年代的事。索洛古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说来与别林斯基周围的青年文学家们以及未来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们一样，并不接近。

伊·伊·帕纳耶夫回忆道：“他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所吸引，缠住我们大家问：‘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谁？看在上帝分上，指给我看，把我介绍给他！’”(伊·伊·帕纳耶夫，《文学回忆录》，页132)索洛古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往不深，只有很短一个时期。关于这一交往的记述在他的回忆录中相应地也只占很少的篇幅。

本文按《历史通报》1886年六月号页561—562原文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