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是在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德·亚诺夫斯基的相识在1846年5月底。，其时我在内务部医药采购局任职。我住在干草广场与奥布霍夫桥之间，当时有名的产科医生肖尔茨的宅子里。我原在森林与测量学院任校医，还担任自然史的几门课的教师，从学校辞职后立即搬到这个住所，因而我在彼得堡的行医业务还不多。我的病人中有瓦·尼·迈科夫瓦列里扬·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1823—1847），文学评论家。，我喜欢跟他聊天，他讲的些知识界与戏剧界人士的小掌故使我颇感兴趣，这些人士当时都在他父母家聚会。那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处女作《穷人》的巨大成功，他的名字传诵一时，我们也常常谈到他，而且我经常表示我对这部小说的喜爱。有一天，迈科夫忽然对我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我允许他来向我求教，因为他也病了。我自然十分乐于从命。次日上午十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此处似系笔误，应为瓦·尼·迈科夫。来我处，并把一个人介绍给我，这个人后来我天天与他见面，直到他被捕。
1846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貌的真实写照是这样： 身材中等以下，骨骼粗大，肩膀与胸廓尤其宽阔；头部比例相称，但前额极饱满，分外开阔突出；眼睛不大，淡灰色，非常灵活；薄嘴唇，常常抿紧，赋予整个脸容以一种专心向善、专心向爱的神情；头发比浅色的还要淡，几乎是淡白色，异常细，或者说柔软；手腕和脚掌大得引人注目。他衣着清洁，甚至可以说雅致；身穿优质黑色呢料的常礼服，做工讲究，黑色细呢背心，洁白得无可挑剔的荷兰布衬衫，头戴圆顶高筒大礼帽；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破坏他的全身打扮的和谐的话，那就是不太漂亮的皮靴，以及他那有点儿笨拙的动作。他的举止不像军事院校的学生，倒像神学院的毕业生。他的肺部经过极仔细的检查与听诊证明是完全健康的，但心跳不太均匀，脉搏也不齐而且非常细微，像女人与神经质的人的脉息。
第一次来访过后，接着又来了三四次，我们之间是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不过随后我请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早些来，以便有机会尽可能与他多谈谈与疾病无关的事情，因为在这几次短促的会面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以他的智慧，十分深刻细致的分析以及非凡的人道精神使我倾倒。他尊重我的要求，改在每天八点半钟来，不是十点钟。我们一块儿喝茶。几个月以后，他开始晚上九点钟再来一次，我和他闲聊，直到十一点，有时甚至在我处过夜。这样的晨昏于我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经历过比这更愉快、更有教益的时光。亚诺夫斯基的每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的说法似乎有些夸大，尽管他们确实常常在亚诺夫斯基处和共同的朋友处见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治疗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等局部的病完全治好后，他又继续服用修改处方的齐特曼汤药三个星期光景，以消除病人身上极其明显地存在的瘰疬症——坏血症型的恶病体质。整个治病期，从五月底开始，继续到七月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来我处，除非是阴雨天气他不能出门，或者是我去看望他。那时他住在大滨海街与小滨海街之间的一条什么胡同里，在一个招收房客的女房东那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即现今的赫尔岑大街与果戈理大街之间的砖瓦胡同。1846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居住于此。每天上午，起先是十点钟光景，后来是恰好八点半，前厅的门铃响过，我看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快步走进会客室。他把礼帽放在第一张椅子上，迅速瞥了一下镜子(同时迅速用手掠一掠淡黄色的柔软的梳成俄国式的头发)，直接对着我说：“嗯，好像没什么，今天气色还好，喂，你看怎么样，老兄？(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用的称呼，确实有点儿亲热味道，他说出来非常讨人喜欢。)嗯，我看得出，看得出，没什么。你看舌苔怎么样？我好像觉得有点儿白，神经过敏。睡眠倒是还好，老兄，就是各种幻觉多，搅得脑袋好难受。”往往是等他这一番开场白说过，我才仔细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进行检查，摸他的脉息，听心跳，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就安慰他，一切正常，幻觉是因为神经的缘故。他很满意，于是又补充说:“嗯，当然，是因为神经的缘故。那么，不会中风？很好！只要不中风，其他的病好对付！”他放心了，迅速改变他的面孔的表情和诙谐的口气： 眼睛里专心致志的、似乎是惊骇的神色消失，紧紧地抿成一条线的嘴唇张开了，露出一口结实的好牙齿；他走到镜子前，但已经像个完全健康的人那样观看自己，又打量一下他的舌苔，这时已经这样说道：“嗯，对，当然是神经质，普通的白色，没有黄斑，那就是——好的！”然后我们在小茶桌旁坐下喝茶，我通常听到这样的话：“喂，我要半杯，别放糖，我先嚼着糖喝茶，第二杯放糖，就着面包干吃。”天天如此。我们一面喝茶，一面天南地北地随便扯，但是谈得最多的是医药、社会问题、文学艺术问题，关于宗教也谈得很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所有见解，尤其是他的观点的正确，知识的渊博，令我吃惊，也使当时我们的其他友人吃惊。和我们比较起来(尽管我们都有大学的知识水平，而且都是读过一些书的人)，他知识广博，分析深刻，使我们不由得不信服他的论据，像是某种具体的、可以触摸到的东西似的。
1846年底，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交往进而成为亲密的友谊，我们的闲聊具有最诚挚的、推心置腹的性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有了深厚的交情之后，他才把情况告诉我。他对我说，他是个相当贫穷的人，靠写作为生的作家。这时他告诉我许多他童年时代的艰难又凄凉的景况，尽管他谈到母亲、姐妹和大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时总是怀着崇敬的感情。关于父亲，他绝不愿意提起，也要求我不要问起他。这可能是他回想起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怪僻的性格，不愿意泄露家庭的悲剧：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在切列莫什尼亚村被自己的农奴打死的悲惨结局。（见本书页43—45)
对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也很少提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弟弟安德烈向来是不亲的。有一回，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服役，为什么放弃自己的专业生涯，他给我的答复我在给奥列斯特·费奥多罗维奇·米勒的信中已经写了，其可靠性我到现在依旧肯定，尽管与米勒先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中所述有出入。亚诺夫斯基是指奥·费·米勒的下述说法：“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根据他的话记下了派他去给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大公爵当传令官的事，这也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工程学校所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之一。当时他把报告的话‘向大公爵殿下’忘记了。大公爵说：‘派了这么个傻瓜来。’”（《传记》，第一种页码，页45）又见本书页58亚·伊·萨维里耶夫的回忆录。
亚诺夫斯基这里说的信，米勒没有公开发表。这封信（文研所手稿部，29916/CCXI614）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亚诺夫斯基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为什么不愿放弃文学去担任公职？为什么他恰恰要抛弃工程师的前程？”对第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回答说：“巴结讨好令人恶心，再说我也不会。”对第二个问题他回答说：“不行，我不能，皇上给了我很难听的雅号，大家知道，有些雅号会一直背到死的……”接下去，亚诺夫斯基讲到工程学校毕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出的实习作业完成得不好，沙皇对他的设计图批示道：“何来笨伯作此图。”从那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决意离开工程部门。米勒以论战性的注释答复亚诺夫斯基信中引自《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材料》的上述地方。米勒在注释中简括地复述亚诺夫斯基的说法，然后声明，根本无法找到尼古拉一世的这条“批示”。为什么我这样有把握地坚持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退学的原因就是我信中所说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皇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设计图不称心，作了不满的评语，而不是因为在大公爵那里当传令官呢?我的回答很简单： 因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亲口对我讲的，我当时立即记入我的《日记》中。亚诺夫斯基的日记不详，大概未保存下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找我来治的第一种病，纯粹是一种局部性的病，但他在治疗期间经常抱怨头晕得厉害，认为是一般所说的中风。我呢，仔细观察他的症状，知道他所诉说的许多神经方面的现象，是在童年时就有了的，同时我观察他的气质与身体，常认为他可能是某种神经性的疾病。他的头晕病发作有时候到了很外露的程度，下面所述的情况是最好的说明，我不能略而不提，因为其中有些地方可以证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相信的预感。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相识的第二年夏天，我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住在巴尔果洛伏的一所别墅里。那时我们有君子协定，我因为料理公务每星期必定要到彼得堡去三次，那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以在下午三时到六时之间在我的寓所与我见面。有几次我们就是这样见了面。
可是有一回，星期一的晚上我过得十分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一种按捺不下的、尽管也是没来由的欲望，要到彼得堡去。我无论怎样努力让自己安下心来，把行期拖到明天，就是我平常到彼得堡去料理公务的日子，可是我却控制不住自己。我一早喝了茶，动身去彼得堡。到了城里，无事可干，我顺便到局里去了一下。
午后三时我到小滨海街的Hêtel de France(法兰西饭店)去，我的一些朋友请我去吃饭。吃饭也没有什么胃口，总还是急于要到什么地方去。四点钟光景，我来到街上，我本该从滨海街往左拐，回奥布霍夫大街的家里去，或者往皇村铁道去，可我在一种怔忡不安的感觉的影响之下，完全不知不觉地、本能地往右拐，向枢密院广场走去。刚走到广场，便看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广场中央，没戴帽子，常礼服和背心的纽扣敞开，领结松散，在一个军队里的文书模样的人搀扶下走着，扯开嗓门在大喊大叫：“瞧，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救了我”，等等。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病这件事，我在给阿·尼·迈科夫的信中作了描绘，而且发表在《新时代》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新时代》，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1793期)
由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致出版者的信》，引起亚诺夫斯基写了回信，亚·叶·里森坎普夫（见他的回忆录，页111—118）遂于1881年2月16日自比亚基戈尔斯克寄信给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新时代》，1881年3月1日至13日，第1798期），信中称：“我于1845年去西伯利亚，先后在伊尔库茨克及涅尔琴斯克，最后在鄂木斯克的军医院任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杜罗夫正在那里就医［……］。西伯利亚独立军团前军医主任伊·伊·特罗伊茨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在工程部门工作时的老同事穆塞利乌斯中校对他也很同情。虽然这些人以及全体医生都具有代表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是遭到鄂木斯克要塞司令德·格拉夫少将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当时的教官克利甫卓夫少校的迫害。克利甫卓夫竟然闹到这种地步： 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健康刚恢复的机会，要他出院，派他和其他囚犯去干最有伤自尊心的活儿。他们作了一些反抗，克利甫卓夫竟对他施行体罚。您想象不出已故的费奥多尔的朋友们的惊骇情状，他们亲眼目睹神经质的、自尊心甚强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当着他的私敌克利甫卓夫的面受笞刑。以致1881年第一次癫痫大发作，此后每月发作。”（见本书页189及页286—287）西伯利亚（犯人）营的医生叶尔马科夫也把癫痫的发病原因和在西伯利亚的留居联系起来。（《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10卷，页565）然而根据他的女儿柳·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说法则是：“家里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得知父亲死了，他便第一次发了癫痫。”（《在女儿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描绘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页17)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向兄弟讲到苦役犯的可怕生活时写道：“由于神经错乱，我发了癫痫，不过并不常发。”（《书信集》，第1卷，页37）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称这件事情是重大事件，以后我们回忆起来时，他总是说：“有过这么一件事以后，你还能不相信预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想在一期《日记》中详细记述此事，尤其是那时候，他常常谈到招魂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年一月号第八章中写到招魂术。可是招魂术士很不称他的心，因而他也就没有提起此事。
在被捕之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喜欢写洋洋洒洒的长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写过冗长的信。，偶尔给谁写封信，总是把事情一股脑儿写在一些小纸片上。我所收到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所有来信中，最有意思的一封信是住在巴尔果洛伏的他寄给住在巴甫洛夫斯克的我，说是现在他不至于中风了，因为他忙于募捐以帮助一个不幸的酒鬼，这家伙没有钱喝酒，后来没钱一醉，最后连喝一点点酒以解除宿醉的钱也没有，只好到一家家的别墅去，表示要自己打自己以乞讨几个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说的事在艺术方面是尽善尽美的；对一个贫穷的酒鬼有着那样的人道精神，那样的同情，叫人不由得不落泪，但是其中也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才能中所固有的那种幽默和疾恶如仇的精神。
在劫难逃的auto da fe出自葡萄牙文： 作为异端著作处以火刑。，这张信纸不见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与我相识的时候也好，后来从西伯利亚回来靠自己家人生活的时候也好，甚至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确实拥有富裕的钱财，看来对兄弟的无论什么要求都不会拒绝的时候也好，他始终是贫穷的，经常需要钱。想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笔耕收入往往是丰厚的，他过的生活，尤其是做单身汉时候的生活，极为俭朴，一无嗜好，你就不由得要发生疑问： 他的钱究竟到哪里去了?对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得相当正确，因为在这方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比对任何人都坦率： 他把自己的钱几乎全都分给了别人，哪怕仅仅只比他穷一点的人；有时候甚至分给并不比他穷的人，只不过他们善于从他这个滥好人身上榨取钱财罢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惟不打牌，而且随便哪种打法他都一窍不通，他讨厌打牌，绝然反对纵酒狂饮。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是像亚诺夫斯基所写的那样“行为模范”的青年人。同时，他天生极其多疑(他有某种脑子痛的确凿无疑的征兆，而且恰恰是那种性质的症状，后来以纯粹的癫痫症的形式暴露出来)，又经常害怕中风，他千方百计弃绝一切刺激性的东西。他的多疑在旁人眼中到了可笑的地步，可是这一点却使他非常生气。你看到这种情况，往往不由得不发笑： 谁如果无意间说了一句：“好香呀，多好的茶!”——其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往往不喝茶，喝的是热水，——他会突然站起身来，走到我身边，跟我咬耳朵说：“喂，老兄，我的脉搏怎么样?嗯?真是好花茶啊!”于是你得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安慰他说，脉搏没什么，舌苔也挺好，头脑也清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唯一喜欢的，是偶尔在小海滨街的法兰西饭店宴请他的所有亲密朋友。饭菜费用一般每人不超过两卢布；可是这种请客几乎给每个人都留下愉快和美好的记忆，一直保留到下一次重新聚会。饭菜总是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预先订好，每人一卢布计算。饮料方面，饭前允许喝一小杯伏特加，很小的小酒杯(看到这种杯子，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1856），散文作家，《祖国纪事》的撰稿人。作个不愉快的鬼脸)，吃饭时两大杯香槟，饭后喝茶是 discrétion法语： 必要的条件。。当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喝伏特加，香槟酒只斟大杯子的四分之一，在席间致辞以后呷上一口。他喜欢席间致辞，讲得兴致勃勃。喝茶要延续到很晚，直到离开饭店才停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这样的饭局；他在吃饭时作亲切的闲聊，对于他，这种便宴委实像是过节。他本人这样向我解释他为什么喜欢这种聚会，“看到可怜的无产者(他把每个靠计日工资而不是靠地租或其他固定收入，例如担任公职的薪俸过活的人叫作无产者)悠然坐在富丽堂皇的房间里，吃着精美的菜肴，喝着冒汽的酒，而且是真正的香槟酒，心里就快乐！”过节似的宴会快要结束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怀着一种特别满意的心情走到各人身边，跟大家一一握手，一边说：“菜不坏，挺好，加调味汁的鱼味道非常非常好。”他这样说着，还吻吻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
说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布特科夫的特别富有人情味的态度，倒使我想起一桩事情来。我们绝不是富翁，布特科夫即使在我们中间也是个出名的真正的穷光蛋。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估计自己某一天将从《祖国纪事》杂志社得到一笔钱，他打算就在那天在法兰西饭店举行聚餐。头天晚上我们大家都接到通知，第二天三点钟光景大家已到齐。这时，钟敲三点，又到了三点半，可是我们还没有入席，连冷盆也没有端上来。我们自然纷纷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什么不上菜。对此，他似乎有点儿窘，同时诉苦似的答复我们说：“唉，我的天哪，难道你们没看见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没来吗!”说着，抓起帽子，跑出去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米柳科夫碰到这一场面说了句俏皮话，非常愉快而逗人喜爱；素来一本正经的瓦·尼·迈科夫和亚·尼·普列谢耶夫嘀咕开了，好像说哪怕先上冷盆也好啊。临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布特科夫出现在门口： 前者焦急异常，后者耸耸他那宽阔的肩膀，反复地说：“不信你去对他们讲，总是一句话，杂志没出版，你就没话说了。”“您不会要求他们给一半吗，您懂吗，喏，哪怕支付一点儿。要不，现在可怎么办?我还答应替他们每人付两个卢布；您哪怕要求他们给一张红票子十卢布的钞票。也好呀。现在可怎么办呢?……”我们盯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要他向我们讲清楚，既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已经来了，为什么还不给我们开席。这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了解原因后，吩咐开饭。问题在于将要刊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篇小说的那期《祖国纪事》出版脱期，故而该刊账房拒绝向持了作者的条子去取钱的布特科夫付款。这顿饭吃得特别愉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说了许多俏皮话，都极为成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也情绪很好，讲了许多有趣又动人的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利用雅科夫·彼得罗维奇遇到的这件事，发表了一篇关于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指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4），记者，《祖国纪事》杂志的发行人。剥削文学创作的讲话，我们全体一致听得十分高兴，报以热烈的掌声，长时间地欢呼“好啊”！然而这餐饭无论吃得多么快乐，回想起来多么亲切……现在我提到它，几乎还喘不过气来，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聚会，接踵而来的是逮捕的惨剧，继而又是对于我们这一伙人都是痛苦的四散分离。
想到我和永远难忘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天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我不能对文学谈话默然置之。这种谈话有时候是他与我单独进行，有时候也有我们共同的友人在场。他自然是把普希金与果戈理看得比所有的其他作家都高，谈起这两位作家，他常常凭记忆整章整章地引用他们的作品，或者背出一个个完整的场面。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他也看得很高，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他特别赞赏《猎人笔记》。他十分推崇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的全部作品，尽管论数量当时还不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兴致勃勃地引用单独发表的《奥勃洛莫夫的梦》《奥勃洛莫夫的梦》发表在1849年3月26日出版的《插图文学作品集》上。(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尚未全文发表)。老一代作家中他介绍了拉谢奇尼科夫。对于我国的其他小说家，诸如索洛古勃伯爵，(伊·伊·)帕纳耶夫，他的看法就不太赞许，他不否认他们有才，但不承认他们有艺术才华。我当时有一批数量可观的藏书，我回家常常遇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书架上抽出书来在看，最常碰到的是他手里捧着果戈理的作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果戈理的作品从来不会觉得疲倦，并且往往一边大声朗读，一边作解释，发议论，对一些细小的地方都如此。他看《死魂灵》几乎每次都要掩卷赞叹：“对于全体俄国人，尤其是对于我们作家兄弟，他是个多么伟大的导师呀！这才是一本真正的书！老兄，您每天看它一点，哪怕只看一章，可是要看。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既有马尼罗夫的甜言蜜语，又有罗士特莱夫的厚颜无耻，既有梭巴凯维奇的粗野笨拙，又有种种愚蠢与恶习。”除了小说类作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从我处拿医学书看，尤其论述脑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书，精神病的书和按旧的说法论述头颅发展的书，——当时流行的是加尔法兰茨·加尔（1758—1828），奥地利医生，颅相学奠基人。的体系。这本书有插图，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使他晚上经常到我处来，谈论头颅与脑子的解剖，脑与神经的生理机能，颅骨高的意义，加尔认为颅骨的高是有重大意义的。我每解释一点，他必定要应用到他自己的头相上去，要求我对他的头颅上每个突出点与洼窦作浅显易懂的说明，他常把这样的谈话拖到半夜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颅相确实气象不凡。与整个头部相比，他的前额宽阔，额窦清晰，眼眶边缘十分突出，后脑骨下部无任何突起，这种长相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头部很像苏格拉底。他对这一相似感到满意，他自己也发现是相像的，谈起来时还常常补充说：“后脑上没疙瘩，好呀，就是说，我不是裙子派原文Юбошник是从“裙子”一词来的，意思是“好追求女性的人”。这里为照应下文“不喜欢裙子”而“喜欢软帽”的说法，姑且译为“裙子派”。。对，很对，老兄，因为我不喜欢裙子，您知道吗，我喜欢软帽，像叶甫盖尼娅·彼得罗夫娜戴的软帽，此外什么都不喜欢。嗯，这么说来，是对的。”(彼得罗夫娜是包括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在内的迈科夫兄弟的母亲，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们大家都深深尊敬和喜爱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最初与我相识时手头就很不宽裕，靠自己挣钱过日子。后来，等我们从泛泛之交进而产生了友谊，到他被捕之前，他经常缺钱用。不过，因为他生性正直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客气得有点神经过敏，所以他不喜欢向人家借钱后来还是向人家借钱了。——亚诺夫斯基注，以免惹人家讨厌。他经常对我说：“我知道，我从您这儿总是可以借到钱的，但毕竟有点儿那个……嗯，好吧，我会向您借的，不过您知道，我会还您的。”然而穷困常常使他心情沮丧，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还使他的许多亲友心情颓唐，所以他有一次和我说起此事：“我们能不能凑一笔钱，哪怕是很小的一笔，百把个卢布，到尴尬时可以借一借，好比从自己钱包里掏钱，比较方便。”我同意他的建议，不过有个条件，就是在四个月内凑成这笔款子，为此我将从自己的薪水中和行医的收入中每月抽出二十五卢布。这笔款子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就有了，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弗拉索夫斯基给了我一百卢布，以后分期还给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拟了几条规则，从这笔现金中借钱的人必须遵守，我们通知了其他一些人。这几条规则长久保存在我处，可是由于意想不到的逮捕突然落到我们大家头上，在匆忙混乱当中，它就和其他的实际上完全无辜的纸张一起，被付之一炬了。这auto de fe是怎么发生的，我在后面再交代；这里我不能不声明一下，对我来说极为宝贵的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全部来往信件，还有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的信，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给我的信，都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亲手扔在为了销毁信件书稿而特地生起火来的炉子里了。
供大家借支的现金存放在我处，我把它放在写字桌的一只抽屉里，钥匙挂在桌子上方。抽屉里还放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写的一张规则： 每人可借多少钱，借款数额如何计算，何时必须归还，最后还附带规定，若有一次违反还款规则，须有别人担保方可使用贷款；以后若此人仍逾期不还，则停止其借款。许多人用过这笔周转金，认为对他们极有帮助。我过去的藏书也订了类似的规则，供大家使用。
设立金库，办小图书馆，跟傅立叶或路易·勃朗的理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之前以及回来之后，虽则也知道人们对社会主义写过和说过些什么，但他并不赞成这一学说。亚诺夫斯基的这一看法是不对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捕之前是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坚定的追随者，尽管他对傅立叶和卡柏*的思想体系持批判态度。
*卡柏(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除了一百卢布现金的大金库之外，我们还有个小扑满，我们手头有了五戈比硬币便投在里面。这笔钱我们原定是为了那些赤贫的穷人的，他们拒绝领取当时彼得堡的公共食堂的饭票。有一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也迫不得已从这只扑满中拿了几枚五戈比的硬币，拿了之后，不幸的他恰好又没有机会归还。情况是这样的： 有一天星期五，著名的青年小组——其中可能也有并不年轻的人，确切情况我说不准，因为我不属于那个小组，——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聚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意外地来看我。那天从早晨起便是阴天，傍晚时下起滂沱大雨，我待在家里没出去。七点钟，我正准备喝茶，忽然门铃响了，接着我听见前室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声音。我立即奔出去迎接他，看见他身上的水像小河似的往下淌。他头一句话便向我说明，他是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去，路上看到我这儿有灯亮着便拐了进来，顺便需要把衣服烤烤干。他的衣服是无法烤干的，因为他真可谓是浑身湿透了，所以他换了我的衬衣穿上，靴子叫仆人拿到炉灶边去烘着，他自己坐下来喝茶。将近九点钟光景，靴子烘干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准备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可是外面大雨倾盆，我就问：“这样的天气您怎么去？从买卖桥(当时我的住地)到博克罗夫，路虽不远，可是一路上雨不是还会把您淋得湿透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说：“倒也是的，既然这样，您就给我几个钱吧，我乘马车去。”我身上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公共的金库里十卢布以下的小票子又没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皱了皱眉头，说了声“真要命”就想走了。
这时我建议他从铁的扑满里拿点钱，他同意了，拿了六枚五戈比的硬币。他大概是用这一点钱乘车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至于够不够他回家的车钱，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第二天上午十一时整，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脸色惨白，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被捕了，已被押到第三厅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4月22日到亚诺夫斯基处，随后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凌晨四时回家，被捕。去了。这时便动手销毁信件与稿纸，前面我已提及此事。此后我没有见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直到在特维尔与他见面，这次见面我在一篇关于癫痫的文章中已经述及。《新时代》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的第1793期。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和人交往，或者最好说是他很喜欢和渴望得到某种思想开展的青年人待在一起，不过他尤其喜欢这样的社交场合，他在那里觉得自己像在讲坛上一样，可以进行宣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跟这些人谈天，因为按他的天赋和才能而论，或者就知识而言，他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要无可估量地高得多，所以发展他们的才能，关心这些年轻同志的才能和文学习作的发展，这是一种特殊的乐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同伴我几乎都认识，我记得这些同伴都认为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念给他听是自己的责任。亚·乌·波列茨基亚历山大·乌斯季诺维奇·波列茨基（1819—1879），作家，1864—1865年间任《时代》正式编辑。、雅·彼·布特科夫、彼·米·采德列尔彼得·米哈伊洛维奇·采德列尔（1821—1873），作家，教师。都是这样做的。至于亚·尼·普列谢耶夫、克列肖夫伊万·彼得罗维奇·克列肖夫（1824—1859），诗人，翻译家。与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不说了，因为后者，尤其是亚·尼·普列谢耶夫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得到过作品的题材，甚至完整的小说构思。倘若出题作文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情的话，那么这样的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是立即会被作者本人郑重其事地摒弃的。
我举两件事来证明我的这种说法，其中之一与雅·彼·布特科夫有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清楚了解这位擅长描写彼得堡的各个角落的作者的才能特点，建议他写以某一奇闻逸事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或者写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构思的稀奇古怪的事件为题材的小说。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完成了任务，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规定，应于第一个星期二在我处朗读。当时我住在商人街谢斯特林凯维奇天主教堂的房子里。
晚上八点钟，那天来聚会的人都围着一张桌子坐定，桌上摆着一杯一杯的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以他特有的咳嗽、吐唾沫、极其滑稽的耸肩膀动作开始朗读。可是，他的小说念了还不到一半，我们大家就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忽然听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要求作者停止。布特科夫只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瞧了一眼，发现他脸色煞白，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作者不但停止朗读，还把那本稿子也塞进大衣袋里。连人也钻到了桌子底下，连声喊道，“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还以为写得不是那么拙劣哩！”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布特科夫的反常的举动微微一笑，以极其宽容的口气回答他说，这样写法不仅拙劣，而且是不容许的，因为“您写的东西既没有思想，又没有真实，只有虚假与不道德的犬儒主义”。然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们指出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所写的作品的缺点，于是作品也就作废了。
还有一件事和亚·尼·普列谢耶夫有关。他当时还是个小青年，还没长唇髭和胡子，好像还不到十八或十九岁。据我现在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上午十一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离开我家，告别时他邀请我上他的新居去。这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刚退役，单身一人未带家眷来到彼得堡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彼得堡是1847年秋季，显然是在10月底。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同住。我接受他的邀请，偕我的朋友法拉索夫斯基一起于早晨五时许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在那里遇到普列谢耶夫、克列肖夫、布特科夫、一个工程兵军官(姓名已忘记)以及戈洛汶斯基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戈洛汶斯基（1829—？），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那时退役的下士叶甫斯塔菲已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当仆人，这个人我们大家都认识，而且都很喜欢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以亲切的语言把他的名字用在一篇小说中。叶甫斯塔菲给我们每人送上—杯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亚·尼·普列谢耶夫说：“喂，老弟，您拿我讲的奇闻逸事写出了什么东西？给我们念念吧。”普列谢耶夫立即开始朗读。可是作品很差劲，我们勉勉强强听完。普列谢耶夫对自己的作品似乎很满意，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首先，您没有懂得我所讲的，写的完全是另一码事，不是我对您讲的故事。其次，即使您自己想出来的那些东西，表达得也很糟。”普列谢耶夫听了这番话以后就把自己写的东西作废了。
我讲的这两件普通事情，很典型地说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待自己的同伴、文学朋友的态度，不过类似的事情在他的一生中不止两件，有几十件。
一方面，他喜欢参加社交活动，爱好思想活动；另一方面，除了他离开工程学校后所进入的那个社会圈子之外，在其他社会圈子里缺乏熟悉的人；这两点就是他很容易和彼得拉舍夫斯甚意气相投的原因。侦讯小组所提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相识的自供词是很有意思的：“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1846年春天。［……］我们的相识事出偶然。［……］我第一次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相遇是在我动身去雷维尔的前夜，后来看见他已是冬天了。我觉得他是个很奇特的人，但并不浅薄。我发现他博览群书，知识广博。我第一次到他那里去是1847年将近大斋节的时候。”（《诉讼案》，页110）我常常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谈起，他本人为什么那么准时地去参加博克罗夫处的周五聚会，为什么这种集会总是有那么许多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回答我说：“我自己常去是因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可以遇到许多好人，这样的人在其他朋友处是不常有的。至于他那儿有许多人聚会嘛，那是因为他那里的气氛亲切、自由，而且他总是愿意提供晚饭。最后，在他那儿可以自由主义一番，我们这些凡人，谁不喜欢搞搞自由主义，尤其是一杯酒下肚之后。而彼得拉舍夫斯基也给大家酒喝，虽然，酒是发酸的劣酒，但毕竟是给酒的。
嗯，于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但您是永远不会上那里去的，因为我不会让您去。”他果然没让我去，作为我的真诚的朋友和导师，我一辈子感激他，直到现在我依然衷心地感激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喜爱与人交往，在他生病期间或者赶一件什么活儿的时候，他不能一个人待着，总是请一个好友待在他身边。然而，当他出于爱朋友的内心欲望而去看望朋友的时候，当他在同样的心情的驱使之下常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的时候，他总是带去人的精神修养，不过他只以福音书中的道理作为修养的基础，绝不包括1848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亚诺夫斯基按照自己暮年时的世界观，“一模一样”地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年代观点的特征，他可以在《作家日记》中找到这些观点的证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爱朋友，只有虔诚的教徒才会那样爱朋友。
他无比地善良，又善于洞察人心，像他这样的人我一生中没有看见过。既有这些品质，难道还能让人想到他是个阴谋家或无政府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不是就字面上来理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亚诺夫斯基不可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参加杜罗夫的秘密小组。这个小组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案件的侦讯中仍旧没有暴露。（关于这一点，见《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页512—545）既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天生是极其神经质的、敏感的，那么他有什么办法能克制自己在和我们谈话时不流露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呢?其实，我倒是几乎天天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到他说话的，每逢星期日可以在迈科夫家和普列谢耶夫家遇到他；凡是经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去的人几乎也经常到普列谢耶夫家去(中学生、神学院学生和某些契尔克斯人除外显然是指担任宫廷警卫的契尔克斯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曾试图在他们中间进行鼓动。（见《案件》，第3卷，页384—385，408—409）)。但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友人都从来没有听到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过什么煽动人们去搞无政府主义的话。
诚然，他到处组成小圈子，喜欢在这种小圈子里用他特有的低声絮语进行谈话。但是这种谈话始终是或者纯粹是谈论文学的。
如果他偶尔涉及政治与社会学的话，那么他总是先对某一事实或情况作分析，随后再作出符合实际的、但是又不违反福音书的结论。人家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是个阴谋家所以才被流放去服苦役。他不幸被流放过，这是事实；但他是不是个阴谋家，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证据，也不符事实。尽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常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集会，很可能也说过反对当时国家制度的话，尤其是如果我们不忽略那是在农奴解放之前的话。但他不是，也不可能是阴谋家和造反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来不让自己撒谎，即使开玩笑也不撒谎。不但如此，别人无意间撒谎，他也会流露出厌恶感。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所有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接近的人都在亚·尼·普列谢耶夫家聚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照例情绪很好，说话很多。可是吃晚餐时谈到，怎样才能使格列奇、布尔加林，甚至使巴·伊·乞乞科夫(有个出版商我们叫他乞乞科夫)永远不撒谎，在这一场谈话中，有个人完全以玩笑的口吻替乞乞科夫辩护道：“他倒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尽管欺侮我们的同行兄弟，但钱还是付的，而且不克扣。至于有时候撒个谎嘛，那也算不了罪孽，因为福音书上也说，谎话有时候也是一条生路。”听到这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不作声，极其聚精会神地去思索，在余下的时间里只是不断地和坐在他身边的我们说：“原来这样，居然还引用了福音书。但这其实是不对的，福音书上没有说过这话！你听到一个人撒谎，就会觉得讨厌，可是当他既撒谎又诽谤基督时，这就不但讨厌而且可恶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真心喜欢社交集会，喜欢社交集会上的某些娱乐和消遣。比如，当时，也就是在被捕以前，他喜欢音乐，所以他尽一切可能去观看意大利的歌剧。逢到星期日迈科夫家举行舞会，他不仅爱看人家跳舞，自己也很喜欢跳舞。歌剧之中，他特别喜欢《威廉·退尔》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按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改名为《勇敢的卡尔》于1838至1839，1839至1840，1846至1847，1848至1849年间的戏剧季节在俄国上演。，剧中的坦贝利克三重唱使他欣喜异常，他很愉快地倾听莫扎特的《唐璜》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四十年代几乎每年都在彼得堡的舞台上演出。仅1842年及1846年未上演。，剧中采林娜一角他尤其喜欢，他赞赏《诺尔玛》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自1837年起几乎每年在彼得堡上演。，开始是朱丽雅·包茜朱丽雅·包茜，意大利歌唱家，1846至1847，1847至1848年间在彼得堡演出。演的，后来是葛丽琪朱丽雅·葛丽琪（1811—1864），意大利歌唱家，于1849至1850年的戏剧季节在彼得堡演出。演；当梅耶贝尔的歌剧《法国清教徒》雅科莫·梅耶贝尔（1791—1864）的歌剧《法国清教徒》于1849至1850年间的戏剧季节在彼得堡上演。在彼得堡上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它而欣喜不已。他不喜欢歌唱家法莱卓里尼爱弥尼亚·法莱卓里尼（1818—1884），意大利歌唱家，1848至1850年间在彼得堡演唱。和男高音歌手萨尔维萨尔维系意大利歌唱家。，说前者不过是有副好嗓子的布娃娃，对后者他又觉得声音太甜腻而感情太空虚。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跳舞，当作是内心愉悦的表现，也作为身体健康的可靠表征，但是从来不把它与有机会接近妇女的问题搅在一起，因为有人在跳舞时通过和妇女热烈交谈而达到接近她的目的，也不把它与跳舞者的优雅风度和灵巧的舞姿问题搅在一起。关于芭蕾舞，他只听人家说说，但当时从来没有去看过。
写到这里，我冒昧地顺便说一说，在我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交往期间，以及我们所有的谈话中，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他恋慕过什么人，或者甚至热情地爱过某个女人。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看到他“评头品足”，也就是仔细研究与分析我们认识的某位夫人或少女的人品，然而自他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之后，这却是他所喜爱的消遣了。一般说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辈子都深深尊重妇女的使命，高度评价妇女的忠诚。但是当谈话提到妇女完全解放这一当时颇为时髦的话题时，他往往这样表示：“希望嘛倒是可以说不少，问题是妇女本身的处境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解放而变得更糟糕、更艰难呢？我想是会的！”到此为止，我一直在努力描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最真实的肖像，以反映在我们交往的1846至1848年间，他是个怎样的人。我希望，这个期间认识他的友人，即使是最亲密的友人中也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的叙述中有丝毫不真实的地方。
现在我来描述一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性格特点。1848年底出现在我面前的他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不是就实质上，那么，至少就外貌上说是如此。这个变化是什么呢?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我竭力想作出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回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整个改变，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他变得有点儿乏味，肝火比较旺，容易动气，即使最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他也要找岔子，而且不知为什么经常诉说他头晕。
这一变化如果不是突然产生的，不是出人意料地发生的，那么也没有隔了很漫长的时间，不过两三个星期光景。
这事情的整个起因，正如他后来亲口对我说的，是他与斯佩什涅夫的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佩什涅夫的接近是在1848年秋，跟他参加杜罗夫秘密小组有关。（见本书页120注③，页156注①)
，或者，最好是说他向斯佩什涅夫借钱。在这之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谈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人员时喜欢怀着特殊的好感评论杜罗夫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1816—1869），作家，翻译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小组的创建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个小组的成员。，经常称他是异常聪明的人，有信仰，常常指出毛姆贝利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毛姆贝利(1823—1891)，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与巴尔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巴尔姆（1822—1885），诗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如何如何，可是对斯佩什涅夫，或者是什么也不说，或者是简单扼要地敷衍几句：“我对他不了解，说实话我也不希望与他太接近，因为这位老爷太厉害了，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不能比。”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尊心很强，他说出反感的话表明他知道棋逢敌手了。我对自己作了这样的解释以后，也就不坚持要他说详细的了。甚至当我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性格起了变化，尤其是他的心情苦闷，定有某种原因的时候，我也没有流露想要直接了解它的愿望，我只说，我看不出有任何器官性的功能失调，因而我尽力使他相信这种情况就会过去的。可是对我的劝慰，有一回，他回答说：“不，不会过去的，它要使我苦恼很久很久，因为我拿了斯佩什涅夫的钱(同时他说总数是将近五百银卢布)，现在我跟他就有了这笔账。归还这笔款子我永远没有这个能力，他也不会来讨这笔钱，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一番话深深印入我的记忆中，一辈子没有忘记，而且，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讲这番话时一再说：“您知道吗，我从那时起就有了自己的靡菲斯特，”所以我到现在仍旧不由自主地认为他这话当时确实包含着命里注定的意思。我本能地相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不幸得很，我知道他最近时期强烈地抱怨没有钱，我对他说，除了扑满以外，我可以把自己的钱分十五至二十卢布给他，这时他说：“我要的不是二十卢布乃至五十卢布，而是好几百： 我得付钱给裁缝，给女房东，得还米奇米奇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法语爱称。(他这样称呼他的大哥)的债，总共在四百卢布以上。”为了应付这几项需要，他问斯佩什涅夫借了钱。他在一个星期天去拿钱，中午十二时左右从我这里出发到斯佩什涅夫处去，傍晚在迈科夫家告诉我，斯佩什涅夫怎样把钱交给他，怎样要他保证永远不提起此事。从这件事以后，我只发现一个情况对我来说是新的： 过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讲话时，他们的论点与结论常常是一致的，自从费奥多尔去找过斯佩什涅夫以后，他常常对哥哥说：“不是这样的，你如果看看我昨天带给你的那本书(这是路易·勃朗的一本著作)，你就不会这样说了。”米哈伊尔则是这样回答费奥多尔：“我除了傅立叶之外，其他无论什么人的学说都不想知道，而且，说句老实话，连傅立叶我都快要抛弃了；这些书都不是为我们而写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爱哥哥，对后面那句话，非但没有朝他发火，甚至也没有反驳他。
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按他的社会思想的性质和信仰的力量来说，他是不喜欢向任何权威屈服的，因此就是在谈到别林斯基的时候他甚至也常常这样说：“没什么，没什么，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避而不答吧。等时间到了，您再说话(他说这话是因为别林斯基赞扬过他的《穷人》，后来对他的作品似乎忽视了；但是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对他的创作保持沉默比骂他还难受)。”向斯佩什涅夫借过钱后，他以明显的方式向后者的威信屈服。至于斯佩什涅夫，则正如当时大家所说的，是个绝对的社会主义者。
显然，直到现在，我们当中还有许多人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好像果真是个红色的社会主义者，照某些人的意见，他甚至领导了某个威胁到国家安全的秘密团体。其实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活动，甚至包括他的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集会，他的属于杜罗夫及某君的所谓秘密团体与上述看法都毫无相似之处。只要看一看这些集会与这个团体的组成人员，考虑一下他们所具有搞阴谋的思想，联系到这些臆想的阴谋者所掌握的手段，最后，再好好考虑一下他们所读的书与所谈的事，那么以为他们搞阴谋的整个错觉便会烟消云散。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和杜罗夫处的所有集会仅仅是少数人的聚会，他们在彼得堡是看不出来的，好比一滴水掉进湍急的涅瓦河。这一群为数不多的人是形形色色的头衔，各种不同的阶层、职业和年龄的混合体，单单成员驳杂这一点就表明他们对社会公众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金钱手段这一伙人是丝毫没有的，因为除了斯佩什涅夫、彼得拉舍夫斯基、杜罗夫与格里戈利耶夫这里指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格里戈利耶夫（1822—1886），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写过鼓动士兵的读物。之外，所有人员都是穷人；武器，除去外表凶狠的契尔克斯人随身携带的和彼得拉舍夫斯基特别喜爱的朋友哈南科夫经常带在身边的倒霉的燧石枪之外，他们也是没有的。许多人至少在四十年代末竭力认为某些近卫军军官的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集会有某种特殊的作用，同时说单是这一情况就使他们的案件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两个近卫军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中的少数几个人，与其他同事或下级毫无任何联系，又没有共同思想，未必有什么重大作用。我到现在还记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怎样批判地、完全不相信地看待类似的推论。团里比较有经验的、聪明的同事如莫斯科团的姆·恩·哈纳科夫大尉，精锐骑兵团的符拉索夫斯基上尉，兹伏梁斯基及其他人，简直嘲笑同事们的热情，称他们是疯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也认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集会没有任何意义。他开始去参加，后来又继续去，唯一的原因是我已经指出的： 那里有人听他说话。他经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无拘无束地向许多亲密友人表示他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不尊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持批判的态度详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一书。，而且常常叫他鼓动家、阴谋家。他经常取笑哈南科夫的宽边帽和他老是穿西班牙式短斗篷的体形，尤其嘲笑他的燧石枪。这些话我讲得肯定而且有把握，因为这些都是我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处听到的。［……］题解： 斯杰潘·德米特里耶维奇·亚诺夫斯基(1817—1897)，医生，在森林与测量学院任职，后在内务部官费医药采购局工作；1871年退休，1877年起居住在瑞士，直至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6年与亚诺夫斯基相识。
他们成了朋友，但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思想上的接近，尽管1846至1849年间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频频发作，他们几乎天天见面。据亚诺夫斯基认为那是癫痫的早期症状。亚诺夫斯基在四十年代曾受到进步思想的一些影响。稍后，他开始做官生涯，三十六岁时已当上五等文官。到六十年代中期，他顽固地站在反动的斯拉夫派立场上。
亚诺夫斯基一辈子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着最诚挚的亲切感情。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在特维尔居住，但无权到首都去，这时正如亚诺夫斯基自己所写的，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密友人中第一个到那个城市去看望他的［……］，唯一的目的仅仅是看看和拥抱我的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新时代》，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1793期)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由自主地卷入亚诺夫斯基与他的妻子、女演员阿·伊·舒贝尔特的家庭纠纷中。其后，亚诺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偶有书信来往，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像四十年代那样友好了。
亚诺夫斯基发表在刊物上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篇文章，涉及作家生平中的个人方面。这是亚诺夫斯基致阿·尼·迈科夫的信，刊登在1881年2月24日至3月8日第1793期的《新时代》上，题目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这封信的起因是《秩序》报(1881年，第39期)上报道了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时代》1881年2月8日至20日第1778期上发表的《致出版者的信》。写这封《致出版者的信》也是为了回答亚·谢·苏沃林的《谈亡友》一文（《新时代》，第1771期），该文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时害了癫痫。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证明，“费奥多尔哥哥的癫痫不是在家里时得的，不是童年时得的，是在西伯利亚得的”。亚诺夫斯基驳斥亡友的弟弟的这种看法，写道：“已故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时就患癫痫，在他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捕之前三年，也许还要早几年，因而，是在他流放西伯利亚之前。问题在于这种严重的疾病，所谓epilepsia(癫痫)，1846、1847及1848年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轻度的显示；同时，旁人虽然没有发觉，病人自己却是意识到的，尽管只是模糊地意识到，通常称为小中风。”下面接着讲到1847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次大发作，因听到别林斯基去世的消息而引起第二次发作以及其他详细情况，后来都记载在回忆录的正文中。
在1883年12月30日及1884年1月11日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文研所，29916／CCXI614)，亚诺夫斯基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详细写下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原因是他不满意奥·费·米勒与尼·尼·斯特拉霍夫合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因为他发现其中并没有他亚诺夫斯基所了解的那个“善良而完美的、正直的、为所有的人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
把四十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成温和的、非常令人愉快的基督徒，这一意图贯穿在亚诺夫斯基的回忆录中。因而对他所说的年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应当很谨慎地看待。
正文按《俄国导报》1885年四月号页796—819原文刊登，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