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48年冬天相识的。对于当时受过教育的青年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年代。从巴黎二月革命的最初几天起，欧洲便相继出现最意想不到的事件。庇护九世教皇庇护九世以自由主义的精神开始他的统治： 大赦政治流放犯和囚犯，创立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改革，准许工业联营，批准召开科学家代表大会，设立工人学校等等。关于意大利人对待庇护九世这些改革的态度以及嗣后由于教皇流露了动摇，国内各城市开始爆发革命而形成的意大利的历史，赫尔岑在《法意书简》中有十分详尽的叙述。（《赫尔岑》，第5卷，页90—138)的前所未有的改革引起米兰、威尼斯、拿坡里的起义；德国自由思想的兴起触发了柏林与维也纳的革命。整个欧洲世界似乎酝酿着一场普遍的变革。旧的反动势力的腐朽基础衰落了，新的生活在整个欧洲萌芽。然而这时俄国依旧处在沉重的停滞1848年俄国的反动派猖狂到极点。“用避雷针去对付西欧事件在俄国重演的可能”，按尼古拉一世政府的意见，进一步加强“警惕性”，1848年4月12日建立常设“委员会”，由德·普·布杜尔林任主席，以“高度监督新闻业及其机构”。的笼罩之下；科学与刊物出版越来越受到限制；社会生活遭到压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活力。通过走私的途径，从国外有大量的自由派的著作流入国内，既有学术性著作，又有纯文学著作；德国和法国的报纸，尽管都是些阉割过的报纸，上面却不断出现鼓动性的文章。与此同时在我们国内，科学与文学活动却比从前更加受限制，书报检查机关害了极厉害的恐惧书籍症。可以理解，这一切自然使青年人感到恼火，他们一方面从国外流传进来的书籍中不仅了解了自由派的思想，而且还了解了社会主义的最极端的纲领；另一方面，他们看到，国内对任何自由思想，哪怕只有一点点，都要进行迫害；他们看到法国议会上、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法兰克福代表大会，1848年革命所引起的一次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大会，即所谓“预备国会”（3月31日）。代表大会决议召开由所有日耳曼国家全民投票产生的国会。的激烈的发言，同时也就明白，为了某一遭到禁止的著作，甚至为了一句不谨慎的言论，是很容易受到迫害的。几乎每一包国外邮件都会带来关于新的权利的消息，不管愿意不愿意，新的权利还是赐给人民了；与此同时，在俄国社会上却只听到传闻要有新的限制。谁若是还记得那个时代，谁就会明白这一切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上会引起什么反响。
这样，在彼得堡，年轻人按思想方式相近而开始逐渐形成一些小组，这些年轻人不久前刚离开高等学校，怀着唯一的目的开始在友人家里聚会，交流消息与传说，交换思想，自由交谈，而不必顾忌旁人的不知廉耻的耳朵与口舌。在这种有交情的小组里新的朋友关系开始建立，友谊的纽带也得到加强。我去得最多的是我当时的同事，著名的狄更斯作品翻译家伊林纳赫·伊万诺维奇·维坚斯基处每星期的晚会。那里的常客有迪利凯尔——文学家，后来又是顺势疗法医生，有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格·叶·博拉果斯维特洛夫格里高里·叶夫拉姆比耶维奇·博拉果斯维特洛夫（1824—1880），新闻记者，政论家，六十年代是地下革命工作者。，他们当时还是大学生，有京城一个中学的俄国文学教师彼奇金，后来当了斯莫尔尼修道院即后来的斯莫尔尼大学。
的学监助理。晚会上大多数时候谈论文学与欧洲的形势。这些年轻人常常也到我处来。
有一天早晨，彼奇金来我处，问我是否愿意与刚开始写作的青年诗人普列谢耶夫相识。在这之前，我刚看过他的一册诗集，一方面，我喜欢诗的感情的真挚与纯朴，另一方面也喜欢青年人的思想的热烈与新颖。小诗《致诗人》与《前进》普列谢耶夫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1846年，其中有《前进，抛弃胆怯与怀疑……》与《致诗人》，集子用法国诗人奥·巴尔比埃的诗作题词：“为了真理和人性，诗人应当成为高尚的叛逆者。”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以当时年轻人的心情，对这样的章节能无动于衷吗，比如： 前进！朋友们，抛弃胆怯与怀疑，英勇地夺取丰功伟绩！在高高的苍穹，我已望见神圣的赎罪的霞光。
让我们彼此携手，更勇敢地共同前进！让我们的联合在科学的旗帜下巩固、壮大！我自然回答彼奇金说我很乐意和年轻诗人相识。我们很快见了面。普列谢耶夫开始常常上我处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也邀我去他处参加友人聚会，说是我在他那里将会发现几个优秀人物，他打算介绍我与他们相识。
我果然在这个晚会上和一些人会面，对他们的记忆将永远是我的珍贵的回忆。他们是： 波尔费利·伊万诺维奇·拉孟斯基，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近卫军军官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毛姆贝利与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巴尔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米哈伊尔与费奥多尔。普列谢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大概是在1846年的贝凯托夫小组或迈科夫小组里，他们之间很快便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一些“感伤主义的、有人情味的”作品，像《脆弱的心》与《白夜》，都是献给普列谢耶夫的。当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分离出一些独立的小组来时，他们俩和杜罗夫一起成立了自己的特别小组，思想情绪更积极、更革命的小组。在举行死刑仪式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们并肩站在谢苗诺夫练兵场上，与他们拥抱告别。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鄂木斯克，普列谢耶夫则被送到奥连堡驻防军当列兵。1856年，两人快要完全释放时，他们之间开始频繁地通信，一直继续到六十年代中叶（普列谢耶夫的信见《素材与研究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显然丢失了）。稍后，从1856年起，显然冷淡下来了，这多半是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普列谢耶夫和涅克拉索夫及萨尔蒂科夫的《祖国纪事》保持联系），不过在他们偶尔交往的信件中始终保持着私人关系亲密的老口吻（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1875年因为《少年》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我对这群年轻人都很有好感。我与陀氏两兄弟及毛姆贝利特别意气相投。后者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兵营里，也有一群年轻人常在他那里碰头。我在那里还遇见过几个新的人，得知在彼得堡有一个规模更大的米·瓦·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人数相当多的集会上发表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演说。我不记得究竟是谁建议我与这一伙人认识一下，我拒绝了，但我不是因为怕危险或者没有那个劲头，而是因为不久前我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见过一面，我觉得他不太可亲，因为他的观点过分离奇，他对俄国的一切态度冷漠。米柳科夫断言彼得拉舍夫斯基对俄国的一切都态度冷漠，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米柳科夫在这里已经开始有违反真实的表现，这与后来八十年代的反动时期的观点是一致的。
有人建议我与杜罗夫小组的人接近，我的态度就不同。据我所知，杜罗夫小组的人都是去拜访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但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这是一群比较温和的青年人。这个看法不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当中，恰恰是杜罗夫小组的人最左，恰恰是他按照起义不可避免的信念开始发展自己的活动。后面，米柳科夫把四十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当作是十足的斯拉夫主义者也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当巴尔姆以亚历克赛·斯洛博琴的形象来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后者是同意可以通过起义的途径来解放农奴的；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中间》)杜罗夫当时和巴尔姆及亚历克赛·德米特里耶维奇·肖尔科夫一起住在谢苗诺夫桥那边的豌豆街上。在他们小小的寓所里，若干时间以来，已经组成一个年轻军人与文官的小组在那里聚会；因为主人不是有钱人，而客人又每星期碰头一次，并且往往待到夜里三点，所以大家每月缴款付茶钱、饭费及钢琴的租费。聚会通常是每逢星期五举行。我在仲冬时节参加这个小组，并且定期去，直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参加者被捕以后晚会停止。这里，除去我在普列谢耶夫与毛姆贝利处认识的那些人之外，经常来的有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斯佩什涅夫与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菲利波夫，这两个人都十分有修养，很可爱。
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集会，我只是根据传说知道一些。
至于杜罗夫小组，我经常参加，当它是个友爱的家庭，我可以肯定地说，组里没有纯粹的革命思想，这种集会，不仅没有成文的章程，甚至也没有明确的纲领，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能称之为秘密团体。在小组里只是得到和互相交换一些当时禁止的有革命思想和社会内容的书籍而已，谈论的大多是当时不许公开议论的问题。最引起我们关心的是农奴解放问题，在晚间集会上经常讨论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发表意见说，由于欧洲革命引起我国的反动，政府未必会着手去解决这件事情，与其期待自上而下的行动，不如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运动。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说，我国人民不会踩着欧洲革命者的脚印走，不相信会有新的普加乔夫运动，他们将耐心等待最高当局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执拗地表述过这一层思想。我记得，有一回，他以他向来的劲头朗诵普希金的诗《孤寂》1826年出版的普希金诗集中，以同一题目发表了《乡村》中的第一批三十四首诗。末尾一节为“啊，朋友，我能看到……”的这首诗，题目就叫《孤寂》，全文以手抄本流传，直到1870年才以如今的《乡村》为题在俄国正式发表。。我到现在都仿佛听见他以激越的声音朗诵诗的末尾一节： 啊，朋友，是否有一天，我会看见人民不受欺压沙皇点点头而农奴制灭亡？我能否在我们的国土上看见开明和自由的美丽霞光终于升起？这时有人表示怀疑通过合法途径能够解放农民，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厉反驳说，他不相信有任何其他途径。
另一件事情我们小组里闲谈时经常接触到的，就是当时的书刊检查制度。应当回顾一下，书刊检查制度的束缚当时达到何等穷凶极恶的地步，社会上对此事流传着什么样的说法，当时的作家们怎样巧妙地想办法在纯洁谦逊的面纱底下提出某种大胆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想象得出热爱文学的青年人在我们组里表现了什么思想。我们中间不仅有初涉文坛的文学家，还有已经引起公众注目的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已经使人相信作者拥有巨大的才能，这种情况更加说明我们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问题，我们中间自然是没有一个人会反对的。
谈论文学，大部分是因当时期刊杂志上一些重要文章，尤其是和小组成员的倾向一致的文章引起的。但是也议论到老作家，同时还会发表一些尖锐的意见，有时甚至是相当片面的、不公正的意见。有一次，我记得谈到杰尔查文，有人说与其把他看作是伟大的诗人，倒不如把他当作是一个夸张的修辞学教师，卑躬屈膝的颂辞作者，伟大诗人云云是他的同时代人和老学究对他的恭维。听到这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被虫蜇了似的霍地跳了起来，嚷道： “什么？难道杰尔查文就没有鼓舞人心的、诗情洋溢的灵感？难道这不是崇高的诗情？”说着，他以那样的力量、那样欣喜的感情背诵了《致君王与法官》一诗，他的朗诵吸引了所有的人，不用再发表什么议论便在大家的心目中提高了费丽察的歌手杰尔查文以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颂诗《费丽察》著名，所以同时代人称他为“费丽察的歌手”（“费丽察”一词源出拉丁文，意为“幸福”）。的地位。另一次他念了几首普希金和维克多·雨果的诗，基本思想和画面相同，他雄辩地证明我们的诗人，作为画家也要比后者高明得多。
在杜罗夫小组里有几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醉心于欧洲改良主义者的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在他们的学说中看出新宗教的因素，这种新宗教似乎应当能够改造人类，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我们的聚会中经常得到法国文学中出现的与这一题目有关的所有新东西，加以传播和讨论。议论罗伯特·欧文的新村，卡贝的伊加利亚公社，尤其是议论傅立叶的法朗吉斯特和蒲鲁东的累进税制的理论，常常占去晚间集会的大部分时间。这些社会主义者我们都加以研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的计划有实现的可能的。不相信的人当中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研读社会主义著作家的著作，但批判地对待之。他承认他们的基本学说中包含着崇高的目的，但是，他认为他们仅仅是一些正直的幻想家。他特别坚持一点： 所有这些理论对于我们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应在西方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寻找源泉，而应当在生活中，在我国人民世代相传的历史制度中去寻找，在村社、劳动组合和连环保中早就存在着比圣西门的一切幻想及其学说更加合理而持久不变的原则。他说，伊加利亚公社或法朗吉斯特中的生活，他想象起来比任何苦役还要可怕，还要令人厌恶。当然，我们那些顽强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人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
对当时立法和行政方面的新闻我们谈得也不少，而且自然发表了尖锐的看法，这些看法，有时是根据不确切的传闻，或者不完全可信的轶事与口头说说的事情。当时青年人发生这种情况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一方面对于我们行政机关的横行霸道现象，科学与文学上的束缚感到十分愤慨，另一方面，欧洲所完成的宏伟事业又唤醒了他们，使他们产生了更美好、更自由、更积极地生活的希望。在这方面，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组里的其他人一样，发表意见尖锐而又激烈。我现在无法确切地引述他说过的话，但我清楚地记得，他总是坚决表示反对用来束缚人民的措施，尤其对滥用职权表示愤慨，滥用职权使最低贱的阶级和青年学生吃尽苦头。从他的意见中经常可以听出《穷人》的作者是热烈同情处于最受屈辱地位的人的。根据我们组里一个成员的建议，决定写一些揭露性内容的文章在我们晚会上朗读，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赞成这个主意，答应他自己也参与其事。但据我所知，他来不及写出任何东西。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军官写的，其中讲到当时城里尽人皆知的一桩怪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文不以为然，既指责其内容，又非难其文字形式上的缺点。我这方面，在一个晚间集会上朗读了由我译成教会斯拉夫语的拉门奈的《教徒故事》中的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说，这部作品的严肃的圣经语言，经过我的翻译，比原作生动。自然，他体会的仅是语言的性质本身，不过他的反应对我却是很受用的。遗憾的是我没有把稿子保存下来。在杜罗夫小组存在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产生一种设想： 把得到大家一致赞同的文章用石印印出来，尽可能地广为传播。不过这一设想并没有付诸实行，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朋友，恰恰是所有去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晚会的人，不久就被捕了。
在小组停止活动之前不久，我们组里的一个成员到莫斯科去，带来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的抄本；这封信是因为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而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会上看了这封信，后来据他自己说，他在好些熟人家里看过这封信，叫人抄了副本。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是1849年3月由普列谢耶夫交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侦讯委员会供述，他立即念给杜罗夫与巴尔姆听，还答应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念。（《诉讼案》，页136）4月15日举行朗读。阿赫沙鲁莫夫、季姆科夫斯基、雅斯特尔任勃斯基及菲利波夫供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们稿子，菲利波夫抄了副本。（同上，页101）后来这成了他被判刑与流放的主要理由之一。这封信，以它片面性的奇怪议论在今天未必能吸引得了什么人，但在当时却产生过强大的影响。在我们的许多熟人家里，这封信和也是从莫斯科传来的赫尔岑的幽默文章一样，都有抄本，赫尔岑的文章机智而辛辣地把两个京城作了比较。指赫尔岑的《莫斯科与彼得堡》（1842），对斯拉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文章。大概在逮捕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时，抄走了这些文章的副本，转交给了第三厅。杜罗夫常常朗诵自己的诗，我记得，我们是何等高兴地听他翻译的巴比叶巴比叶·奥古斯特（1805—1882），法国诗人，著有充满激愤之情的讽刺诗集《抑扬格诗集》（1831）。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诗在俄国进步读者中极为流行。的名剧《基阿伊雅》，书报检查机关删去剧中若干首诗。除了闲谈与朗读之外，我们在晚间集会上也常常听音乐。我们的最后一次晚会是这样结束的： 有才气的钢琴家卡谢夫斯基在钢琴上演奏了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
二1849年4月23日，我讲完课回家，遇到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经等我很久了。我一眼就发现他十分不安。
“您怎么啦？”我问。
“您难道不知道？！”他说。
“什么事情？”“费奥多尔弟弟被捕了。”“您说的什么？什么时候被捕的？”“昨天夜里……搜查了……把他带走了……屋子查封……”“其他的人怎么样？”“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被抓走了……还有谁，我不知道……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也要被抓走的。”“您为什么这样认为？”“安德烈弟弟被捕了……他从来不和我们在一起，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的……他们搞错人了，把他当成我，抓走了。”我们约好立即分头去打听，我们的朋友中还有谁被捕，晚上再碰头。我首先到杜罗夫的寓所： 屋子的门锁着，门上有政府机关的大印。在莫斯科兵营的毛姆贝利处，瓦西里耶夫岛上的菲利波夫处，也看到同样情况。我问勤务兵和看院子的，他们回答我说：“先生夜里给抓走了。”毛姆贝利的勤务兵认识我，说话时眼泪汪汪。晚上我拐到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处，我们交换了打听得来的消息。他去找过我们共同认识的其他几个朋友，得知他们大多数是昨天夜里被捕的。根据我们打听到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被捕的只是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参加聚会的人，属于杜罗夫小组的人暂时还平安无事。对这个小组，当局显然还不知情。如果杜罗夫、巴尔姆与肖尔科夫也被捕，那么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晚间集会，而仅仅因为他们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有来往。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经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捕分明是因为他们搞错人了，把他的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抓了去。所以，他也危险临头，整整两个礼拜，他天天晚上等待着避不开的客人光临。这期间，我们天天见面，交换消息，尽管我们打听不到重要消息。除了城里流传的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谣言(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有添油加醋的说法)之外，我们只打听到逮捕了将近三十人，首先全部解往第三厅，然后再解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关押在单人牢房里。现在了解清楚，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早就在密切注意中，内政部有一个年轻人，假装成同情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打入晚会，积极参加聚会，主动引诱别人发表激进的言论，然后把晚会上说过的话记下来，交给有关方面。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说，他早就觉得此人形迹可疑。后来很快得知，为了调查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委员会，以要塞司令纳博科夫将军为首，由陀尔戈鲁科夫公爵、列·瓦·杜别尔塔、加加林公爵以及雅·伊·罗斯托夫采夫等人组成。陀尔戈鲁科夫，1856至1866年间任宪兵队长和第三厅厅长。列·瓦·杜别尔塔，陆军中将，1839至1856年间主持第三厅。雅·伊·罗斯托夫采夫，1835年起任主管军事学校的总参谋长。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大清早，有人来对我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昨夜被捕了。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49年5月6日夜里被捕的。
他的妻子和孩子毫无财产，因为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担任过公职，没有任何财产，单靠为《祖国纪事》写些文学作品过活，每月撰写“国内评论”，发表些小小的中篇。随着他的被捕，家属顿时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只有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帮助他们度过这一不幸时期。我深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谦逊，克制，并不特别为他担忧。他尽管也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但是他对那里的大多数客人并没有好感，他常常向我表示，那些比较极端而又不谨慎的人竟在那里发表激烈的言论，他是很不赞成的。据我所知，在他身上是得不到任何十分危险的口供的，况且后来他几乎完全与小组脱离了。因而我希望他的拘留时间不会长，我的猜想果然不错。
1849年5月底，我在克列斯托夫岛附近的科尔托夫村租了一套夏季住宅，把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儿子接来做客。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当时七岁左右。他妈妈每星期来看他。有一天，好像是七月中旬，我坐在小花园里，忽然小费佳叫喊着向我奔来：“爸爸来了！爸爸来了！”果然，这天早晨我的朋友获释了，他赶紧来看儿子，和我见面。经过两个月的分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活地拥抱，情况可想而知。晚上我们到岛上去，他向我讲了他的被捕、蹲单人牢房、侦讯委员会的审问以及他作供词的详细情况。他也告诉我，向他提问的疑点有哪些是针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我们推论，尽管他仅仅因为有自由主义的言论，指责某些要人，扩散当局禁止的著作以及别林斯基那封要命的信而受到控告，但是，如果他们要把案情看得严重起来——在当时十之八九是这样，——那么结局可能是悲惨的。诚然，有几个被捕的人四月间已陆续获释，可是关于其他人的谣传却无法叫人放心。据说，许多人要去流放，不可幸免。
夏天过得凄凄惨惨。我的一些亲密朋友，有的关在要塞里，另一些友人待在别墅里，有的在巴尔果洛伏，有的在皇村。我和维坚斯基偶尔见面，和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星期见面。八月底，我又回到城里，我们开始互相频繁地来往。关于我们的朋友们的消息很不确实： 我们只知道他们身体还好，但未必有人会获释。侦讯委员会的调查会议已经结束，只须等待案件的最后裁决了。然而离最后裁决还很遥远。秋天过去，冬天也慢慢地过去，直到圣诞节节期之前，被告的命运才决定。使我们极其吃惊和害怕的是，所有的人一律被判处死刑（枪决）。不过，大家都知道的，这一判决没有执行。临刑那天，所有判了刑的人都被带到谢苗诺夫练兵场，在这刑场上向他们宣读了新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让他们活命，死刑改判其他刑罚。根据这份判决书，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流放，服苦役四年，期满后他将被编入西伯利亚常备军的一个营当列兵。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那么突然，我和他的哥哥都没有到谢苗诺夫练兵场去，等我们得知朋友们的遭遇，一切都已经结束，他们又被押回彼得保罗要塞，只有彼得拉舍夫斯基被直接从刑场送往西伯利亚。
判了刑的人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从要塞送去流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谢苗诺夫练兵场宣判之后的第三天，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我处，说是他的弟弟当天晚上要出发，他去和他告别。我也想去和他告别，因为要很久看不到他，也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见到他了。我们乘车去要塞，直接找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位少校教官马依杰勒，希望通过他得到准许，见上一面。这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他明确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确实当天晚上就要解往鄂木斯克了，可是除了近亲之外，没有要塞司令的允准是不许与行将出发的人见面的。这一情况起先使我很伤心，然而我知道纳博科夫将军心地善良，为人宽厚，决定亲自去找他，请他允许我与朋友告别。我的希望没有落空： 要塞司令决定让我也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杜罗夫见见面。
我们被领到司令部底层的一个大房间里。早已是晚上时分，屋里一盏孤灯照明。我们等候了许久，要塞里的自鸣钟用各种不同音调敲了两次一刻钟。门终于开了，门外响起枪托的砰砰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在一名军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们互相热烈地握手。尽管他们在单人牢房里关了八个月，可是他们几乎没有改变： 一个的脸上依旧是严肃而安详的神情，另一个的脸上依旧笑容可掬。他们两人都已经穿上犯人出外穿的囚衣——短皮袄，毡靴。要塞的军官知趣地坐在离门不远的椅子上，一点也不使我们感到拘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首先把自己的喜讯告诉哥哥，他并没有和别人一起吃过苦头。接着关切地询问起他的家属与孩子们，他们的身体和功课，极为详细。在我们会见期间，对家属和孩子他问了好几次。问到他们监禁在要塞里的情况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特别亲切地谈到对司令的意见，他经常关心他们，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两人对法庭的无情和判决的严厉都丝毫没有表示一点抱怨。未来的苦役犯生涯没有使他们感到害怕，当然，这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苦役生活对他们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告别，任何人都会发现，他们之中，是自由地留在彼得堡的那个更加痛苦，而不是即将去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哥哥的眼里泪水汪汪，嘴唇发抖，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平静自若，反而去安慰哥哥。
“别哭了，哥哥，”他说，“你知道我的，我又不是去进棺材，你也不是送我去墓地，——服苦役的不是野兽，是人，说不定是比我优秀的人，说不定是比我更有价值的人……我们还会见面的，对此我是满怀希望的，——我毫不怀疑我们还会见面……您要写信给我，等我在那边安顿下来，您可要寄书给我，要些什么书，我写信告诉你，因为以后还是能够看书的……等我服苦役期满——我要动手写作。这几个月我经历了许多事情，自身的体验也很多，到了那边我还会看到和经历许多——将来会有东西可写的［……］”我们的见面延续了半个多小时，可是我们只觉得时间很短，尽管我们说了许许多多话。要塞上的钟凄惨地敲响，少校教官进来说，时间到了，我们该分手了。我们最后一次互相拥抱，握手。
我当时并没有预感到和杜罗夫永远不会再见面了，跟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八年之后才见面。我们向马依杰勒道谢，感谢他的通情达理。他对我们说，我们的朋友一个钟头以后就要出发，或者甚至还要早些。他们在一名军官和两名押送队的士兵的押解下穿过院子走了。我们在要塞里还逗留了一会，然后我们出来，站在判了刑的人将要经过的大门旁边。夜色明亮，并不寒冷。要塞钟楼上的自鸣钟打了九点，两辆驿站的雪橇从大门里奔驰而出，雪橇里各坐着一个犯人和一个押解的宪兵。
“别了!”我们叫道。
“再见!再见！”他们回答我们。
三现在我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被捕的事摘引在这里，这是他自己的说法，1860年流放回来后题写在我女儿的纪念册上的。这则故事逐字逐句就原样摘引在下面： (1849年)4月22日，或者最好是说23日，凌晨三点多钟，我从格里戈利耶夫处回家，上床睡觉，立即睡熟。过了不到一个钟头，我迷迷糊糊地发觉有几个形迹可疑、非同一般的人走进我的房间里来。军刀无意间碰到了什么东西，铮的一声响。奇怪，什么事情?我使劲儿睁开眼睛，听到温和的并不使人讨厌的嗓音：“起来!”我一看，是区警察局局长或派出所所长，蓄着漂亮的络腮胡子。可是讲话的不是他；讲话的是一位先生，身穿天蓝色制服，佩中校肩章。
“什么事情？”我一边问，一边从床上欠起身子。
“奉命……”我一看： 果然是“奉命”。门口站着一个士兵，也穿天蓝色制服。他的军刀也碰得铿铿地响……“咦？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想。“请让我……”我刚开口说。
“没什么，没什么！穿衣服吧。我们等您，”中校以更加讨人喜欢的声音说。
我穿衣服的时候，他们要求查看全部书籍，开始搜查；他们寻到的东西不多，但全都搜遍了。他们把我的稿纸和信件仔细地用绳子捆了起来。警察局长这时表现出许多先见之明： 他爬到炉子里，用我的长杆子烟管在陈炉灰中拨弄了一番。一名军士级宪兵按他的要求站上椅子，爬到炉台上去，可是从炉台的边沿上掉下来，扑通一声摔在椅子上，再从椅子跌到地板上。这时有先见之明的先生相信炉台上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了。
桌上有一枚十五戈比的银币，旧而翘曲。警察局长注意地打量了一会，最后对中校点了点头。
“是不是假的？”我问。
“唔……这要查起来看……”局长嘟囔一声，结果把这枚银币也牵到案情中去了。
我们出来。惊慌的女房东和她的佣人伊万送我们出门。伊万虽然也很惊慌，可是看上去有一种迟钝的庄重的神气，只不过这是由眼前事情所引起的并非快乐的庄重神气。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士兵、我、警察局长和中校坐上马车。我们朝丰坦卡，朝夏园旁边的链子桥驶去。
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我遇到许多熟人。大家都睡意未消，默默无言。有一位文官先生，官衔很大，接待来人……穿天蓝色制服的先生们押着形形色色的受害者不断地进来。
“这下子真是到了尤里耶夫节了！”尤里耶夫节是俄历11月26日。旧俗在这节日前后一周，农奴可以换东家。后来这一权利取消了，于是这句俗话便成了“这下子糟了”、“没指望了”的意思。不知是谁附在我耳朵边说。
4月23日果然是尤里耶夫节。
我们逐渐围住了文官先生，他手里拿一份名单。名单上面在安东涅里先生的姓名之前用铅笔写着：“发现本案的谍报员”。
“原来是安东涅里！”我们心里想。
他们让我们分散坐在各个角落里，等待最后决定把谁关在哪里。他们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叫作白厅的大厅里，一共十七个人……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杜贝尔特）走了进来……我的故事在这儿打住，因为否则说来话长了。不过我相信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5月24日四［……］想到不得不长时间丢下文学工作，是十分令人痛苦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哥哥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思想。信是12月22日他从刑场回去之后在彼得保罗要塞写的。谈到面临的苦役时，他写道：“宁愿手里拿笔关在单人牢房里十五年，”同时又添加说，“我身上的这颗脑袋生来是搞创作的，它的唯一的兴趣在于研究最高深的艺术生活，它习惯于崇高的精神要求，可是已经被人给砍掉了。”杜罗夫熬不住囚犯生活的艰苦。［……］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幸亏有毅力，对美好的未来从来不曾放弃过信念，所以比较顺利地经受了苦役生活的艰苦考验，虽然苦役生活也影响到他的健康。倘若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在流放之前就有癫痫，那么，病的发作无疑是轻微的，次数也是不多的。至少在他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前，我是没有料到的。可是他到了彼得堡，他的病对于所有与他接近的人来说已不是秘密了。他说，有一次，秋天里，人家派他们到河里去拆一条旧的木船，同时其他囚犯站在齐膝盖深的河水中，杜罗夫的健康，自从那次以后特别受到损害。很可能，这一趟苦差事也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加快了病的发展，达到后来所暴露出来的那种程度。
赦免以后开头一个时期只准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外省，因而他住在特维尔，这样离亲属们可以近一些。他的亲属一部分住在彼得堡，一部分住在莫斯科。他哥哥接到信后立即赶去与他会面。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是个有家眷的人： 他在西伯利亚与寡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结了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是1863年因痨病去世的。这次结婚他们没有生过孩子，不过遗下一个他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归他照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特维尔住了几个月。他准备恢复因服苦役而中断的文学活动，读了许多书。我们都寄杂志和书籍给他。同时，根据他的要求，我把斯拉夫文的《赞美诗集》和卡齐米尔斯基翻译的法文的《可兰经》寄给他，还有《Les romans de Voltaire》法语： 《伏尔泰长篇小说集》。。他后来说他曾构思一部哲学著作，可是仔细斟酌后又打消了这一念头。
这期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办了一家烟厂，营业不错： 他的纸烟附有赠品，行销全国。可是烟厂的业务并没有使他放弃文学。而且，他应我的要求，为《火炬》杂志翻译了雨果的《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法语： 《死囚末日》。，这份杂志当时是我和出版人卡林诺夫斯基共同编辑的。有一天上午，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来到我处，带来了好消息，说他的弟弟获准在彼得堡居住了，他当天就来。我们匆匆赶到尼古拉耶夫火车站，在那里我终于拥抱了我们的被放逐者，分别了将近十年的朋友。我们一起度过晚上。根据我的感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体方面没有变化，看上去甚至似乎比过去精力充沛，丝毫没有失去他一向的劲头。我想不起那天晚上我们共同的友人中还有谁在场，我的印象中只记得这次久别后的初次见面，我们只是交换消息和感想，回忆过去的年代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从此之后，我们几乎每星期会面。我们在一群为数不多的新朋友中闲聊，内容和从前杜罗夫小组所谈的大不相同。有可能相同吗?西欧与俄国在这十年间似乎互换了角色： 在那边，从前吸引过我们的人道主义的乌托邦业已烟消云散，反动势力在各方面都趾高气扬；在这里，我们幻想过的许多东西却开始付诸实现，我们准备改革，改革更新俄国的生活，孕育着新的希望。很明显，我们的闲谈中已没有从前的悲观主义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渐渐地开始谈起他在西伯利亚生活的详细情况以及那些被社会唾弃的人的习气，他在服苦役的监牢里不得不和这些人一起生活了四年。这些故事后来大部分写入他的《死屋手记》。这部作品问世时情况十分有利： 书报检查机关当时已充满了容忍的气氛，文学界出现了一些作品，不久以前这些作品要出版还是无法想象的。这本书的新鲜之处是专写苦役犯的生活，全部故事都是描写可怕的凶犯，基调暗淡，最后，作者本人又是刚释放回来的政治犯，尽管这些情况搞得书报检查机关有几分为难，但是并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回避真实。《死屋手记》果然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影响： 人们把作者看成是新的但丁，他下到地狱中去过，更可怕的是这地狱不是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中。 指屠格涅夫与赫尔岑对《死屋手记》的意见。1861年12月底，屠格涅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十分感激您寄我两期《当代》月刊，我正以极大的兴趣在看，尤其是您的《死屋手记》。浴室那个场面简直是但丁式的。”(《屠格涅夫书信集》，第4卷，苏联科学院，196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页320)赫尔岑在《俄国文学中的新时期》一文中写道，尼古拉一世死后的觉醒时代留给我们一本可怕的书，一首独特的carmen horrendum（吓人的歌)，它将永远高挂在尼古拉的阴暗王国的出口处，犹如但丁在地狱的入口处的题词，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是一则可怕的故事，大概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在他用戴镣铐的手给苦役犯难友画像时，他竟由描绘西伯利亚监狱的风习而创作了一幅布纳罗蒂*式的湿壁画。(《赫尔岑》，第18卷，页219)*即米开朗琪罗。按照当时书报检查的条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从作品中删去关于被流放的波兰人和政治犯的插曲。关于这一对象，他告诉我们不少有趣的细节。除此之外，我还想起他的一个故事，大概也是按照那个书报检查机关的意见而没有放进《死屋手记》里，因为这个故事触及当时颇为棘手的滥用农奴法的问题。我现在想起，有一天晚上，在他哥哥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忆自己的牢狱生活时讲了这则故事，他讲得非常真实，非常有力，使人永远不会忘记。应当在他讲故事的时候听一听他的富有表情的嗓音，看一看他的生动的面部表情，就可以明白他给我们以什么印象了。现在我尽我所能，尽我所记得的来转述这个故事： “我们牢房里有个年轻的囚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道，“沉默寡言，安分守己，不爱说三道四。我很久都没有跟他交往，不知道他服苦役是否很久了，为什么落入特号，只有犯了重罪的人才编入特号。为人小心的监狱长对他的品行有好感，犯人们也喜欢他，因为他性情温和，乐于助人。我们逐渐和他接近，有一天收工回来，他给我讲了他被流放的原因。他是莫斯科附近省份里的一个农奴，是这样到西伯利亚来的。
“他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们的村子不小，也挺富裕。我们的老爷是个鳏夫，年纪还不老，人也不太凶，可就是头脑糊涂，放荡，喜欢搞女人。村里人都讨厌他。我考虑要结婚了，老婆总是要的，况且已经爱上了一个姑娘。我们情投意合，老爷也准许了，我们按教会仪式结了婚。可是我和新娘刚行了婚礼出来，回家去，走到老爷的庄园附近，一下子奔出六七个什役来，拽住我的年轻的妻子往庄园里拖。我冲上去救她，那几个人一下子朝我猛扑过来。我一边叫喊，一边跟他们搏斗，可他们拿长腰带把我的双手捆住。我没法儿挣脱。我老婆就这么给抢走了。他们把我拽到我家小屋里，就这么把手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我扔在长凳上，还派了两个放哨的守住我。我挣扎了整整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很晚他们才把年轻的妻子陪来，给我松了绑。我从凳子上起来，可婆娘扒在桌上哭了，伤心了。我说：“咋啦，伤心呀，又不是你自己要失身！”从这一天起我就寻思，老爷看中我的老婆，我该怎样谢谢他！我在板棚里磨快一把斧子，快得能割麦子，带在身上，不让人家看出痕迹。别的庄稼人看到我在庄园附近转悠，也许已经料到我在打什么主意，可是谁也不来干预，因为咱们村的人都很讨厌那位老爷。不过我守了很久都没有等到机会： 有时候他跟客人们在一起，有时候他身边有听差小厮……不便下手。可我心里好像搁了块石头，他污辱了我妻子，此仇不能不报，眼看着妻子这样伤心，我心里更加痛苦。嗯，有一天将近傍晚时，我走到老爷家的花园后面，一看： 他一个人在小径上散步，没有发现我。花园的围栅不高，是一根根木棍钉成的栅栏。我让老爷稍微走过去一点，我悄悄地一下子越过栅栏。我抽出斧头，从小路走到草地上，免得他先听见脚步声。我从草地上偷偷地跟在他后面走。靠近他的身边时，我双手握住斧头。我要让老爷看到是谁要他流血送命的，所以我故意咳嗽一声。他回过头来，认出是我，这时我一步冲上去，抡起斧头对准他的脑袋砍去……喀嚓一下！我说，为了爱情，给你这一下……立刻，脑浆和鲜血飞迸……他没喘一口气就倒下了。我就到警察局去自首，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嗯，他们把我抓起来，噼噼啪啪揍了我一顿，判我到这里关十二年。’“‘可您编在特号呀，是无期？’“‘这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为了另一起案件，他们判我无期流放，服终身苦役。’“‘什么案件？’“‘我把上尉干掉了。’“‘什么上尉？’“‘犯人宿歇站的站长。看来他这样下场也是命该如此。那是我结果了老爷的性命之后的第二年夏天，我来到一群犯人中间。那是在彼尔姆省。老大的一群人被撵着走。正好又遇到大热天，热得不得了，从一站到下一站的路又很远。大太阳底下把我们晒得都蔫了，大家都疲惫得快要死了： 押送的士兵几乎迈不动腿，我们戴了镣铐不习惯，痛苦不堪。犯人的身体并不个个都壮实，有些人几乎是老头子。其他人整天没有一块面包皮到嘴： 押解途中连得施舍的一片面包也不给，我们只喝了两次水。我们怎样勉勉强强地拖到宿歇站，只有上帝知道。嗯，我们走进宿歇站的院子，有的人竟然就躺下了。我不能说浑身乏力，只不过很想吃东西罢了。当时的宿歇站，只要大群的犯人一押到，就要给犯人开饭。我们一瞧，还一点动静也没有。犯人们就说开了，说这是不给我们饭吃，我们瘦得力气都没了，有的坐着，有的躺下，可是竟然连一块面包也不扔给我们。我觉着这事儿欺人太甚。我自己饿得肚子咕咕叫，那些身单力薄的老头儿更加可怜。“快开饭了吗？”我们问站里的兵。他们说：“等着吧，长官还没下命令呐。”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评评理，听见这种话是什么滋味儿： 公道吗？一个文书从院子里走过，我对他说：“为什么还不吩咐给我们开饭？”他回答说：“等着吧，你不会饿死的。”我说：“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您瞧瞧，人都快累死了，您知道，这样的大热天，路上可是够呛的……快开饭吧。”他说：“不行，上尉有客，正在吃早饭，待会儿吃完了，会下命令的。”“很快就会下令吗？”“等他吃饱了，剔清了牙缝，他会出来的。”我说：“这算是什么规矩： 他自己慢条斯理地享口福，我们可快要饿死了！”那文书说：“你嚷嚷什么？”我说：“我没嚷嚷，我只是说我们没有力气了，连腿都提不动了。”他说：“你吵吵闹闹，煽动别人造反；我去报告上尉。”我说：“我没吵闹，你要报告上尉尽管去告。”这时，听着我们说话，有的犯人也嘀咕开了，不知是谁还骂了站长。文书火了，他冲着我说：“你个造反胚子，上尉这就来跟你算账。”说着走了。我心里好气愤，话也说不出。我感觉到，这事情不犯罪是过不去的了。当时我身上有把折刀，是在尼日尼附近用一件衬衫向一个犯人换来的。现在我记不得我是怎样从怀里摸出折刀，藏在袖子里的。我瞧见一个军官从小房间里出来，脸孔那么红，眼睛鼓得似乎要弹出来，准是酒喝多了。那小文书跟在他后面。“造反胚子在哪里？”上尉直冲着我嚷。“是你造反，咹？”我说：“我没造反，大人，我只是替大家发愁，上帝和沙皇都没说要饿死人哪。”他可吼了起来：“你这该死的东西！我让你看看，上面吩咐是怎么对付强盗的。叫士兵来！”这时我把小折刀拉开来笼在袖子里，想好办法了。他说：“我来教训教训你！”我说：“大人，用不着你来教训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不用你教训也知道。”我说这话是故意气他，让他更加火冒万丈，冲到我跟前来……我估计他受不了，要跳的。嗯，他果然受不了，攥紧拳头，冲到我面前，我趁势身子往下一蹲，朝前一蹦，一刀子捅进他的肚子，从下往上一挑，几乎一直划到他的喉咙。他像一段木墩子似的摔倒了。有啥办法呢？他欺压犯人，把我气疯了的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为了这个上尉，我被判了无期，列入特号。’”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都是犯人讲的，讲得那么平静、朴实，好比讲森林里砍倒一株腐烂的树。他没有夸大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为自己辩白，只当作是一件日常琐事来叙述。然而这个人又是整个监牢里最温顺的囚犯之一。《死屋手记》中有若干处地方跟杀死宿歇站上尉站长的情节相似。不过我所引述的故事是我亲耳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讲的，我转述的语言如果不完全是他的原话，无论如何也是近似的，因为当时这故事使我极为震惊，深深地印入我的记忆中。也许我们的朋友中有人会记得的。［……］回想起他在苦役监牢里不得不与之待在一起的罪犯们，他并不以按教育而论不可估量地高出于他们之上的人那种厌恶与轻蔑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是努力在最残酷的心灵中发掘某种人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从来不抱怨自己的遭遇，既不埋怨法庭判决的严峻，也不为断送了青春年华而嘀咕。诚然，我从其他服苦役回来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嘴里也没有听到过强烈的埋怨，然而那在他们似乎是由于俄国人固有的不念旧恶的本性。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似乎还跟对命运的感激结合起来，命运给了他机会，使他在流放中深入了解了俄国人民，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监狱中长期的艰苦生活他不愿讲，只是热烈地回忆起自己脱离文学创作，不过他总是立即又说，他在出于无奈只好看看一本《圣经》时，他倒是能够更清楚、更深刻地了解基督教的思想了。［……］题解：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米柳科夫（1817—1897），作家，教育家，文学史家，评论家。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团体有接触，出席过杜罗夫的小组，醉心于傅立叶主义思想，用教会斯拉夫语翻译了拉门奈弗里西特·罗伯尔·德·拉门奈（1782—1854），法国政论家，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教徒故事》中的一章。《俄国诗史纲要》（1848）一书使他成名，书中反映了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1858年，由于该书第二版问世，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他的一篇重要文章： 《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米柳科夫和弗·科斯托马罗夫一起写作并出版了《古代世界与新世界文学史》（1862）。他的《俄国诗歌的珍宝》一书出版于1874年。一年后，《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反响》问世。1890年，他的《文学界的会见与交往》一书出版，这里刊登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即摘自该书。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密交往——米柳科夫很乐意强调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友谊关系——应当认为是在1848年，当时米柳科夫因《俄国诗史纲要》一书逐渐成名。他在杜罗夫处遇到巴尔姆、普列谢耶夫、菲利波夫以及毛姆贝利，这些人不久就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米柳科夫本人则竟未受到法庭的传讯。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来后（1859年底），他们先前的友好关系得到恢复，并且几乎一直维持到作家出国（186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9月10日、1863年1月7日致米柳科夫的信，尤其是1866年7月中旬的一封详细的长信上的语气和内容，证明了这一点。这封长信谈到由于长篇小说《罪与罚》遭到《俄国导报》编辑部方面的检查而造成的痛苦。（见《书信集》，第1卷，页299、313、442—444）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日常生活上的亲密朋友，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地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米柳科夫有时甚至带几分讥讽味道：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引用费·米议论报上一则简讯的话说：“根据叙事有点庸俗的语调来看，这件事倒是不会没有米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页7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期间（1867—1871）没有给米柳科夫写过一封信，为了米柳科夫待女儿的态度不好，他倒是几次表示过严厉的看法。例如，1867年10月23日他写信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说：“米柳科夫的情况我早有所闻。这些可怜的孩子，这个可笑的人！既可笑又愚蠢的人！”（《书信集》，第2卷，页53—54；又见《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日记》，页107)
从可靠性的观点来评价米柳科夫的回忆录时，应当估计到这些情况。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集会时期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的地方，尤其应当批判地对待。米柳科夫的有意无意地歪曲真相，还因为他撰写回忆录时距离他所写的那个时代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他记忆中的许多久远的往事因为受到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政府里的和社会上的反动派猖獗的影响而变得模糊与歪曲了。
米柳科夫的回忆录性质的随笔发表在《俄国旧事》1881年第3至5期上，这里以及下面“走向第一高峰”部分（页267—270）所载是根据米柳科夫的《文学界的会见与交往》一书经过删节而来的。（圣彼得堡，1890年，页169—203，207—222)